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朝遗迹调查的新成果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清朝距今最近，遗迹留存最多。中外学者有关清朝遗迹的调查内容丰富，成绩斐然。我从2001年起开始从事清朝遗迹调查，重点是满族史迹，迄今已整整20年。20年时间不算短，因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文献研究上，田野调查只是时断时续。但集腋成裘，积累的报告也有数十篇之多。收入本书的15篇，只是初步成果，更多报告仍有待来日。
一 田野调查的缘起
对治史者而言，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从来是相得益彰之举。中国史学自司马迁愤而著《史记》，左丘明盲而作《左传》，即形成记传与编年两大修史系列。司马迁20岁壮游江淮，为了解韩信事迹，不仅实地考察楚汉古战场，还亲自踏访韩信故乡淮阴，因有“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的记载。[1]他记录荆轲刺秦王悲壮场景，进而否定“荆轲伤秦王”传闻，并说“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俱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2]。夏无且是秦王御医，当事者之一。这说明，史家著述，从来离不开实地考察和采访。降及明清，徐霞客、顾祖禹均以注重田野调查称名。
清朝入关，开始注重本朝史迹调查。满洲皇帝敕修《满洲源流考》《八旗通志初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诸书，均采撷实地调查和口碑资料。康熙帝为绘制《皇舆全览图》，派遣耶稣会传教士杜美德、雷孝思等，与满洲官员深入长白山和松花江流域进行大范围地理测绘。又派遣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内大臣吴默纳前往长白山进行实地踏勘。
在清代入华各国使臣中，朝鲜使臣留下的旅行记多达百余种，泛称“燕行录”，其中收录大量实地调查与采访资料。[3]1808年，日人间宫林藏奉幕府之命潜入清朝属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探查。返国后撰写“踏察报告”，记录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地理、民族、风俗和沿途见闻，以及清政府对该地区管辖情况。[4]
晚清曹廷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对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地理、古迹、社会经济作全面调查的学者。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他受命考察东北边防，由三姓起程，经松花江徐尔固入俄国境，沿黑龙江抵东北出海口，考察黑龙江下游地区。对永宁寺碑和奴儿干都司衙署遗址的考察，为论证明代东北疆域提供了有力实证。然后溯江而上至海兰泡，又沿江而下至伯力，溯乌苏里江至兴凯湖，经红土岩，复由旱道至海参崴，再乘海船到岩杵河口。前后考察129天，往返路程1.6万余里。十一月回到吉林营中。随即写成《西伯利亚东偏纪要》，绘图8幅。又撰《东三省舆地图说》，诸如“国初征服吉江二省各部考”“吉江二省旧地现属俄国东海滨省各处屯站数目”“赏乌绫说”“使犬部说”“赫哲喀喇说”“额登喀喇说”“贡貂诸部说”“特林碑说”等篇[5]，多与清朝遗迹相关。
真正科学意义的田野调查，是伴随近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兴起而为史学研究者所借鉴。就清史、满族史研究领域而言，20世纪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内藤虎次郎（号湖南）在中国开展调查，已属史学范畴。服部宇之吉主编《北京志》[6]，包括大量关于清末北京旗人（主体为满族）的调查内容。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以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侵略中国为背景，对中国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展开大范围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辑《满洲旧惯调查报告》等书，搜集大量有关东北地区民族与社会资料。东北地区主要有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俄罗斯族、回族等民族，呈现大分散小聚居或彼此杂居两种形态。伪满时期，编纂《满洲家族制度惯习调查》第1、2卷[7]，包括满族、蒙古族、汉族、回族家族制度的内容、特点、习俗异同、民族关系，以及满汉杂居资料。
俄罗斯学者C.M.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8]，以20世纪初在黑龙江等地通古斯语诸族（主体为满族）中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文献史料，撰为此书。И.А.拉帕金《奥罗奇——满族的近亲》[9]，是有关奥罗奇（鄂伦春）人的调查报告，其中关于氏族组织、管理机制、萨满教信仰的资料，对追溯满族早期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
