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语史

在汉语史研究的领域里,可以借助于汉藏语系亲属语言的资料,使一些问题得到澄清与印证。下面举两个例子。

例一,量词的发展、演变问题。

上古汉语里,在量词正式产生以前,经历过一个“名·数·名”组合的阶段。这个“名·数·名”的组合在古汉语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变成了“名·数·量”组合。例如在殷墟卜辞里可以见到:[44]

羌百羌。人十(有)六人。

直到西周金文中还存在着这种“名·数·名”的实例。例如:

玉十玉。/田十田。/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匹,孚车卅两,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

桥本万太郎教授在他的新著《语言类型地理学》里,称上述“名数名”组合为量词的“反响类型”[45]。这种反响型的数量结构,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亲属语言里,仍然保存着。例如:

(1)哈尼语[46]

(2)景颇族载瓦语[47]

(3)纳西语[48]

(4)独龙语[49]

上古汉语里“名·数·名”这种组合,前一个“名”是典型的名词,后一个“名”可能已经带有一点量词的色彩。这一点,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从字音上已无从鉴别。而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亲属语言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证据。例如:

(1)哈尼语

(2)景颇族载瓦语

(3)纳西语

以上哈尼语、景颇族载瓦语、纳西语这三种语言,在反响型词组里如果数词前的是多音名词,则数词后的名词只取多音名词中的一个音节。由此不妨设想:在上古汉语“名·数·名”的组合里,数词前后两个“名”的读音也许会有不同。

例二,上古汉语人称代词“格”的问题。

上古汉语人称代词从语音上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代词相互间是双声的关系,靠着韵母起屈折作用,即第一、第二人称;第二类代词相互间是叠韵的关系,靠着声母起屈折作用,即第三人称。

第一人称分为两个系统:

(一)ŋ系 ŋɑ吾 ŋa我 ŋɑŋ卬

(二)d系 dǐɑ余,予 dǐə台 dhǐəm朕

第二人称只有一个系统:

第三人称也只有一个系统:

ǐə 系 ghǐə 其 ȶǐə 之(还有kǐwat“厥”自成一类)

从上表看来,上古人称代词具有相当整齐的系统,各词都有相配关系:“吾”“余”“予”和“汝”相配;“我”和“尔”相配;“卬”和“若”相配;“台”和“而”相配;“朕”和“戎”相配。“乃”是“而”的变体,“厥”可能是“其”的变体[50]

以上严整的相配关系不能不让人怀疑: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是不是有“格”的变化?这种怀疑还有文献上的某些依据。比如从殷代到西周,“朕”和“乃”(而)只限用于领格:[51]

汝能庸命巽位。(《尚书·尧典》)

汝弗能使有好于家。(《尚书·洪范》)

古我先王暨父胥及逸勤。(《尚书·盘庚》)

春秋战国以后,“联”字渐渐兼用于主格了,但是“乃”(而)字仍以用于领格为常[52]

先皆季氏之良也。(《左传·定公八年》)

必欲烹翁,幸分我一杯羹。(《史记·项羽本纪》)

必欲烹翁,幸分我一杯羹。(《汉书·项籍传》)

那么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到底有没有格的变化呢?光是依靠上古汉语的文献资料还不足以使这个问题获得解决。汉藏语系的亲属语言的材料可以使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

现在汉藏语系的好多亲属语言里都已经没有格的变化了。但是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些亲属语言里,人称代词还有格的变化。例如:

(1)基诺语

基诺语的人称代词有格的变化。格有主格、宾格、领格三种,用元音或声调的屈折变化表示。例如:

单数第一人称主格、宾格、领格分别是 ŋɔ5、ŋɔ6、ŋɔ6。第二人称主格、宾格、领格分别是 nɐ5、nɐ6、nɐ6。第三人称主格、宾格、领格分别是 khɯ5、khɯ6、khɯ6[53]

(2)景颇族载瓦语

在载瓦语里,人称代词有单数、双数和复数的区别。单数人称代词又有主格、宾格和领格这三种形式,主要用声调表示屈折变化(双数的人称代词与复数的人称代词没有格的区别)。例如:

