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对当代“一带一路”建设的启迪

——以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为例

鲁东大学 刘晓东

一

唐初，国家的统一、强大，也带动了外交事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周边国家不仅频繁地向唐王朝派遣各种名义的遣唐使团，并且还携带着自己国家的大批土特产品和珍贵礼品奉献给唐朝廷以示友好。东亚诸国，包括日本，朝鲜半岛的高丽、新罗，还有渤海国（唐朝时，渤海国在今丹东、长春、哈尔滨以东地区，包括今朝鲜，俄罗斯部分疆土）都向中国派遣了多批遣唐使团。唐朝廷为了显示自己的富庶和大度，表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则回赐给各国遣唐使团大量的物品，如《旧唐书·东夷列传·高丽》记载：贞观十四年（640），高丽“遣其太子桓权来朝，并贡方物，太宗优劳甚至”。“优劳甚至”，是说唐太宗回赠给高丽的物品价值大于贡品。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这种形式物品往来，也称朝贡贸易。这种官方间的朝贡贸易，每次物品交换的数量都多，价值也很可观。

公元927年成书的日本《延喜式》记载了日本遣唐使带给大唐皇帝贡礼的清单和遣唐使人员随船带的自己用于交换的物品：

大唐皇：银大五百两、水织、美浓各二百匹、细、黄各三百匹、黄丝五百绚、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匹、叠绵二百帖、屯绵二百屯、纻布卅端、望布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晶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1]

一大两等于三小两。一绚，等于一斤。一屯，等于二斤。一帖等于二十张或四十八张。一端，长五长二尺，宽二尺四寸。

以上只是送给唐朝皇帝的礼单，还有送给朝廷相关衙门礼品，由于遣唐使团需要与京都多个衙门打交道，还有沿途的州县衙门，合计起来，礼品的数量和价值都不是小数。除此之外，还有遣唐使团每个成员也都带有大量物品，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和交换其他物品。日本遣唐使团每个成员携带的物品数量，这在《延喜式》中也有记载，《中日关系史》一书并据此做过统计，每个遣唐使团各类人员（按三百人计）自身携带的物品数量：三百七十一匹、绵二千五百五十屯、布一千五百一十二端、彩帛三百二十五匹、赀布七十四端。[2]以上统计是按遣唐使团三百人计算的，有的遣唐使团有六百多人，最多的一次达到六百五十一人。[3]那就是以上数量的两倍多。如果把日本遣唐使带给大唐皇帝及各衙门的礼品加在一起，其数量和价值在当时都是很大的。而唐朝给予的回赐物品，其价值更是远远高于遣唐使进贡的物品。日本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记载了最后一次日本遣唐使的一些情况：遣唐使来中国时有四艘船，海上遇飓风还毁了一艘，实际到中国的只有三艘（四艘船共650余人，有一艘船遇难，登陆人员390余人），返国时日本遣唐使又雇了新罗人“九只船”，“更雇新罗人谙海路者六十余人”。[4]这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回国时带的东西多了，在中国得到了大量的回赐物品，或自购了大量的物品。有专家根据史料分析，唐朝廷对遣唐使的回赐相当丰厚，“这种回赐则远过贡物数倍，甚至数十倍。利之所在，趋之若鹜”。[5]通过朝贡、回赐这样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吸引了周边国家到唐朝朝贡，用自己国家的土特产换回了大量的高档丝绸等中国物品，实现了唐朝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官方贸易。

唐高宗时期，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国在唐军的支援下统一了朝鲜半岛，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也大多是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进行的。

新罗国在唐初武德年间就开始遣使朝贡，《旧唐书》记载：“唐武德四年，（新罗）遣使朝贡。高祖亲劳问之，遣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往使焉，赐以玺书及画屏风、锦彩三百段，自此朝贡不绝。”[6]《新唐书》也记载：“玄宗开元中，数入朝，献果下马、朝霞、鱼牙、海豹皮”，“帝间赐兴光瑞文锦、五色罗、紫绣纹袍、金银精器”。[7]据相关专家统计，新罗以“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王朝以“各种名义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双方共160次”。[8]

