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告别革命”问题

判断人类历史上某一阶段的社会性质，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最早提出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观点的是列宁。列宁从帝国主义时代特点出发，提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理论。[44] 早在1912年和1919年间，列宁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分别提到中国是半封建的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他是从过渡阶段的社会这样的角度分别提到这两个“半”的，但未作论证。中国人接受这样的观点，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45] 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和《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已经开始出现“半殖民地”概念。同年9月，蔡和森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和《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等文章中，明确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来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在此前后，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萧楚女、李大钊、罗亦农等人均明确认识到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提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目前所能查考到的最早将两“半”概念联结起来的完整表述。中共中央在自己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是在1929年2月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那是在中共“六大”以后。[46] 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理论界还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一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做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以新思潮派为代表，与中国托派的动力派和国民党学者新生命派，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斗争，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和理论创造。1938—1940年，毛泽东连续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指导性论著，系统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他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47]“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48] 这是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最经典的表述。毛泽东不止一次强调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总之，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才能解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在中国革命成功的推动下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上，都认同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49]

对这个认识，有人提出质疑和挑战。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文章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无论如何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说法究竟是否恰当，似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还有人对“两半论”提出了直接的质疑和驳难，认为“两半论”是“失误”，“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50] 有记者采访某研究员，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应该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括，以突破现存的近代史的框架，探索新的架构呢？”答：“显然有这样的意图，确切地说，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51] 这里已经把问题提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了。

质疑者说“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质疑者要设计的新的近代史构架是什么，支持这一构架的理论基点找到了没有，始终未见下文。但是，我们对论者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延误了”“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却百思不得其解。前已指出在革命中，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认清了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本身所规定了的。所谓“推翻三座大山”，不就是指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吗？我们倒是要问，如果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能够正确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观点吗？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分歧值得注意。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适应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形态，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恰当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作为社会形态，它是不可分割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半殖民地是对国家地位而言，半封建是对半资本主义而言，两者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对立的。[52] 这个分歧是很大的。分歧的任何一方在据此观察近代中国历史时，都可能得出不完全相同的结论。

究竟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问题，可以从学理上去分析，也可以从历史实践上去分析。但是任何学理的分析，都只能基于历史实践。脱离了历史实践的分析，都是书生之见，是靠不住的。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历史实践是什么呢？它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和分析，才制定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策略，才能明确革命对象、明确革命力量、明确革命前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都是这个历史实践的结果。离开这个历史实践，虚构种种臆测的理论，怎么能与历史的实践相符合呢？历史研究是基于史实的探讨，离开了史实，仅凭思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关于革命和改良问题发生过多次争论。80年代的争论，主要涉及如何正确评价改良派或者改良主义问题。那时候的争论，对于革命的作用，一般都是肯定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改良派的历史作用，这主要涉及戊戌维新运动的评价以及清末立宪运动、立宪派以及资政院、咨议局等作用的评价。早期对改良派的评价比较低，80年代以后，对改良派的评价已渐趋平实。我在《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中谈及这个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改良与革命只是近代中国人改造中国的不同道路的选择，尽管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不尽相同，但它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进步作用都是不容抹杀的。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改良与革命可以等量齐观。有一种见解说革命与改良，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这个观点需要加以讨论。何谓双轮？好比一辆车子，两个车轮同时向前滚动，才能带动车厢向前运动。革命与改良，是否是这样的两个轮子，同时推动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前进呢？还需要根据事实和理论作出具体的分析。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到底如何？对于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来说，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改良是常态，革命是变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总是经常处在改良的状态中，否则，那个社会就停滞了，不前进了。所以改良是经常存在的。而革命则不然，社会革命不能经常存在，一个社会不能经常处在革命的状态中，如果是那样，这个社会就会是病态的。

诚然，革命并不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唯一推动力。革命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不是可以任意制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经常形式是社会改良。当阶级矛盾不到激化的程度，解决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阶级妥协与调和；解决社会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要靠社会改良的种种办法。阶级调和的办法，社会改良的办法，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它们只能在同一个社会制度内运行，如果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阶级调和、社会改良，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让位于革命手段。革命发生，才能使社会发展发生质的变化。因此，革命虽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推动力，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定这一点，无原则地歌颂社会改良，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

正因为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能推动历史发展产生质的变化，而改良则不以推翻一个社会的制度为目的，它是在社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因此，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并不拒绝改良，而一个改良主义者则往往拒绝革命。也往往是这样的情况：一个社会的改良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那个社会不允许改良的时候，往往就可能爆发革命。从这个角度说，改良为革命准备着条件，改良为革命积聚着能量。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改良的人和实行革命的人，往往不是同一批人。[53]

以上这些话，大体上是总结了学术界的多次争论得出的认识。今天看来，得出这样的认识应该是公允的。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种“告别革命”的言论。这种理论在西方社会早已有之，在中国则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始作俑者，似乎是李泽厚。1994年李泽厚在一篇对话里说：“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19）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54]。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的时候，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标题为《告别革命》的书。该书几乎否定了历史上的一切革命，当然也否定了近代中国的一切革命。他们宣布，改良比革命好。这本小书是谈话记录，谈不上什么理论依据，没有论证，不过是反映谈话者厌恶革命的心理。这就不是理论的误区、学术方向的误区，而是作者们政治倾向的误区了。

我在一篇评论里曾经指出：为什么要提出“告别革命”说？反对法国大革命，是为了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辛亥革命，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要“反省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这个目的。他们要改变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策略，于是“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实际上是“隐喻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这还说得不够明确。《告别革命》一书的序言，把“告别革命”说的目的全盘托出：“这套思想，恰恰是‘解构’本世纪的革命理论和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原来如此。把近代中国的革命历史都否定了，把20世纪的革命理论都“解构”了，所谓反帝反封建自然不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然就失去合理性了。如此，则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岂不是都消解殆尽了么？[55]

“告别革命”的思想，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很值得学术界、理论界注意。

这里需要指出，历史研究，需要实事求是，需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就是对历史上发生过的既有的事实、事件、人物的表现、历史过程，做出客观研究，提出认识，给后人指出历史借鉴。革命和改良，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历史学者的任务，就是对革命和改良的来龙去脉、事实经过做出研究，对革命和改良在历史发展中对当时和后世发生的影响，作出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