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国内外东巴文化及其文献研究概述

第一章 国内东巴文化及其文献研究现状[1]

一 当代东巴文化的兴衰

（一）1949年到1978年东巴教的兴衰概况

在历史上，东巴教是纳西族信仰的本土宗教。东巴教的祭司自称为“本补”（biu bbuq），而在纳西族西部方言区，民间称东巴教的祭司为“东巴”，因此有了“东巴教”的学术界名称。

东巴教主要流行在滇川藏地区的纳西族乡村，丽江大研古城的一些纳西族居民（包括木氏土司家族）也信仰东巴教。从文化内涵看，纳西族的东巴教明显是一种具有多元宗教因素的民族宗教，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单纯的自然宗教形态逐渐融汇百川，最终成为一种具有多元文化特质的宗教。东巴教的源与流可分为纳西族本土原始宗教和外来宗教因素这两个大层面，本土信仰体系（即原始宗教）是“源”，而各种外来宗教因素则是“流”。

东巴教最初是纳西先民从早期的巫术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原始宗教形态，后来融合了以藏族为信仰者主体的本教和“喜马拉雅周边区域”（有的称之为“喜马拉雅山地文化”或“喜马拉雅周边文化带”）一些萨满（即巫术、巫教，Shamanism）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等因素，形成一种有卷帙浩繁的象形文字经典为载体，有繁复的仪式体系而独具特色的古代宗教形态。虽然东巴教文化内容纷繁复杂，但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鬼魂崇拜等仍然是它的主要内容，其中的自然和自然神（或精灵）崇拜思想非常突出。

1949年以前，东巴教是纳西族中信众最多的民族宗教，大多数村寨都有东巴祭司，还产生了诸如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村、玉龙县塔城乡、鲁甸乡、白沙乡等大东巴辈出的“东巴之乡”。

东巴祭司平时从事耕稼樵牧，是不脱产的农牧民，只是在农牧劳作之余为人祝吉祈福，请神送鬼，占卜治病。他们在受人所请时才举行法事，略得实物或现金报酬，但家庭收入主要是靠生产劳动。东巴没有自己的宗教组织——教会，没有统一的教规教义，相互间没有统属和被统属的关系。学识渊博、精通众艺的东巴被东巴们和民间尊称为大东巴，出类拔萃者被尊称为“东巴王”，但这仅仅是一种尊号，与诸如藏传佛教那样的教徒等级制不同。东巴全是男子，其传承主要是家庭或亲族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无子则传于侄。也有一些东巴是无东巴家世而投师学艺的。

1949年后，东巴教曾长期被认定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而被禁止，纳西族民间的东巴教活动大量减少，即使有一些仪式活动等，也大多处于秘密举行的状态。玉龙县鲁甸乡新主村是著名的东巴之乡，民国年间出过和世俊、和文质等大东巴，他们曾协助由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派来收集整理东巴经典的著名学者李霖灿（后来成为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解读东巴教典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丽江县文化馆工作的纳西族青年作家木丽春在1958年曾到鲁甸等乡村收集东巴经，收集了1700多种东巴经，收藏在当时的丽江县文化馆里。[2] 1959年，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到丽江调查纳西族民间文学，当时还是比较重视东巴经典，把它视为纳西族民间文化遗产，成立了一个东巴经典翻译小组，请新主村的著名东巴和正才等参加，组织翻译了一些东巴经的翻译工作。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民间东巴教的活动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但还是有少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认识到东巴教典籍的文化价值，所以组织人员进行过翻译整理工作。20世纪60年代任中共丽江县委书记的徐振康先生青年时代曾在云南大学外语系学习，他从外文资料中认识到东巴文献的价值和国际意义。他在1962年专门邀请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纳西族学者周汝诚回乡主持东巴文化抢救，经学校同意，周汝诚于下半年返回家乡任丽江县文化馆馆长。当时丽江财政十分困难，徐振康指示拨出专款，派出县委唯一的一辆吉普车，把鲁甸乡新主村的和正才、大东乡的和九日、黄山乡五台村的和芳、太安乡汝南化村的多海、黄山乡文笔村的多兴等五位大东巴接至县文化馆，又去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白地村请来了两位大东巴久干吉、年恒，先后抽调了周霖、周汝诚、周耀华、桑文浩、和锡典、李即善、木耀钧、林炳铨、和凤春、赵净修等人组成了抢救班子。在老东巴和抢救组的共同努力下，收集东巴经书5000 余册、一批东巴画和法器，随即开展翻译、整理和记录工作，由老东巴念诵讲解，年轻的纳西学者们用国际音标记音、直译和意译。这次抢救行动整理了不雷同的东巴经书528本，分为13类；翻译了140多本，石印了“四对照”（象形文原文、国际音标、汉文直译、意译）格式的22本东巴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翻译和内部出版的东巴经。[3] 这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东巴文献的刊布问世。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除了个别地处偏远的山村，纳西族民间东巴文化的活动几乎绝迹，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纳西青少年自然就谈不上对东巴教有多大的认同意识了。

（二）改革开放后东巴文化及其文献的复苏

改革开放后东巴教的复苏，与国内外学者对东巴教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东巴教以其突出的文化特点和价值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学者，特别在汉学（Sinology）、东方学（Orientalism）、藏学（Tibetology）等领域里受到学术界重视。自19世纪以来，国内外研究东巴教的论著已不少。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一些国外学者开始到中国来研究东巴教等纳西文化，1980年德国（西德）学者代表团到云南来访问，其中曾在1962年协助“西方纳西学之父”洛克（J.F.Rock）对西德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东巴经典进行编目的德国科隆大学印度学研究所所长雅纳特（K.L.Janert）专程来与纳西族著名学者方国瑜教授与和志武研究员做关于纳西语言文献研究的学术交流，当时在云南大学就读的笔者协助方国瑜、和志武两位学者与雅纳特教授一起翻译整理一些纳西语文本的民间故事等，后雅纳特教授邀请笔者到西德科隆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国门的打开使我国学术界初步了解到了西方国家研究东巴教文献等的概况，这也成为促进我国重新重视东巴教文献的整理研究的因素之一。

在方国瑜、任继愈等著名学者和纳西族有识之士和万宝先生（时任丽江地区副专员）等的大力推动下，各级政府开始逐渐意识到东巴文献是我国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因此，在1980年6月，丽江地区行署正式发文成立“丽江东巴经翻译整理委员会”。1981年4月，中共云南省委正式发文批准成立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此举是对纳西族东巴教以及与东巴教有关的纳西族民俗文化重新认知和肯定其精华的一个重大举措。“东巴文化”一词从此正式被官方和民间广泛使用，这极大地鼓舞了纳西族地区的民间文化精英“东巴”祭司整理东巴文献和传承东巴文化的热情，也开启了纳西人重新认同东巴文化的一个新时期。“东巴教”这个词除了在学术界用得比较多之外，在政府机构、科研机构和社会上使用最多的则是“东巴文化”这个称呼，这也反映了各方面对纳西族民间宗教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审视，也反映了东巴教在当代开始由过去单纯的宗教仪式、礼仪等向与民俗文化、民间文化等相融合的趋势发展。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在1991年升格为研究所，2004年更名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分院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该院收藏东巴经2000册，文物200多件，图书10000多册。东巴文化研究院在20多年时间里，经10多个研究人员、10个东巴的努力，整理翻译了1000多册东巴经。经过分类，除去重本，汇编成“四对照”（东巴经象形文和音节文字格巴文原文、国际音标注纳西语读音、汉文直译对注、汉语意译）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936册东巴文献），于1999—2000年正式出版，并在2001年11月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1983年3月，在丽江县（今古城区和玉龙县）召开了“东巴”（“达巴”）座谈会。参会的有来自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市）、永胜、宁蒗等县的“东巴”和“达巴”61人，还有来自北京和云南省内社会科学文化界的代表30多人，会议充分肯定了东巴文化的价值，对东巴文化的发掘和研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解除了当时很多东巴还存在的疑惧心理。那次座谈会后聘请了10多个在丽江知名度最高的“大东巴”，开始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对丽江县图书馆收藏的东巴经进行“四对照”的整理翻译工作。有些参加了这次座谈会的“东巴”则开始在家乡重新举行一些东巴教的仪式活动，对纳西族民间向东巴文化认同的回归起了重要作用。

纳西族学者和志武、郭大烈在20世纪80年代曾对当时东巴的数量做过一个调研。在纳西族245154人口（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数）中，不完全统计东巴约有217人，占人口总数的0.08%。从地区上看，丽江县有112人，其中太安19人，鲁甸18人，塔城16人，宝山12人，鸣音11人，大东8人，金山6人，龙山5人，大具4人，黄山4人，金庄3人，奉科2人，龙蟠、白沙、拉市、七河各1人。他们估计，1949年前东巴活动最盛时，人数约达1000人，占当时纳西族总人口的0.8%，而在80年代健在的东巴已不到过去的五分之一。[4]