新罗使臣与唐朝使节的相互往来，实际也是一次物品的大交换，如《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景文王五年（865）夏四月，唐懿宗遣使“吊祭先王，兼赙赠一千匹”，册封新罗景文王，“仍赐王官诰一道，旌节一副，锦彩五百匹，衣二副，金银器七事。赐王妃锦彩五十匹，衣一副，银器二事。赐王太子锦彩四十匹，衣一副，银器一事。赐大宰相锦彩三十匹，衣一副，银器一事。赐次宰相锦彩二十匹，衣一副，银器一事。”[9]新罗景文王九年秋七月，新罗景文王“遣王子苏判金胤等人唐谢恩，兼进奉马二匹，麸金一百两，银二百两，牛黄十五两，人参一百斤，大花鱼牙锦一十匹，小花鱼牙锦一十匹，朝霞锦二十匹，四十升白毡布四十匹，三十升纤衫段四十匹，四尺五寸头发百五十两，三尺五寸头发三百两，金钗头五色綦带，并班胸各一十条，鹰金锁镟子并纷鎝红幍二十副，新样鹰金锁镟子纷鎝五色幍三十副，鹰银锁镟子纷鎝红幍二十副，新样鹰银锁镟子纷鎝五色幍三十副，鹞子金锁镟子纷鎝红幍二十副，新样鹞子银锁镟子纷鎝五色幍三十副，鹞子银锁镟子纷鎝红幍二十副，新样鹞子银锁镟子纷鎝五色幍帽三十副，金花鹰铃子二百颗，金花鹞子铃子二百颗，金镂鹰尾筒五十双，金镂鹞子尾筒五十双，银镂鹰尾筒五十双，银镂鹞子尾筒五十双，系鹰绯缬皮一百双，系鹞子绯缬皮一百双，瑟瑟钿金针筒三十具，金花银针筒三十具，针一千五百。”[10]由此可见双方交换物品的数量之多，种类之多。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唐朝回赐给新罗国的物品数量和种类，但按照惯例，回赐的物品价值会远远大于贡品的价值。以上也说明，只有国家的强大和富裕，才能吸引周边国家的使团频繁来华，也才有能力给予来华使团以丰厚的回赐，并由此繁荣了丝绸之路。

唐代繁荣的丝绸之路除了承载着官方的朝贡贸易外，还将唐朝先进的文化输入到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特别是东方诸国，更是大量地引进和吸收唐朝的文化，有的学者甚至将中日韩古代的海上航线称之为“书籍之路”[11]。除大量的书籍外《三国史记》还提到，新罗善德王做太子时（善德王于公元632年登基，应指这之前），曾“得自唐（朝）来牡丹花图并花子，……种植之”。[12]此时系唐高祖时期，唐朝与新罗间的民间贸易尚不发达，牡丹花子应是赴唐使节带到新罗的。新罗兴德王三年（828）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632—647）有之，至于此盛焉”。[13]这说明，新罗国盛开的牡丹及盛行的饮茶习俗都是通过入唐朝贡带入朝鲜半岛的。先进文化及生活习俗的输出也是丝绸之路繁荣的重要内容。

二

有唐一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始终繁荣，即使在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国力衰微，但山东半岛及东南沿海一带与东亚诸国的海上贸易和人员往来依然兴盛。“中唐以后，随着唐朝、新罗地方藩镇势力的崛起，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力减弱，藩镇为增加财源，扩充势力，把触角伸向有着丰厚利润的海上贸易，大批民间商团也顺势而起。地方官员的引领和参与，以及大批民间商团的加入，占据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新罗、日本三地的海上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主导地位，这也是唐中后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主要原因。”[14]

