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二里头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二里头文化是主要分布于中原地区、时代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代二里冈期之间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图1-1）。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时代和分布地域与古籍记载中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代关系极为密切，自然而然地成为探讨夏文化和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主要对象。

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遗址，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极为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铸铜作坊，围绕其外的城垣、围绕城垣的道路网，一批朱砂垫底并且随葬玉器、青铜器、漆器、原始瓷器、白陶器等高级物品墓葬的发现，充分表明这是一处青铜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以这个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一支迈入文明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由于其所处时代及地理位置与古籍所载的夏代末年或商代初期的都城相符，因而其成为探索夏商文化的关键遗址之一^[1]。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即20世纪中国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是中国近现代学术上古史重建工作的一部分，是通过田野考古方法来探索夏文化的学术活动的直接产物。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朝代——夏、商、周的历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有着明确的记载，直到清代末年，两千年间没有人怀疑过。到了近代，随着维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和新文化的传播，“新史学”思想形成，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疑古风潮，即“古史辨”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传统的以儒家经典为主导而构建的古代史观一再遭到质疑，上古历史架构甚至被摧毁殆尽。“古史辨”学说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是将历史研究从经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史学的本色。但是，传统的中国古代世界也被顾颉刚著名的“层累造成说”真空化了，西周以上长达数千百年间中国人所建立的社会、形成的国家、创造的文化，都落入朦胧的虚无之中。原来被人们深信不疑的夏、商两代，转而成为无数学人为之争辩、探索的论题。

图1-1 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图（据《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一改制）

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很快就成为探索夏商历史的有力工具。由中国学术机构实施、中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项目就把目标选定在安阳殷墟，其学术目的是不言自明的：寻找新的、可靠的古史材料，实证地重建中国古代世界的面貌。甲骨文的发现和释读，特别是经过田野考古发掘而揭示的殷墟遗迹和遗物，不仅肯定了《史记·殷本纪》的记载，证明了历史上商代的存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相信《史记·夏本纪》所载也是可信的。20世纪50年代，郑州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发现和确认，初步建立起商前期和后期两大阶段文化的年代框架，把商代历史及中国文明产生的时代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大大缩短了与夏代的距离。于是，通过田野考古手段进行夏文化的探索便提上了日程。

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先生经过对古籍中有关夏代的记载的缜密分析之后，认为寻找夏文化应该特别注意晋南和豫西两个地区，并于1959年夏率队赴豫西调查“夏墟”。当他调查至洛阳平原东部伊河与洛河之间的二里头村一带时，发现这是一处面积很大的遗址，采集到的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的遗物性质相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结合古籍中有关记载，他初步判断这是商汤西亳都邑故址^[2]。这一重要遗址的发现及后续的发掘工作直接导致了二里头文化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