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字眼。从19 世纪40 年代中国的封建主义大门被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打开以来，实现现代化一直是萦绕在几代国人脑海中的梦想。笔者儿时关于现代化的经典记忆，就是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到了21世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经过国人上百年的不懈奋斗，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四个现代化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时至21世纪，我国绝大多数地方不仅早已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且汽车、冰箱、空调也进入了千千万万普通居民家庭。然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仍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还要上百年的时间以至更长”。

的确，电灯、电话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以电话、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进器，在我国现代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各民族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方面各具特色，大众传媒的作用亦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功勋卓著”。笔者于1973年出生在湘西南侗族地区，从儿时起便接触乡村广播、露天电影，听到要放电影时欢呼雀跃的情景仍历历在目。20世纪80年代，播放香港武打片的录像厅曾遍及湘西南侗族地区各个乡镇，门口人头攒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电视渐渐进入了一些先富起来的侗族同胞家中。虽然是14英寸的“小铁盒子”，但是其魔幻般变化出的生动画面却深深吸引了全村老少，孩子们忘记了回家吃饭，大人们忘记了上山干活儿。20世纪90年代末，以数字卫星电视、手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我国取得快速发展。无论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乡村的田间地头，新媒体已经悄然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举止、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进而影响到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

笔者1997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湖南侗族的主要聚居地——怀化市从事媒体工作，更是切身体验到了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影响，对发生在侗寨苗乡鲜活的“媒介事件”产生了浓厚兴趣。从2005年起，笔者有机会再次走进学校深造，继续民族学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并开始思考大众传媒究竟是怎样影响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笔者接触到了文化传播学派、功能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创新扩散理论、人格学说、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后现代等一系列现代化与文化研究理论，开始了与拉策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帕克、李普曼、麦克卢汉、波兹曼等一大批学术前辈对话。经过学习，笔者了解到，虽然关于大众传媒与文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观点各异，方法有别，然则对大众传媒影响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机制、方式的研究仍然少有人涉及，值得深入探讨。因为要深入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大众传媒是一道绕不过的坎。因此，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便以此为题对大众传媒与芷江侗族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初步探讨，然而由于时间和学识有限，未能深入。2011年，笔者走上高校工作岗位，有机会继续开展科研工作，围绕现代化背景下的大众传媒与湘西南侗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这个主题，继续开展研究，并有幸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资助。

湘西南，顾名思义，是湖南的西南部，从行政区划上看，包括今湖南省的怀化市、邵阳市、永州市三地交接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区位及历史背景，湘西南地区长期以来属于“化外之地”，是“被遗忘的角落”，也是我国侗族同胞的主要聚居地。侗族作为我国南方一个十分重要的少数民族，具有十分独特的民族文化。湘西南侗族又因其特殊性，长期以来较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现代化背景下的大众传媒与侗族社会文化变迁因涉及学科较多、研究面广，一直少有人问津。因此，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就显得“颇有意义”。

本研究属于交叉性课题，涉及传播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生态学、信息生态学等多个领域，其意义也体现在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民族问题研究、现代化研究、文化研究及传播学理论研究四个方面。其一，本研究可以丰富民族问题研究。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民族问题不仅是影响我国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关键问题，也是影响国家稳定和安全的重大问题。民族问题研究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关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方面的民族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是对传媒与民族问题的研究还显得十分薄弱。本研究关注大众传媒影响下的侗族社会文化变迁，以及大众传媒影响侗族社会文化变迁的方式、机制及特点等问题，可以丰富我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其二，本研究可以丰富现代化理论研究。目前我国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多为理论介绍、分期研究、政策研究，以及诸如工业、农业、交通、教育方面的专门现代化研究，区域性研究则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研究尚待深入[1]。湖南现代化研究多集中在对长沙及其周边地区，湘西南侗族地区的现代化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只有刘鹤[2]、石方军[3]等少数研究者关注到了湘西早期现代化发展过程，而对湘西南侗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特点、影响因素、影响方式的研究仍然十分欠缺。本研究关注现代化背景下湘西南侗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总结大众传媒影响侗族社会文化变迁的方式、机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可以丰富我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其三，本研究可以丰富文化变迁理论研究。文化变迁是文化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影响文化变迁的因素很多，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科技、战争等方面。作为影响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从20世纪开始大众传媒便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但国内文化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代化早期具体报纸或杂志对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如《大公报》对晚清居民现代化行为方式的影响。近年来，研究者对大众传媒对文化变迁的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对各种现象的民族志描述，如郭建斌对电视影响下的独龙族文化变迁研究、李霞对电视影响下的彝族文化变迁研究等，缺乏对影响方式、机制和特点的深入探讨。本研究关注大众传媒影响民族文化变迁的规律、机制和特点，可以丰富目前的文化变迁理论。其四，本研究可以丰富新闻传播学理论。民族新闻传播是独具特色的新闻传播学领域，对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发展现状、特点与问题的研究，以及大众传媒影响民族文化变迁的方式、机制和特点的研究，可以丰富和发展新闻传播学理论视野。

本研究的实际意义也是比较“显著”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我国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团结的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而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成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必须实现各民族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和共同团结。而我国许多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原因，其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非民族地区。湘西南侗族地区又是特殊之中的特殊，地理区位偏僻，自然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国家政策长期偏移，与湖南省内其他地区相比，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还十分落后；与全国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大。要实现与其他民族地区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急需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助。其二，对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以较为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发展现状、特点与问题的研究，以及大众传媒影响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特点、问题及机制的研究，可为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提供决策与参考依据，对民族地区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三，对民族文化传承、传播与保护的启示意义。文化是人类发展的根基，保护文化就是保护人类发展的根基。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态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发生急剧变迁，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濒临消亡的危险。本研究分析了大众传媒影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方式、机制与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民族文化传承、传播和发展的措施与对策。其四，对民族新闻传播实践的参考意义。民族新闻传播是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研究对于党的新闻传播实践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在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正确把握大众传媒与民族社会文化的关系，如何准确理解大众传媒的角色与定位，提高民族新闻传播的实效，维护和谐的民族地区媒介生态，对我国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