第一人称单数主格、宾格、领格分别是 ŋo51、ŋo31、ŋa55。第二人称单数主格、宾格、领格分别是 ŋaŋ51、ŋaŋ31、ŋaŋ55。第三人称单数主格、宾格、领格分别是 jaŋ31、jaŋ31、jaŋ51[54]

(3)纳西语

纳西语(维西方言)人称代词无论单数、复数都有格的变化,共分主格、宾格、限领格、述领格四种格。例如:

单数第一人称通型、主格、宾格、限领格、受领格分别为ŋɑ5、ŋɑ2nE5、ŋɑ2Ɣɯ5、ŋɑ5ŋkɐ5nu1、ŋ2ji2。第二人称通型、主格、宾格、限领格、受领格分别为no5、nEn4nE5、nEn4Ɣɯ5、nEn2或 nEn4ŋkɐ5nu1、nEn2ji2。第三人称通型、主格、宾格、限领格、受领格分别为thii2、thEn4nE5、thEn5Ɣɯ5、thEn2或thEn4ŋkɐ5nu1或 thii2ŋkɐ5nu1,thEn2ji2或thii2ji2[55]

(4)哈尼语[56]

哈尼语人称代词有格的变化,大部分格有后置助词,例如:

主格有后置助词ne33,宾格常用后置助词 jɔ55或 a33,领格有后置助词ɣ33

(5)珞巴语

珞巴语的人称代词有“主格”“宾格”的分别。例如:

单数第一人称主格、宾格分别是:ŋo:、ŋom。第二人称主格、宾格分别是no:、nom。第三人称主格、宾格分别是ko:、kom。[57]

以上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五种语言里,人称代词都有格的变化。不仅这样,这五种语言与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的语音形式还有一点点相似或相对应的地方:大致而言,第一人称都是 ŋ-声母,第二人称都是 n-、ȵ-声母,第三人称都是 gh-、k-、kh-、j-声母等。这样看来,我们假定上古汉语人称代词有格的变化,能说没有一点根据吗?


[1]参见金有景《上古韵部新探》,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2]本书所用少数民族语言材料,除注明者外,均引自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3]见孙宏开、陆绍尊、张济川、欧阳觉亚《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4]参见А.Д.Алексеенко《俄语语法史》第三讲,时代出版社1955年版。

[5]比如中古汉语有-m、-n、-ŋ、-p、-t、-k六个韵尾辅音,发展较慢的粤方言仍保持这六个韵尾辅音,发展较快的北京话只有-n、-ŋ两个韵尾辅音了。

[6]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2期。原文用“韵尾!”和“声!”分别表示韵尾、声调不合对应规律。

[7]参见张济川《古藏语塞音韵尾读音初探》,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6期。

[8]参见邵荣芬《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9]这个方言“飞pi55,斧pu33”等古非母字读p,“肺phe44、蜂phuŋ55”等古敷母字读ph,表明这个方言在唇音方面所保留的古读,差不多可以上溯到《切韵》时代。这就使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个方言的古浊塞音、浊塞擦音的确是读不送气音的。

[10]这不等于说古汉语里也一定有这种情况。但无论如何,侗语的这种情况是值得汉语音韵学研究者重视的。

[11]内外转的外延定义,现在已获较圆满的解决,但是它的内涵定义至今没有获得较圆满的解决。有的人可能不相信内外转问题能够从内涵定义上加以解决,我个人不这样看。

[12]这里汉语方言的分区与传统的分区有点不同。笔者认为,从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来看,把传统的吴语(浙江、苏南)进一步分成“吴语”(苏南、浙西)和“越语”(浙东、浙南)是有好处的。这个问题,这里暂不详细论述。

[13]不一定全是同源词,有的是借词,如“金瓜”(kim1kva1)等。可是,在这里借词也能说明问题:浙江义乌与广西武鸣、龙州远隔数千里,不是古代有过关系,怎么可能产生此种借用现象?

