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初政治文化环境及中央机构刻书

武英殿修书处的设立与清廷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纵观历代王朝兴衰史，文治与武功并重，“成为衡量王朝兴衰、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志”^[62]，统治者多标榜文治，特别是在王朝的鼎盛时期，统治者往往高标“稽古右文”政策，而其有效手段和常用方法就是大规模的整理、编纂、刻印典籍。

一 清初统治者编刻书籍之风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清朝统治者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入主中原，首先面临的棘手问题便是统治合法性，迫切需要统一思想，维系人心。正如郑振铎指出的，统治者“蹂躏压迫，无所不至。薤夷略定，乃亦宣扬艺术，以资粉饰”^[63]。因此，清朝统治者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采取实现统一和巩固政权措施的同时，在文化上标榜“稽古右文”，确立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确定了“崇儒重道”“振兴文教”的基本文化国策。

清代是政治、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清人入关后历朝皇帝均大力提倡兴儒尊贤，编纂各类典籍。顺治帝就非常爱读儒家经典，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二十一日，顺治帝亲撰《御制资政要览序》，称：“朕孜孜图治，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经》《二十一史》及诸子之不悖于圣经者，莫不蕴涵事理，成一家言。”^[64]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初八日，康熙帝在经筵讲学时下旨议叙学士张英、高士奇等人，“以副朕崇儒重道，稽古右文至意”^[65]。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康熙帝下诏广搜图书典籍，重申“稽古右文”政策：“朕留心艺文，晨夕披览。虽内府书籍篇目粗陈，而裒集未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凡经史子集，除寻常刻本外，其有藏书秘录，作何给值、采集及借本抄写事宜，尔部院会同详议具奏。务令搜罗罔佚，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66]正是在清初统治者“稽古右文”政策的倡导和推动下，兴起了一股编刻书籍之风。

清初统治者为了缓和满汉矛盾，巩固统治基础，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开科取士。顺治十二年（1655）三月二十七日：“谕礼部：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67]康熙帝亲政以后，尤为重视人才选拔。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十八日谕吏部、礼部曰：“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储养之源，由于学校。必衡鉴得人，厘剔有法，乃能革除积弊，遴拔真材，以彰文治之盛。”^[68]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特设博学鸿词科，不拘一格选用汉族人才，增加科举考试科目和录取名额。同时，有意识网罗大批汉族士子，大规模地搜集、编纂、注释、刊刻典籍。这些文教政策对于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融化满汉畛域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客观上也为内府编刻书籍创造了人才条件。大批儒臣进入内廷编校书籍，参与刻书事业，亦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内府编刻典籍的质量，革除了明代由司礼监太监执掌内府刻书而导致校刻不精之流弊。

明清鼎革之际，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土地荒废，人口锐减。清朝确立全国统治之后，采取各种措施，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康熙后期平定三藩之乱，社会经济大有改观，一定程度上为武英殿修书处等机构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时人陆陇其评价说：“自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69]康熙五十一年（1712）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又进一步促成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人口增长与土地的开垦均高于清初的水平，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国共有2034万余人，全国垦田面积为607万余顷，康熙五十年（1711），全国人口增至2462万余人，全国垦田面积亦增至693万余顷^[70]。

书籍编纂完成后往往要付之枣梨，予以刊刻流播。负责刊刻书籍的武英殿修书处得以设立，与当时清廷大量编纂官方书籍，存在巨大刊印的需求存在紧密关系。清代所编的典籍总量，据《清史稿·艺文志》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综合统计，约计7.5万种，数量相当惊人。早在入关之前，满族统治者高度认同汉族历史文化传统，以承继者的身份致力于汉文历史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编译。努尔哈赤敕编有《明会典》《素书》《三略》，作为其施政用兵的参考，皇太极亦组织翻译《资治通鉴》《六韬》《三国志》等汉文典籍。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顺治帝谕令设立“大训馆”，编纂《顺治大训》。该年四月，顺治帝又下谕旨：“朕欲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分别义类，详加采辑，汇成一编，朕得朝夕仪型，子孙臣民，咸恪遵无斁，称为《太祖圣训》《太宗圣训》。”^[71]康熙帝推崇文治，下令编纂的典籍有《子史精华》《渊鉴类函》《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康熙字典》《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籍，数量达60余种，2万余卷。