2001年5、6月份，丽江地区宣传部曾牵头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民族文化调研。调查结果表明，在丽江县，有近百名从事东巴文化活动的人。其中55—64岁的东巴有12人，65—74岁的东巴有13人，75—92岁的东巴有18人。而这18位中多数人年老体衰，无力参加东巴教的祭祀活动。东巴们的知识水平差异较大，知识全面、水平较高的只有六七人。[5] 丽江东巴文化传承协会在 2012年曾公布，丽江古城区、玉龙县范围内已经有 123 个东巴，这个数字包括了很多在古城区和玉龙县一些旅游景点工作的青年东巴，其中水平高的东巴寥寥无几。

1982年，丽江县东巴文化博物馆（丽江县博物馆）成立。1995年，丽江县东巴文化博物馆开办了“东巴文化学校”，举办了多期东巴文化培训班，学员以各个乡镇对东巴文化感兴趣的中青年为主。

1990年9月10—27日，在亚运会期间，纳西族东巴文化被选为会期五大展览之一，丽江县政协具体组织，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纳西族东巴文化展，全国人大、政协领导费孝通、钱伟长、胡绳、阿沛·阿旺晋美、程思远、司马义·艾买提、任继愈等为展出题词、剪彩，费孝通还专门为展览题词。这是纳西族东巴文化及其重要载体文献首次比较全面地在首都展览。

2003年8月，在波兰格但斯克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由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申报的丽江东巴文献，经评委会审议表决列入《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成为中国迄今3项入选该名录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入选这一世界性重要遗产名录的少数民族文献。

1999年10月和2003年9月，丽江政府先后举办了两届“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加上连续在北京、广东、昆明以及瑞士、加拿大、德国、美国等国举办的以东巴文化为主题的展览，使国内外各阶层人士不仅能欣赏也能学习乃至参与东巴文化的一些活动。而东巴文化中“人与自然是兄弟”“对自然的索取要有度”等深刻的哲学观念和人生观、自然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丽江当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很多到访丽江的国内外人士产生了深刻的正面影响。东巴文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文化遗产抢救和开发利用的一个成功的范例。纳西民众对东巴文化的认同，融进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时代特色，不再完全基于信仰体系，东巴文化为纳西人争光、成为国际知名的“显学”等因素也成为促进纳西民众对东巴文化认同意识的重要催化剂。

2001年6月28日，丽江县人大通过了《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巴文化保护条例》；2005年12月2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这些法规的颁布，丰富和具体化了《宪法》关于少数民族拥有使用和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的条款，使东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走上法制化的道路，为纳西族东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法律保障。

无论从官方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开始对这个昔日一度被视为“四旧”“落后”“原始”的东巴文化另眼相看，认同度大大提升。印制有东巴文字的个人名片也成为一种时尚；东巴象形文字书法和绘画作品，成为丽江官方赠送给国内外宾客的重要礼品之一；而在原来多少还有些看不起东巴文化的丽江古城民众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在家里挂上几幅东巴象形文字书法绘画，春节期间在大门贴上一副东巴象形文的对联等，也成为很多人喜欢的一种时尚。每年春节前，丽江古城管理委员会等部门都要组织地方书法家为市民书写春联，几个青年东巴也每年参加这种为市民撰写春联的活动，他们书写的东巴象形文字春联很受欢迎。可以说，丽江纳西族精英阶层对东巴文化的认同，又一次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2008年，由丽江市政府举办、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筹办了为期三个月的“丽江市东巴文化保护传承强化培训班”，此次办班的目的是“通过三个月的短期强化培训，结合在乡村开创性实践，为将来东巴文化保护传承培养精英，传递东巴文化薪火，促进纳西族原生态东巴文化保护村建设”。来自川滇两省的80名学员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强化培训。由28位纳西族专家学者和文化专业人士讲授了14门讲座课程，涉及纳西族历史、宗教、文化等诸多内容。尽管这些课程基本上是普及纳西学知识的内容，但对传承东巴文化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学员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各乡镇传承东巴文化的骨干。

1998年，原丽江县人民政府决定将大东、宝山、鸣音、鲁甸、塔城、太安等6 个乡确定为东巴文化生态乡。要求东巴文化原始生态区要重视东巴文化自然传承的引导和扶持工作，丽江东巴文化学校招生时向东巴文化原始生态乡倾斜。东巴文化原始生态乡是目前东巴文化保存较好、群众仪式较强的乡镇，除了鸣音乡之外，目前其他五个乡都有民间东巴文化传承组织。[6]

2006年5月，有着深厚东巴教传统底蕴的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塔城乡依陇村委会署明自然村东巴文化传承点举行授牌、挂牌仪式，丽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国清、副主任和世华以及市文广局局长和慧军等参加了挂牌仪式，并授予署明村的青年东巴和秀东、杨玉华等“纳西族传统（东巴）文化传承人”的牌子。

到2013年，丽江市已在玉龙县鲁甸乡新主村、宝山乡吾母村分别挂牌成立了“丽江市东巴文化传承基地”。新主村还建立了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纳西族东巴画传承培训基地。在玉水寨建立了“玉水寨东巴文化学校”，在古城区金山乡三元村建立了“纳西东巴文化传承中心”，各地积累了许多东巴文化传承的经验。

上述所提到的丽江官方和纳西民众这种对东巴文化认同的巨大变化，其主要促成因素与国家的主流话语对东巴文化的推崇和大力宣传有密切关系，也与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和媒体对东巴文化的深入研究和传播密切相关，同时还和旅游市场上因为其观赏性很强的审美特点而带来的销售热有关。从这种变迁中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和地方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认同的变迁，其促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对待这种地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做法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丽江东巴文化学习与传承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一种是在保留东巴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较好的乡村由本地东巴和村民自发组织的学习与传承，或者是由一个或几个东巴传授一批学生的方式，或是由东巴传授给自己的儿孙辈的方式，以玉龙县塔城乡署明村、鲁甸乡新主村、宝山乡吾母村、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吴树湾村等村寨为代表。一种是以企业和民间协会主办、东巴与学者共同参与指导的方式，这是一种把东巴文化的学习、传承与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的模式，以丽江市玉龙县玉水寨生态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为代表。一种是成立由学者牵头，继而政府支持的东巴文化传承组织，比如学者兼东巴和力民1998年在自己的家乡金山乡贵峰村民委员会三元村成立了丽江纳西文化研习馆，2012年在丽江市古城区政府的支持下更名为丽江古城东巴文化传承学校及古城区东巴文化传承中心，这是古城区成立的第一所东巴文化传承学校，由和力民任校长。再一种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有学者参与、以学校或办培训班为主体的传承模式，这种模式以丽江古城区黄山小学、玉龙县白沙完小等学校为代表，主要是一种在小学里传授东巴文化基础知识的方式。

二 东巴文化的当代传承

（一）纳西族社区自发的东巴教传承

随着上述各级政府对东巴文化的重视，各地乡村纳西族民众对东巴文化传统的认同意识逐渐有所恢复和加深。如原丽江县塔城乡署明村（今属玉龙县），在当地著名老“东巴”和顺、和训兄弟的大力推动下，于1998年自发成立了东巴文化学习小组，村子里的一些年轻人在和顺的指导下学习东巴文化知识，他们在村子里还恢复了祭天等东巴教的重要仪式。

此外，原丽江县宝山乡（今属玉龙县）的吾母村也自发组织了东巴文化传承活动；丽江大研镇下束河村（今属古城区）组织了东巴文化舞蹈队；玉龙县鲁甸乡阿时主村村民在几个东巴后裔的带动下，自发进行东巴文化的学习和传承。后来该村的东巴文化传承活动也得到了丽江市政府的支持，将阿时主村作为东巴文化传承基地，2011年12月正式挂牌成立了东巴传习学校。从2004年开始，新主东巴传习学校每年开班三次，吸纳全市有志传承纳西文化的社会青年、辍学少年来此研习东巴经文，目前已有 170 多人接受了培训。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的和力民、市博物院的木琛等有较深厚的东巴文化知识的学者担任学校的兼职教员。[7] 丽江市群艺馆还在该村组织过两期东巴画培训班。丽江大具乡（今属玉龙县）的东巴纸制作传人和圣文在20世纪90年代就致力于进行东巴纸的制作和传承，笔者曾经去他的村子调研过他制作东巴纸的整个过程。

此外，玉龙县太安乡汝寒坪村在2001年创办了东巴文化传习会，主要传承东巴舞。古城区大东乡竹林村成立了东巴文化传习班，其前身是1991年成立的大东乡仁美群众艺术团，主要传习东巴舞蹈和民间歌舞“仁美磋”。

