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的田野考古收获

以二里头遗址发现为契机，作为徐旭生等人探索夏文化的继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派出洛阳工作队、山西工作队，分别在豫西、晋南展开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工作，共发现数以百计的（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并对其中一些进行了试掘。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在豫西六县作田野调查，发现了洛宁坡头、宜阳庄家门、嵩县瑶店、伊川白元、南砦等二里头文化遗址。1975年，该队又在豫西地区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址多处，如登封石羊关、北庄、临汝柏树圪垯、禹县崔庄等^[32]。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在晋南地区多次调查，共发现和复查了300多处遗址，其中包括二里头文化遗址35处^[33]。夏县东下冯遗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1974年到197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共同发掘了东下冯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其主要遗存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遗址既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经过发掘，学术界将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主要分布于晋南地区、与二里头遗址文化面貌相近的文化遗存确立为二里头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类型^[34]。

“文化大革命”以前，经过调查和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重要遗址还有以下：

1959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南渑池鹿寺遗址发掘360平方米，发现了窑穴、墓葬等遗迹和陶、石、骨、蚌器及卜骨等。发掘者判断其文化面貌与东干沟、洛达庙等“商代”遗存相近，其时代也基本上是接近的^[35]。

1959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调查夏文化遗址时，发现巩县稍柴遗址，并于1960年和1963年两次进行发掘，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和一批丰富的文化遗物资料。发掘者依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特征，将这批遗存划分为四期，分别对应二里头遗址的一至三期和二里冈期^[36]。

1966年，洛阳博物馆在位于洛阳市老城西南约10千米的东马沟遗址清理了一处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根据已经公布的资料，东马沟共清理了11座墓葬，一般距地表深约3.8—4米，开口于二里头类型的晚期文化层下。墓葬的随葬器物全部为陶器，共30余件。有三种组合形式：爵杯、三足器、平底盆；鬶（盉）、三足器、豆；三足器、平底盆、豆；个别墓还有罐和杯。发掘者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37]。

1975年冬和1976年春，洛阳博物馆在位于洛阳市南郊的矬李遗址进行了两次试掘，共开探沟三条，发现了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五期遗存。其中第四、五期属二里头文化，遗迹有灰坑和烧灶，遗物有陶、石、骨、蚌、玉器，遗存大体相当于二里头遗址的一、二期。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矬李遗址第四期为公元前1695±13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2010±145年），与二里头遗址第一期的绝对年代相近^[38]。

1970年11月，洛阳博物馆在临汝煤山遗址进行发掘，开挖两条探沟，清理出灰沟、灰坑等遗迹及一批文化遗物。该遗址文化遗存被划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河南龙山文化，第二、三期为二里头类型文化的早、中期。简报作者认为，此次发掘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河南龙山文化”同“二里头类型文化”的重叠层。“根据这里的地层证据和大量的采集遗物，基本上可以看出它们在文化上的发展顺序及其衔接关系”^[39]。

1975年春、秋两季，为了探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选择煤山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547平方米，发现房基33座、灰坑87个、陶窑4座、水井2眼、墓葬15座，还获得大量文化遗物。发掘者将这里的遗存划分为煤山类型一、二期和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通过煤山遗址的文化层叠压关系，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是直接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煤山遗址（一、二期）河南龙山文化的时代，属于龙山文化的晚期。……二里头一期文化，即《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一文中的第二期文化。……其时代晚于煤山二期，与一般二里头一期文化相同或略早。……二里头文化是直接从煤山类型一、二期发展而来的，这三期之间没有质的变化”^[40]。煤山遗址的两次发掘为探索二里头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的连续地层证据和器物演化证据。

自1976年开始，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期文化和春秋时代文化遗存。其中，二里头文化遗迹有房基、灰坑、墓葬等，共分为四期，以第三期遗存较为丰富。发掘者认为，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陶器的胎质、纹饰和主要器形基本和二里头遗址一、二、三、四期相近。《登封王城岗》“结语”中说“从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出土器特征来看，它们之间应有前后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在论证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的传承关系方面，王城岗遗址与煤山遗址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王城岗的发掘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中国考古界为探索夏文化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学术活动。正是在这个发掘工地，有关单位组织了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部分省市考古单位、大学考古专业的学者参加的“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座谈会”。会议代表们就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性质和夏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二里头文化性质及其与夏、商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讨论的热点，很多观点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掀起了一股探索夏文化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41]。