此外，清代的修书机构进一步完善，负责典籍编纂的修书各馆纷纷设立，名目繁多。对于清代修书各馆的类型，杨玉良的《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乔治忠的《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以及沈原的《清代宫廷的修书机构》等论著均有精深的研究。一般而言，内府修书各馆可分为：常开之馆，如国史馆、方略馆、起居注馆等。例开之馆，如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律例馆、则例馆等。特开之馆，如明史馆、一统志馆、会典馆、古今图书集成馆、四库全书馆、明纪纲目馆等。阅时而开之馆，如会典馆、功臣馆等^[72]。这些修书机构每年均编纂完成大量的内府典籍，其中相当一部分典籍需要交付刊印。在皇帝督促下，这种需求可谓相当迫切，这就客观上为武英殿修书处这一内府刻书机构的设立创造了条件。

二 清初中央机构刻书概况

武英殿修书处是清代最主要的中央刻书机构，但同一时期内中央各部、国子监、翰林院等其他中央机构也偶有承担刻书职能，尤其是在清初这些刻书机构与武英殿修书处并存，彼此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清初较为完备的中央政府刻书系统。这里有必要梳理和总结清初中央机构刻书的总体面貌和取得的成就，以便于系统比较武英殿修书处与其他中央刻书机构之异同，凸显其特色所在。

清初负责编刻典籍的机构是内三院下属的内国史院。天聪九年（1635）十二月二十一日，梅勒章京张存仁奏议：“改文馆为内阁中书科，以彰官制。其笔帖式亦应加中书科名色，分大小副参游守，为阁老翰林等官。”^[73]经过朝臣讨论，清廷最终于天聪十年（1636）三月六日将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内国史院职掌包括“记注皇上起居诏令……编纂一切机密文移及各官章奏掌记、官员升降文册等事”^[74]，同时也负责内府书籍的编刻事宜。

清廷入关前，内府刻印典籍的能力相当有限，目前留下的印刷品主要是一些文告、敕谕。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被视为清入关前、现今留存的最早汉文印刷品。据乔治忠考证，该文献刻印时间“下限为天命八年（1623，明天启三年）二月之前”^[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天聪四年（1630，明崇祯三年）刷印的《七大恨誓诏》，也是目前所见较早的清人汉文印刷品。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初一日：“上（清太祖）独断，将蒙古字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76]满文创立后，清廷组织力量翻译一些重要汉籍，皇太极首先谕令文馆节译辽、宋、金、元四史，至顺治三年（1646），满文辽、金、元三史刊刻成书。在这一政策推动下，不少汉籍得以翻译、出版，从现存的实物与档案记载看，清入关前书籍等多以满、蒙两种文字刷印，数量达十余部。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满文印刷品是崇德四年（1639）六月户部禁止官民栽种丹白桂的布告，存世最早的蒙文刻本则为崇德三年（1638）颁行的《军律》。

清人入关后并没有立即设立专门的刻书机构，但待政局初定，急需编刻一批用于制定律法、教化思想的辅助性书籍，统治者决定先沿用明内府经厂的刻书匠役，编刻了一系列劝善惩恶、宣扬儒家伦理的典籍，用以教化臣民及内宫眷属。目前所见最早的此类雕版印刷品是顺治元年（1644）七月八日颁布的《安民告示》，据翁连溪所述“为整版雕刻，宽180厘米，高55厘米，四周云龙边框，镌刻精细，为清内府整幅版面最大的印刷品”。顺治四年（1647）编刻了《大清律》，颁行全国，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国基初定，礼法为先”的治国理念。

据陶湘《殿本书目》所载资料统计，顺治一朝内府刻书数量仅16种，79卷。该统计不尽准确，据翁连溪编制的《清代内府刻书编年目录》^[77]，顺治一朝内府刊刻的刻本达59种，以资政、劝善、教化类，宣扬儒家思想的书籍为主，且多以满、汉两种文本同时刊印。如《资政要览》《御定内则衍义》《御注孝经》《御注道德经》《内政辑要》《劝善要言》《太上感应篇》《范行恒言》等。康熙十九年（1680）以前内府刻书数量为21种，二者合计80种之多。清初内府刻书装潢十分考究，以蝴蝶装、包背装为主，印刷所用纸张多为棉纸与榜纸。

清人入关前后刊印图籍的资料较为缺乏，《清实录》有较为简略的记载，包括刷印的书籍名称、颁赐情况等，这是我们借以考察当时印刷情况的宝贵资料。顺治三年（1646）刊刻的《洪武宝训》，由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奉敕译成。《清世祖实录》顺治三年三月四日载：“翻译明《洪武宝训》书成，上以宝训一书，彝宪格言，深裨治理。御制序文，载于编首。仍刊刻满汉字，颁行中外。”^[78]这是清入关后翻译的第一部汉籍，也是存世最早的满文刻本。