和丽江相比，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三坝纳西族乡吴树湾村保留的纳西族传统民俗、东巴教仪式相对比较丰富。该村教师和树荣自筹经费，1998年3月16日在三坝纳西族乡吴树湾村成立了东巴文化传承学校，请吴树湾村阮卡人（纳西族支系，又音译为“阮可人”）大东巴和占元传授东巴文化知识，学习主要利用晚上时间。这个东巴文化传承学校迄今已经坚持了12年，在三坝、洛吉两乡成立了12个迪庆东巴文化传习点，培养出了17个有较高造诣的东巴学生。他们的文化传承活动也受到了迪庆州政府的重视，2009年4月28日，州文化局、民政局下文批准成立了“迪庆州纳西东巴文化传习馆”，并于2010年3月22日举办了白水台东巴学校建校十二周年庆典暨迪庆东巴文化传习馆挂牌仪式。吴树湾村借助这个传习班，逐渐恢复了如下东巴教仪式：祭家神（恒孙，he21ʂu55）、祭祖（阿普阿级布，ɑ33 phu33 ɑ33ʥi33 bv55）、祭天（美本，mɯ33 py21）、祭畜牧神（建丹字，ʨɚ55 tɚ33ʣɿ55）仪式、求雨（很美，hɯ21 me55））、压口舌是非（补本，bv21 py21）、顶灾（堵不，tv55 py21）、祭自然神（署古，ʂv21 gv21）、除秽（凑速，tʂhə55ʂu55）、祭东巴教祖师（东巴什罗布，to33 bɑ33 ʂʅ55 lo33 pv55）、驱邪禳灾（考肯足，khɑ33 kɯ33ʣɿ21）、冷误蹉（le33 u55ʦho33，阮卡人特有的东巴教仪式，是丧葬仪式中的一个祭仪）。除了恢复上述大仪式外，还恢复了10多种小仪式。此外，东巴文化传承学校的东巴们在14年间举行主持了46场正规免费的丧葬和超度仪式。每年农历正月，本地东巴合伙去东巴教灵洞“什罗乃科”，祭拜东巴教两位祖师东巴什罗和阿明什罗。[8]

在云南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村、丽江塔城乡（今属玉龙县）署明村等地，村民对东巴文化的认同不断加深，将东巴文化认同为本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和精神信仰，东巴文化融于日常生活的各种礼仪和节庆中，不少东巴教祭祀仪式得以复苏。据初步统计，从1996年到2007年，丽江民间有14个传承组织在开展东巴文化传承活动。约有400 多名年轻人学习东巴文化。时至今日，这个数据有了较大的增长，根据杨杰宏所做调查统计数据看，目前丽江已有传习机构20 多个，近千人在这里学习东巴文化知识，近万人通过学校开设的课程了解了东巴文化。[9]

改革开放后，远离纳西族聚居中心丽江的一些纳西族地区也恢复了东巴教的一些仪式和习俗。仅就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做田野调查所见，就有如下纳西族村寨恢复了东巴教的仪式活动：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其中白地行政村在历史上有“东巴教圣地”之誉）、丽江市玉龙县塔城乡、鲁甸乡、白沙乡、古城区的大东乡、金山乡等。恢复得比较普遍的是按东巴教仪式做的丧葬仪式，时间二至三天不等，还有东巴教中规模较大的祭天仪式、祭署（司掌大自然的精灵，东巴教经典和民间相传他与人类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笔者在2008—2010年连续三年在春节期间参加了玉龙县鲁甸乡新主村组织的祭天仪式。

民间流行的当代东巴教仪式也有所变迁，比如原来规模比较大、要花好几天时间举行的仪式普遍缩短了一些程序和时间，比如祭天、祭署和丧葬仪式，都在向保留主要程序而缩短一些祭仪程序的趋势发展。而不少地方的祭天仪式已经没有了过去女子不能进入祭天场的规矩[10]，我参加过的几次祭天活动都是老幼妇孺咸集祭天场，其乐融融，民俗和宗教气息都很浓郁。

此外，有些传统也在变迁，比如鲁甸乡过去举行祭天仪式是各家各户独自举行，现在则是一个自然村联合起来一起祭天，而且祭天仪式结束后，村里举行其他集体打跳等歌舞娱乐活动，相邻村落的民众都会来参加。这使传统神圣的祭天祭祖活动增添了不少世俗生活的娱乐，民间逐渐地把东巴教的传统认同为一种民俗文化活动。

此外，东巴用神药两解之法为人治病、为人占卜病因、为小孩取名等东巴教传统在有些地方有所恢复。在东巴教传统比较浓郁、历史上有“东巴教圣地”之誉的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村，东巴教不仅在纳西族中有影响，而且在毗邻而居的藏族和彝族中也有影响，笔者在1989年和1990年，多次在白地村看到纳西族和彝族的民众请东巴来占卜病因。据调查，香格里拉县的不少藏族认为东巴的占卜是很灵验的，所以常常请东巴占卜。据白地村大东巴和志本讲，他家做东巴到他已经七代。每一代东巴除了给纳罕（三坝纳西族的自称）做法事，也给藏族人做法事。现在还常常有藏族人请白地的东巴做法事，为他们求子女，东巴应藏人的要求，举行“除秽”“亨诉”（祭神），求尼与哦（意为求福气、福泽），一般是在白水台进行。和志本每年都要给藏族人举行上述这几个礼仪。为求子的藏人占“巴格图”卜（东巴教的“青蛙五行卜”），属相卜等。

在玉龙县塔城乡洛固、陇巴等纳西族与藏族混居或相邻而居的村寨，同时请东巴和藏传佛教僧人同堂举行丧葬仪式的现象也比较突出，东巴和僧人各自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为逝者超度灵魂（藏传佛教），送亡灵回归祖地（东巴教）。有的藏族老人也向东巴学习东巴教的仪式，能为当地人举行东巴教丧葬仪式等。在纳人（摩梭人）聚居的云南宁蒗县永宁乡，同时请达巴和藏传佛教格鲁巴派僧人为逝者举办丧葬仪式的传统习俗也还保留着。

21世纪以来，原来视东巴教为不登大雅之堂之物的丽江古城里，以东巴教仪式为主导的社会和文化活动也逐渐增多。比如，在丽江古城举行了祭祀四川汶川地震死难者的东巴教超度亡灵仪式。这个主要由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在网络上首先倡议发起的东巴教超度亡灵仪式，折射出了年轻一代纳西人对东巴文化认同意识的改变。在丽江城乡的不少小学里，也开设了东巴文化知识的校本教材（兴趣课），学者、小学老师、学生和家长一起来探讨传承地方性知识的课程，其中东巴文化特别是东巴字画，是学生们非常感兴趣的学习内容。[11]

（二）学者实践东巴文化传人的培养

一些纳西族学者在从事研究的同时，也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法进行东巴文化传承的实践活动。从1999年起，由笔者牵头和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合作，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做了几项培养民间文化传人的实践。首先实践的就是培养民间文化精英的项目，笔者和东巴文化研究所的同人一起，在培养东巴文化传人方面进行了努力。我们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云南项目办公室和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下，从东巴文化传统深厚且现在还保留有一些东巴教仪式和习俗的山村里挑选了7个学生展开培养工作，其中有3个是当时在东巴文化研究院工作的著名大东巴的孙子。

对这些学生进行东巴文化的传授采用了传统的东巴培养方法，东巴老师让学生读、写、诵东巴经，读经书不凭借注音符号，也不用现代录音工具，要求学生对所学东巴经能写、能读、能诵，所学东巴经按仪式逐一学习。在教授一个仪式的过程中，东巴要传授该仪式所要遵循的规程和仪式中所需的各种祭品，以及制作面偶，绘制木牌的相关知识。研究人员与东巴老师配合，定期查看他们的学习情况、教学情况，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东巴和研究人员定期召集学生座谈，师生一起交流。学生在学完一些仪式之后，东巴老师和研究人员有意识地让学生不定期返乡，感受社区生活，如遇村里作传统的文化活动，他们就去参加，展示自己所学到的东巴文化知识。

该项目所选的东巴文化传人培养点塔城乡（今属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依陇村民委员会署明村，尚保留有一些传统的宗教、民俗活动，如每年农历正月、七月的两次祭天活动，有些家户的祭畜神活动，村中老人死后的丧葬活动等，如确知村里有此类活动，就安排学生返村，参与并主持村中活动，这样，一方面他们又连接了与村中长老的接触与学习（这一条是很重要的，因为村中熟谙传统文化的老人都已至耄耋之年，随时都会离世，这样有些珍贵的传统文化知识有可能随他们的离世而永无人知），激发村民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热情；另一方面他们学以致用，巩固了所学知识和实践能力，同时也会觉察自己知识的不足方面。

该项目所培养的几个东巴都已掌握了东巴文化中一些难度较大的知识，如书写象形文字、咏诵一些经典、举行祭祀仪式、跳东巴舞蹈、制作用于仪式的面偶和纸扎的祭品等。学习比较优异的和秀东已经在村寨里独立主持不少祭仪，而且还能独当一面地主持难度大的丧葬仪式，迄今，他已经为他熟谙东巴文化的姑奶和海以及他的老师——大东巴和开祥主持了东巴教的丧葬仪式。2003年，他应邀赴美国华盛顿惠特曼学院和匹茨尔学院进行东巴文化交流，独立主持了祭祀大自然神的“署古”仪式。2004年，他应邀到台湾参加“李霖灿教授学术纪念展”，主持了为纪念为民族和社区做出重大贡献者的“祭胜利神”仪式和“署古”仪式。他还在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的邀请而举行的一些重要的东巴祭祀仪式中担任重要角色。2007年，他应邀参加了在美国国家林荫广场（the National Mall）举办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民俗文化艺术节”，展示东巴教仪式。2006年，该项目所培养的青年东巴杨玉华和其他10个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人一起应邀赴美参加了盛大的“中国文化艺术节”，到美国不少大学和城市交流云南民族文化。

