- 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研究
- 刘燕
- 8415字
- 2021-03-15 17:42:50
序言
以空间格局重塑为着力点破解现代生态难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步上新台阶指明了方向。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战略的提出，既是对生态文明原则和理念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的积极反思和正面回应。
一
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思想具有内在的逻辑与范畴，经过曲折的发展历程，主题越来越深刻，方法越来越清晰，影响越来越突出。为了保证研究的深入进行，必须厘清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科学框定研究视阈，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和研究任务。
生态文明空间格局首先是一种向量，指向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共时性向度。“地理环境属于物质范畴，而空间则是物质的抽象的量的形式”[1]。空间与物质实体相区别，但又与物质运动不可分离。然而，很多时候人们主要强调时间的主导地位，有意或者无意地将空间等同于静止化的背景或容器，忽视了空间本身的革命性、动态性作用。“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2]，不仅包括住宅、厂房、矿山、森林等物质实体的存在样态，而且包括行为的活动范围、组织结构的聚集形态、生物群落的立体结构以及生态位，等等，以土地、地理环境等概念隐喻空间的作用形式显然是不够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思维观念的转变，人类活动的领地从二维、三维向多维空间延伸，从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迈进，由此带动了生产、生活秩序的深度调整。同期，由于过度张扬主体力量，挤占其他生物的栖息空间和资源，破坏了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对生态系统的平衡性、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不是单纯地约束主体的活动空间，而是以空间格局为支点全面协调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探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致力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格局。
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无论是空间格局的自发形成，还是人类对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自觉性建构，本质上都是社会秩序问题，而不是纯粹的、抽象的自然问题。“自然概念是人的实践的要素，又是存在着的万物的总体”[3]。自然空间作为社会空间的基础和源泉，几乎处处镌刻了人的印记，即使是在人迹罕至的北极，科学家们也发现了微塑料颗粒的踪影。人类按照自身的需要和能力改造自然，促进自然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进而为生产生活提供场所、条件和产品。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在一定空间格局的基础之上生成，同时必定造就不同的空间格局。空间格局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所有制结构，体现阶级力量的对比，内含权力结构、利益关系等多方面内容。空间格局的重塑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变革，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的全面调整。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诉求对自然的关怀与保护，但是必须以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协同发展为根本条件。
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以“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4]为研究的出发点。社会、经济、自然等子系统既具有相对独立的功能、结构和运行规律，又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地球生物圈的有机整体。它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建构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等多层次关系，形成人类生存发展的主要场域。“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观点出发，研究各亚系统之间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其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变动规律，其效益、风险和机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是解决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5]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必须廓清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的关系内容和关系形式，明晰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科学把握复合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等运行规律。
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以辩证的和历史—地理的思维框架[6]为基础。这里提到的生态文明不是社会形态意义上的文明，而是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文明。也就是说，生态文明不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而是贯穿于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的文明形式。[7]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内含于生态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共时性结构形式。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既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战略要求，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是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并不是几个词义的简单相加，其理论构建的前提是承认复合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形式。这里提到的空间格局也不是单纯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结构，而是一种“有机”的结构，是类似于有机体骨骼的结构形式，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发展。山脉的走向、流域的跨度、生物群落的分布、住房的区位、人类的迁徙路线与行为空间等共同构成生物圈的总体样态，每一种社会体制都自发或者自觉地践行一种生态体制。发展也是“有机的”，我们评判一种理念或者行为的性质，主要根据这种行为和理念对“有机体”的整体机能是裨益还是损伤。[8]将空间的概念和方法引入生态文明理论之中，形成一种整体性的解释框架，涉及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历史方法与空间方法的有机整合，有助于更全面更客观地分析解决生态问题。
二
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与时俱进的创新勇气和统筹兼顾的领导艺术，必将开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深邃的历史视野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强调将空间格局的重塑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明确提出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的总体要求。其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献密集出场，采用大量篇幅着重阐释了空间格局重塑的部署意见。这一系列战略部署以更接近“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形式展开，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创造性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国土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勾勒美丽中国的壮丽画卷，必须精准定位生态环境问题的症结所在，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宝贵经验，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伟大战略，表达了绿色栖居的高远意境。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9]。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将“美好家园”作为空间格局重塑的前景目标，以期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归属感。建设“美好家园”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福祉，是主体需求体系、责任意识、理性精神的更高层次追求，是精神自由的守望和皈依。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自然情怀，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0]然而，这种朴素的自然观，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具有直观性和思辨性，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相反，通过空间格局重塑构筑绿色栖居的美好目标，是基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丰富经验的科学提炼，是对生存空间竞争白热化、国土空间开发无序、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分布严重失衡状态的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格局的重要载体形式。
