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返乡社会适应的个体特征影响因素研究

（一）个体的自然属性

1.性别

男女在返乡适应方面的体验有所不同。[62]有研究显示，女性在返乡适应中的问题和困境主要集中于家庭和日常生活，且女性比男性对社会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伽玛和彼得森（Gama and Pedersen）发现女性返乡者在家庭生活中遇到更多挑战，她们返乡后疲于满足亲友对她们的角色期待。[63]吴新宇从性别视角考察中国朝鲜族女性在跨国流动过程中的社会性别重构问题。研究认为，朝鲜族务工女性在跨国务工过程中，其对家庭分工和家庭角色的认知都有着重大改变。走出家庭和国门带来了家庭地位的上升，但也使其在返乡回归家庭时与本土文化产生思想观念方面的冲突和矛盾。[64]

与上述研究相悖的是，苏斯曼（Sussman）研究发现性别与返乡适应困境没有显著关联。性别与返乡适应，特别是不同性别在不同的出国目的和返乡方式条件下，会遇到怎样的返乡困境，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65]

2.年龄

年龄作为返乡适应研究的第二大变量，得到了学界普遍关注。大量研究显示，年龄与返乡适应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返乡适应程度越高，返乡压力越小。[66]年龄不仅与心理压力有关，同时也与返乡后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多寡有关。因为年轻人比老年人的文化学习能力和个人调整技能更高，使得他们在旅居期间更有可能发生深刻的社会文化身份变迁，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增加了年轻返乡者的返乡适应困难。[67]也有学者对年龄与返乡适应的关系提出了质疑。根据一项对芬兰返乡者的研究显示，老年人比青年人更难适应返乡生活，其原因可能是在芬兰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年龄歧视造成的。[68]

还有学者对年龄和返乡适应类型进行了研究，发现年轻人更关注新建立的人际关系，而年长者更关注工作与职业所带来的焦虑感。

（二）个体社会属性

1.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在情感和心理层面对返乡者产生重要影响。对近年留学生返乡研究显示，宗教信仰对归国留学生的家庭互动和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些人在国外养成的自由行为习惯和价值观与母国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相冲突，所以加大了其返乡适应的难度。[69]因为此类研究对不同区域和不同宗教信仰对返乡适应过程的影响还很有限，应谨慎理解且深入细化相关研究。

2.婚姻

大量研究发现，单身旅居者比已婚同事更易感到焦虑。[70]单身返乡者会比已婚返乡者面临更多的社会问题，且更倾向认同客居国文化。因为已婚返乡者的配偶会对返乡者的回归起到积极的支持作用。[71]此类实证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外交人群，其他群体的婚姻与返乡适应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3.社会经济地位

尽管有大量研究证明，由于公司外派员工在返乡后失去社会地位和一定的收入来源，影响了其返乡适应情况。但是学者们对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归国人员返乡生活的影响方式却鲜少研究。[72]从而没有足够的实证研究证明社会经济地位与返乡适应之间的关系，仅有的实证研究也仅关注的是北美或西欧白人中产阶级群体。[73]

4.性格

学者们就性格特点对返乡适应的影响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有学者认为，影响返乡适应程度的性格特质主要有三项：开放性、性格力量和积极性。[74]还有学者认为，强自我印象、自我效能和坚忍的性格对返乡适应有着正面作用。[75]在返乡职业发展语境下，五大性格特点得分较高者更容易展现积极和正面的工作表现。这五大性格特征是指：外向性，自觉性，开放性，情感稳定性和随和性。[76]

（三）个体生命历程

1.跨文化与跨境流动经验

马丁和哈雷尔（Martin ＆Harrel）提出先前的跨文化经历对后续的跨文化行为起到积极作用的假说。[77]但汉默尔等（Hammer et al.）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先前的跨文化流动经历与返乡后的生活满意度和适应难度无关。[78]这一发现再一次挑战了文化习得理论。苏斯曼（Sussman）认同汉默尔的研究结果，同时提出多次返乡影响旅居者的跨文化身份认同。[79]

2.受教育程度

返乡者在出国前和出国后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其返乡社会适应水平。托马斯（Thomas）认为返乡后的就业问题是影响返乡社会适应水平的。返乡者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对其返乡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乌干达人口普查数据有关海外归国人员的教育程度与就业数据的分析，托马斯发现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返乡者并没有因其跨境或跨文化流动而拥有明显的就业优势。相反，拥有大学学历或者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返乡者比本土未流动劳动者的就业水平高。[80]皮拉查和瓦丁（Piracha ＆Vadean）进一步发现学历较高和经济条件较好的返乡者自主创业概率更高。[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