为了扩大研究范围，“加深对二里头文化上源的认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河南二队、二里头队）再次发掘了临汝煤山遗址，又对豫西数县作了调查。

1976—1978年，在豫西、豫东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还复查了众多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并对一些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对二里头文化的西面和东部的分布范围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42]。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基本建设工程考古项目蓬勃开展，二里头文化的遗址不断被发现，一批重要的遗址得到发掘，相关的研究工作也不断地取得新收获。

1979年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河南登封程窑遗址进行了初步试掘，发掘出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发现较少，文化遗物只有一些陶片与石块。其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阶段。^[43]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试掘了河南密县新砦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地层和灰坑被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灰坑所打破的地层关系。证明这是一处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存，年代似乎不太长，恰好是从龙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整个阶段”。这里的二里头文化早期陶器有的与河南龙山文化的陶器作风相似，“有的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一期的同类器相似，时代较二里头一期略早”^[44]。这是二里头考古队为了探索二里头文化来源而实施的又一重要发掘。

1978—1979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黄河以北的洛阳吉利公社东杨村发掘了150平方米，清理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的遗存。遗迹有灰坑、窖穴、墓葬，遗物有陶、石、骨蚌器。这里的遗存与二里头遗址的典型二里头文化面貌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45]。

1979年，洛阳地区文物处先后两次对伊川白元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200余平方米，共发现灰坑37个、房基4座、墓葬12座，出土了一批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由陶器特征可知白元一期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白元二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白元三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白元四期属于二里冈时期^[46]。

1979年，郑州市博物馆对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进行了试掘，共开5×5米探方10个，发掘出灰坑、墓葬等遗迹。发掘者将遗存划分为四期，第一、二期属二里头文化，其中第一期时代应在二里头遗址二、三期之间，第二期应在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之间^[47]。

1979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同禹县文管会对禹县吴湾遗址进行试掘，发掘面积140平方米，发现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存。文化遗迹有房基1座，灰坑12个。文化遗物有陶器鼎、罐、鬶、杯、小壶、豆、碗、圈足豆、带流盆等，以及一批石器^[48]。

1982年和1984年，郑州市博物馆和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在大河村遗址发掘中，发现少量的二里头文化遗存。遗迹仅有灰坑和墓葬各1个。灰坑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主要为陶器和石器。陶器组合为：鼎、罐、钵、盆、甑、碗、缸、瓮、豆、壶、鬲、大口尊、捏沿罐等。发掘者判断其年代约为二里头文化三期或四期^[49]。

1985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渑池县文化馆对位于渑池县城西约1千米处的郑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290平方米，发现二里头文化灰坑54个、灰沟6条、水井5眼、墓葬4座，出土了陶、石、骨、蚌器等300余件。发掘者将郑窑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分别与二里头遗址的一至三期对应，大体上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郑窑因地近晋南，出土有东下冯类型的遗物。另外，该处的陶器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如镂孔圈足豆器形发展自成序列，一期的尊形器，二期的小口瘦腹瓮和小口溜肩瓮、甗、钵，二、三期的直口缸等，不见或少见于二里头、东下冯遗址，而与渑池鹿寺、陕县七里铺、西崖等遗址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二里头遗址常见的单把鼎、单耳罐、斝等在这里不见或少见，陶器内壁饰麻点作风也不如二里头遗址发达，可能反映了洛阳以西、黄河以南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地域特征^[50]。

1986年，郑州市文物工作队清理了荥阳县阎河遗址。这是一处以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遗存为主的遗址。其中的二里头文化可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二里头遗址的一至三期。其二里冈文化分别相当于郑州商城区的二里冈下层和上层^[51]。

1986年6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为配合建设工程发掘了郾城县东3千米处的郝家台遗址。发掘者将该遗址的文化遗存划分为八期，其中第六到第八期为二里头文化的一至三期。郝家台遗址的八期文化表明该遗址从龙山文化早期开始住人，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至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后被废弃^[52]。

