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的进展

1978年以前，民国史研究尚未真正展开，加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干扰，研究领域“禁区”重重，研究者心有所忌，有限的研究也被套上政治的框框，成为政治的传声筒，甚至“民国”这个词都很难不带贬义地出现在历史著述中。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真正开启了民国史研究自由讨论的空间。在学术研究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形势下，民国史研究突破以往旧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就在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研究者可以按照历史的实际发展状况及其内在规律去研究历史，民国史上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现在有人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以前已经有所研究并有“定评”的问题也不断有人重新研究并提出新的看法。

1978年至20世纪末的民国史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1989年为第一阶段，表现为民国史学科建立，并突破研究领域的限制，大胆提出新的观点与看法，在宏观领域取得较大进展。1990—1999年为第二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更注重于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在微观领域将研究推向深入。[7]

民国史研究最先在辛亥革命问题上取得突破。辛亥革命是导致民国诞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华民国的开端，但是1949年以后史学界对其研究不多，评价也一直不高。1981年，以辛亥革命70 周年纪念为先导，史学界推出一批专著和论文，论证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充分评价了同盟会和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方面的历史功绩。对于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各个地区，各个阶级和阶层，各个政治派别、团体与代表人物在这次革命中的表现，做了相当具体深入的研究。[8] 这次讨论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明确肯定资产阶级革命在当时中国的进步意义，“资产阶级政权优于封建政权，具有一种崭新的面貌”[9]。这样的评价，在以往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是不可能有的。

继辛亥革命的研究取得突破之后，民国史研究随着历史时段的延伸而不断深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这一进展的主线，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民国时期的历史地位与进步作用不断得到肯定与深入探讨。在关于护国运动的研究中，如实肯定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认为“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明确肯定以往遭到贬斥的梁启超和进步党人在护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10] 一般而论，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温和派的代表，主张立宪而不主张革命，因而以往对他们的批判较之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更为严厉。因此，在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历史功绩之后，对资产阶级温和派历史贡献的肯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民国政府成立后，中央和各地方政权很快又落入了北洋军阀以及各地方军阀手中。对这一段历史的评价，过去着重于批判军阀投靠帝国主义，误国残民，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在这方面，1978年以后的研究体现了一定的继承性，但更多地注意用历史事实论证。[11]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认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有利害冲突与矛盾的一面，内容变化复杂，因时因地而异，不能简单地将军阀类比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签约，不仅是民众反对的结果，也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导致的“分裂型政治”有关。[12]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北洋政权的阶级属性这一主题有所讨论。有论者认为，北洋军阀官僚资本是私人资本，并认为北洋军阀“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资产阶级性质”[13]。既然北洋政府具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一面，它的各项政策当然有对当时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一面。有论者认为，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法令，而正是这种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导致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而引起社会革命，最终导致了北洋军阀的衰亡。[14] 在关于北洋时期群众运动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论者对国民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国民党积极参加并推动了五四运动，他们在运动前宣传鼓吹，在运动中制定策略与方法，推动其发展；五四运动的“政治性质和思想主题，以至于运动的预演、爆发和取胜，均同国民党人的政治言行有直接关系”；因此，“五四运动的真正推动和领导者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15]。过去一向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党派置于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而新的研究结论有了变化，承袭了1978年以后对资产阶级在民国时期的历史作用给予积极评价的趋势。

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权，向来是民国史研究中较为敏感的领域，1978年以前对其几乎没有什么研究。1978年以后，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首先在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权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进展。以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 周年为契机，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国民党对日政策由“攘外安内”到联共抗日的转变，对其在抗战前为抗战所做的军事、经济准备工作，如整编军队、构筑国防工事、发展军事工业、制定抗日战略、进行国防经济建设，对抗战中国民党军队负担的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正面战场的历次重要战役，均给予了适度的、积极的评价。[16] 与此同时，研究者对于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关税自主、法币改革，以及抗战时期经济政策的作用等问题，也都予以一定的积极评价。[17] 关于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作用及其与敌后战场的关系，以往研究突出了敌后战场，而忽略了正面战场，此时有论者认为，无论是相持阶段之前还是之后，“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存在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之分”；两个战场有摩擦的一面，但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一直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18] 可喜的是，关于抗战历史的研究，是大陆学者和台湾地区学者在民国史研究领域最早开展交流与互有回应的论题之一。如关于抗战的战略，台湾学者认为，国民党政府自抗战一开始就制定了持久战战略，并主动发动淞沪战役，诱使日军改变进攻方向，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大陆学者则多认为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在抗战中逐渐形成的，而且这个战略仍有重要缺陷，即其不彻底性和动摇性，而且“始终是不完全的”，“实际上只是指狭义的军事作战行动战略”；至于发动淞沪战役的战略意图，目前并无史料依据支持台湾学者的上述设想，同时这一战役也未起到转换全局的作用。[19] 尽管双方的观点未尽相同，但这样的交流与回应对于民国史研究而言则是有重要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虽然相对敏感且基础薄弱，但是研究者并不回避矛盾，而是勇于开拓，在一些宏观领域的重大问题上取得了明显进展。蒋介石是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领袖人物，过去被冠以“独夫民贼”“人民公敌”之衔。此时有论者认为，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处理抗日与反共的关系时，抗日还是主要的方向，因为中日民族矛盾没有解决；只要抗日，就属于人民的范围，因此当时的蒋介石集团也包括在人民之内。[20] 有论者对抗战前后的蒋介石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认为蒋战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联共抗日，顺应了历史潮流；抗战初期，蒋与中共合作，指挥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军，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但其片面抗战、消极防守战略，也使国家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抗战中期，蒋没有放弃抗战，没有完全中断国共合作，但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制造反共摩擦，消极被动，保存实力，限制和降低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作用；抗战胜利后，蒋违背历史潮流，坚持个人独裁统治，最终彻底失败。[21] 对抗战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有论者根据历史事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关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有论者认为，蒋与汪的叛国投敌“毫无关系”，他们“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更不可能有一致的行动”；将曲线救国“作为国民党当局的指示方针”不符合历史事实；国民党对汉奸政权一概打倒，汉奸财产一律没收，汉奸主要头目多被处决，至于对汉奸将领的委任，“只是出于反共和抢占沦陷区目的的一时利用”。[22]