这个培养年轻东巴的项目的实施推动了丽江一些山村年轻人学习东巴文化的热情，如塔城乡署明村，现在学习东巴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增多，村里与东巴文化相结合的民俗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比如祭天、祭大自然神“署”、祭祖、祭谷神、畜神、婚丧礼俗等活动。传统文化在这些民俗活动中得以延续。

但是，丽江诸如东巴这样的文化传人，也面临着各种生计的压力和旅游市场的诱惑，由于丽江是旅游热点地区，用象形文字为载体、观赏性比较强的东巴文化，也成为热卖点，因此，好的东巴也成为一些旅游公司招聘的对象，在所剩不多的乡村东巴中，有不少已经应聘走向市场，开始了他们异地传承和“展演”东巴仪式、书写东巴字画的谋生之路。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乡土文化传人离开了草根群体，离开了他们的社区，成为在旅游市场上谋生的乡土文化专家，虽然他们也在起着向大众展示本地乡土文化的功能，但毕竟与原来坚守在乡村、传经布道的祭司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些东巴教信仰保存较深的东巴，恪守着东巴教神圣仪式的规矩，不随意地在任何场合做东巴教仪式，像上述笔者牵头的项目所培养的东巴教知识最全面的和秀东，也是对东巴教信仰最笃定的东巴之一。他不随意地举行东巴教仪式的表演，按东巴教规矩，在特定场合不能举行的仪式，他就不会举行，不像有的东巴，已经放弃了东巴教的禁忌和规矩，不分场合、地点、时间等，比较随意地向游客表演东巴教仪式。和秀东常常应比较边远的村寨民众的邀请去举行东巴教仪式。

除了上述培养纳西族民间文化精英东巴的实践，纳西族学者们也意识到，要把当地民族的传统知识体系传承下来，仅仅靠培养几个传人是不行的，要将教育和传承工作与社区的学校教育结合起来，要让更多的学生学习和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对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乡土知识传承下去。因此，从2004年开始，由笔者牵头，争取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与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的学者和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教育局合作，在玉龙县白沙乡白沙完小实施了包括传承东巴文化知识在内的参与式乡土知识教育项目（教师、学生、学生家长、学者共同参与）。中央电视台专门来拍摄了该学校的教学方法，提供给中央领导作为西部如何进行民族文化教育的参考，并多次在全国的乡土知识教育会议上交流经验。[12]

1998年，有东巴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和东巴双重身份的和力民在他的家乡丽江县金山乡贵峰行政村（今属丽江市古城区）成立了一所传习东巴文化的学校——贵峰东巴文化夜校。研习馆吸收当地村民为学员，业余学习东巴文化，民族舞蹈及几十个节庆祭祀仪式，对恢复祭天、祭地、祭三朵和祭祖仪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力民本人也常常应邀去为乡村社区的民众举行东巴教仪式。

纳西族学者郭大烈、黄琳娜夫妇从1999年4月起，也在家乡黄山镇黄山小学致力于向学生讲授东巴文化知识的活动。

经过多年的实践，丽江东巴文化传承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仅丽江市古城区、玉龙县上报的东巴人数已达97人，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一定的增加。2002年丽江县与云南民族大学合作开办了“纳西族语言及东巴文化方向本科班”，开设了纳西族语言、纳西族文学概论、纳西族文化史等课程。

（三）民间文化企业参与东巴文化的传承

丽江近年来推进东巴文化传承的经验表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多样化地进行，政府的倡导、支持和推动非常关键，同时，来自社区民众与学术界的参与和推动也至关重要。除此之外，一些有慧眼的民营企业也可以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13]

除了官方支持的东巴文化传承活动之外，一些主要从事文化旅游的纳西族民营企业也开始致力于东巴文化的传承。由玉龙县白沙乡纳西族民营企业家和长红创办，并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丽江玉水寨生态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就是比较突出的一家。该公司在景区建成了东巴祭天、祭风和祭自然神三大祭场。早在1999年，该公司就在玉水寨建立了东巴文化传承基地，请来了塔城乡（今属玉龙县）巴甸村的大东巴杨文杰在这里指导东巴文化的传习工作。并聘请了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的学者和力民为顾问，以东巴文化研究院翻译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 卷作为基本教材，先后招收多批学员，给予员工待遇，进行长期的学习和实践。

2003年11月，由“玉水寨”牵头、丽江纳西族民间人士发起成立了丽江市纳西东巴文化传承协会，该协会会员囊括了丽江境内主要从事东巴文化传承、研究的人员，其核心成员是以玉水寨培训学员为主。协会靠玉水寨支撑，其注册资金、活动组织、活动经费都是由该公司提供。传承协会不仅使民间东巴有了一个可以相互学习交流的合法组织，也使玉水寨的传承组织有了政策保障与组织保障。

农历三月五日相传是东巴教祖师东巴什罗的诞辰，每年农历三月五日，由丽江市东巴文化传承协会组织，丽江市及周边地区的东巴都会云集在玉水寨，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东巴法会，法会上举行祭祀东巴教祖师东巴什罗的仪式。这个“东巴会”逐渐成为不同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化交流的纽带。

玉水寨请大东巴杨文杰按照传统的东巴招徒方式招收徒弟，确立师生关系后要明确学习的内容与阶段性目标，一般学员主要掌握东巴教的基本知识，掌握一些简单的仪式程序，学习期限为2年；东巴传承员的要求是在此基础上能够熟诵东巴经典的主要作品，掌握东巴绘画、东巴舞蹈、东巴工艺的基本技能，且熟练掌握主要东巴仪式的仪轨，学制为4年；东巴师则要求能够熟练掌握东巴经书、东巴绘画、东巴舞蹈、东巴工艺、东巴仪式等综合知识及技能，学制为4年。从东巴学员到东巴师，学习期限大约为10年。杨玉勋、和华强、和旭辉等三人基本达到了东巴师这一水平，成为玉水寨东巴文化传承的骨干。玉水寨继而在2009年出资60余万元，在玉龙雪山下建起了“玉水寨东巴文化传习学校”。

“东巴”（do bbaq）一词，在国内学术界一般解释为“智者”“上师”“大师”等。国外比较多见的有如下几种译法：萨满（shaman）、祭司（priest）、纳西宗教专家（Naxi religious specialist）、纳西仪式专家（Naxi ritual specialist）。东巴没有自己的宗教组织——教会，没有统一的教规教义，相互间没有统属和被统属的关系。学识渊博、精通众艺的东巴被东巴们和民间尊称为大东巴，出类拔萃者被尊称为“东巴王”，但这仅仅是一种尊号，与诸如藏传佛教那样的教徒等级制不同。

2013年，丽江民间组织丽江市东巴文化传承协会通过充分的讨论、协商后达成共识，决定参照藏传佛教内部实行“格西学位”的制度，决定试行内部授予“东巴学位”的做法，出台了关于设立东巴学位级别的相关措施，应该说这是当代东巴教传承中的一个创新。丽江市东巴文化传承协会在2013年推出了评审东巴等级的活动，评审委员会由大东巴和从事东巴文化的学者等组成，经过评议，经无记名投票，确定出杨文吉等6人为东巴大法师，30人为东巴（达巴）法师，40人为东巴传承员，57人为学员。评议结果经《丽江日报》6月16日公示，玉龙县文广局审核，报玉龙县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在一年一度的东巴会上正式颁发了证书，授予了相应的“学位”服，并颁发了由“玉水寨”公司提供的东巴文化传承补助金。东巴会上，入选者在东巴“大法师”的带领下举行了传统的“授威灵”仪式。[14]

这对进一步健全、完善现有传承机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此举目的，一是为了给东巴相应的荣誉，二是为了鼓励年轻人学习东巴文化知识的热情，鼓励那些已经有一定基础的青年东巴们认真学习，争取得到相应的“学位”。

当代东巴教的传播与活动的变迁之一，是一些东巴塑像应运而生。过去，东巴在举行仪式时，要根据仪式所祭的鬼神捏制一些神祇、精灵鬼怪的面偶。面塑在东巴教中称“多玛”，是用于各种东巴教仪式的献祭供品。早期的面塑是用大麦面混合酥油和水捏制而成，后来也普遍用小麦面制作。面塑一般是一次性的，随用随捏。后来，有的东巴为方便计，用泥捏制这些仪式上必需的“多玛”，这样可以使用多次，于是泥偶应运而生。随着泥偶的产生，木偶也逐渐出现，木偶一般是用来做东巴初学做面偶的仿效模型，有东巴“画谱”的相似功能。2012年笔者在香格里拉县白水台一个山庄看到一批比较大的东巴神祇木偶，据介绍是从四川省木里县纳西族聚居的俄亚大村收来的。说明纳西族民间已经开始制作比较大的东巴教神祇木偶。近年来丽江东巴文化传承者开始制作一些宛如佛教寺庙里供奉的神祇铜塑像。

