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作为《申报》新闻报道优势的“有闻”

上述所言，只解释了为什么《申报》有着提出“有闻必录”的可能性，却依然无法回答，为什么《申报》要反复倡导这一口号？“有闻必录”对《申报》的发展来说，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它的意义在哪里，它究竟能够给《申报》带来何种现实的价值或优势？理解这些问题，人们只能回到具体的文本语境，采用话语分析的办法，考察：《申报》在主张“有闻必录”时，言说的对象究竟是谁，言说的情境是什么，它想要传达的本意又是什么？

此处的叙述，笔者试图引入“正当性”，或称“合法性”的社会科学概念。广义上所说的“合法性”指“一种普遍的认知或假设，即某个社会实体的行为较之于系统的社会规范、价值、信仰、定义来说，是正确的或适当的”。[76]具言之，“由于被判断或被相信符合某种规则而被承认或被接受，社会现象由于得到了承认，才见证它具有合法性”。[77]借助该概念，本书试图说明，当以“传事”为旨归的商业《申报》在晚清中国出现以后，“有闻必录”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报刊新闻的正当性地位，凸显了“新报”在信息传播活动中的优势。

笔者尝试将《申报》推崇的报刊新闻放置于晚清新闻信息流动的整体环境中理解。彼时，报刊新闻中推崇的“时事”内容，常可以见诸两种信息渠道，即官方渠道（如邸报、公文等，包括后来的京报）与民间渠道（人际间的相互传播，包括流言、传闻等）。面对两种早已根深蒂固的传播路径，《申报》要想在“时事”传播中有所作为，理应展开合法性抗争，并最终形塑自身的话语权威。另外，既有的信息传播格局相对稳固，作为新式传播主体要想在既定格局中实现对抗，必须走出一条差异化的路线。否则，其对“时事”的推崇，将难以在既定的信息格局中寻得一线生机，最终只能走向没落。那么，对以《申报》为代表的早期新闻界来说，这种优势到底是什么呢？笔者经分析认为，这种优势不是别的，正是“有闻必录”口号所呼喊的“有闻”，此时的“有闻必录”在内涵上也大致是其字面所彰显的“全面翔实”之意。

一 “杨乃武案”报道：从一个典型个案谈起

“有闻必录”曾是晚清《申报》处理新闻报道的“体例”，理解这一口号必须回到它诞生前后的报道语境中去，分散的文本分析远不及整体化的个案考察更具代表性。《申报》“杨乃武案”报道——早期《申报》新闻报道的最典型代表——为笔者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个案。它不仅历时较久，且整个报道过程正好契合了“有闻必录”口号从无到有的兴起过程。“杨乃武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首，多数研究中已对该案的整体经过及各类细节有过翔实论证，相信大多关注该事件的学者对此案早已烂熟于心，不再介绍。[78]

《申报》对“杨案”的关注与报道始于1874年1月6日，结束于1877年5月7日，前后历时三年之久。在整个案件报道过程中，《申报》始终秉承了“风闻”报道的理念，一旦获得消息，无论真伪，立刻刊登于报章，在当时的晚清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从官绅阶层到一般读者，无不对此予以了关注。在最初的《记禹杭某生因奸谋命细情》报道中，《申报》几乎是将“杨案”作为一个“耸人听闻”的桃色新闻来处理的。随着所得消息越来越多，《申报》才开始将其作为一个关键性的事件来处理，认为它“关系重大”（见图1.2）。[79]不过纵观“杨案”前前后后的各种报道，能够发现，它们几乎是靠“传闻”“传言”“又闻”“现闻”“今闻”等关键词串联搭建起来的，其“风闻”模式由此可见一斑。

《申报》围绕该案的新闻报道篇数，大抵有72篇[80]、78篇[81]、86篇[82]等说法。这当中，徐忠明等人总结的最为详尽，认为有103篇。[83]笔者通过对《申报》影印原件的翻阅求证，基本认同这一观点，另有少量报道虽涉及该案，但并无实质内容，可忽略不计。[84]这103篇文章又可以分为消息类54篇，评论类24篇，谕旨公文类25篇。此处，我们将对围绕《申报》的“杨案”报道展开话语分析，考察其报道内容到底如何凸显了新式报刊在新闻报道中的正当性。