三
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层面上触及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主题，积累了很多重要的理论成果，为进行本课题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关于生态问题的空间批判范式。在社会批判理论空间转向之际，一些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重申了马克思的空间立场，旨在将空间从“历史决定论”的主线中释放出来。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思想，是理解地理空间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但是当代世界的空间生产、空间尺度和空间作用机制远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复杂，而马克思对空间问题的论证还不够彻底。“一方面，都市化、地理转型和全球化的问题，在论证里都被赋予显著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地理再结构的潜在复杂后果，却在一种最终推崇时间和历史甚于空间和地理的修辞模式里消失了。”[11]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试图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以科学阐释历史地理的变化趋向。其间，他们虽然初步论证了资本与自然的矛盾，零散论及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生态后果，但并没有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层次揭示空间资本化的反生态属性，也未形成关于生态问题的系统性理论框架和立体化批判范式，最后只是寄托于乌托邦式的责任构想。
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问题的空间向度诠释。生态马克思主义初步触及了生态环境恶化的空间表征，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路线进行了论证。其中，福斯特以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为基础，批判了资本主义体系下城乡分离的生态后果以及其在国际层面的扩散。奥康纳强调，工业资本在所有权及控制力方面的集中化倾向，加速了欠发达国家的自然条件恶化，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伯格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包含能量的保存与转换，尤其是关于大工业与农业联合的思想论及了熵的扩散，可以为环境退化提供合理解释。不过，由于对空间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不够清晰，因此缺乏对资本主义空间运行逻辑的全面透视，对生态问题的空间向度批判也不够深入和主动。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演绎。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维，强调人类生命、其他生命形式以及养育这些生命的物理和化学条件的深度统一，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的进化不仅包括生物维度的进化，而且包括思想、文化以及世界观等维度的进化。基于不同层级之间的互动形式，他们认为生态系统的进化包含各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总体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为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其主体思想迁移了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缺乏对社会有机体的制度特征的深入阐释，而且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存在误读。但是，他们关于方法论的批判性探索为解决现代生态问题提供了启发性思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零散论及生态文明的空间布局。其一，阐释了自然空间的地位和发展方向。张康之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中包含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历史空间等三重结构，而自然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冯雷认为，社会空间是以种群方式生存的人类的自然属性。胡潇指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现实环境及各类空间事件，是人之生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投射与物性复现。其二，阐释了空间生产的生态效应。庄友刚认为，空间生产倒逼资本生态化，当空间生产日益成为资本积累的直接途径的时候，也造成了解决生态问题的客观趋势和主动行动。熊小果、李建强则完全否定资本的生态逻辑，认为空间生产并不比工业生产更“绿色”。李春敏、章仁彪论证了全球自然空间的过度资本化问题。其三，阐释了国土空间治理思想。张云飞从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坚定不移地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坚持统筹领土、领海和领空的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加强生态城市建设，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等方面论述了习近平生态治理方略的空间维度。强乃社论述了生态问题的空间特征，以及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与生态文明的空间布局之间的关系。从总体来看，国内学者或者侧重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属性，或者侧重批判资本空间生产的野蛮和残酷，但尚缺乏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空间维度的系统化解读与阐释。
四
本书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选题的独特性。本书从空间维度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充分汲取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成果，有利于推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发展，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新思路。
2.学术观点的创新性。近年来的研究或者偏重于社会问题的空间向度表达，或者偏重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时间维度思考，或者在个别领域零散提及生态问题的空间向度，尚未突出空间概念和分析方法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内生性意义。本选题立足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格局，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向度着眼，在研究视野上具有宏观性、全面性，在学术观点方面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新颍性。
3.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系统性。基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综合性，本书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以期得到更合理的结论。一方面，运用文献学、有机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系统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思想；另一方面，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比较研究等方法探索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实践前景。
4.研究思路的立体性。本书在充分研究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思想文本系统的基础上，以其思想内核、主要内容为横向结构，以其发展脉络为纵向结构，形成主体理论框架，进而将文本和理论研究引向现实，形成关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空间格局重塑的总体认识。
五