在玉水寨东巴文化传习院，有个“玉水缘”大殿，里面就塑了东巴教祖师东巴什罗、纳西远祖崇仁利恩夫妇、司掌大自然的精灵“署”等铜像。在玉水寨的灵泉旁还塑了大自然神“署美纳布”的铜塑像。玉龙县鲁甸乡新主村的东巴文化传习学校，也供了东巴教祖师东巴什罗的铜塑像。这显然是当代东巴教发展的一个变迁。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有东巴想建盖东巴教的“亨吉”（神房），即类似佛教的庙宇那样的供神之所在。

随着乡村社会生活的变迁，现在很多纳西村寨的东巴已经很少，所以一些东巴教的仪式活动在乡村逐渐恢复后，村民们多要请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东巴去主持仪式。几个比较重要的东巴传习组织的东巴就常常受到邀请去做法事。作为玉水寨东巴文化传承倡导者和扶持者的和长红和笔者交流过一个观点，他认为目前如果不能像藏传佛教寺庙那样把东巴供养起来做法事，东巴迫于生计，要养家糊口，肯定没办法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东巴知识的钻研和传授上，所以玉水寨的做法就是要把东巴供起来，然后应人所请到各个村寨去做东巴教仪式。东巴学员的食宿费用由公司提供，每月还发给400 元的零花钱。玉水寨除负责他们的食宿外，每月按职称和绩效发给 1500—2000元工资，解除了他们传承东巴文化的后顾之忧。他们因此能没有生计之忧地从业到东巴文化传承的行列中。应聘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工作的优秀东巴和秀东，还有东巴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兼东巴和力民以及他的东巴学生，也常常被各地村寨的民众请去主持东巴教仪式，做得最多的是丧葬仪式、祭天仪式、祭署仪式等。

从上述现象看，当代云南纳西族地区的东巴教从传统的分散各地村镇，业余为人做法事的方式也分化出依托某个科研机构和民间文化企业进行传道授业的方式。而一些知名度高的东巴常常有青年村民来拜师学艺，这对推动民间的东巴文化活动是很有益处的。

（四）东巴文化滋养旅游产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纳西书画家将东巴教的绘画艺术认同为他们的艺术创新的资源和素材进行创作，一个称之为“现代东巴画派”的纳西族本土当代画家流派应运而生，并多次到国外举办展览。一些乡村纳西艺人继而发展出“东巴雕塑”等产品，在丽江古城开设了制作销售东巴文化旅游产品的店铺。纳西艺术家个人和集体在国外办画展者也不断增多。

随着丽江旅游业的升温，东巴文化作为丽江文化的重要标志，逐渐被开发利用于丽江的旅游市场，其内容日益丰富。以东巴文化为内容的书籍、纸张、雕刻、印染、绘画、书写、工艺及音乐、舞蹈乃至演艺、景点企业等，已经成为丽江旅游文化中的重要产业。依托东巴文化艺术的民营文化企业如“东巴宫”“玉水寨”“东巴谷”等，都取得了可观的市场效益。有的东巴应文化产业或旅游公司的聘用，来到城镇里，从事主持东巴仪式、书写东巴象形文字纪念品等。比如来自玉龙县塔城乡署明村的东巴和贵华就长期在丽江纳西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古城四合院里经营的“纳西喜宴”为客人展演为新婚夫妇主持传统婚礼的习俗。常常会有来自国内外的游客请求东巴为他们主持按东巴教仪式而进行的婚礼，有的游客请东巴举行“求寿”和祈吉等仪式。

中国当代杰出导演张艺谋多年前在丽江进行艺术创作，先是在丽江拍摄了故事片《千里走单骑》。之后，张艺谋又和他的两个老搭档王潮歌和樊跃合作，在丽江苦心创作了大型实景剧“印象丽江”，把舞台放在了玉龙雪山上。上篇“雪山印象”分为“古道马帮”“对酒雪山”“天上人间”“打跳组歌”“鼓舞祭天”和“祈福仪式”等章节。把纳西族东巴教相关仪式内容融进了这个实景剧中。在李亚鹏的资助下，取材于东巴经殉情故事的同名音乐歌舞剧《鲁般鲁饶》也曾搬上了舞台。

三 东巴文化现状简析

（一）简析当下东巴教

东巴教在纳西族民间的一些复苏，在纳西族地区对东巴文化认同的变化，以及反映在旅游市场上的东巴文化的日趋“时尚”，都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东巴文化（东巴教）正在纳西族民间实现一种“文化复兴”。但如果认真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文化认同的变迁和表现，是有几个不同层次的表现的。

第一种认同是一种“表层的认同”，主要表现为东巴文化在国内外重大庆典等大场景中的利用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所促成的认同，以及旅游市场上的“东巴文化产品热”所促成的认同。这种认同反映在旅游市场上繁荣的东巴文化付诸书画作品、旅游工艺品、歌舞表演乃至所谓的“东巴医学”“东巴饮食”等。

第二种认同，主要表现为纳西民众从文化艺术欣赏的层面上对东巴文化艺术的重新欣赏和学习，所欣赏和学习的对象包括东巴象形文书法、东巴音乐、东巴书画、东巴歌舞，有不少纳西年轻一代也孜孜不倦学习东巴书法绘画、乐舞、雕刻等。这种认同基础上的学习和欣赏与第一种认同的差异是它不完全是追求经济效益的。

第三种认同，表现在纳西社区对融合了东巴教仪式和民俗节庆为一体的东巴文化活动的兴趣和实践。在一些纳西村落，逐渐恢复了一些诸如祭天、祭署（祭大自然之神灵）等东巴教仪式，东巴教中与婚丧嫁娶、取名、祈福、求寿、起房盖屋等传统民俗密切结合的礼仪习俗得以复苏，这些民俗成为一种滋养东巴文化复苏的“文化生境”。

第四种认同，是表现为深深植根于东巴教信仰的一种认同。这种植根在信仰观念深处的东巴文化认同，目前还仅仅见于一些真正保持着东巴教信仰的“东巴”和传统古风、民俗等保留得比较多的山村里和少部分纳西人身上。比如有些“东巴”祭司，对东巴教仪式举行的场合、时间、地点等非常讲究，都要严格地按照东巴教的传统规矩和禁忌习俗来做，这些信仰制约着他们的行为规则，该做的做，不该做的就不轻易做，他们不会因为旅游市场上一些经济利益的诱惑等来随意举行一些“表演性”的仪式。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就看到如塔城的一些山村里，在举行“还树债”这样的安抚大自然精灵的仪式时，人们确实是在认同传统的“人与自然是兄弟”“人对自然的取舍要有度”这样的信仰和价值观。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认同才是能够保证东巴文化的根基和源泉的重要活力。一种基于本土信仰的宗教文化，如果已经没有了植根于社区民众的信仰的根基，那它就不会有鲜活顽强的生命力，不会有勃勃的生机和创新的活力，而只会逐渐沦为一种商品化的、表演化的“旅游文化”。如今城市和乡村社区的文化变迁、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深度影响、人们的生存压力、教育体制等的制约、人口的流动与迁移等，都给东巴文化在纳西人社区的“复苏”和繁荣、对东巴文化基于信仰的认同，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

上述玉龙县鲁甸乡新主村所办的东巴文化传习学校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没有固定的教学经费，都是到处化缘争取一些经费在办学。而玉水寨和新主村两所东巴文化传习学校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学员的学历认定。这两所学校都未被列入地方教育部门的学校体系内，学员毕业后没有学历证书，如果脱离了东巴文化传承的小圈子，他们就是一群没有学历的孩子，就业非常困难。这一点在玉水寨传习学校较为突出：孩子们在这里学习 5年、10年，离校后没有学历证书，除了在公司就业外别无他途。长此下去，东巴文化的社区传承将变得越来越困难。[15]

今后东巴文化将如何发展，是否有望深入挖掘其博大精深的深层内涵，将其转化为对当今纳西人的自然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有影响的“文化力”或是“信仰力”，还有待于我们做更多的跟踪调研和观察，也取决于社区民众、东巴祭司、学者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认知与协作。

（二）三点建议

第一，去芜存菁，使纳西族的衣食住行民俗与东巴教仪式相融。

把纳西族的东巴教按传统的分类划归到“原始宗教”（或原生性宗教）里，从其内容看，它是一种已发展到原始宗教较高阶段的宗教形态，在宗教和民俗的关系上更明显地表现出原始宗教与民俗互相渗透和影响的特点，[16] 在东巴教的许多仪式和经书中，既保留和记录了很多纳西族的古风古俗，又以特殊的宗教手段稳固和延续了纳西族的传统习俗。这些反映在东巴教的典籍和仪式中的纳西传统民俗，是东巴教赖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本土文化土壤。