[14]据史书记载,古代浙东、浙南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其中大概包括与壮侗、苗瑶亲属关系相近的民族,而现在的越方言(还有闽、粤方言等)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有的壮侗、苗瑶语有共同的底层。

[15]这句话不带“哩”也能说,但句子结构就显得不同了。如果带“哩”,可以把“台里”看作主语;否则,“台里”以看作状语为好。

[16]参见周长楫《说“一”“植”和“蜀”》,载《语言研究》(武汉)1982年第2期。

[17]参见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以次。

[18]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76页。

[19]参见黎锦熙、刘世儒《语法再探讨——词类区分和名词问题》,载《中国语文》1960年12月号。

[20]参见《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简述》,载《语法和语法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

[21]朱德熙先生的这篇论文已收入他的论文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2]参见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22页。

[23]以下四组例句系由瞿霭堂同志提供,谨致谢意。

[24]以下四组例句系由孙宏开同志提供,谨致谢意。

[25]朱德熙先生也有这个看法,他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第222页中说:“就目前各家的说法来看,所谓名物化指的是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和形容词的名物化,但是就他们所提的论据来看,则名物化的动词和形容词不应局限于主语和宾语,至少还应包括一部分定语在内。”

[26]以下两个例句系由谭克让同志提供,谨致谢意。

[27]“个体词”与“概括词”的例子是:a.谁去1?谁看1?b.去2是对的。看2是对的。c.去3的人很多。看3的人很多。“去1、去2、去3”三个个体词的形式和意义相同,是一个概括词;同样,“看1、看2、看3”也是一个概括词。见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第217页。

[28]参见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第193、195页。

[29]本文所用羌语材料引自孙宏开《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以次。

[30]景颇语例句引自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主编《景颇语语法纲要》,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在写这段文字的过程中,徐悉艰同志给了我宝贵的帮助,特此致谢。

[31]材料引自喻翠容、罗美珍《傣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32]陈士林先生研究彝语文多年,本文所列举的关于利用彝语文材料来训释《楚辞》 《老子》疑难文辞的两个例证,都是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参见陈士林《彝文研究的基础和前景》,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届年会论文集》。

[33]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子晰是楚共王的儿子,是楚康王(名子招)、楚灵王(名子围)的同母兄弟。子晰曾于公元前528年任过楚令尹。所以《越人歌》的故事可能就发生在这一年。这样,《越人歌》该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

[34]参见韦庆稳《〈越人歌〉 与壮语的关系试探》,载《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6页。

[35]古人没有昆虫学知识,把蝗虫与蚱蜢混为一谈是不难理解的。就是在今天,有些汉语方言里仍称蝗虫为“蚱蜢”。

[36]参见张永言《语源札记三则》,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6期。

[37]本条和以下几条苗语词汇材料均引自王辅世《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1979年油印稿。音标后面括弧里的数字或拉丁字母表示调类。

[38]参见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页。这里音标右上角的数字表示调类。

[39]参见贺嘉善《仡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40]参见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页。这里音标右上角的数字表示调类。

[41]参见孙宏开《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42]引自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

[43]本节所用汉藏语系一些语言的材料,除已注明者外,均引自以下各语言简志:韦庆稳、覃国生《壮语简志》;喻翠容《布依语简志》;梁敏《毛难语简志》《侗语简志》;张均如《水语简志》;喻翠容、罗美珍《傣语简志》等。苗语的材料引自王辅世《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

[44]例词引自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236页。

[45]参看胡竹安、余志鸿《〈语言类型地理学〉 简介》,《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4期。

[46]材料引自李永燧《哈尼语概况》,《民族语文》1979年第2期。

[47]材料引自徐悉艰《景颇族载瓦语概要》,《民族语文》1981年第3期。

[48]材料引自杨焕典《纳西语中的数量词》,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4期。

[49]材料引自孙宏开《独龙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7页。

[50]参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260页等处。

[51]参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260页等处。

[52]参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260页等处。

[53]参见盖兴之《基诺语概况》,载《民族语文》1981年第1期。

[54]参见徐悉艰《景颇族载瓦语概要》,载《民族语文》1981年第3期。

[55]参见傅懋勣《维西么些语研究》(续),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二卷(1941),“么些语”即纳西语。

[56]参见李永燧《哈尼语概况》,载《民族语文》1979年第2期。

[57]参看孙宏开、陆绍尊、张济川、欧阳觉亚《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