认识事物的方法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明确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是扩展研究视阈的基本路径。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以期科学回答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一，文献研读法。部分学者认为空间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之未竟事业，他们只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间向度，存在曲解或弱化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状况。经过文本考察可以发现，空间议题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始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自然辨证法》等经典著作中，曾经犀利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国际空间霸权、城乡空间分异、工人居住环境恶化等空间异化问题。他们认为，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土地、车间、城乡是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顺利开展的外部环境，空间生产、空间扩张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要全面把握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存在形式、动力基础、层次结构，必须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藏。无独有偶，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进行了空间批判方面的理论探索。其中，列斐伏尔认为，生产空间包括空间中的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主要表现在城市扩张、社会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组织问题等内容，包括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的空间等三个环节。[12]大卫·哈维侧重研究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空间变革以及微观领域中的空间组织生产，力图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规模问题来识别和评估环境问题的严肃性，强调人类对自然的责任。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印发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献，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力度阐释了构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主张。综合以上考虑，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文献研读，从而为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首先，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相关经典文献，探讨和总结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主体内容及逻辑框架；其次，要重视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知识的积累，探究“三生空间”[13]的演进机制及发展趋势；再次，要汲取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以拓宽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和举措。
第二，从人体解剖到猴体解剖的发生学考察法。“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4]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未来是现实的活动和谋划。要正确判断和科学把握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历史方位，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将其置于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宏观历史和微观历史的多重时空尺度中，进行系统考察和全面分析。要科学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未来走向，必须坚持逻辑推演与历史过程相符合，贯彻客观性、辩证否定、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统一及阶段性与全面性相统一的根本原则，为形成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创造条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格局呈现独立性、差异性的特征，空间之间的隔阂和对立阻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往来，不利于世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制与强制性的社会分工为异化劳动的发生培育了土壤，并造成“三生空间”的全面异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金融帝国主义共处于一个时代主题之下，只有彻底批判资本空间化的生态后果，才能为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提供可行性建议。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社会所有制，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必将推动“三生空间”的和谐发展，进而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三生空间”是在历史延续中发展的，成熟形态的“三生空间”包含了以往空间结构的一般形式胚芽。本书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结构为重要蓝本，深入研究“三生空间”的发展历程，系统追溯“三生空间”的生成条件和演进机制。
第三，系统哲学研究法。系统哲学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汲取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以及系统科学等自然科学成果，提炼出一系列探索复杂系统的观点和方法。中国学者乌杰、张中夏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将支配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概括为整体优化律、差异协同律与结构功能律等一般规律，进一步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复杂运行机制和深层内在规律，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方法论依据。“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覆盖物质能量信息的多层次流动，内含能源资源、生态功能、地理环境、灾害属性等社会特质，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多样性等特征。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功能结构，必须统筹社会系统、经济系统、自然系统的复杂关系结构。运用系统哲学的研究方法，即在地球生态系统的框架下，对“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共生性结构以及交叉运行机制进行全面考察，对“三生空间”的生成条件、复杂结构、演变进程进行全面论证，对空间格局的基本要素、基本环节、基本要求进行全面权衡，以促进空间结构的优化，空间效率的提高以及空间效益的全面提升。
第四，实践第一研究方法。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了自身，创造了属人的对象世界，推动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协同演进。实践是自然与社会普遍联系的基本纽带，是空间格局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劳动是社会实践的最基础、最要害形式，“三生空间”是劳动主体、劳动储备、劳动过程、劳动更新的基础和源泉。其中，生产空间是劳动进行的主导性结构，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决定性形式；生活空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普遍存在方式，人类的吃、穿、住、用、行、交往等最基本需要都是依托生活空间得以实现；生态空间是指山川、湖泊、湿地等自然环境，是劳动主体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直接呈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不过从总体来看，三者是彼此交叉的共生性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制度条件，劳动者不但可以自主支配劳动能力，而且可以自主支配劳动成果，为形成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提供动力源泉。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的能力并未充分释放出来，分工并不是完全自愿，劳动的外在必然性并没有完全消除。科学潜力的释放还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社会物质产品并未达到极大丰富的状态，还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劳动竞争是合法存在的，劳动成果受经营条件、交易环境的影响而存在个体差异。人们对经济规律、生产规律的认识尚需时日，生产空间的布局尚不能很好地统筹兼顾经济基础、人口分布、自然地理、能源资源等条件因素，城乡失衡、区域失衡、行业失衡的现象仍有存活土壤。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既要根据劳动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水平，科学把握国土空间格局开发利用的现状、形势和症结，也要以实践为基础，推动观念、技术、制度等关键领域的全方位变革，努力构建资源节约与保护环境、非均衡与均衡相统一的空间格局，倾力打造高效、宜居、安全的空间结构。
[1]冯雷：《社会空间的成立及其不同形态——人类学哲学的视角》,《哲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5页。
[3][联邦德国]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页。
[4]马世骏、王如松：《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报》1984年第1期。
[5]马世骏、王如松：《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报》1984年第1期。
[6]参见[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7]参见张云飞《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页。
[8]参见[苏]Е.费道洛夫《人与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进步》，王炎庠、赵瑞全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11][美]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王志弘、王玥民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