民国年间关注满族问题的学者堪称凤毛麟角。30年代，社会学家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0]、牛鼐鄂《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11]，披露了北京西郊贫困满人潦倒的生活。民族学家凌纯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出版于1931年，对赫哲族社会历史文化宗教语言作了全面调查[12]，对研究满族早期社会亦有参考价值。
自80年代起，在中国学者的参与下，日本学者对东北三省清朝遗迹开展新一轮考察。这一历时多年的大规模学术活动成果，收入细谷良夫教授主编《中国东北部的清朝史迹》一书。[13]作为日本满族史研究会专刊的《满族史研究》（早期称《满族史研究通讯》），迄2019年已出版18号。其中除刊载专论、书评、讯息，还收有中日学者关于满族及今俄罗斯境内与清史相关遗迹的调查。[14]日本学者还与俄罗斯学者合作，对俄罗斯远东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明清史迹，进行大范围调查。[15]
2003年起，法国学者利用乾隆《京城全图》从事寺庙历史调查。该图是在耶稣会士参予下绘制的北京城图，运用了当时最先进测绘手段。法国学者根据《全图》，对照内城1000余处寺庙逐一进行考察，包括每座寺庙的历史沿革、建筑布局，并搜集相关碑刻、地方志、档案、契书及口述资料，重点探讨城市中寺庙与居民关系。已出版4册[16]，还有11册将陆续出版。这种长时段田野调查与研究，继承了欧洲史学工作者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调查始于5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60年代。[17]《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系《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之一。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始于1958年，1963年将各地调查报告加工整理付印，1985年正式出版，包括北京市、陕西省西安市、内蒙古、甘肃省、宁夏银川市、新疆、四川成都市、广东省广州市、山东省益都县以及河北省、东北三省等地满族聚居区调查报告。[18]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术研究日趋繁兴。80年代起，清史、满族史研究者开展东北史迹调查，重点是满族肇兴史。史学研究的繁荣与田野调查的开展交相辉映。在满族人口最多的辽宁省，有傅波主编《抚顺地区清前期遗迹考察纪实》、抚顺市社会科学院主编《抚顺清前期史遗迹与人物考察》、孙诚等主编《建州女真遗迹考察纪实》的出版。[19]这些调查，均由当地文史工作者完成。他们对本地社会历史以及地理环境了如指掌，丰富了学界关于满族入关前史的认识，并且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一书，由中美学者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合作完成。其特点，一是将田野调查与人口统计、历史文献相结合；一是将移民史、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熔为一炉。[20]北京地方史工作者冯其利自80年代起，四处寻访线索、查阅资料、实地踏勘。十几年间走访京郊80余处王爷坟、访问数以百计村民、看坟户，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1996年，出版《清代王爷坟》[21]，记录诸多王位世系、园寝规模、损毁经过、墓主史事。杨海山《京郊清代墓碑》一书，系作者通过长期田野调查，抄录整理清代墓碑碑文的结集。[22]是书收录碑文183篇，多为以往文献所缺载。
围绕满族某一家族、专题或特定区域展开的调研成果较多。金启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系作者1961年到黑龙江富裕县达斡尔柯尔克孜友谊乡三家子满族屯调查成果[23]，包括地理、社会、历史、经济生活、家族组织、宗教信仰、满语满文等内容。杨发清《关于本溪满族历史及现状的调查报告》[24]，何晓芳、张晓琼《新宾上夹河镇腰站村清皇室后裔调查纪实》[25]，李天锡、粘国民《福建省晋江县龙湖乡粘氏满族情况调查》[26]，韩旭等《五常营城子村京旗满族文化调查》[27]，苏淮等《吉林省乌拉街镇满族文化现状调查》[28]，隽成军《清代柳条边吉林边墙的调查与再认识》[29]，黄兆桐《关于纳兰性德在上庄地区史迹的调查报告》[30]，北京市民委等单位联合调查组《北京市海淀区火器营满族社会调查报告》[31]，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北京市喇叭沟门满族乡的调查与思考》等[32]，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关于各地满族历史与现状的认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文化习俗及萨满教调查报告》[33]，是一部关于少数民族社会习俗、主要是信仰习俗的调查报告。此外有关萨满文化、祭祀民俗、濒危语言满语的调查很多，不再缕述[34]。以上挂一漏万的介绍，足以反映清朝遗迹尤其是满族历史现状调查的成就，并彰显今后发展的起点。