唐代中后期，受安史之乱的冲击，唐中央政府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掌控越来越力不从心，连一些外事职能也下放给藩镇。从唐代宗年间开始，驻青州的节度使兼任“押新罗、渤海两蕃使”[15]，代表朝廷负责监管与新罗、渤海等东亚诸国的海上运输和海外贸易等外事活动。当时驻青州的节度使，曾经管辖十五个州，即“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等州之地”，唐代宗大历（767—779年）中，“复得曹、濮、徐、兗、郓，共十有五州”，[16]不仅控制了今山东省的绝大部分地区，而且把持了苏北、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驻青州的节度使李正己家族利用掌控海上运输和海外贸易的机会，大力开展对东亚诸国的海上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据史料记载，李正己“货市渤海（国）名马，岁岁不绝。法令齐一，赋税均轻，最称强大”。[17]李正己死后，他的儿子李纳继续驻青州的节度使，并兼任“海运陆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李纳死后，他的儿子李师古继任，继续大搞对外贸易，“下令恤商……天下珍宝，日日不绝”。[18]李氏家族“雄踞东方，邻藩皆畏之”[19]，最后竟与唐中央政府抗衡。

唐代中后期的朝鲜半岛新罗国，对地方诸侯从事海外贸易也不加干涉，新罗国驻守南部沿海一带清海镇（今韩国莞岛）的地方官员张保皋也借机做大海外贸易，繁荣了唐代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张保皋曾在唐朝军队驻徐州一带的军营里任职，[20]熟悉中国的情况，他还在中国山东半岛东部沿海赤山（今荣成市石岛管理区斥山一带）建起了赤山法华院，韩国学者金德洙认为：“赤山法华院不仅是求神拜佛的寺院，而且是张保皋将军外交活动的处所，国际海洋贸易的一个据点。唐政府、新罗和日本三国使者经常出入法华院，而且张保皋国际贸易船队也经常出入赤山浦（石岛湾）”[21]。

日本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也记载了张保皋的交关船在赤山法华院一带停泊及张保皋手下的贸易官员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如开成四年（839）六月二十七日，“闻张大使交关船二只到旦山浦。”六月二十八日，“张宝高遣大唐卖物使崔兵马来寺问慰”。[22]“张大使”，指张保皋。“交关船”，指的是张保皋进行贸易需要通关的船只。“旦山浦”，在赤山法华院附近。“崔兵马”，指的是崔晕，此人既是张保皋的兵马使，也是张保皋的遣唐卖物使，负责张保皋在中国的贸易活动。江苏一带当时也有张保皋在中国的贸易基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张保皋的遣唐卖物使崔晕曾给圆仁留书：“和上（尚）求法归国之时，事须将此名纸到涟水，（崔）晕百计相送，同往日本。”张保皋的遣唐卖物使在涟水县，说明这里也有张保皋的贸易基地。“同往日本”，说明遣唐卖物使崔晕要将中国的货物运往日本销售，而涟水县沿海一带或是张保皋船队驶往日本的起航地，或是他在中国的一个货物集散中心。[23]张保皋将中国货物运往日本销售的情况，日本官方史料《续日本后记》就有多处记载，如承和九年（842）春正月二日的记载中还提到：张保皋在日本“贸唐国货物”，张保皋死后，日本的仓库里仍“其数不少”，[24]这说明张保皋从事的唐日贸易规模很大。张保皋因从事唐朝、新罗、日本间的海上贸易迅速致富，其实力甚至可以左右新罗王室的权利更迭，因而也引起了新罗贵族的警觉，便派人暗害了张保皋。张保皋从事海上贸易而成为“海上王”的经历，被今天的韩国搬上了银幕，成为了韩国人家喻户晓且引以为傲的民族英雄。