1988年春，北京大学考古系和郑州市文物工作队联合在河南密县（今新密市）曲梁遗址发掘，发现了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其中遗迹有灰坑、窖穴、水井、墓葬等，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此处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与二里头遗址的二、三期相当^[53]。

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对郑州岔河遗址进行试掘，清理断崖两处，发现灰坑15座，其中二里头文化灰坑5座，出土石器、陶器、蚌壳和螺蛳壳等文化和自然遗物，其年代约与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相当^[54]。

1990—199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焦枝铁路复线工程建设，对伊川南寨遗址东北部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450平方米。发现了龙山文化的灰坑、二里头文化的房基、陶窑、灰坑、墓葬等。其中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共25座，同处一个墓地，有规律地分布，葬俗基本一致，是二里头文化典型墓葬。南寨二里头文化墓葬可分为连续发展的四期，其一、二期相当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的早、晚两段，其三、四期的年代则与二里头遗址的三、四期一致^[55]。二里头文化墓葬的集中发现较为罕见，即使在二里头遗址，也缺乏大规模的墓地。南寨二里头文化墓地的发现，弥足珍贵。

1991年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密县黄寨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二里头文化灰坑8个及一批文化遗物，确认这是一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址，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遗址的一期（或偏早）至二期（或偏晚）一段^[56]。

1992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调查并发掘了荥阳竖河遗址，发现了一批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遗迹遗物。二里头文化的遗迹只有灰坑一种，遗物有陶、石、骨、蚌、铜器等。二里头文化遗存被分为三期四段，其一期2段、二期3段和三期4段分别与二里头遗址的一至三期的年代大体相当，而一期1段从本质特征看属于二里头文化，其年代则要早于二里头遗址一期。发掘者认为该遗址二里头文化一期2段至三期4段为夏代中晚期文化，而其一期1段与竖河龙山文化二期3段、煤山二期文化一起属于夏代早期文化^[57]。

1992年，为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焦作市文物工作队对库区的济源留庄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迹主要是灰坑和灰沟，遗物主要是陶器及少量石器及动物骨骸。留庄遗址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与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陶器的陶质、纹饰、制法、造型及器类等方面都基本相同，其文化性质上与伊洛地区一样，当归入二里头类型。留庄二里头文化可分为三期，大体相当于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阶段至四期偏早阶段^[58]。

1992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与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洛汭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花地嘴、石灰务、康沟等包含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的遗址。从陶器的形制特征来看，石灰务的折沿深腹罐、小口罐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相似，这类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煤山二期遗存有一定联系。发掘者认为石灰务、花地嘴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大约相当或略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但是这两处遗址的一些器物也可以晚到二里头文化二、三期^[59]。

1993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南郊的皂角树遗址发掘了二里头类型文化的窖穴117个，房基5座、水井1孔。其中大型带斜坡道的仓窖、带壁龛的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属二里头文化考古的新收获，丰富了二里头文化遗迹的内涵。该遗址的二里头文化生活用陶器与二里头遗址的基本相同，共分为四期，其最早年代与二里头遗址二期晚段相当，而第四期则与二里头五期相当（约相当于二里冈上层）^[60]。

1996年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郑望京楼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50平方米，发现大量二里头及二里冈时期遗存^[61]。

由于河南省密县（今新密市）新砦遗址在探索豫西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关系及早期夏文化等问题上的重要性，“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均将其列为重要子课题。“夏商周工程”实施过程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有关单位一直在此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1999年，发掘出各类灰坑100多个，房基6座，墓葬7座及可供复原的陶器、石器、骨器60多件。根据地层叠压及打破关系并结合器物形态的发展演变关系，此次发掘的遗存被划分为二期三段，新砦一期（第一段）为豫西龙山时代晚期遗存，新砦二期（第二、三段）介于龙山时代与二里头文化期之间。“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62]。经过2001年以来的调查与发掘工作，明确了该遗址的面积达70万平方米。2002年，遗址的中心部位发现了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约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又发现了龙山时期和新砦期的城壕和墙基。在其周围还发现了数个同时期的小型遗址，表明当时这一带存在着以新砦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而新砦遗址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政治中心^[63]。新砦遗址的重要发现，对于探索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和早期夏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95年秋至1996年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和新安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新安县太涧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480平方米，发掘仰韶文化灰坑1座，二里头文化灰坑24个、灰沟2条，战国时期墓葬2座，汉墓1座，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遗物。该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相当，第四期文化遗存相当于二里头（遗址）文化第五期（二里冈时期）^[64]。