通过对报道文本的细致解读，笔者认为，《申报》是在两组“比较”的话语策略下，来完成其报刊新闻合法性建构的。它将自身与官方以及民间的信息渠道展开对比，最终凸显了由报刊所形塑的早期新闻界在信息报道中的话语优势。

首先来看《申报》是如何将自己与官方的京报展开对比的（加粗文字系引者标注，下同）：

（1）按：此叩阍呈底，原求都院奏闻，请旨提交刑部严刑根究，庶几沉冤可雪。乃读邸报，都院奏稿已全行删去，并不提及，不知何故。[85]

（2）胡侍郎覆讯之奏，昨亦见诸邸抄，惟杨中丞原拟之奏，邸抄未录，而刑部复议之奏，亦尚未列邸抄，其中如何歧异之处，无从得悉。[86]

（3）余杭杨乃武一案，前经胡侍郎审结具奏，嗣以言官交弹，复经刑部驳诘，此皆见之邸抄，本馆已先后入报。[87]

借由上述几段描述，不难发现，《申报》在信息报道中反复指出：第一，邸报作为官方的信息渠道，内容上虽然更加真实可信，但并不稳定，无法满足读者的需要。句（1）中，《申报》用“庶几沉冤可雪”的评价强调了杨詹氏叩阍原呈底稿的重要性，紧接着则声明官方邸报却删去了这一重要内容，且“不知何故”。而自己却将这份底稿登录，两相之下凸显出自身报道的可信性。同样，在句（2）中，《申报》认为邸报信息呈现有着过于强烈的选择性，既不全面，也不详尽。尽管它刊登了“胡侍郎覆讯之奏”，却隐去了“杨中丞原拟之奏”以及“刑部复议之奏”，这种声明“邸抄未录”的话语曾多次出现，加上《申报》反复强调官方信息“外间无从闻知”，削弱了其信息传播的权威性并凸显了自身新闻话语的优势。第二，《申报》通过句（3）之类的话语向读者表明，凡“见之邸抄”的内容，本馆“已先后入报”，其言下之意是：要想了解邸报上关于该案的信息内容，阅读《申报》同样可以获知，再次彰显了自身“全面翔实”的新闻优势。事实上，后来的《申报》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它对京报的内容往往是事无巨细地全盘抄录。就该案来说，《申报》所报道的25篇谕旨公文类新闻大多也是来自邸报。

与此同时，《申报》同样积极地将自己与民间信息渠道展开对比：

（4）嗣于十五日亥时，又在水利厅衙门提集人犯封门讯问，约有一时之久，严密谨慎，外间无从闻知，讯后口供亦尚难以访悉。惟闻葛毕氏一口咬定杨乃武所为，问官并不用刑，惟虚心讯察而已，俟有确实口供再行登录以供众览。[88]

（5）故就鹫峰老樵来稿及今湖上散人来信，其人既无可稽，惟愿阅者置之不论不议焉可也。顾此案既在密室审问，本馆于供词无从探访详细，亦不得不即旁人所告者而登之。[89]

（6）此言虽得自传闻，然幸逃显戮，暗伏冥诛，亦可见天道之不远。[90]

（7）各犯口供因关防严密，故无从探悉，惟即所闻数端杂录之，以供众览。但杭人所传述者，亦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究竟何者为确，本馆亦未便实指，惟有采舆评，以存其直道而已。[91]