目前，海内外学界开展的田野调查涉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这些成果，均值得学习、借鉴。
二 田野调查的概况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向是史家倡导开阔眼界、丰富见识的好办法。2001年起，我与细谷良夫教授合作，开始从事清朝遗迹调查。20年（2001—2020）间，与细谷教授共同调查50余次。前期调查，有王禹浪教授、绵贯哲郎等参加；后期调查，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等中外学者参与。另外，自2013年兼任吉林师范大学教授以来，与硕博士研究生合作或自己独立调查约30次，总计80余次。足迹遍及全国除西藏以外大部分边疆民族地区，收获丰硕。调查重点：
1.八旗驻防遗址与满族聚居地。对全国范围内清代大、中型驻防城遗址，作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的调查。主要四条线：
长城、河西走廊、新疆线：右卫（山西右玉）、绥远（内蒙古呼和浩特）、银川（宁夏）、永登（甘肃庄浪）、凉州（武威）、哈密（新疆）、巴里坤、奇台、乌鲁木齐、伊犁三大营（温泉察哈尔、察布查尔锡伯、昭苏厄鲁特、另有索伦营）；喀什，莎车、塔城。包括长城内侧的太原（山西）、西安（陕西）。
长江线：成都、荆州、南京、镇江。
运河线：杭州、乍浦、南京、青州、德州。
东南沿海线：福州、琴江、广州、泉州。
清代山海关外东北地区亦设八旗驻防，但情况比较特殊。2013年以来，利用在吉林师范大学任教机会，对明代女真遗迹，以及清代东北地区满、蒙、锡伯等族史迹，进行了广泛调查。重点调查地有：辽宁沈阳、抚顺、本溪、大连、金州、海城、广鹿岛、丹东；吉林四平、吉林市、前郭、珲春、延边、集安；黑龙江哈尔滨、黑河、舒兰、阿城、肇源、兴凯湖、虎林等。
迄至今日，昔日八旗驻防地多数已演变为满族聚居地。开展对八旗驻防遗址调查，不仅有助于清代八旗史研究，对研究满族史、满汉关系史亦有特殊价值。
2.“三藩”与南明史迹：细谷良夫教授长期从事“三藩”史事[35]首先是尚可喜一族研究。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紧密结合，是细谷教授的重要特点。为此，对辽宁、北京、河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三藩”与南明史迹，进行了系统考察。
3.关隘与古战场：长城关隘：河北紫荆关、独石口、张家口、喜峰口、铁门关、潘家口、古北口、居庸关、山海关；山西杀虎口；贵州娄山关；四川康定（打箭炉）、雅安。古战场：后金时期萨尔浒古战场、辽宁桓仁清河城、康熙乌兰布通古战场（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乾隆大小金川古战场（四川小金县、金川县、丹巴县），与之相关的遗迹有北京香山健锐营、红旗村番子营。
4.边疆民族历史文化：清代满族史与边疆各民族史关系密切。因此，我们在对八旗遗迹与满族聚居地进行重点考察同时，兼及北方、西北、西南、东北边疆地区各民族历史与文化，包括寺庙、茶马古道、古镇、古村落、土司衙门（诸如贵州遵义杨氏海龙囤“播州土司”古城遗址、广西忻城莫氏土司衙署、甘肃永登鲁土司署、云南梁河南甸土司署、湖北恩施唐崖土司遗址等）。
5.中原地区历史文化：清朝定鼎北京后，以此为中心，与各地构建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商贸等方面的庞大网络。
大运河是连接南北要道，清廷与京师中央各衙署、八旗禁旅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我们重点考察北京通州、浙江杭州运河两终端，兼及山东德州南运河、聊城等地运河遗迹。
陆路通道：河北鸡鸣驿、宣化、张家口、张北、承德；内蒙古呼和浩特、正蓝旗、赤峰、多伦、锡林浩特、东乌旗、西乌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陕西西安周边及西南地区；河南南阳、内乡、社旗；山西太原、大同、右玉；四川成都、重庆、都江堰、卧龙以及川西藏区；广西西江流域诸多城镇；贵州遵义、贵阳等地；浙江福建交界处仙霞岭、廿八都等地。沿途古镇、山陕会馆、寺庙。
衙署：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南阳府署、内乡县衙；内蒙古呼和浩特将军衙门、恪靖公主府；新疆伊犁将军衙门；辽宁金州副都统衙门、凤城城守尉衙门；张家口察哈尔八旗衙门，吉林乌拉总管衙门。
6.江浙地区辛亥革命史迹：杭州、镇江、南京、绍兴、宁波、湖州、金华、衢州等地博物馆、会馆、古镇、学堂、衙署；广西金田太平天国遗址；广东、江浙等地革命党人纪念地、孙中山等人故居。
7.域外史迹：东北白山、黑水间的广袤疆域是满族先世生息繁衍之地。明末清初，满洲人崛起建国，进而统治中国，乾隆年间形成庞大疆域，汇聚众多民族。与此同时，与周邻诸国和民族的关系也在发展。近代以来，清朝积弱积贫，沙俄伺机鲸吞东北大片领土。凡此种种，就造成一部分满族故地和清朝史迹、文物沦为他国之手的状况。故而，对域外清朝遗迹和文物进行调查，也就成为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有：俄罗斯远东地区海参崴（符拉迪沃斯克）、海兰泡（布拉格维申斯克）；朝鲜会宁；韩国首尔，日本北海道、九州等处博物馆、地方民俗馆所藏明清文物、文献（如九州爱新觉罗神社、平户郑成功家族遗迹与遗物、明清中日海洋贸易相关史迹，北海道“虾夷锦”、虾夷族文化等）。