另一位在中国经商的新罗人金清，也得益于唐末地方官员的支持而致富。

金清的有关记载主要来自昆嵛山的《唐光化四年无染院碑》碑文：“鸡林金清押衙，家别扶桑，身来青社，货游鄞水，心向金田，舍青凫择郢匠之工，凿白石竖竺乾之塔。”[25]“昆嵛山”，在今烟台市牟平区、威海市文登区、乳山市境内。唐代属登州文登县管辖。“鸡林”，新罗国的别称。“扶桑”，指日出之地，这里借指东方的新罗国。“青社”，祀东方土神处，后借指东方齐国管辖的山东半岛一带。“鄞”，古代鄞县，唐代属明州。“身来青社，货游鄞水”，说金清从新罗来到山东半岛，并往来于山东半岛和江浙沿海一带经商。“金田”，佛寺的别称。“心向金田”，说金清信奉佛教。“青凫”，青色的野鸭，这里代指金钱。[26]“郢”，指春秋战国时楚国都城郢都，郢都出能工巧匠，故后人常以“郢匠”代之。“竺乾”，指佛法。“押衙”指唐朝地方军事官员。金清被称为“押衙”，可能与张保皋一样，也在唐朝军队里做过官，熟悉中国的情况。《唐光化四年无染院碑》碑文对金清作了特别介绍，说明金清是当时修建昆嵛山无染院的主要资助方。

《唐光化四年无染院碑》碑文还提到驻青州的节度使兼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王师范“德化青邱，恩宽碧落”，[27]说新罗得到王师范的恩德，连上天也感受到了。这里应具体指新罗人金清得到王师范的帮助和支持，金清为昆嵛山无染院捐献巨资也是为报答唐朝官员的支持。“青邱”，指古朝鲜，这里指新罗。“碧落”，指天上。碑文还提到了一些山东半岛与两浙一带的地方官员，也为昆嵛山无染院捐资，其中有“两浙定乱安国功臣、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彭城郡王钱镠”等一批两浙高官。[28]这说明新罗商人金清资助修建昆嵛山无染院的举动也得到了两地高官的支持和帮助，也说明金清做生意往来于山东与江浙之间，和当地的高官相互熟悉，否则，他们也不会参与以金清为主的捐资活动，特别是江浙地区的高官，不会到山东半岛来彰显自己的影响。金清通过捐资昆嵛山无染院的活动，也强化了与两地高官的联系，进一步争取到唐朝地方高官的支持，有助于他在中国的贸易活动。

像张保皋、金清等新罗商人，能在唐、日、新罗的海上贸易中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地方政府对海上贸易的支持，至少是默许，没有限制和抵制，从而形成了唐代中、后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

三

由于官方“朝贡贸易”带来的对丝路沿线国家的商品的浓厚兴趣，也刺激了丝路沿线国家的民众对各自稀缺商品的进一步需求。有专家统计指出：“唐后期，中日间的官方往来停顿之后，海上民间贸易应运而生，其规模远超之前的官方朝贡贸易。”[29]民间对外贸易的兴起，也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一个重要支撑，特别是丝路沿线国家民间商人的参与，更是丝绸之路繁荣的重要体现。

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统计，自日本官方废止遣唐使后，仅从839年至907年间，到达日本的唐商船就有24艘，日本赴唐商船有13艘，他还指出，以上“不过是文献中我所看到的，实际上，此外当然还有很多往来的船舶，可见交通频繁出于意外”，“唐朝的商船主要是从事贸易，每次来到日本，必载很多货物，因此，凡记载唐船到达的，都记载‘多赍货物’等句。”[30]这说明，唐代后期中日民间商船往来频繁，海上贸易非常繁荣。

日本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记载了从事唐日贸易的唐商、日商及新罗商人的一些情况。

开成五年（840）三月二日，圆仁和尚一行“到登州，……城南街东有新罗馆、渤海馆”。[31]说明有大量的新罗人、渤海人往来于登州，所以才建有专门接待新罗人、渤海人的馆舍。唐代中、后期，这些新罗馆、渤海馆，应主要是接待来这里经商的新罗人、渤海人。开成四年（839）八月十三日，圆仁和尚在登州境内记载：“闻相公已下九只船在青山浦，更有渤海交关船同泊彼浦”[32]。“交关船”，前面介绍过，即需要通关的贸易船只。“相公”，这里指日本遣唐的使者。渤海国的交关船在登州管辖的沿海办理通关手续，说明当时登州一带也是渤海国进出口货物的主要集散地。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记载了山东半岛及江浙沿海一带的许多城镇都建有新罗馆，除前面提到的山东半岛东部赤山一带，苏北涟水一带外，江苏楚州（今江苏淮安）、山东半岛的文登县一带也有“新罗坊”。[33]甚至山东半岛的内陆城镇也有接待新罗人的馆舍，如青州、淄州长山县都有“新罗院”。[34]说明当时往来于两地的新罗人很多，除了到大唐来进行文化交流、学习的僧人、学子外，再就是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圆仁和尚就看到了许多在华进行贸易活动的新罗商人。