据《清实录》所载，顺治朝已经开始将内府刊刻的典籍赏赐给王公大臣。顺治十二年（1655）九月二十五日：“颁赐异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御制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儆心录》各一部。”^[79]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二十二日：“赐满书翰林官王熙等八人满文《资政要览》《人臣儆心录》各一部。”^[80]顺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上以右春坊右庶子王熙精通满书……因赐大学士金之俊、刘正宗、傅以渐及王熙汉字《表忠录》各一部，复以二十六部分赐大学士陈之遴及都察院汉堂官、汉科道官。”^[81]

康熙帝雄才武略，文化素养极高，平时即“留意典籍，编定群书”^[82]。他非常重视经筵日讲，并谕旨将经筵内容编纂成书，刊刻流传。先后编刻成书的包括《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四书解义》诸书，均令刊刻颁赐。

康熙初年，清廷裁撤内三院，以总管内务府代之，内三院的原有刻书任务，转而交由内务府下属的武英殿修书处承办，翰林院、国子监及中央各部亦承担部分刻书之责。这一时期内府刊刻的典籍数量逐渐增多，频繁见诸《清圣祖实录》。如康熙三年（1664）正月二十日：“刊刻清字《通鉴》告成。”^[83]康熙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礼部议覆：顺天府府尹甘文焜疏请印刷国子监《四书大全》《五经》等书，装潢成帙，颁发顺天府及各省布政司，以备科场之用。”^[84]

康熙十年（1671）前后，清廷设立“内翻书房”，“凡经史有旨翻清者，则纂辑以候钦定，御制诗文之敕翻者亦如之”^[85]，成为负责翻译典籍的专门机构。翻书房的设立，大大加快了内府翻译汉籍的速度，大量典籍得以译就、出版。如康熙十一年（1672）正月，康熙帝命儒臣翻译《大学衍义》，七月告成颁发^[86]。康熙十二年，上谕学士傅达礼：“尔衙门所进翻译《大学衍义》一书，朕恭呈太皇太后御览。奉慈谕云：尔特加意是编，命儒臣翻译刊刻，更令颁赐诸臣，予心欣悦。特发内帑白金千两，可即赉予在事诸臣。朕仰遵慈旨，颁赐尔等。”^[87]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颁赐诸王以下文武各官及八旗官学《大学衍义》各一部。^[88]

除了翻译汉籍，内府还编刻了不少汉文典籍。康熙十年（1671）正月二十九日，大学士等奏称：“《品级考》告成，命刊刻遵行。”^[89]康熙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颁发刊刻完竣的律例等书：“除颁发京城部院衙门，及外省驻防满洲将军外，其各省总督、巡抚、按察使，俱有理刑职掌，相应一并颁发。”^[90]颁发的律例书籍数量比较可观。

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前后，哪些中央部门参与刻印书籍呢？笔者查考所见，清初礼部和翰林院刊刻了不少内府典籍，可以视为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前的中央刻书机构。例如康熙初期翰林院主持刊刻了《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和《日讲易经解义》《御定孝经衍义》等书^[91]。甚至在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后，翰林院仍偶有承刻内府典籍。如雍正六年（1728）八月十一日：“谕内阁：世祖皇帝《御制人臣儆心录》刻板收贮礼部。著交武英殿，将满、汉文各印千本进呈。其板内字画圈点，有应加修整者，著武英殿人员校看办理。”^[92]《御制人臣儆心录》由武英殿刊刻满汉文字各1000本。据实录所载，此书并非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后编纂，原本由礼部刊刻。除了翰林院，中央六部也曾刊刻部分典籍，以各部所编则例为主。

总之，武英殿修书处成立之前，清廷的部分职能部门（如翰林院、中央各部院）亦参与刊刻内府书籍，但由于刻书并非这些机构的本职工作，刊刻能力和刊刻数量相当有限。为了推行清朝统治者“稽古右文”文化政策，此时清廷亟须设立一个专门的内府刻书机构，负责内府典籍的刊刻、装潢、校勘等工作，武英殿修书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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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1《后周纪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495页。

[2] （宋）王溥：《五代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8页。

[3] 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58页。

[4] 《宋史》卷266，《列传·李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77页。

[5] 《宋史》卷165，《职官·国子监》，第3917页。

[6] 《宋史》卷431，《列传·儒林·邢昺》，第12798页。

[7] 《文献通考》卷192，《经籍考·正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76页。

[8]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4，《监本书籍》，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4页。

[9]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序》，载《观堂集林》卷2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45页。