调查过程中，拜访故老，踏勘史迹，搜集文献与口碑资料，并拍摄大量照片。通过调查，加深了对清朝历史首先是满族聚居地历史与现状的认知，有助于把握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满汉关系变化与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进行初步研究。迄今，发表调查报告10篇（3篇与细谷良夫教授合作）[36]。更多报告，有待充实整理后陆续发表。
三 田野调查的感受
1.在长期调查中，与细谷先生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形成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中国话：“忘年交”）。无论治学还是待人处事，深受先生熏陶。
细谷先生一次在吉林师范大学的报告中，曾总结自己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特点：即使有大量实地照片，仍坚持每天写考察日记；不仅对有遗迹的地方进行考察，即使对那些据说遗迹无存的地方也要亲眼看一看，并从中有所发现。[37]先生一向喜欢爬山运动，攀登过许多名山，如勘察加半岛、喜马拉雅山，“最喜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在田野调查中几十年如一日，工作态度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不管身体多么劳累、环境多么困难，不改初衷。富于探险精神，保持坚忍毅力。
实地考察，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考察，环境一般比较艰苦，有时还遇到人为障碍。先生无论遇到何种窘境，从来坦然面对，不愠不躁。对随行晚辈如我等则态度温和，毫无迁怒之色。对大自然的一切，无论是魁伟的雪山，汹涌的江河，深邃的蓝天，变幻的白云，还是烂漫山花，均怀抱一颗挚爱之心。最难忘先生斜卧在草地上，手握相机，焦距于星星点点几朵小花的情景。美丽不以平凡而逊色，生命不以纤细而卑微。借助考察，不仅加深了对研究对象的认知，还领悟到许多人生哲理。
细谷教授曾谈到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一个心得：对历史资料始终持怀疑态度，经常提出质疑，史书为什么要这样写（人或事），而不那样写；如果换个角度考察，或者发出质疑，会有哪些新发现。这使我想起先生一再征引的名句：“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先生研究“三藩”、研究杨起隆之变、研究三藩之一的尚氏家族，均重在揭示官修正史背后的真相。如对尚之信以“反叛”罪被杀，乾隆年间又被平反问题的考证，认为冤案背后掩藏了清廷阴谋。先生认为，实地考察可以校正史书记载。如明人记载赫图阿拉城内外居数万人，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城内面积有限，根本容纳不了大量人口。先生说，不但对文字史料要持怀疑精神，对历史遗迹同样应抱审慎态度。并举1905年（内藤湖南）、80年代（神田信夫等）、21世纪初（细谷良夫等）前后3次对赫图阿拉城的考察图片为例，说明当事者基于无知或实际功利的需要，往往会对历史遗迹加以“改造”。在长期田野调查中，造伪例子屡见不鲜。总之，无论治学、做人，还是生活态度，先生之于我都堪称楷模。
2.田野调查，要密切结合自己的研究。田野调查，具有多重价值。首先，补充已知文献的不足，搜集民间收藏（家谱、文书、绘图）、口碑资料、图片。其次，加深对历史现象的理解（如通过对各地驻防遗址的考察，提升对八旗驻防制度的整体认识）。再次，发现新问题，开展相关专题研究（我对俄罗斯旗人、满洲皇帝奶妈、朝鲜旗人安氏、八旗会馆等问题的研究，皆缘于田野调查的启发）。田野调查还具有补史（如关于海西女真辉发、叶赫等部考古新发现）、证史（如澄清学界关于叶赫东西城城主之争问题）、疑史、明史的作用。
田野调查，要有自己的方式和特点。2019年11月，我参加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举办的学术对话：“明清体制与田野研究范式[38]。”对话中谈到南北方学者田野调查方法的异同，以及调查“范式”的有无问题。我认为，南北方学者，除了要遵循史学研究基本规范，在调查宗旨、调查重点、调查方法等方面，各具特色，并没有普遍适用的“范式”。
长期以来，我研究清史的侧重点始终是满族史与满汉关系。我在《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绪论中明言：“本书关注的重点，并非高踞社会顶端的极少数满洲皇室和贵族，而是居旗人群体绝大多数的中下层[39]。”这是本书定位，而把握这一定位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民间文本。所撰论文，重点利用民间契书与碑文[40]。碑文除取自《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不少是在京郊踏访寺庙时亲手抄录。《拓本汇编》清代部分共计30册，内容基本限于北方，尤以北京城内外居多，其中有关旗人（主体为满族人）史事者，约占一半。至于北京契书，仅近代史所就藏有4000多件。国图、科图、首图、首博、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收藏房契、地契为数更多。可知，不仅北京一地收藏的档案、文献之多可用汗牛充栋来概括，即使就民间文本收藏来说，也绝不逊色于南方。
南方学者从事区域史研究，或把田野调查做为重点，不断把研究推向深入。而北方学者研究清史，如果忽视不断刊布的档案文献，尤其是以往被束之高阁的满文档案，研究难免滞后。所以我想，在各自研究中，无论就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对民间文本的重视程度，还是研究专题的选择，关注的角度，南北之间存在差异也顺理成章。