唐开成四年（839），日本圆仁和尚在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到山东半岛赤山一带的海行途中遇到了许多新罗的船只。四月四日，从海州乘船出发不久，就遇到海运的船只，船上的人说：“吾等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罗人，人数十有余。”“密州”，州府在今山东诸城，当时管辖包括山东日照、胶州、胶南等沿海地区。四月二十日，在文登乳山口附近的邵村浦（今乳山市海阳所一带），见“新罗人乘小船来”。四月二十六日，在文登乳山西浦，见“押衙驾新罗船来”。五月二十五日，在文登乳山口（今乳山市乳山口）海域，圆仁和尚见到“新罗舶一只悬白帆从海口渡去”。[35]前面提到，由于在华从事海运和经商的新罗人很多，连日本遣唐使团归国时也雇佣新罗人的船只。

唐大中元年（847），圆仁和尚一行归国的一段经历同样说明在中国东部沿海一带从事海运及经商的新罗船只非常之多。唐大中元年（847）闰三月十日，在山东半岛赤山，圆仁和尚一行“将十七端布雇新罗人郑客之车载衣物，傍海往密州界去”。闰三月十七日，在“密州诸城县大朱山驳马浦（今青岛胶南大朱山沿海），遇新罗人陈忠船载炭欲往楚州，商量船脚价绢五匹定”，乘船至楚州。六月九日，在楚州新罗坊，圆仁得知新罗商人金珍的商船“从苏州松江口发往日本国，过二十一日，到莱州界牢山（今青岛崂山）”。六月十八日，圆仁和尚一行“乘楚州新罗坊王可昌船”，赶赴牢山（崂山）。六月二十六日，到达牢山（崂山），见到新罗商人金珍给圆仁和尚留书：“专在赤山（今荣成市石岛港）相待。”六月二十七日，只好又雇楚州新罗坊“船主王可昌船，望乳山去”。七月二十日，“到乳山长淮浦，得见金珍等船，上船便发”。[36]日本圆仁和尚一行乘金珍的商船经山东半岛赤山、新罗等地回到日本。圆仁和尚归国后，从他在唐大中元年十月十九日的记载中得知，当时“金珍的商队进入日本的人员就有四十四人之多”[37]。这不仅说明了当时在中国经商的新罗商船很多，商队庞大，而且经商的区域辐射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新罗商船遍布中国东部沿海各个港口，也有力地推动了唐与新罗，包括与日本的海外贸易，繁荣了唐代中、后期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当时往来中国、新罗、日本的商船很多，所以往来三地的人员也多乘商船，日本圆仁和尚一行归国是乘坐新罗人的商船回到日本。当时新罗著名僧人义湘大师来唐求法，来时“附商船达登州岸”，回国仍“复至文登旧檀越家，……便慕商船逡巡解缆”。[38]义湘往返都是乘“商船”，也说明了往来新罗的商船很多，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唐与新罗海上贸易的繁荣。

日本商人往来中日间进行海上贸易的情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也有记载。唐大中元年（847）闰三月十日，圆仁和尚一行在登州沿海一带，“商量往明州，趁本国神御井等船归国”。[39]因日本的商船已经起航了，圆仁和尚一行只得乘坐新罗人到日本经商的船只归国。日本商人神御井的船往来于中日之间，说明了日本商人也在大唐经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在大中元年（847）六月九日的记载中还提到，日本商人往来明州于广州之间，[40]这说明，从事中、日、新罗三国贸易的商人非常活跃，贸易范围遍及大唐的沿海诸州，不仅东部沿海一带，南海广州一带也是唐代中、后期，中、日、韩海上贸易的重要基地。