比如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塔城乡的署明村和周围的一些村子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民族文化习俗，比如传统的祭天仪式、祭大自然之神署的仪式、丧葬仪式、取名、婚礼、占卜等。笔者参加过该村的祭天仪式，仪式上，年轻人从祭祀过程中学到很多本民族的传统知识，比如从东巴吟唱的《创世记》中知道自己的祖先如何解释天地、山川、鬼神、人类等的来历，了解自己的祖先如何战胜种种困难娶得天神之女，繁衍出纳西、藏、白民族的传说等。因此，该仪式极大地促进了纳西传统文化的传承。

另外，署明村现在还保留着东巴教的“还树债”仪式，该仪式在纳西语中叫“子趣软”，意思是“偿还树木的债”。当某人或某家庭有了什么病灾，经东巴占卜，认定是因为违规乱砍了树木或污染了水源的时候，便请东巴在砍了树的地方或水泉边举行这个仪式，用供品向“署”告罪，向其偿还所欠之债。这个仪式非常有意思，不仅大人虔诚地参与，很多小孩也要参加，笔者也亲自参加过。在祭祀过程中，小孩好奇地问大人这个仪式的种种含义，大人一一作答，这实际上也促进了传统的生态伦理道德和生态信仰的教育。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东巴教的仪式体系也发生了变迁。有些仪式和礼俗已经逐渐消逝。比如各种求神问卜、驱鬼禳解等仪式，在接受了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的青年一代中会逐渐失去其影响。而有些和纳西人的哲学、历史、文学、伦理道德观念、与大自然保持和谐的生态观等密切相关的内容，则需要充分挖掘其精华而吸收、整合进今天的民族文化习俗和乡土知识教育中。

第二，加大培养东巴文化传人特别是知识渊博的大东巴的力度。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东巴教的仪式活动，传承着纳西族的各种传统文化知识，它包括纳西族的历史、语言、习俗、文学、艺术、医药、地理、天体等知识，也包括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合理使用和保护社区资源等。另外，纳西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愉悦、民俗娱乐等，很大一部分来自传统节日、仪式、歌舞以及各种社交活动，而东巴历来在这些社会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东巴文化是纳西人人生理想、生命热情和审美境界的重要促成者，是纳西族文化史和心灵史的重要载体。因此，在社区培养这样的传统文化传承者，不仅对于保护纳西族的传统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它对于提高纳西人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质量，提高当代纳西人的文化品位，突出自己的文化个性等，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上文中所述，虽然如今云南纳西族地区学习东巴文化知识的人很多，也产生了不少知识比较丰富的新一代东巴，但那种像过去的大东巴那样精通东巴教典籍、工医学艺匠俱精、熟谙传统文化、民俗的东巴已经非常少。而这样的大东巴是经过了数十年的刻苦学习的。我国目前还有1万多卷东巴经籍在国外，国内北京、南京、云南等地还有上万卷，都等待着高明的东巴来翻译释读。由于东巴经大多是用帮助记忆的图画象形文“语段文字”写的，很多内容都由东巴熟记在心而不是逐字写出，所以释读经书必须靠这些把全部内容牢记于心的东巴，没有这样的东巴就无法释读。据了解，有些收藏在国外的与天文历法相关的占卜经书，特别是用音节文字（表音文字）“格巴”文书写的经书，能释读的东巴可以说没有了。当务之急，就是要致力于培养一些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大东巴，他们是纳西族的民间文化精英，没有这样的精英，东巴文化的抢救整理、传承都无从谈起。所以应该在现在基础比较好的东巴中挑选可造之才，给他们条件去钻研学习深造，继续东巴教拜师学艺的传统。

目前云南纳西族地区还有寥寥可数的几个知识渊博的大东巴，比如受聘在玉水寨工作的杨文杰，在东巴文化研究院工作的和秀东、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村的和树本等，他们都是从小在乡村耳濡目染拜师学艺苦学东巴教典籍仪式技艺等的东巴，和秀东虽然只有30多岁，但是他从7岁就被其祖父、大东巴和顺耳提面命学习东巴教知识，跟着祖父走村串寨做法事，现在是能独立解读较多东巴文献、熟悉各种仪式的青年东巴，已经主持过不少东巴教大仪式。应该创造必要条件，加大这些杰出青年东巴的培训力度，这样才能保持我国东巴在世界上进行文献释读的权威地位，促进在民间传承东巴文化。应该把东巴的培养纳入丽江打造“文化硅谷”的具体举措，以及目前正在制定的建立丽江生态文化保护区计划中“培养民间文化传人”的条款中。建立起相应的政策措施、制度的保障和经费的支持。

虽然《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05年获得通过，但这只是一个保护条例，还没有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施细则方案，另外以一省之法律条例，推动东巴文化保护，在保护范围上也有局限。

第三，去芜存菁，汲取有益于社会民生的文化精华。

千百年来，纳西族的东巴教和民间传统信仰，对纳西族的一些社会风尚和民族道德观念和文化个性魅力的形成，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纳西族对东巴教的认同也在发生变化，东巴教的一些仪式习俗也在发生变迁。我们现在谈东巴文化的传承，不是意味着不加区别地全盘接受并传承，这也不可能。有些已经与当今的生活和思想观念格格不入的内容肯定会被逐渐扬弃，比如打卦、占卜、算命等。但东巴教中有很多有利于自然和社会环境、有利于民生的内容，则值得传承和弘扬。比如东巴教中认为人与大自然是兄弟，人不能破坏自然环境，否则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东巴教中有祭大自然神的“署古”仪式，在这种理智的认知基础上，纳西族民间产生了一整套保护自然生态的习惯法，以此规范制约着人们对待自然界的行为。东巴经中常见的禁律有：不得在水源之地杀牲宰兽，以免让污血秽水污染水源；不得随意丢弃死禽死畜于野外；不得随意挖土采石；不得在生活用水区洗涤污物；不得在水源旁大小便；不得滥搞毁林开荒。立夏是自然界植物动物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因此，立夏过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禁止砍树和狩猎。由此可见，作为传统文化重要源头的原始宗教是不乏积极的社会功能作用的。这个融合东巴教仪式和民俗节日因素的习俗就值得弘扬，并可以在此基础上有更多的升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请东巴在丽江举行过上述“署古”仪式，笔者2003年在美国讲学期间，随我们去的东巴也在两个大学举行过这个仪式，非常受欢迎。在当下的丽江旅游景点比如玉水寨灵泉旁，很多游客都虔诚地敬拜纳西族的大自然神，默默说出自己美好的心愿。在人类生存环境不断被污染的当下，这样的宗教礼俗就显出了它的现代价值。

又如，纳西族相沿至今的一些社会规范和伦理思想，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东巴教的思想体系中。纳西族伦理道德思想中有一个观念，称为“董”（du33），凡是符合本族社会规范、习俗、传统习惯法等的行为，纳西人称之为“董”（du33），意思与汉语中的“兴”（做某事）相近，否则称为“某董”（mə33 du33），即“不兴”（做），如姑舅表婚是“董”的，而同一宗族内开亲是“某董”的。千百年来，纳西人的社会行为都以这“董”和“某董”为基准而进行。这个“董”的观念源于东巴教，“董”（du33）原是东巴教中的一个重要神祇，又叫美利董阿普。这些蕴含了民族伦理道德思想的观念，也是可以汲取其精华的。

东巴教中还有一个观念，称为“臭”（），意为污秽、不洁。指称一切违反本民族传统习俗、伦理道德的行为和由此引起的后果。东巴经、东巴画和东巴教仪式中指称为“臭”的行为有涉及婚姻和两性伦理的，如远古洪水暴发后发生的纳西远祖兄妹婚配；同一宗族的男女之间发生的两性关系；婚外性行为导致的私生子等。有涉及违反民族传统禁忌习俗的，如杀死红虎、狗和吃狗肉等。有涉及民族传统生态道德观的，如认为乱砍滥伐、污染水源河流和滥杀野生动物都会导致产生秽鬼。有涉及民族一些独特的道德观念的，如认为杀死曾帮助过你的人是恶行，会产生“臭”。东巴教中这一“臭”的观念深深地渗透到纳西族人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一个传统伦理道德范畴，制约着纳西人的社会行为。

在东巴教长10多米的布卷画《神路图》中，也体现了纳西族融汇着多元文化因素的伦理道德观念，东巴在丧葬仪式上向人们宣讲这些观念，对纳西族的社会生活有较大的影响。《神路图》中把下列这些行为都视为罪孽：牵狗打猎滥捕野兽，杀夫，赌博，偷牛马，与同宗族的妇女发生性关系，与同一宗族的男子通奸，投机倒把，短斤少两坑害买主和借贷人，烧毁森林，倒污血秽水于水源中，偷盗耕牛，造谣诽谤，等等。