南方学者的田野调查作得深入细致，成果丰硕。研究生在老师组织下参与田野调查，逐渐培养学术梯队，形成学术传统。积累的丰富经验，值得北方学者学习。
我现在经常带师生到基层走走，但田野调查在研究中只是一项辅助性工作。20年间，出版的清代文献汗牛充栋，包括满文、汉文、蒙古文档案的大量影印出版，可是只有很少一些人在潜心研究。我指导的博士生，不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在田野调查上。他们利用清代中央和地方档案，研究清史与满族史、边疆民族与民族关系等专题，可以取得出色成绩。一位博士生，利用《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研究清代东北“南海”问题。东北“南海”地理概念，指今俄罗斯海参崴一带。因乌苏里江一带广大疆域在咸丰年间被沙俄割占，国人现在只知道海南岛以南的南海，却不清楚元明清时期，北方还有一个南海。这么重要的一段历史，一定要让国人知道，要用满文档案作研究。所以我和几个师生专门去了一趟海参崴，乘游船在周边海域转了一遭。清代从珲春到海参崴沿海分布着14个岛，称“南海十四岛”。是八旗官兵每年巡边的固定路线。早在《清太宗实录》里，就记载其中一个岛叫熊岛，满语称勒夫（lefu）岛，位于海参崴东南。关于这段历史，现在俄国学者有意无意地加以抹杀，国人几乎懵然不知。我们有责任去实地考察，写成调查报告，披露历史真相。[41]
我在调查报告中，还记录从吉林珲春到朝鲜会宁的考察。会宁位于朝鲜东北境，与珲春隔图们江相望。元末明初，曾是清朝肇祖猛哥帖木儿（孟特木）长期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一个多年的夙愿，就是到会宁去实地看一看。2018年终于如愿以偿，组织了一次往会宁的自费旅游实际是去调查。到实地一看，会宁只有北朝鲜第一代革命领袖金日成夫人纪念馆，一幢白色大理石砌筑的宏大建筑。与猛哥帖木儿相关的信息当然踪迹全无。但此行还是收获颇丰，实地观察了会宁地理环境，群山环峙的一个小河谷。一个长期萦绕心头的疑问得以澄清：为什么满族先世在当地时农业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迁到中国辽东以后农业才获得长足发展？关键就在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所以我想说，田野调查的关注点、调查方式，乃至学术氛围、学术传统，南北学者各有特点，因地制宜就好，谈不上什么范式。
南方学者的区域史研究深入，田野调查的成就也大。相比起来，我们的调查则比较随意。调查时间短，长则半月，少则一周；多数属于“走马观花”式考察，只有少数带有明确目的性。即便如此，仍多有收获。2019年十一长假，和几位朋友前往内蒙古东部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清代该地属科尔沁蒙古，与满洲皇室关系密切。清初有四位格格（老百姓尊称公主）嫁到阿旗，随同公主去的还有陪嫁人。关键一点是：几百年后的今天，尽管陪嫁人后裔世代与蒙古人通婚，在生产、生活、文化、习俗上已彻底“蒙古化”，但他们还说自身是满族。这就涉及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民族认同问题。都同化那么多代了，又没有满族文化遗存，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带着这个疑问，在昆都镇阿日宝力格嘎查作了调查。近些年，陪嫁人后代把毁坏的祭祀场所全都修复。每年举行四次祭祀，方圆百里的人们都聚集到公主祠。什么人呢？一看祭祀活动录像，外表看全是蒙古人，住蒙古包，说蒙古话，带蒙古媳妇，喝奶茶，吃手抓肉，唯一区别是他们都认同满族。接待我们的满族同胞说：人一辈子有两点不能改，一是父母，一是民族。现在年轻学者多喜欢谈认同。因为美国“新清史”谈满族认同，于是不少人就跟着讲认同。一旦作田野调查，你就发现，认同角度、认同对象、认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远非某些学者表述的那么单一甚至片面。我问陪嫁人后代：你们为什么认同满族不认同蒙古族？回答说我们干吗认同蒙族？我们的先人是随公主来的，当时给的最好草场。随即又补充说，我们现在也比一般人活得好。说明他们有一种优越感。后来拜谒公主祠，顿时明白了许多。中国传统社会是男性社会。但公主祠中，公主居主位，她嫁的蒙古贵族（额驸）在侧位。在他们眼里，公主地位高于额驸。一句话，公主陪嫁人后代认同满族有其复杂背景，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再举个例子，我们在辽宁海城采访三藩尚氏后代。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其中的尚可喜余部，一部分编入广州驻防汉军，大部分北迁，安插在京城内务府或东北官庄、驿站等处。一部分族人，被迁回老家海城，编为佐领。他们世代都是旗人，后裔照理应申报满族，实际上绝大多数却报的汉族。如今，尚氏族人在辽东一带至少有1万多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报满族？”回答很干脆：“我们是姜尚后代，姜尚就是姜太公。姜太公距今多少年？干吗报满族？”理由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截了当。回到前面的话题，田野调查价值之一，就是可以调整我们的视野，校正我们的观点。具体说到民族认同，也并非只有一个狭隘、单一、固定的答案。这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认识，因人因地因时而有异。这些认识，也是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的。