日本圆仁和尚在大唐国土发现了那么多经商的新罗人和日本人，说明当时唐王朝对外国商人在中国做跨国生意是允许和支持的。同样，日本对从事海上民间跨国贸易也给予了支持，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大中元年（847）十一月十四日，圆仁和尚一行乘坐新罗人金珍的船只到达日本后，“得太政官十一月十三日符，有优给唐客金珍等事”。[41]“优给”，即“优厚的供应”。“唐客”，指从唐朝来的商船。日本政府给予从唐朝来的商船“优给”，说明了日本官方是允许和支持民间进行海上贸易的。

唐代中、后期，中、日、新罗三国民间海上贸易的繁荣，应得力于唐朝、新罗、日本宽松的民间海上贸易环境。

四

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也对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来启迪。

一是国家的强大和繁荣是丝绸之路繁荣的首要条件。无论是汉武时期，开辟通西域的陆路丝绸之路，还是本文提到的唐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包括明初郑和下西洋，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繁荣的几个时期，无不是强大的国家和繁荣的经济作为后盾。我国之所以在今天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简称“一带一路”建设），也与中国现在雄厚的国力和经济势力相适应。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第一步是通畅的交通环境和条件，除了国内的铁路、港口、机场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外，“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出口，西亚各国的交通建设也需要中国资金的帮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出口，东南亚国家的铁路、港口建设也需要中国的投资，试想一下，这在我们改革开放初期能办得到吗？现在中国的投资，不仅是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出口上，包括沿线的东欧、非洲的一些国家，甚至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中国的帮助，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势力作为后盾，“一带一路”的建设就是空话。

经济实力的另一体现，就是在进出口贸易总量上要有比较大的体量，才能支撑丝绸之路的繁荣。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只有附加值很低的商品可以出口，也没有太多的外汇进口商品。据海关统计，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4亿美元，而到了2014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就达43030.4亿美元，并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才提出要建设“一带一路”，也才有可能迎来丝绸之路新的繁荣。

除了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外，国家强大的武装力量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国内需要安定有序的政治环境，国外也需要安全的环境才能保障“一带一路”的实施。《旧唐书·本纪第十六》记载，唐朝中、后期，海盗猖獗，驻青州的节度使薛平在朝廷的支持下，对山东半岛沿海一带的海盗进行剿灭，确保了海上贸易的安全畅通。同样，今天的中国不仅需要强大的军队保护丝路沿线的安全，防止类似索马里海盗那样的干扰、破坏。还要防止沿线国家的政局动荡、民族宗教矛盾的冲突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干扰、破坏。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保护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保护我们在国外的巨大投资，也就没有丝绸之路的繁荣。近年来，我们在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也有着大量投资，当这些国家发生动乱时，仅仅派出武装力量大量撤侨是不够的，还要有能力保护我们投资的设备，保护我们在当地雇佣的人员，并组织有效地生产。想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比现在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是不行的。

二是丝绸之路的繁荣必须是沿线国家、地区共同参与的结果。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繁荣，都离不开沿线国家、地区的共同参与。唐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繁荣，是日本、朝鲜半岛的高丽、新罗，还有今中朝俄边境上的渤海国共同参与的结果。他们之所以有兴趣参与，是因为都能从海上贸易中获得利润。唐朝前期朝贡贸易的兴盛，是因为朝贡国得到了比朝贡物品的价值大得多的金银和物品，所以即使海上航路有危险，也阻挡不了他们朝贡的步伐。新罗人为了从海上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不仅投资建造了许多适宜于海上远航的船只，连日本遣唐使团也雇佣他们的船只，他们还在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建有修造船只的作坊及贸易基地。因很多新罗人在中国从事海上贸易和海上运输活动，他们更是在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建有许多新罗坊。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和主导的国际宏大经济倡议，其他国家感不感兴趣，愿不愿意参与，是要看能不能从“一带一路”中获得好处。如果像唐代的日本、新罗等国一样，能从海上贸易和海上运输中获得可观的利润，其才有积极性参与。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要让丝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一起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增进沿线国家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得到沿线许多国家的响应和参与，他们也正是瞅准了这一点。更何况，中国还对沿线的不少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雇佣当地大量的人员，不仅帮助他们改善了投资环境，也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但实施“一带一路”这样宏大的建设，仅靠中国自身的力量，不可能完成。仅就“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言，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虽说在前期的推进中，中国扮演着主要角色，但自己的力量毕竟有限，还必须沿线国家、地区共同参与，才能有序地推进。唐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就有新罗等国对海上运输的大量投入，要使得沿线国家和地区明白，投入越大，回报越大。今天的“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应是中国主导下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承担，这样才能夯实丝绸之路的根基，更有能力迎接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和挑战。

