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忘年交金有景同志

梁达

一

1954年夏，我出差住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金有景同志拿着浙江军区的介绍信来找我。他说他是军区的文化教员，教高级干部俄语。他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俄语发音学》，作者是我，他辗转寻我，才在上海把我找到，流露出欣喜若狂的神情。他说他曾是高中一年级学生，抗美援朝参军的；他没有正规学习过俄语，除了看书，就是听广播，因此学习上难度很大，特别是发音方面，自己无法解决。我的《俄语发音学》虽然能帮助他解决一些问题，但仍是纸上谈兵。他专程去北京寻我，不料我又出差到上海，所以千里回师赶到上海，很幸运，到底把我找到了。他带来一件钢丝录音机（这在当时是稀世之宝），打算录俄语全部字母发音和几篇课文的朗诵。

他是浙江义乌人，地方口音浓重，不适应俄语发音，发展口语比较困难。但他悟性高、理解力强，适合在笔译方面发展。但又发现，他耳朵灵敏度高，能准确地接受和分辨出来对方发音的细微差别，而且能用严式国际音标记录下来。所以，我认为他也可在记录方言、研究方言方面发展。

他问及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情况，似有意到那里做研究工作。我说，我与该所所长罗常培先生有旧，他介绍我与陆志韦先生（该所汉语史研究组组长）、吕叔湘先生（该所副所长）相识。据我所知，该所人手少，急需补充新人，但要求高，条件苛，中选不易。他听后既兴奋，又恐门第太高，难登龙门。

这次见面后，他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自修俄语能达到教人俄语的程度，更向发音学这门学科进军，有志于向中国的语言学最高殿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呀！

二

那次，我没有给金写介绍信，因为我当时是内控干部，人微言轻。他自己给陆志韦先生写信，希望到语言研究所工作。陆先生看了信之后，请示了罗常培先生，罗说既是梁赏识的人，大概不会错，就让他来工作吧。是年冬天，我去语言所，陆先生说，金有景来信说，他受你的指点，愿献身于语言学的研究工作；经与罗所长与吕副所长研究，你的眼力不会差；经考试，金的辨音、记音能力强，也具有一般语言学的知识，所以把他收进来了。我向罗、陆、吕三位老前辈特别致意，希望他们严格栽培这个好苗子。我也勉励有景，要恭恭敬敬向语言学前辈学习，不能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一定要谦虚谨慎。

1956年夏，我被调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授。1960年暑假，我去北京探亲，去看望金有景。这时语言所迁至西城区赵登禹路附近的一个旧王府里。金有景因为工作有了成绩，而且结了婚，所以分配给他两间瓦房。他爱人徐忠贞女士是部队的医务工作者。金对我说，他进语言所后，自知底子薄，不能与正规大学毕业生相比，只有加倍学习，充实自己，现在被分配在丁声树研究员领导的方言组工作。金本人出身于方言区，得天独厚，有利于发现其他方言区的语音系统特点。他很感谢语言所领导的栽培。

1961年冬、1964年夏，我又去北京探亲，多次与金见面，知他做出了成绩，晋升为助理研究员，我很为他高兴。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1968年1月我被张春桥下令关押，由林彪直接领导的空四军主审，遭到严刑拷打，体无完肤。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我的案子悬空，无人理睬。1975年上级下令，凡无证据羁押的高级干部一律释放。我于1975年9月获释，但因被扣了反革命帽子，被勒令退休。

我无子女，妻子郝立女士是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的讲师，在我被关押时，“四人帮”的爪牙对她进行残酷迫害，她含冤跳楼自杀。我退休后孑然一身，只好回北京投靠亲人。

回到北京后，始知金有景因受我的牵累（档案上我是介绍人）而被下放河南劳动。他本来就工资少，孩子多，生活极其艰苦。下放后只发个人饭费，家人生活更加困窘。由于我的缘故，他受到株连，我感到十分内疚。

这时，他家迁到地安门东大街，一家六口住在两间瓦房内，拥挤不堪。难为他仍然笔耕不辍，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在此期间，我常去他家，与他妻子徐忠贞女士和他的长女金莎莎、长子燕燕、次女菲菲、次子欣欣，建立了家人般的感情。

三

1979年秋，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预，原关押单位才为我平反，摘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又回到华东师大任教。1981年到了七十岁退休年龄，我离休了，享受局级待遇。由于住房在上海，遂在上海定居。

离休后，有时去北京探亲，一定要去金家看望。他有子女四人，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长子成为国家干部，次子为出版社编辑，长女为玉雕专家，次女为国家干部。有景和他的夫人徐忠贞女士在工资不高、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却能为国家培养出有用人才，实在是难能可贵。

1991年他来上海看望他叔叔，他叔叔也是华东师大教授。他在我家住了几天。我们一起逛公园，还在公园拍了照。我们畅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多次运动，知识分子遭受了迫害，延误了向科学进军的步伐，没有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感谢中央拨乱反正，今日才有安定团结、繁荣昌盛的局面，知识分子才能坐下来，做些心中愿意做的事情。

我受罗常培先辈的影响，早有意对汉语的成长变迁的历史进行细致的研究，但我自“三反”运动以来，有运必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万丈深渊，苦海无边。幸有改革开放，我才能真正坐下来，对心仪已久的汉字变迁过程进行系统的探讨，撰写《汉字形音义分析字典》。金对此书颇加赞赏，给我也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嘱我放弃一切工作，全力把它写好，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1996年秋他又到上海，住在我家约一周，还约我去北京。我于是年冬去北京。这时我尚能自由行走，多次与金家人团聚，心情十分舒畅，感觉到是平生快事。

四

1999年2月得知有景患了癌症，我心急如焚，于4月初去北京，到医院看望他。他说化疗效果很好，已控制癌细胞的增长，再有几天可以回家静养。他精神虽好，走动尚可，但我见他身体十分瘦弱，又知道癌细胞是很难彻底控制的，心中十分为他担忧。

我这次去北京，体力大不如昔，走路迟缓乏力。加上喉癌手术，不能说话，听力又极差，连打雷、汽车鸣喇叭都听不见。所以没人陪，不敢出门。在京二十多天，只见到金一面，怀着遗憾回到上海。不料我离京后一个月，有景竟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不禁痛哭失声。有景比我小二十岁，正是发挥特长、为祖国语言学作出贡献之时，竟因积劳成疾，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人间。人生憾事，莫过于此。

五

有景一向以师事我，我则愧不敢当。反之，我向他学了不少东西。我们是忘年交，是朋友关系，是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的关系。他全家都把我当亲人相待，使我感到十分温暖。

有景天资聪敏，悟性甚高，因此加上刻苦学习，始能自学成才。他后来于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调到同院的民族研究所工作，并且晋升为研究员，独立写出多篇论文，出版过若干有价值的巨著，使他在中国语言学界得到崇高的荣誉，这些都是我未能做到的。有景不仅对语言学，特别是方言调查，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祖国医学上也作出了重大贡献。难能可贵的是，他在1977年前后，还曾应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和泌尿外科的聘请（聘期各为半年），作为专家医生定期出诊，前后达一年之久。这样一位多面手的科学家，竟为病魔夺其天年，惜乎痛哉。

有景好学不倦、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而他本人和他的家人对我的关怀、照顾，我终生难忘。

谨以此文悼念金有景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