四 几点说明
1.本书为调查报告第1辑，共收15篇，约计40万字，今后将陆续推出第2、3集。
2.本书所收调查报告，凡公开发表者，均在篇首注明期刊、发表时间；文中数据，以发表日期为准。需要说明的一点：我与细谷教授合作调查约50次，两人合撰并在日本发表的调查报告有3篇，均系我提供初稿，并由先生在参考自己笔记基础上定稿；此外，各自发表的调查报告，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3.书中选用照片约300张，未注明出处者，系作者拍摄。
4.在将近20年调查活动中，与细谷良夫教授和细谷和子夫人同甘共苦，获益最多。在此，谨向两位尊敬的前辈致以最诚挚谢意和感恩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关纪新为我提供各地满族联谊会的信息与联系方式。一部分调查工作（包括本书后续部分）是与以下同仁或朋友合作进行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永江、祁美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近代史所研究员姜涛、边疆研究中心研究员毕奥南、副研究员奥切尔，云南大学教授方铁，哈尔滨市地方史研究所研究员王禹浪，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令志、吴楚克，日本大学教授加藤直人，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见立夫，早稻田大学教授柳泽明，东北学院大学教授下仓涉，日本大学讲师绵贯哲郎，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韩利，隆化县文物局姜振利，吉林师范大学教授楠木贤道、许淑杰、孙守朋、吴忠良，副教授聂有财，辽宁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吴昕阳，辽宁省民委闫立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邵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永发、赖惠敏、于敏玲，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熙远，韩国高丽大学副教授金宣旼、博士李勳、庆尚大学讲师李善爱、首尔大学博士生李升洙，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锋晖，黑龙江大学讲师綦岩。河南洛阳师范学院贾艳丽老师、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李茗公、南阳府衙博物馆馆长刘绍明、吉林师范大学副教授许富翔等，在搜集资料、整理图片、绘制地图等方面多有助益。多年来，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前后两任所长赵志强研究员、常越男研究员的鼎力支持下，我的调查报告得以在《满学论丛》上连载，并将本书列入该院重大课题“满学菁华”丛书的资助出版计划。该所年轻研究人员晓春、王鸿莉、哈斯巴根、关笑晶、杨原、戴光宇等积极参与编辑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资深学者登峰工程”为本书出版提供了后期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安芳女士为本书编辑出版倾尽心力，并提供宝贵建议，使我获益良多。山东青州李凤琪、唐玉民、尹国华、汪辉明，辽宁新宾刘庆华、李荣发，本溪孙旭东、梁志龙，海城尚世海、尚德新，铁岭李士群、李泽绵，沈阳柳海松，内蒙古赤峰于建设，黑龙江省肇源县陈树标、杨柏森，吉林四平隽成军、聂卓慧，福建泉州王伟明、郑梦彪，武汉刘晓航、重庆丁惠民、徐裕铭，等各地领导、专家学者、满汉蒙锡伯等族同胞、各地知青战友，以及许多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为笔者调查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感谢！
刘小萌
2019年12月1日
[1] 司马迁：《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2] 司马迁：《史记》卷86《刺客列传》。
[3] [朝]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100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日]夫馬進：《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録解題》，《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42号，2003年3月。
[4] [日]间宫林藏：《东鞑纪行》，商务印书馆1974年译本。
[5] 丛佩远、赵鸣岐：《曹廷杰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6] [日]服部宇之吉主編：《北京志》，東京博文馆1908年版；张宗平、吕永和译本更名《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