1998—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新密市古城寨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龙山时代的遗迹和遗物，也有少量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分布面很小，出土遗物有鼎、罐、盆等残片，陶质以沙质为多，纹饰以绳纹为最多，附加堆纹和素面较少。由陶器的器类、陶质及纹饰推测，此处二里头文化遗存时代较早，很可能相当于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65]。

2002年3月至2003年12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郑州西北郊的大师姑遗址进行了连续钻探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540平方米，确认这是一处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大型城址。初步探明其面积为510000平方米。城内的文化堆积以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和四期偏早阶段的遗存为主体，四期偏晚的遗存仅发现部分遗迹单位。已发现有房基、墓葬、灰沟、灰坑和大量遗物。其中在城址中部一条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阶段的大型灰沟中，发现了成片的坍塌夯土墙体零星堆积。该遗址西距二里头遗址约70千米，北依邙山、紧邻黄河，显然是一处具有重要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夏代古城。其性质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夏王朝设置在东境的军事重镇；二是夏代方国都城韦或顾之一^[66]。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商汤所建的亳都^[67]。

2002—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对河南省偃师灰嘴遗址东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发现了仰韶、龙山和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二里头文化时期遗迹发现有墓葬、水井和灰坑，但是该时期的文化层已被破坏殆尽。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次对灰嘴遗址西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西址为单纯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地层堆积相对简单，文化遗迹有灰坑、水井和房基，文化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该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堆积的时段应属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缺乏较早时期的遗存^[68]。

2004年3—6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专业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登封南洼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确认遗址面积约44万平方米，遗址核心区是一处挖有二周环壕的二里头文化聚落。从2004年至2006年，南洼遗址经过一次试掘和三次正式发掘，共开挖探方63个，探沟9条，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商代时期、春秋、汉代、唐宋及金元时期遗存。其中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而重要，包括壕沟、房址及灶、水井、陶窑、灰坑和墓葬等类型，遗物有石器、骨角器、蚌器、铜器和陶器。该遗址二里头文化面貌与二里头遗址高度一致，依据陶器特征划分为连续发展的五期，一期至四期可以大致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一至三期相对应，五期资料较少，可能相当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第四期偏早^[69]。

2004年7月至2005年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平顶山蒲城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6200平方米，文化遗存分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和二里头文化三个阶段。发现了城址、房址、灰坑、窖穴、窑穴、陶窑、水井、墓葬等遗迹和大批文化遗物。龙山时代中晚期城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二里头时期城址略呈东西向长方形，面积5万余平方米。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大约为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70]。二里头文化的城址以往发现较少，蒲城店二里头文化城址的发现就显得格外重要。

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郾城县皇寓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发现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西周和汉代文化遗存，其中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遗迹有灰坑和水井，文化遗物有石器、骨器、鹿角、蚌器等。第一期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第二、三期遗存分别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早段和晚段^[71]。

200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荥阳薛村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上层时期聚落一处及大量遗迹遗物。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物有深腹罐、圆腹罐、陶杯、捏口罐等，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72]。

2005—2010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荥阳娘娘寨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二里头文化遗迹有水井1座和灰坑8个，文化遗物有陶罐、盆、缸、瓮、豆、杯、爵、盉、大口尊等，遗存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73]。

2010—2011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新郑望京楼遗址进行大面积发掘，发现了分别属于二里头时期和二里冈时期的两座城址，以及大量灰坑、灰沟、墓葬等文化遗迹和石器、骨角蚌器、铜器和陶器等丰富的文化遗物。这是中原地区继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等之后，在夏商时期大型城址方面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夏商文化与王朝的更替和中国国家起源等问题，意义重大^[74]。

2012—201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荥阳东赵遗址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新砦期到二里头一期和二里头二至四期的两座城址。遗址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是研究二里头文化起源与发展过程的重要资料。此外还发现丰富的二里冈文化建筑基址和战国时期城址^[75]。

以上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河南省中部和西部，即嵩山南北的郑州洛阳两市辖区内，为公认的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分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