对民间社会的口头新闻传播，尤其是其中未经证实的风闻传言，《申报》作了正反两方面评价。正面来说，《申报》认可了此类信息的价值，其自身报道中也包含了大量传闻。句（6）所提的“虽得自传闻……亦可见天道之不远”表明传言也有其产生的社会合理性，自是空穴来风。当事件发生后无法获知确切消息时，传闻便成为很好的补充，句（4）所说的“讯后口供亦尚难以访悉。惟闻葛毕氏一口咬定杨乃武所为”便是如此。况且，这类传闻的作用在句（5）已指出，即“惟愿阅者置之不论不议焉可也”。在另一报道文本中，《申报》更直接表明，“道路传闻，虽未必全系确实，然其中或有一线之冤，亦未可知”,[92]肯定了传闻的信息价值。就反面来说，《申报》指出报刊新闻虽也收录大量传闻，但与民间传闻相比却更具优势。原因正如句（7）所提，“所传述者，亦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即社会上的人各说各的，人们的看法难免片面；而报刊却可将“所闻数端杂录之，以供众览”，这种“采舆评”的方式，同样可以“存其直道”。换句话说，《申报》认为社会上的传言往往只能让人们听到一种声音，报纸虽也有传言，但却融入了多种声音，内容更加充实全面，能够让读者自行评判。

上述两类比较话语，在“杨案”报道中颇为常见。综合地看，《申报》在整个过程中，最期望凸显的一点，无非是自己的“有闻”优势。它一方面指责官方邸报将关于“杨案”的重要新闻摒弃不录，让读者无法获知信息；另一方面又指出民间的口耳相传相对散乱，各执一词，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内容并不全面。相比之下，《申报》试图强调的是，报刊新闻既能发布官方未曾发布的消息，又能较之闲散的口头传言更为多元和平衡。一言以蔽之，《申报》认为“新报”在新闻传播中的主要优势就是“全面详尽”，就是能够在“无闻”或“难闻”的社会传播情境中，能够“全面翔实”地呈现出“有闻”。

这种对“有闻”话语“全面翔实”传播优势的强调，还得到了“杨案”其他报道内容的辅证，此处再举几例：

（8）某生因奸毙命案情，本馆既叙其事，复讼其冤，已次第刊布耳。[93]

（9）胡侍郎承审葛毕氏案，本馆历将各情登报。[94]

（10）余杭县葛毕氏一案，自始至终，解审复讯，京控提部，一切情形，本馆俱先后照录登报。[95]

上述引文中反复强调的“次第刊布”“历将各情登报”“俱先后照录登报”等表述在“杨案”报道中频频出现，《申报》的观点也已十分明显：关于“杨案”一切情形，本报已事无巨细地全部记载刊布，如读者希望了解“杨案”,《申报》无疑是当时最佳的信息渠道。通过比较的策略，《申报》向读者传达了自身的优势地位，积极形塑了新式报刊在信息传播中的合法性。早期《申报》中常能够看到此类言说，它持续不断地将自身与官方、民间等展开比照，凸显“有闻”的优势。

二 “有闻”：报刊新闻在“难闻”社会的合法性优势

“全面翔实”，正是“有闻必录”口号最初呈现于《申报》的内涵，它所着力强调的，是报刊在“难闻”社会的“有闻”优势。在“杨案”报道尚未完成的时候，《申报》便喊出了这一口号。[96]不过，从个案着手谈论该问题，仍稍显单薄。为此，本书检视了早期《申报》发表的一系列谈论报刊与新闻的专论，以期有所补充论证。正如马光仁所言，在20世纪以前30年间，即1872—1899年之间，《申报》累计发表过18篇新闻学专文，是同时期报刊中数量最多的。[97]