[7] [日]千種逹夫：《满洲家族制度の惯習》，一粒社，昭和三十九年版，第7页。载：伪康德七年（1940）伪满临时国情调查，满洲全部人口4320万，其中满洲旗人268万，汉族人3687万，蒙古族107万，回族19万，其余为日、朝、俄等外籍。
[8] [俄]C.M.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ирокогоров）：《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高丙中译，刘小萌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9] [俄]И.А.拉帕金：《奥罗奇——满族的近亲》（ЛопатинИ.А.Орочи—сородичиманьчжур.Обшествоизученияманьчжурскогокрая.Харбин，1925）。
[10] 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参见包路芳《从村屯到城市——李景汉北京郊区调查80年回访》，《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1] 牛鼐鄂：《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社会学界》第7卷，1933年。
[12] 凌纯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13] [日]細谷良夫：《中国東北部における清朝の史跡》（1986—1990年），東洋文庫中央アジア·イスマム研究室，1991年。
[14] 加藤直人：《富裕県三家子村調查記録》（1991），王禹浪：《嫩江県清代遺蹟考察記録》（1993），加藤直人：《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県の満洲語関係調查》（1994），細谷良夫：《琿春の満族》（1995），細谷良夫：《貴州と雲南の明清史跡—永暦帝·呉三桂·満文对聨—》（2000），細谷良夫：《黑龍江·アム—ル川下流域の旅》（2001），郗志群：《京師八旗都統衙門の設置及び現状調查》（2003），杉山清彦：《〈韃韃漂流記〉の故郷を訪ねて—越前三国湊訪問記—》，ボルジギン·ブレンサイン：《鳯城市（旧鳯城満族自治県）見聞記—民族自治，モンゴル人，満洲人，そして家譜—》（2004），池宄陽子：《北京の黄寺について—黄寺訪問と清初の黄寺に関する覚書—》（2005），承志·杉山清彦：《明末清初期マンジュ·フルン史蹟調查報告—2005年遼寕·吉林踏查行—》，柳澤明：《2005年夏ザバイカル記行—ネルチンスクとウラン=ウデ—》（2006），細谷良夫：《北京周辺の三藩をめぐる史跡》，加藤直人：《新疆北部のおよびアルマトィ現地調查報告》（2009）。
[15] 細谷良夫·柳澤明：《アム—ル川·黑龍江流域紀行—黑龍江·アム—ル川踏查をめぐって—》，日本東北学院大学オ—プン·リサ—チ·センタ：《アジア流域文化研究》Ⅳ，2008年。
[16] [法]吕敏（MARIANNE BUJARD）、董晓萍主编，鞠熙、关笑晶等执笔：《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第1—4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2013、2017年版。
[17] 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5页。
[18]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 傅波主编：《抚顺地区清前期遗迹考察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抚顺市社会科学院主编：《抚顺清前期史遗迹与人物考察》，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孙诚等主编：《建州女真遗迹考察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20] 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21] 冯其利：《清代王爷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2001年起，《北京档案史料》连载其《京郊清墓探寻》；2006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寻访京城清王府》。参见张鹏《“奇人”冯其利的五味人生》，《北京晚报》2015年4月27日。
[22] 杨海山：《京郊清代墓碑》，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
[23] 金启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4] 杨发清：《关于本溪满族历史及现状的调查报告》，《满族研究》1988年第3期。
[25] 何晓芳、张晓琼：《新宾上夹河镇腰站村清皇室后裔调查纪实》，《满族研究》2004年第1期。
[26] 李天锡、粘国民：《福建省晋江县龙湖乡粘氏满族情况调查》，《满族研究》1990年第2期。
[27] 韩旭等：《五常营城子村京旗满族文化调查》，《满语研究》2009年第2期。