关于官僚资本的研究与讨论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重要进展。官僚资本是民国年间就开始使用的概念，1949年以后，为研究者所沿用，而且其适用对象有扩大的趋势，即凡军阀、官僚，以及国家、机关投资创办的企业一概称为官僚资本主义。此时有论者提出，官僚资本是已为群众接受的通俗名称，可以作为特定范畴使用，但它的实质，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说，就是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又有论者认为，官僚资本是个政治概念，不应用于标明企业性质；官僚私人投资与国家投资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军阀官僚投资的资本也属于民族资本中的私人资本。[23] 同时有论者明确提出，既然官僚资本是个政治概念，我们就有责任使用科学的经济概念；军阀官僚原始积累的来源并不能决定他们所办企业的性质。“从政治方面看，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掌握党、政、军、财经大权的四大家族，然而从经济方面看，那一时期却并没有四大垄断资本家族。”[24] 在民国经济史研究中，以更严格、更科学的国家资本概念代替不尽科学的官僚资本概念有可能成为史学界的共识，但因为官僚资本概念在民国时期即被广泛使用，因此在民国政治史研究中，运用这一概念仍有其必要性。

总体而言，1978—1989年的民国史研究已经初步改变了过去研究不多、“禁区”不少的局面，展现出一派繁荣发展、百家争鸣的兴旺景象，并且在若干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不足之处是，研究尚不够深入，因此一些讨论缺乏应有的学术深度，而仅仅表现了拨乱反正的政治意义。

1990—1999年，可以视为民国史学科建立后研究历程的第二个阶段。随着前一阶段研究的进展，不少研究者感到，仅仅突破某些研究领域的限制，对一些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只是浅层意义上的进展，而且有些新的看法不过是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应时而生，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而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突破与创新，应该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民国史研究者更注意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

民国史个案研究的进展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应该提到与档案资料相结合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新的、过去不为人知的有关民国事件与人物的档案公布，同时，藏于海外的民国史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还公布了大量与民国史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的档案资料，所有这些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这些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取得的进展包括：北伐时期若干问题的研究，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的研究，以及主要利用海外所藏档案史料对民国史事件与人物的研究。[25]

有关抗日战争的个案研究也有相当进展。如关于“不抵抗主义”，有论者认为，“不抵抗主义”是东北地方当局所采用的说法，蒋介石当时并无不抵抗的直接命令，但蒋和南京政府默认了东北地方当局的“不抵抗”；张学良对“不抵抗”负有相当责任。也有论者综合运用中日双方史料，对于卢沟桥事变作了相当具体的历史过程的构建，认为该事变完全是日本的预谋，日本有学者提出的谁先打“第一枪”的争辩毫无意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正确的，作出了应战部署，推动了全国抗战。[26] 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游击战，过去从无研究，此时有论者从其最初的决策、实施的过程、特点以及在敌后各战区的发展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并给予了一定的积极评价。[27] 关于正面战场一些以往已有定论的问题，此时也有论者予以重新评价。如1944年的正面战场，过去强调的是失地千里，但有论者提出，国民党实行的是“东守西攻”战略，东线失败并不关系全局，而西线滇缅战场的胜利解除了中国两面受敌的威胁，开辟了重要的交通线，因此1944年的整个正面战场是得大于失。关于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问题，有论者提出，1945年4月的湘西战役是正面战场反攻的开始，从此正面战场屡胜日军，收复了不少国土；由于中国是弱国的特殊环境，中国的反攻不同于别国，力不从心、时间短促，但仍值得肯定。[28]在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中，这些年里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如关于国民党政权建立初期的财经政策，关于三青团的研究，关于重庆谈判问题，关于战后东北问题，关于中美商约的研究，等等。[29]

在北洋军阀及其政权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于北洋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有了较多的共识。这主要源于对北洋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研究者多认为北洋时期的经济政策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有论者认为，北洋政权制定的经济政策，除了极少数因财政困难和不平等条约的制约未能贯彻外，其他基本上都得到了具体落实。也有论者通过档案资料的研究，认为民国初年的经济法制建设，门类齐全、内容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体现了资产阶级利益，是历史的进步。[30] 还有论者认为，由于北洋时期中央政权名存实亡，自清朝后期开始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中断了，中央政府缺乏权威，无力控制经济活动，使经济得以循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发展。[31] 在关于北洋时期政治外交的研究方面，有论者对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予以一定肯定[32]，关于北洋政权后期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有论者以详尽的统计数字，从家庭人口的生活水平角度，论证北洋时期普通人民的贫困化，从而证明社会变革的必要[33]。以往研究不多的民国时期社会、文教方面的课题也正在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许多学术期刊的支持。[34]

这一时期的民国史研究，由于个案研究的进展，选题更为广泛与多样，在叙述与评价方面，更注重具体与细致的分析，以往那种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研究方法与结论此时已很少见到了，这种状况本身也说明了民国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不足之处是，一些研究成果只是就事论事，缺乏在此基础上提升到理论高度的追求，尤其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