笔者择取了《申报》发表于1876年（“有闻必录”出现的时间）以前，讨论报刊新闻报道问题的相关文章，尤其是那些明确提及官方或民间的新闻传播活动的文章，制成了表1.1。根据表中的话语对比，可看出，《申报》在凸显自身的报刊新闻的传播优势时，主要强调了其内容的“全面翔实”，亦即最初的“有闻必录”口号所试图传达的意涵。面对已有的新闻传播渠道，《申报》一方面认为民间存在大量的新闻，但却不能够广为流传，“闻于此而不闻于彼”，另一方面又表示官方邸报只登载朝廷消息，且常将重大信息遗漏，而这些消息“若非新闻纸录出”，读者将“虽欲求知而亦不得知”。在这样的话语建构下，《申报》“有闻必录”的报刊新闻优势最终得以显现。我们也可以说，“有闻必录”口号形塑了晚清《申报》作为新闻传播主体的正当地位，前者之于后者，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有闻必录”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早期报刊在从事新闻活动时，持有的一种“聊胜于无”的心态。它所试图解决的，正是社会信息传播中“难闻”乃至“无闻”的困境，彼时人们对新闻真实问题的关注，反而降到了次要地位。在信息“难闻”的晚清，“有新闻”常比“无新闻”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即便这些新闻的内容只是一些风闻传言。此处，不妨仍以“杨案”报道为例，略加深述。

首先，《申报》表示，报刊新闻“有闻必录”的前提是为了满足晚清读者的信息需求，新报无非契合了读者渴望获知消息的迫切心情。在“杨案”报道中，《申报》指出，正因为社会上对“杨案”的关注可谓“舆论纷纷”,[98]而报刊新闻报道的目的主要在于“登录众览”,[99]或“以供天下人之览”。[100]可见，《申报》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社会对这类新闻有着较强的求知欲，只要报刊能够登载相关信息，无论这类信息是以怎样的样态出现，读者都会给予较高的关注。

其次，《申报》反复强调，“有闻”是报刊在“难闻”社会中传播新闻的最佳做法，尽管其中难免渗入虚假真实的消息。《申报》的“杨案”报道夹杂了大量传言，且很快被证明是不实的。对此，《申报》表明了一种态度，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囿于政治环境、技术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消息本身已很难获得，“真实”的消息则更难获得，因而报刊新闻主要解决的是“有闻”与“无闻”的矛盾，而非“传闻”与“确闻”的矛盾。这从“杨案”报道中多次指出相关信息“均未缕悉”“未悉其详”[101]等内容即可窥察一二。创刊之初的《申报》已经意识到，关于“杨案”的各类消息不可能在官方渠道中出现，也不大可能出现在“杨案”发生地（浙江省余杭县）以外的地方。这个时候，只要报馆能够做到“有闻必录”，那就能够实现“聊胜于无”的报道效果，抓住读者的眼球，从而优胜于其他信息传播主体。

最后，《申报》表示，报刊并不放弃对真实的追求，但确实的消息并不容易被获知。一方面，《申报》对报道的错误消息进行了及时纠正。如，“昨述禹航生狱中瘐毙事，系得知传闻……恐以讹传讹，故特辨之如此”;[102]又如，“兹传闻师系奏请另派大员，非请缓期也。因前报录，此特再述所闻于左”;[103]等等。另一方面，《申报》多次表明自身锲而不舍地寻求真实消息，尽管不易获得。“杨案”报道中，诸如“究竟此信确否，容探实再述”,[104]“如有实在供辞，再行登录众览”[105]之类的话语颇为常见。1875年10月15日，《申报》发表了这样一则新闻，称“浙省胡侍郎奉命复审杨乃武一案，本馆已得有确闻，故亟为登录，以供众览”。[106]可见，《申报》自然也明白，真实报道远比风闻传言更具吸引力，但当有无新闻都已构成问题的时候，报道不知真假的传闻总比没有任何报道更具吸引力。

“难闻”构成了晚清信息传递的基本特征，这不仅因为社会上缺乏信息沟通的基本媒介形式，也因为既有的邸报媒介仅仅关注官方之事，且不可能做到“有闻必录”，它们往往对很多新闻信息闭口不谈。早期《申报》以“传事”为中心，开始关注“作成于下”的“闾里之琐屑”,“有闻”无疑成为其快速打开传播局面的切入口，也成为其最能吸引读者的优势话语。笔者认为，提出“有闻必录”口号，既是《申报》面对彼时社会传播情境所推出的传播诉求，它也反过来形塑了报刊新闻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推动了新式报刊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