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古音的不同层次问题

上古音研究中的众多问题，在年代学上属于上下数千年的不同层次。如果把这几个层次区分开来，问题就会清楚得多，并且会有助于后面三个问题的解决。

在汉藏语系还没有很好研究的今天，我们只能在很大程度上从假设的角度对上古音分层问题提点粗浅的看法。个人初步考虑，上古音至少可分以下三个年代层次：

（1）远古汉语时代（约公元前15世纪以远）；

（2）谐声时代（约公元前15—前10世纪）；

（3）《诗经》时代（约公元前10—前5世纪）。

三个层次的绝对年代，只有《诗经》时代是比较清楚的，第一、二两个层次的年代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根据这三个不同的年代层次，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上古音在不同的层次里的不同特征。

远古汉语时代的特征，首先是，语言的音节结构里具有丰富的复辅音，不仅出现在声母里，也出现在韵尾上[8]；大多数音节是以辅音收尾的闭音节；韵尾上的辅音不仅有-p、-t、-k,-m、-n、-ŋ,-b、-d、-g，还有复辅音和其他一些单辅音。

其次，在远古汉语时代还没有声调，因为当时还不具备产生声调的需要和条件。下面先对汉语产生声调的需要和条件[9]谈一点初步的设想。

一般说来，一种语言为了清楚地表达词义，需要有一定的音节数量。如现代北京话有一千三四百个音节，中古汉语（《切韵》音系）是三千五六百个音节。每当一种语音变化造成了音节数量的锐减时，语言本身有一种补偿要求，希望用别的手段来增补音节，使音节数量达到符合表达需要的程度。上古音由于复辅音的减少和变化，使音节数量锐减，语言本身就有了补偿的要求。四声的产生正好满足了这种要求。

从语音生成的角度来看，像汉语这样的语言要产生出声调，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在条件。这种条件有两个：（1）具备能够辨义的“音高”“音长”两项要素。（2）具备合适的声调“载体”（carrier），即适合产生声调的音节形式。声调主要寄托在元音上，它要求具有元音占相当比重的音节结构；它还要求有一种整齐匀称的声韵组合，以便较好地适应一种特定的声调体系。例如北京话的音节就是这样一种声韵组合：

mā妈 má麻 mǎ马 mà骂

bā巴 bá拔 bǎ把 bà霸

fān番 fán凡 fǎn反 fàn贩

dōng东 — dǒng董 dòng冻

汉藏语系里的某些语言比如嘉戎语，复辅音很丰富，音节数量比较大，而且还有形态变化，客观上还没有产生声调的需要。同时，嘉戎语既不具备能够辨义的“音高”“音长”两项要素，又没有合适的声调“载体”。所以嘉戎语在目前是产生不了声调的。

远古汉语是否具备产生声调的需要和条件呢？

我们假定远古汉语已经具备能够辨义的“音高”“音长”两项要素（但当时尚未成为范畴或体系）[10]。但是，远古汉语有较大数量的音节，所以并没有补偿的要求。另外，远古汉语具有比较丰富的复辅音，尚未形成合适的声调“载体”。因此，在远古汉语里不可能产生声调。

再设想一下谐声时代和《诗经》时代的特征。谐声时代，声母复辅音虽仍很丰富，但已条理化、系统化，韵尾复辅音已经消失，韵尾单辅音也只剩下了-p、-t、-k、-b、-d、-g、-m、-n、-ŋ九个。所以在谐声时代后期，可能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元音占相当比重的、比较整齐匀称的阴、入、阳三分的音节体系：

（1）阴声（主要收-b、-d、-g尾）；

（2）入声（收-p、-t、-k尾）；

（3）阳声（收-m、-n、-ŋ尾）。

这就为四声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另外，声母复辅音条理化、系统化，韵尾复辅音消失，韵尾单辅音减少，音节数量也大为减少。因此，在音节数量上就产生了补偿的要求。可以推测，可能在谐声时代末期产生了声调的萌芽，到《诗经》时代就产生了四声。从《诗经》的押韵情况来看，不难判明，“《诗经》的用韵大体是分调类的”[11]。

同时，在谐声时代的后期或末期，阴声韵的韵尾可能已经主要是*-b、*-d、*-g了[12]。到了《诗经》时代，声母复辅音作为一个体系已经消失[13]，阴声韵的韵尾*-b已经变为*-d 了[14]。阴声韵的*-d、*-g 尾在《诗经》时代也已发生变化，变为带*-d、*-g与不带*-d、*-g两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