像上述这样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礼俗，在东巴教中是比较多的。笔者认为是可以汲取其精华融进当下的社会生活与民生，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演绎出更有利于今天的生活和民生的精神养料。东巴教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产生一些创新的内容，笔者认为，今天的纳西族也是可以在借鉴和汲取的基础上，对东巴文化不妨有当代的创新。比如当代乡村里的祭天仪式，纳西人就打破了妇女不能到祭天坛参加祭天的习俗，这和当今丽江大研古乐队等纳西古乐组织打破了妇女不能参加演奏的陈规，鼓励妇女参加乐团的行动一样，也是当代的改革和创新。

四 国内博物馆、图书馆和民间收藏东巴文献概况

东巴文献是东巴文化的重要载体。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外共有东巴文献 32700 册，在国内收藏的20000多册中，国家图书馆有3800多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献办公室和博物馆分别收藏1600多册和200多册，南京博物馆1000多册，台湾故宫博物院1300多册。云南省丽江县图书馆4000多册，云南省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1000多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1000多册。云南省图书馆600多册，云南省民族文献办200多册。[17]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玉水寨东巴文化博物馆总共收藏了305本东巴文献，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宁蒗县乡村收集来的阮可（阮卡）东巴文献；15幅东巴卷轴画（普劳幛），其中有2幅“神路图”。

田野调查中所见的东巴文献情况如下：

迄今，纳西族民间尚存的东巴文献有多少册？新书写的东巴文献又有多少？这些都还没有做过系统的调查统计，所以，笔者在这里只能根据自己在田野调查中所获悉的情况做一些粗略的说明。

“文化大革命”浩劫后，很多地方的东巴文献被查抄、烧毁。1978年改革开放后，民间东巴文献的保护和传承的情况逐渐好转。以笔者所见为例，1989年和1990年，笔者去丽江县塔城乡（今属玉龙县）依陇行政村进行田野调查。当时看到有些身体还好的东巴那时主要是为人主持丧仪和婚礼。塔城乡依陇行政村署明四村的东巴和顺就是活动得比较积极的一个，常被远近村子的人请去主持丧葬仪式和传统婚礼“素字”（sv55ʦɿ55，请生命神）。

1989年4月笔者去署明四村访问他的那天，他正好被陇巴行政村的一户人家请去主持丧仪，只见到他的哥哥和训，他也是个东巴，1989年时62岁，对东巴经书和仪式的熟悉程度不如其兄。在他家里，我看到了几本和顺重新写的经书和一些已装订好、打好格子准备写经文的本子。和顺根据记忆重新写了《祭三多神、山神、火塘神》（此本写于1988年），经书的纸用四层棉纸粘贴而成，长25厘米，宽6.9厘米。他还写了一本《卜算日子经》（写于1987年）。此书的纸用装炸药的纸箱外面的那层纸粘贴而成，有一本已画好了封面，写了经书名《画吕特恩瓦妹》（《咒语经》）。此本比传统经书小得多，长15.8厘米，宽5.4厘米。另有两本在上方装订的待写本子，长16.4厘米，宽16.9厘米，其装订法和本子大小都与传统经书不一样，只有一本的装订方式和形状大小与传统经书一样。

（一）路鲁人独特的两种东巴经

1989年，笔者去纳西族路鲁人聚居的丽江县塔城乡洛固行政村（今属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调研东巴文化。

洛固行政村有18个自然村，231户，1251人，其中30%为藏族，60%为纳西族，10%为傈僳族。洛固山高谷深，海拔多在2700米左右，最低海拔也有2000米。村落分布极散，大多坐落在极陡的山坡上稍微平坦一些的地方，自然村多则十几户，少则五六户。交通闭塞，气温低，霜期长，主产苞谷、小麦。经济林木胡核桃、漆树、药材等。

在洛固的纳西族中，约有80户自称是“路鲁（lv55 lv33，Ivl lv）的纳西人，散居于各个自然村落中。相传他们是四个纳西古氏族梅、伙、束、尤中梅氏族的后裔，其祖先从南山迁居塔城依陇，一部分又从依陇迁到洛固，多是因躲兵等原因而迁居于此。据路鲁东巴和玉顺讲，他的祖先从南山迁到依陇已历四代，从依陇迁到洛固已历三代，他还说路鲁人有白路鲁和黑路鲁之分，洛固的路鲁都是白路鲁，至于属黑路鲁者现在何处，他也说不清楚。相传在丧礼中把死者的胁部朝着家神龛放置的（把棺木垂直放于家神龛方向）的是黑路鲁，把死者与家神龛方向平行放置的是白路鲁。前者称为“尸伙祀愣达”，即“死者之胁朝着家神”之意；后者称为“尸肯祀愣冲”，即“死者之脚伸向家神”之意。

路鲁人的东巴经多与其他纳西人的东巴经相同，只是在丧礼中念的两本经书很独特，书虽用纳西象形文写成，但必须用“路鲁语”念，一册是开路经，题名“斋富”；一册是杀羊经，题名“余扩”（y21 ko55，yuq kol）。其他纳西东巴对这两本经书的内容一无所知。相传路鲁人的这两本经书是从一个叫“腾磁波”（the33ʦhɿ21 bu21，tei ceeq bbuq）的地方学来的。相传路鲁人远祖父为纳西，女为傈僳，因为这两本经书是舅舅写下的，因此变了音。笔者在洛固调研时，当地能读这两册经书并释其大意的只有路鲁东巴和玉顺一人，其他地方的一些纳西东巴说这两本经书是用傈僳语念的，但和玉顺及另一路鲁东巴和瓦若都否认这是傈僳语，究竟属哪种语言，尚待考证。

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白地村的纳西族东巴和志本，生于1926年。他家是制作东巴纸的东巴家庭，他因此既是东巴，也是制作东巴纸的传人。1999年和志本被云南省评为民间美术师。现在，他还在圣灵东巴文化学校传授东巴画制作。和志本有两个绝技：造东巴纸和绘画。造东巴纸是和家的祖传。“文化大革命”后和志本成为最早恢复造纸的人，他手工制作的经书用纸均匀、厚实、色正、光洁，是深受东巴经师喜爱的上品用纸。

（二）阮可人的东巴经

纳西族阮可（ʐɚ33 kho33）人，纳西拼音文字为rer ko，又音译为“阮卡”或“汝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多居住在滇川两省金沙江、洛吉河河谷地带。“阮”（ʐɚ33，rer）多指江（金沙江）边之地。长期以来，对阮可人的东巴古籍翻译整理的工作相对比较薄弱，最近有了长足的发展。

丽江市东巴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于20世纪80年代在抢救整理翻译东巴经过程中接触到收集于云南省博物馆的约90多本阮可东巴经，由于没有阮可东巴的协助，没能对阮可东巴经进行整理翻译，东巴文化研究院编著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中只收进一本阮可经书，是由西部方言区东巴用西部方言释读，研究人员用西部方言记音翻译的，到目前为止，尚缺乏对阮可东巴文献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整理翻译。因此，本项目特定选译了一册阮可人的东巴文献。

比如宁蒗县拉伯乡油米村和树枝村的纳西族阮可人在改革开放以后恢复东巴仪式，重新抄写经书的过程中，因为是应急传抄，没有太多时间可以供东巴们慢慢书写，更没有经济条件购买市场上价格日益昂贵的手工东巴纸，因此这些东巴经大多被书写于牛皮纸上，有的甚至书写于学生作业本、账簿纸上，东巴们放弃了传统的竹笔，改用书写快速方便的钢笔、碳素笔，这样做的结果是，油米、树枝等地东巴们拥有的经书失去了传统东巴经书的扎实和古色古香，今不如昔，但东巴们把书写东巴经典看作一件很神圣的事，非常注重和追求书法的形状和书法的美观。

2011年开始，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实施了一个称为“纸援东巴”的项目，以传统手工东巴纸支援并鼓励东巴按照传统方式重造自用经书，使许多东巴重新拿起竹笔，认真按照传统书写方法重写经书。

（三）东巴医书

笔者在1991年7月的调查中了解到，迪庆州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白地行政村曾经有过用象形文书写的医书。白地行政村医务室医生杨吉春讲，他的父亲懂草药，他曾见过那本用“斯究”（即纳西象形文）写的药书，读起来很接近口语。1992年，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在丽江县（包括现在的古城区和玉龙县）大具乡上里都村老东巴和学增家发现古代纳西族图画象形文医书抄本残页。书中记载了几十种禽兽草木矿物药物种类，记述了中毒、肠疾、胃病、乳房病等几十种人体疾病及其对症治疗方法，有单方和配方。该书为1949年前丽江县大具乡里罗村和重安的抄本。据调查，明末清初，和重安的先祖从中甸县白地迁到丽江时就带来一本图画象形文字写成的《治病医书》。该书传至和重安之父时，因陈旧破损而重新抄写和整理。《治病医书》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只有和重安抄写的抄本医书残页幸免于难。[18] 这本源于白地的医书残页的发现说明白地行政村医生杨吉春所说的象形文医书的存在确是事实。早在明末之前，白地就已流传着象形文医书。