三是“一带一路”这样宏大的建设，仅靠国家中央政府的资源是难以成就的，必须调动地方及民间的资源参与其中，才会迎来丝绸之路的真正大繁荣。“支撑唐代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基础在地方，在民间。尽管当时是被迫和不自愿的，但地方政府因为有了更大更多的外贸自主的权限和空间，得以将以往单一的官方朝贡贸易，拓展为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人共同参与的海外贸易的新格局。”[42]唐代中、后期，在国力衰微的情况下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持续繁荣，靠的就是地方政府和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起。而要调动地方政府和民间参与的积极性，就必须有宽松的对外贸易环境，使参与者能从中获得好处。唐代的山东半岛和江浙沿海一带，之所以有地方衙门和民间商人参与了海外贸易，就是因为唐朝朝廷将外贸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地方政府有了外贸的自主权限后，进而迎来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新的繁荣，也使得地方上的财富迅速增长，使得山东半岛的李氏家族“雄踞东方”。张保皋、金清等新罗商人的致富，除了唐朝宽松的贸易环境外，新罗国王室也因无力控制地方诸侯，对新罗商人的海上贸易放任自流，使得张保皋等新罗商人从海上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做强做大。

当然，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不可能放任自流，但制定优惠政策，为企业松绑，降低投资及经济合作的门槛，吸引民间资本，以大力支持国内，包括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关项目的投资建设，不仅是必需的，也是完全可行的。这既可缓解国家投资的压力，也可使民间资源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并从中分享“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红利。不仅国内要有宽松安全的投资环境，国家有关部门还要争取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好的投资环境，指导中国民间企业如何走出去，并实施跨国经营管理，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海外投资和经营的风险。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民间企业参与其中，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得以扎实地长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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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喜式》（卷30），转引自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2]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3] 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4]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5] 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6] 《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632页。

[7] 《新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712页。

[8] 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9]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孙文范校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10]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孙文范校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156页。

[11] 王勇：《中日古代的书籍之路》，《新华文摘》2007年第1期。

[12]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孙文范校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页。

[13]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孙文范校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14] 刘凤鸣：《唐中后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原因探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15] 《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03页。

[16] 《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04页。

[17] 《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04页。

[18] 姚铉：《唐文粹》，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3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3页。

[19] 《资治通鉴·唐纪第四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250页。

[20] 杜牧：《樊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21] [韩]金德洙：《张保皋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见耿昇主编《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22]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23]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页。

[24] [日本]黑板胜美：《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三卷《续日本后记》，吉川弘文馆1966年版，第127—128页。

[25] 张玉强：《中国道教名山昆嵛山》，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26] 郭宪：《洞冥记》卷4：“青鸭化为三小童，皆着青绢文繻，各握鲸文大钱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动。因名轻影钱。”

[27] 张玉强：《中国道教名山昆嵛山》，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28] 张玉强：《中国道教名山昆嵛山》，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29] 刘凤鸣：《唐中后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原因探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30]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隋唐篇》，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7、122页。

[31]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

[32]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33]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491页。

[34]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52页。

[35]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152、156、162页。

[36]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507、509、512、513页。

[37]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21页。

[38] 赞宁：《宋高僧传·唐新罗国义湘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5页。

[39]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页。

[40]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09页。

[41]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22页。

[42] 刘凤鸣：《唐中后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原因探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