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一 系统论
系统是指由若干既有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处在一定的环境中，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集合体。其含义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整体性。即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整体性及相互关联性，由多个子系统组成一个完整系统。这是系统的本质和基本特性。因而合理组织和协调创新要素，既能够突破单一的要素功能，又能实现协同创新网络的整体功能。
（2）结构组织性。即一系列要素之间彼此联系、互相制约，构成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组织秩序、联系方式和控制关系的结构。各个子系统之间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使它们之间形成相互依存与制约的结构和联系。这决定了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3）功能性。即系统在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及作用中表现出来的特定功能和能力。系统及其子系统均有彼此明确的功能，如信息系统的功能是对信息的收集、储存、传递、加工和使用等，进而实现目标。
（4）互动性。即系统之间与其各个子系统相互影响。
（5）层次性。即系统有序分层。层次性决定于物质在广延性和持续性方面所表现的状态。协同创新网络的各个子系统在各自的层级发挥作用，实现网络整体运行。
（6）开放性与环境适应性。只有开放，要素才能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向最优化方向发展。
系统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把要研究的任何对象都当成系统看待。如知识产权系统是由管理要素、科技要素、人力要素、法律要素等构成的系统。相应地，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若只重视其中的一个方面，并不能保证其整体作用的发挥。知识产权管理应遵循系统规律，整体把握与其子系统工作相结合，建立并完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对既有的知识产权系统调整优化，发挥系统整体的作用。基于系统论理论，知识产权系统还应与总体战略系统及其他子系统匹配、协同，形成有序、和谐的状态。
斯科特（2003）认为，开放系统正在迅速取代日益难以为继的独立、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近年来，著名的资源观强调，企业在市场上制胜的关键在于对内部资源的发掘利用和对外部资源的充分利用。戴尔和辛格（Dyer and Singh，1998）、古尔蒂（Gualti，1999）认为，资源存在于企业内部，也存在于企业之间的网络中。他们认为，企业之间的稳定关系是一种带来经济租金的“网络资源”（Dyer and Singh，1998；Gualti，1999；Gualti et al.，2000）。彭罗斯（Penrose）提出，可控制的资源多寡决定企业发展的边界，尽管这一解释没有达成与新古典经济学拥有的逻辑一致性，但对企业的战略实践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周建，2004）。沃纳费尔特（Wernerfelt，1984）[17]、巴尼（Barney，1986，1991）等提出的竞争优势，是集合集成一系列资源束，是企业拥有的稀缺、独一无二的和不可模仿的资源。
协同创新网络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个特性（Edquist，2001）：①学习是创新的基础和基本过程，是在协同创新网络中各个组织之间交互进行的，而不是孤立进行的创新；②制度重于科技，是科技进步的关键；③演化是创新过程的根本特征。
网络与系统是紧密相连的。国内学者多基于系统论视角阐述网络。如魏江（2003）提出，网络拥有各个要素之间的核心、辅助和外围三个层次，反映网内不同节点之间的创新联系方式，是指价值链上的不同创新主体为获得和分享资源而通过一系列正式契约或非正式契约联结而成的多维向量的创新网络，体现系统内不同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主体互补互动，构成网络内以企业为中心的纵横交错的创新网络。
系统论认为，创新网络是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和信息资源以及创新成果资源构成的系统，这些资源是相互依赖与作用、不断演化的。
二 协同论
“协同”不是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首先明确提出的，但他的劳动分工论中隐含着协同的思想。其后，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分工理论，他提出了“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的思想。之后，许多著名学者基于不同视角研究“协同”，协同理论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协同论源于自然科学，但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管理领域。从外部来看，协同论主要运用于联盟、网络和科技经济发展领域，用以研究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创新网络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实现有效治理需要其各个子系统之间协同，协同机理在内部治理、战略决策的制定方面受到重视。
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1971）提出协同论，认为协同是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互相协作，使系统形成新的结构和特点的过程[18]。他认为，普遍存在的无序（混沌）和有序（协同）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协同论属于系统论的组成部分，是以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控制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其将研究对象看作由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子系统之间发生能量、信息交换等作用，经过系统内部组元互动，形成宏观有序结构的规律，从而形成系统的统一和联合作用。这个系统要开放，既要大力引进促使系统进步的因素，又要尽量规避或减少负面因素的流入。陈劲认为，协同是指两个因子或个体协同一致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