[28] 苏淮等：《吉林省乌拉街镇满族文化现状调查》，《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29] 隽成军：《清代柳条边吉林边墙的调查与再认识》，《春草集》（二）——吉林省博物馆协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8月铅印本。
[30] 黄兆桐：《关于纳兰性德在上庄地区史迹的调查报告》，2001年9月稿本。
[31] 北京市民委等单位联合调查组：《北京市海淀区火器营满族社会调查报告》，《满族研究》1988年第1期。
[32] 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北京市喇叭沟门满族乡的调查与思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编：《民族文化习俗及萨满教调查报告》，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34] 参见刘小萌《满学七十年》，《满语研究》2019年第2期；张戍、田青主编：《满学研究论文索引》，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阎崇年主编：《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35] 清朝入关初，统治基础未稳，对西南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的征服与控制，主要倚重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继茂（后由耿精忠袭爵）、平南王尚可喜（后由尚之信袭爵）、定南王孔有德。吴三桂镇云南，耿继茂镇福建，尚可喜镇广东，孔有德镇广西，四王地位尊显，各拥重兵。顺治九年（1652），南明李定国攻陷广西桂林，孔有德遇难爵除，吴、耿、尚三王继续镇其地，形同割据，史称“三藩”。康熙十二年（1673）春，康熙帝发布撤藩令，三藩相继为乱。二十年（1681）冬，历时8年的叛乱终被平定。
[36] 刘小萌：《山東青州旗城調查記》，日本《満族史研究》第2号，2003年；《尚可喜をめぐる史跡——金州·広鹿島·海城——》（与細谷良夫合撰），日本《満族史研究》第4号，2005年；《北京からモンゴル高原への道——雞鳴山駅城·宣化城·張家口を訪ねて——》（与細谷良夫合撰），日本東北学院大学オ—プン·リサ—チ·センタ《アジア流域文化論研究》Ⅱ，2006年；《清代北京の俄羅斯旗人》，载《清朝史研究の新たなる地平》，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湖北と四川に八旗と清朝の史跡をたずねて——荆州满城·成都满城·平定金川の碑——》（与細谷良夫合撰），日本《満族史研究》第6号，2007年；《荆州满城、成都满城、大小金川史迹的考察》，《满学论丛》第1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新疆的清代遗迹——以八旗驻防为中心的考察》，《满学论丛》第3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四平市周边明清史迹的考察——从辉发到叶赫》（与聂有财合撰），《满学论丛》第4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吉、黑、辽三省清代遗迹的考察》，《满学论丛》第5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河北、内蒙古考察：承德、隆化、围场、克什克腾、多伦》，《满学论丛》第8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中、俄、朝三国交界处的考察：延吉—珲春—海参葳—会宁》，《满学论丛》第9啊，辽宁民族出版社2020年版。
[37] 细谷先生曾到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查找三藩史料，接待人员没能提供有价值线索。先生坚持要看家谱，并发现“三藩”之一尚之信在黑龙江肇东一支的家谱。
[38] 《“清史”对话“明—清史”：一字之“差”与求同存异》，《澎湃新闻》2020年1月10日。
[39]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修订本，第6页。
[40] 参见《乾嘉年间畿辅旗人的土地交易》（1992）、《从房契文书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产》、《清代北京旗人的房屋买卖》（1996）、《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1998）、《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清代北京旗人的茔地与祭田》（2001）、《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2002）、《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2003）、《清代北京的碓房与八旗生计》（2006）、《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2011）、《民间寺观的“转香火”问题——关于什刹海观音庵契书的考察》（2013），均载《清史满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41] 见本书《中、俄、朝三国交界处的考察：延吉—珲春—海参崴—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