[10]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11] 叶德辉《书林清话》载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书卷题记“淳熙三年四月十七日，左司廊局内曹掌典秦玉桢等奏闻……监造臣曹栋校梓，司局臣郭庆验牍”。这里的左司廊局应为皇室刻书机构。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3《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1页。

[12] 《宋史》卷164，《职官志·秘书省》，第3879页。

[13] 汝企和：《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4] 兴文署的设立时间存在争议，如《续资治通鉴》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立兴文署，掌经籍板及江南学田钱谷”。（参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89《元纪七》，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162页）但据学界考证，《秘书监志》所载的至元十年更为可信。

[15] （唐）寒山：《寒山诗注》，项楚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55页。

[16] （元）王盘：《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载《资治通鉴》卷首，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1页。

[17] 《元史》卷87，《志第三十七·百官三·集贤院》，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93页。

[18] 田建平：《元代出版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9] （元）王盘：《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第31页。

[20] （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3，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21] （清）陆心源：《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仪顾堂题跋》卷3《元版资治通鉴跋》，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1页。

[22] （清）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卷5《资治通鉴》叙录，载《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23] 潘国允、赵坤娟编：《蒙元版刻综录》，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36页。

[24] 李致忠：《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367页。

[25] 《元史》卷105《志第五十三·刑法四》，第2668页。

[26] （明）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页。

[27] 《元秘书监志》卷4《秘书库》，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第8页。

[28] （清）袁栋：《书隐丛说》，清乾隆间锄经楼刻本。

[29] （清）王士禛：《居易录》卷7，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813页。

[30] 马学良：《明代内府刻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3年。

[31] （清）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录》，载《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第6册，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9页。

[32]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33]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34] 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532页。

[35] 赵前：《明代版刻概述》，载《明代版刻图典》，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6] 《明太宗实录》卷106。

[37] 《明太宗实录》卷105。

[38] 李晋华：《明代敕纂书考附引得》，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1932年版，第7页。

[39] 《明宣宗实录》卷16。

[40] 《明世宗实录》卷93。

[41] 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增订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52页。

[42] 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增订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243页。

[43] 潘承弼、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版，第157页。

[44] 《明太祖实录》卷161。

[45] 《明太宗实录》卷88。

[46]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4页。

[47]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48] （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49] （明）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50] 潘承弼、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版，第157页。

[51] （明）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52] （明）申时行、赵用贤：《重修大明会典》卷189。

[53] 转引自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第154页。

[54] 《明英宗实录》卷151。

[55] 《明世宗实录》卷58。

[56]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224页。

[57]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242页。

[58] 陶湘：《清代殿板书始末记》，第68页。

[59] 翁连溪编：《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60] 《明太宗实录》卷168。

[61] 陶湘：《清代殿板书始末记》，载《书目丛刊》，第68页。

[62] 黄爱平：《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与图书编纂》，《理论学刊》2006年第10期。

[63] 郑振铎：《西谛书话》，“《中国版画史》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64] 《清世祖实录》卷88，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65] 《清圣祖实录》卷89，康熙十九年四月初八日。

[66] 《清圣祖实录》卷125，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初十日。

[67] 《清世祖实录》卷90，顺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68] 《清圣祖实录》卷44，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69] （清）陆陇其：《论直隶兴除事宜书》，《皇朝经世文编》卷28。

[70] 叶振鹏主编：《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403页。

[71] 《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72] 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故宫博物院院刊》。关于开馆修书的四种类型，可参见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73] 《清太宗实录》卷26，天聪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74] 《清太宗实录》卷28，天聪十年三月初六日。

[75] 乔治忠：《“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考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

[76] 《清太祖实录》卷3，己亥年二月初一日。

[77] 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第365—372页。

[78] 《清世祖实录》卷25，顺治三年三月初四日。

[79] 《清世祖实录》卷93，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80] 《清世祖实录》卷98，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81] 《清世祖实录》卷98，顺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82] 《清圣祖实录》卷241，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十日。

[83] 《清圣祖实录》卷11，康熙三年正月二十日。

[84] 《清圣祖实录》卷11，康熙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85] 有关内翻书房设立时间、人员编制、职掌演变等问题的考证，参见赵志强《论清代的内翻书房》，《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

[86] 《清史列传》第2册，王锺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6页。

[87] 《清圣祖实录》卷41，康熙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88] 《清圣祖实录》卷41，康熙十二年二月三十日。

[89] 《清圣祖实录》卷35，康熙十年正月二十九日。

[90] 《清圣祖实录》卷38，康熙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

[91] 上述书籍学界常视为殿本，但据笔者考证应为翰林院刻本，具体考证详见后文。

[92] 《清世宗实录》卷72，雍正六年八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