1965年，美国战略管理学家安索夫（Ansoff）在《公司战略》一书中首次使用“协同”的概念，他运用协同论解释整体与各个相关部分的互动关系，强调在系统中各个关联的因素互动会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这是单个组成部分不能够独自产生的协同剩余。安索夫认为，在企业管理中，协同能够带来价值增加和价值创造。主体目标利益驱动、多功能整合，促进各个子系统之间同向合作、相互配合互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集聚资源、形成合力；降低或消除在非协同状态下出现的一系列负面效果，从而减少或规避内耗和重复研发，充分利用资源，提高相关要素和系统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耦合度从而产生协同效应。
通过协同获取和创造新的资源及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获得互补性知识，形成组合优势；②获得创新知识；③获得技术转移机会，即协同创新网络为有效的技术转移提供一种新的形式，这种技术转移常常使技术跳跃发展，增强竞争优势；④获得新的知识等资源。
科宁（Corning，1998）将协同解释为：“自然或创新系统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系统、要素或人与人之间通过相互依赖形成的联合效应。”[19]此后，在协同理论的基础上，“协同创新”概念开始被使用。协同学包括自组织原理，可以概括为“协同产生有序”。这是复杂系统的有序结构的内部作用力或自组织能力，要素的协同效用，只有形成系统有序的状态，才能提高创新水平。
协同思想被广泛应用于新产品开发、制造和销售的资源共享等协作运营领域。
随着科技全球化，创新行为已超出传统的边界（Gulati，1999）。如何推动协同创新，是多年来一直困扰中国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朱祖平等（1998）、许庆瑞（2000）、刘友（2002）、郑刚（2004）、陈光（2005）从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对创新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创新具有高风险、高投入性，单个企业很难实现。协同，不但可以实现资源共享，而且通过研发扩散渠道的融合，可以实现关联企业知识与技能分享及企业形象共享。只有协同创新，才能达到各方资源共赢与群租金共享，实现利益最大化。协同存在一种累积性正回馈激励，双方交易频次越多、越大，群租金创新收益越大。协同策略取决于协同效应、协同频次和激励机制，当协同频次和激励贴现因子一定时，协同效应决定协同策略，协同效应较大时，即使创新主体主动性较小，也愿意采取协同行为；当协同频次较大或激励因子较大时，企业与企业之间将会建立长期信任关系，或者愿意采取协同创新行为。若协作频次较少而未建立长期信任，只会在协同主动性很大时，创新主体才会有协同意愿，其与对局企业的协同概率正相关。
协同创新网络的作用力。包括：①原动力，包括创新主体协作或具有资源比较优势，主要靠市场调节。②推动力，基础设施完备，要素配置合理，政策效果较大。③提升力，基于正式和非正式交流与合作，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和知识外溢，政府作用空间较大，如创新服务平台水平；而阻力则有垄断和恶性竞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发生危机，经济学分析从“均衡世界”向“演化世界”发展的趋势凸显，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此外，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演化经济学者逐渐认识并更加强调个体之间、系统之间、个体与环境等不同层次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共同演化的过程；共同演化的理论范式、模型及分析工具强调经济系统的多层级回馈式互动，认为一个互动者的适应性变化可以影响另一个互动者的适应性行为而改变自身的演化轨迹，后者变化又会进一步制约或促进前者变化，并由此形成共同演化的回馈环。因此，基于共同演化范式的经济创新系统互动研究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营养。全面、准确的市场与网络互动机理研究，应致力于基于两者共同演化互动的理论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借助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协同演化的内涵、框架和应用现状进行梳理、测度、评价和分类，建立相关评价标准。
协同演化论认为，任何一种创新效应的发挥都依赖于另一种创新存在。考夫曼（Kauffman，1993）结合生物学提出，其核心思想是一方变化对另一方产生影响，两者能够相互适应，最终形成新状态。卢因和沃尔伯达（Lewin and Volberda，1999）提出，其是环境、企业战略与制度之间相互适应、互动的结果。默曼（Murmann，2003）认为，其基本性质是演化要素之间必须具有相关影响和改变双向因果关系。任何组织变异、选择都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与环境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结果。科扎和卢因（Koza and Lewin，1998）认为，战略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均可通过加强管理，促进战略联盟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演化。其跨越时期较长，要素之间联系明显，互为双向或多向因果联系，相互回馈。地理接近性较强，组织由具有不同功能的要素层级组成，一般可分为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甚至更多。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层级变化都会对其他层级产生影响，也会受到其他层级影响，主要反映复杂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情况。不同要素层级相互推动与影响，最终形成一个更稳定和更有序的系统状态：“结构—网络—效率”，完善各个子系统之间运行机制，要素之间、各种组合之间产生非线性互动，子系统之间产生非线性作用，最后形成动态有序的系统。罗森伯格和克莱因（S.Kline）提出交互网络的“创新链环模型”，认为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阿什海姆（T.Asheim，1998）提出，创新模式由线性向非线性演进。
这一理论提出半个世纪以来，在多个学科领域中得到应用，其独特的思维逻辑和分析工具为其他学科拓展了空间，为分析复杂系统内部演化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诺加德（Norgaard，1985）最早将其概念用到科技系统，其协同演化主要为技术、知识、环境互动。随后，波特（Porter，2006）发现，企业战略选择与环境变化相互关联是其存在的基本内容和前提，进而明确提出了组织生态系统协同演化模型。