（四）东巴象形文字和经书在民间的应用

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比较小的纳西族地区，熟悉东巴文字和文献内容的人相对就比较多，比如宁蒗县拉伯乡油米村的男人们多多少少都懂一些东巴文，这和丽江市古城区和玉龙县两地许多纳西族的村落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些村落除了东巴之外，一般人大都不掌握东巴文字，不能读懂东巴经了。

在不同的纳西族地区，东巴文献的运用也因地而异，根据本课题组李德静的调查，比如宁蒗县拉伯乡油米和树枝两个村子所有家庭都必备六本东巴经书以做家祭之用，这些经书是《祭祖经》《除秽经》《烧天香》《祖先名册》《历数胜利神》《点油灯》。

改革开放后，不少地方的东巴重新到东巴文献保留得还比较多的村寨去抄写，比如宁蒗县拉伯乡油米村的石甲阿次、石英支、杨英塔、杨子拉、杨扎实，树枝东巴石英文等老一代东巴们就前往四川木里县的俄亚乡卡瓦、依吉乡甲曲、甲波等村抄写东巴经书，临摹东巴教著名的长卷绘画“神路图”。

（五）宗教经典之外的东巴文字当代应用

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除了祭司东巴用来书写东巴经书之外，还常常被用来作为日常的记账、记事、书信等，过去有个别的非东巴人士（村民）也学过一些东巴象形文字，也用来作为日常生活的记账、记事等。但用得最多的还是东巴祭司。这次在调研中了解到，现在年轻的东巴很多也懂汉文，所以除非东巴之间的交流用象形文字之外，对其他人士的文字交流一般都用汉字了。但也有一些至今依然坚持用东巴象形文字来书写假条、婚礼喜帖等的东巴。本项目报告也具体搜集了几例加以分析和释读。

五 东巴文献所用“东巴纸”现状

东巴文献的载体是东巴纸，本项目也关注了当代东巴纸的状况。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大具乡是一个著名的“东巴纸之乡”，这与大具过去是一个著名的东巴文化之乡有关。大具所出的“东巴纸”在纳西族地区远近闻名，是历来各地东巴梦寐以求稀罕之物。东巴纸是用来抄写东巴经的纸张，用当地人称为“弯单”（）的一种植物（当地汉语称为山棉树皮，植物学中是瑞香科荛花属中的一种）经特殊处理后制成，“东巴纸”厚实、防虫蛀，纸张色泽如象牙色。写成东巴经后，东巴长年累月在家居火塘边诵读，烟火熏染，因此逐渐变成古色古香的模样。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东巴教的衰落，大具的东巴纸也无人再做，这种珍稀的民间工艺逐渐濒临灭绝。1991年初，随着东巴文化研究热在国内外的兴起，大具乡肯配古村东巴后裔、当了10年民办小学教师的和圣文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的扶持下，萌发了重新传承这门濒临灭绝的技艺的心愿，他向村中唯一还懂得东巴纸制造方法的老岳父软磨硬缠地学到了初级手艺，后来又不断地自己钻研，终于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了质地更为优良的东巴纸。

笔者在2002年曾去和圣文先生的家乡调研，他的村子属于大具乡白麦行政村（zzei perq loq）肯配古自然村，纳西语称之为“珍盘罗”，海拔2600米，在大具算是个高海拔村落了。那时该村有46户，200多人，全是纳西人。我们在他家看了他的造纸作坊，以及笔者和云南生物多样性和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研究中心（CBIK）的一些同事为保护这种野生的造纸原料作物而实施的人工种植东巴纸制作原料瑞香科荛花的结果，当时看到在和圣文家里的塑料棚里所种植的这种高山植物长势良好。

笔者在访问和圣文先生时高兴地看到，他正把这一门技艺传给自己的儿子。多年来，出自和圣文之手的“大具东巴纸”，正走向各地东巴和研究者的手中，谱写着东巴文化的新篇章。

和圣文先生后来因病去世，一代制作东巴纸的圣手，过早地离开了他的故土和他所钟爱的东巴教圣纸制作技艺！

笔者1989年去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那里的东巴经是东巴用植物根茎自制的纸书写装订而成的，现在，三坝乡白地行政村古都自然村的老东巴和志本还在自制这种传统的纸。他自幼开始向也是东巴的舅舅学习东巴文字、绘画和经书、仪式等。他还把家传的东巴造纸技艺传授给了侄子杨光红和儿子和永红。2002年，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民委命名其为民间高级美术师。2007年，他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评为“纳西族手工造纸传承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从2012年起，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开始实施“纸援东巴”项目，这个项目的实施一方面扶持纳西族民间传统的东巴造纸，一方面无偿提供各地东巴书写经书用纸。基本做法是：研究院负责购买东巴土纸制作作坊的东巴纸，然后分发给各个村寨的东巴，让他们书写经书，并定期验收查看东巴经书的书写情况，达到既保护与恢复好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又能给东巴提供书写经书的东巴纸张的目的。

著名的东巴文化之乡玉龙县塔城乡依陇村民委员会署明村是本项目的重要调查点之一，据本课题组成员李英的调研，过去是否有东巴造纸已经无法考证，但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是塔城乡陇巴的和圣家是东巴造纸世家。目前署明村“纸援东巴”项目的积极实践者是杨建华。在采访杨建华后得知，他的造纸方法是从塔城乡陇巴的和圣家里习得，与研究院合作已经两年多，已完成2000张左右的东巴纸制作。

据本项目组成员李英的了解，杨建华目前制作的东巴纸张的原料为纯正的灌木“荛花”树皮，取材于巨甸，制作工艺基本上遵循传统的技艺。杨建华对东巴纸张的制造技术上的改进也有所践行与思考，他认为传统的东巴纸张光度比较暗淡，曾实验在纸浆中加入一种纳西语叫“y21ʣo21 phu55”的树皮，可以使东巴纸张变白且更富有韧性。从东巴纸原材料的持续供应考虑，他本人在房前屋后分别种植了一定量的“构树”做实验。还谈及了利用署明拥有大量闲置荒山荒坡的优势，大量种植构树荛花实现东巴纸张的大量生产，满足东巴书写经书及旅游市场潜在需要的构想。[19]

六 东巴口诵经的整理与翻译

在本项目中，笔者特别关注了东巴的“口诵经”。东巴教祭祀仪式系统中除了有与各个仪式相配套成体系的用东巴图画象形文字（斯究鲁究）和音节文字（格巴文）所写的文字经书之外，还有一类“口诵经”，“口诵经”在纳西语中称为“枯使”（khu33 ʂʅ21，ku sheeq），直译就是“口诵”“口述”的意思。比如在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大东、宝山（今属玉龙县）一带的纳西族中，流传着一种在丧葬仪式上唱跳的歌舞形式“热美蹉”（ze21 me33ʦho33，reiq mei co），东巴用口诵经的形式口耳相传，成为东巴口诵传统的一部分。丽江纳西族地区东巴流行使用的主要是用图画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经，口诵经比较少。学术界对东巴的口诵经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过调研。

如上文中说到的，过去东巴文化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所有的翻译整理都集中在对文字写成的经书的抢救翻译上，忽略了对口诵经的翻译整理。东巴除了文字书写传统，还有口诵的传统，由于忽略了翻译，东巴在举行各种仪式上口诵的部分很少有翻译整理出来的。鉴于面临今后如何传承东巴文献的问题，笔者感到，口诵经是最容易流失失传的，应该尝试将它录音和记录下来，作为现在的东巴，其实也需要思考如何把口诵经传承给自己的传承人的问题。笔者认为现在还记得一些口诵经的东巴，应该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作为以后传给自己的弟子和后人的一宗文化遗产。因此，笔者请从7岁起就和他的祖父、著名东巴和顺学习东巴经典和仪式且还记得一些口诵经的和秀东用“斯究鲁究”（sɚ33ʥə55 lv33 ʥə55，直译意是“木与石的记录，指东巴图画象形文字）书写了两种“口诵经”，一本是《还树债》，另一本是《开幛眼》，并以“四对照”方式进行了整理翻译”。

据本项目组成员李德静在宁蒗县拉伯乡油米村等地的调查，当地东巴们还得掌握大量的口诵经，口诵经没有书面记录，更难学习记忆，靠口传心授传承应用，这些口诵经约占仪式应用经书的1/3。油米村的东巴杨扎实近年开始将禳垛鬼仪式中的口诵经部分书面化，用东巴象形文字整理记录书写了三本口诵经，并被其他村落东巴借去传抄，他准备逐步将所有口诵经整理书写为书面经典。这无疑有利于将易于失传的东巴口诵经保护和传承下来。

分布在滇川两省的纳西族摩梭人（纳人）巫师达巴（dɑ21 pɑ33）则没有文字经书，只有口诵经。从达巴口诵经的内容看，其中也有《崇邦绍》，内容和流行于丽江纳西人中的《崇搬绍》（译为《创世记》或《人类迁徙的故事》《人类迁徙的来历》等）很相似，是讲纳人祖先开天辟地故事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