目前，中国创新的重大成果仍然短缺，创新成果转化率仍然不高。原因是人们忽视基于系统论和演化论的协同创新网络。只有加入一定的创新网络，创新因素之间相互协同，才能充分利用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增强创新竞争力。这是提高创新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率的不二选择。
三 三螺旋理论
协同创新是创新主体通过各种形式组成紧密型联盟和松散型联盟，进而整合、批判性地吸收协同创新既有的基础理论，主要是三螺旋理论，这是主流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基础之一。产学研结合理论虽然为学术界普遍接受，但是，其缺陷主要是创新主体选择性缺失，即一定创新，不一定需要产学研三方齐上阵。
美国学者亨利·埃兹科维茨（Henry Etzkowitz）和荷兰学者洛埃特·劳德斯多夫（Leydesdorff，1995）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创新主体的企业与政府，以经济发展的需求为纽带连接起来，形成三种理论交叉影响、抱成一团而又螺旋上升的三重螺旋的新关系”[20]。其核心是把创新要素有机地叠加整合，形成强大的合力，积极推进创新活动。这仍然是合作研究中最前沿、最权威的理论解释。埃兹科维茨指出，产学合作是大学除教学和研究之外的“第三使命”，大学、企业和政府三方在发挥彼此独特作用的同时，加强多重互动，是提高国家创新系统整体绩效的重要条件[21]。即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三方在保持相互独立的前提下，在创新过程中密切合作、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合作和互动中创造动力机制，呈交叉影响、螺旋上升，以促进创新成果转化，推动科研活动面向产业需求、链接科学创新、创新和技术商业化，从而实现持续创新。其核心价值是把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政府和其他创新主体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目标上统一起来，基于不同创新要素的互动，融通传统边界（包括学科、行业、区域和观念等边界），形成行政领域、知识领域和生产领域的三力合一，促进三螺旋持续上升（庄涛，2015），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三螺旋模型中，政府与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创新主体是平等合作、融合成为密切协作、协同发展的整体，在这种合作模式下，各个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能够得到进一步优化与加强，形成呈螺旋上升的三螺旋模型，达到三者共享资源，实现整体效应最大化和彼此效应最大化（Etzkowitz，Klofsten，2005），以推动创新。
三螺旋模式的成功，要满足以下条件：①双赢、多赢、共赢的创新目标建立；②制度环境有效；③网络伙伴关系的全方位保护；④网络治理体系有效；⑤伙伴及联盟形式优化；⑥创新资源流动、互动与分享（Mohalnmed Saad，2004）。
[1] 自主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在创新实践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详见张炜、杨选良《自主创新概念的讨论与界定》，《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6期。
[2]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 范如国：《复杂网络结构范式下的创新治理协同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页。
[5]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页。
[6] 翟文华、周志太：《推进大数据发展 应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人民日报》2018年4月17日第7版。
[7] 唐朝永、牛冲槐：《协同创新网络、人才集聚效应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年第2期。
[8] 习近平：《听取科技部汇报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9] 迟京东：《我国钢铁行业发展策略研究》，《中国市场》2016年第39期。
[10] 李健：《中国特色产学研合作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光明日报》2009年12月18日。
[11] 冯华：《农业科技，还要迈几道关？》，《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5日第5版。
[12] 温家宝：《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求是》2011年第14期。
[13] 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人民日报》2006年2月10日第5—8版。
[14] 卢磊、王瑶：《协同创新的网络特征与结构分析——以北京市协同创新过程中心为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年第2期。
[15] Cooke，P.，Uranga，M.G.and Etxebarria，G.，“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Research Policy，Vol.26，1997，pp.475-491.
[16] OECD，“Boosting Innovation”，The Cluster Approach，Paris，1999.
[17] Birger Wernerfelt，“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5，No.2，1984，pp.171-180.
[18] [美]赫尔曼·哈肯：《协同论》，郭治安、沈小峰译，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19] Corning，P.A.，“‘The Synergism Hypothesis’，On the Concept of Synergy and Its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Complex Systems”，Journal of Social and Evolutionary Systems，Vol.21，No.2，1998，pp.133-172.
[20]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三元一体的创新战略》，周春彦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5—17页。
[21] Etzkowita，H.，The Triple Helix：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Innovation in Ac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