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带一路”建设的对策建议

以经济为主轴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把“一带一路”作为直接手段来解决地缘政治问题（虽然一些学者把“一带一路”称为21世纪的“马歇尔计划”）。从经济层面看，“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确有相似之处，但“马歇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政治计划，“一带一路”建设却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条件附加，它们完全是基础不同的架构。

以经济为主轴，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是中国最大的全球优势。在经济左右政治的时代，不宜过多地谈“战略”，应将商业利益优先纳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决策考量。毫无疑问，政治是经济的延续。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海外援助也会增加，同时也将带动中国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扩展。但“一带一路”倡议不寻求围绕其中的经济—政治结盟。不论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企图有何猜测，“一带一路”建设首先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进行的，它将主要帮助解决亚洲国家在基础建设方面存在的落差，虽然客观上，“一带一路”可能会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制或“对冲”。

以经济为主轴，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政治风险，把政权更迭等政治风险降至最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政治与社会状况各异，但在发展经济方面，有一致的诉求。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必须遵循经济优先原则，谨慎选择投资项目，在保证“支出”与“成本”平衡的基础上，追求回报和收益。

创造稳定的投资回报

要进行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建设，就要创造稳定的投资回报，仔细评估投什么、资金从哪里来，以及投入回报的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非常好，但是，谁出钱？谁还账？

这不仅是专家学者的关心，也是普通公众的担心。可持续发展必然是经济上有持续回报的。以政治、军事动力推进的项目都是难以持久的，不能把“一带一路”建设做成政治上的“面子工程”。

毕竟，道路系统的建设、机场的改善，还有港口能力的增加，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而发展中国家的商业环境更不规范，政治也有很大不确定性。这些都会给投资项目的回报带来较大风险。事实上，把沿线国家的经济都带动起来，超过了任何国家的能力与责任。如果稳定的投资回报率无法保证，那么作为主要融资方的中国，将面临债务负担持续攀升的窘境，最终有可能造成一批规模巨大的国际烂尾工程。

避免成为“沿线国的发改委加财政部”[1]

由于不同国家、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还款能力不同，海外投资安全保护已成为中国资本走出去之后面临的头等大事。首先是必须选对方向。要选择那些政治稳定、经济有潜力、市场有需求、有长期回报、愿意与中国合作、符合“一带一路”发展方向的国家或地区开展合作。其次是资金筹集国际化。单靠中国自身，难以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巨大的投资渴求，必须联手国内国际资金市场，合作投资，量力而行，避免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共同合作变成中国的单向输血。

中外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全方位金融合作大有空间。除了加快亚投行建设、推进丝路基金的实施外，深化中国—东盟银行、上合组织银行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都有助于建设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同时，必须强化金融服务的跟进，在“一带一路”沿线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融资、结算、消费贷款服务；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金融监管合作，逐步建立区域内高效监管协调机制，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平衡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

事实证明，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总是步伐一致，经济联系密切并不意味着政治外交等国家关系的必然稳定。“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多、领域广、跨度大，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状况差别较大，因此，对中国来说，平衡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平衡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就是平衡政府的政策目标与企业商业运营价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中国在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之后，愿意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平衡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国有企业独具的职责。国有企业主要是由政府出资组建的，在某种条件下承担着实现政府职能的角色，因此其具有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同时，国有企业又是市场主体，和其他的企业组织一样，还具有经济属性和企业属性。因此，“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要定位清晰某项投资行为的属性。如果投资项目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意志，体现“国家友谊”，那么实现国家利益就是首要目标；如果纯粹是企业行为，企业就应该有完全的自主权，去谋求自身的商业利益。

对国家来说，“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新的发展契机，有利于国内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稳定，它所带来的区域间经济融合，将提升中国企业长期发展的潜力和空间。从这两点看，“一带一路”的投资回报率已经很高了。从经济层面的远景来看，政府投资“一带一路”项目带来的财务回报率，完全可能高于美国国债，从而为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投资提供更多的选择。

寻求多边投资保护和保险

当然，投资者必须得到保护，免遭流氓政府夺取资产。但协定的条款却与此无关。最近数十年也极少发生上述情况，希望得到保护的投资者也可以向世界银行下属机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购买保险。此外，美国和其他政府也提供类似的保险。

充实内容，完善细节，制定或创建全球标准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大框架，对有些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来说，这个框架太宏大，看不到具体的内容、规划、项目，就不知如何衔接。因此，在这个大框架下，如何充实内容，完善细节，制定或创建全球标准，将是接下来的重要工作。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行为准则和商业规则需要达成共识，包括市场经济理念、透明性以及竞争的公平性等全球通用准则。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发展水平差别比较大，利益需求不同，发展速度不同，但方向一致，这就构成了围绕“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而把众多国家协调在一起，除了共同的利益外，还需要有一个能够凝聚各方共识的基本原则，包括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处理的原则、协调政治关系与项目合作的原则、争端解决机制等。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法治水平、商业环境、劳动力素质、契约精神也参差不齐，因此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同时，还需要同沿线国家或地区携手，制定配套的法律、制度、标准、流程，以改善投资环境、减少贸易障碍。

美国正在主导制定利于自己的全球贸易规则。目前美国积极推动的全球性贸易协定谈判，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诸边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希望借此掌控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显而易见，这些协定目前还是排他性的高标准国际贸易机制，对正在致力于深化全球经济联系的中国将产生不小的挑战。

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通过制度创新特别是商业文化革新，消除国际上的政治偏见，增加相互信任。“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一个很好的创新机会，在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和规则制定方面，既尊重现有国际关系框架，又要有所创新，对现有国际关系框架进行有益补充。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应不断完善自己的投资贸易标准，确保各国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同时，在法规、规制、规范方面承担全球责任，具体包括：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安排，制定、完善社会及生态标准，制定全球流程标准和使用共享服务，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作环境，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让更广大的人群分享发展成果，增加参与感和安全感，减少经济发展带来的副作用，等等。

机制和规则要具有开放性。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特点，贸易朝各个方向发展，竞争优势不断转换，只有开放性的机制和规则，才能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各方多元化的利益和发展框架，包容现存的各种合作机制和规则。

加强区域政策协调，对接各国发展计划

“一带一路”这种跨区域、开放式的发展设想，国际上还没有先例。因此，沿线各国政策的沟通、动员协调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同时也需要我们保持战略耐心，不能急于求成。

进行区域政策协调，建立“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政策沟通与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都是“一带一路”框架的关键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不像造一座医院、一所学校、一座水坝那么简单，非常考验政策制定能力以及协调配套能力。沿线各国家及地区存在各种差距，包括经济总量的差距、政府及高层的认知差距、进取心差距、教育水平差距、基础设施差距、资金投入能力差距等。

拓宽法律政策沟通领域，改变重项目、轻法律政策沟通的倾向。目前，我国与有关国家的沟通更多集中在一些具体项目上，环保、土地、税收、用工、社保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沟通明显不足。为使中资企业免受歧视性、不公正、不公平的法律政策对待，应改变重项目、轻法律政策的倾向，拓宽与沿线各国法律政策沟通和对接领域。

构建民主化合作决策机制。“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国家、经济体、城市、市场、设施和组织机构，无所谓中心，无所谓本土市场，无所谓外国，无所谓地位等级，每一个都是一扇独特的窗户。这是一个由多样性定义的商业世界。在差异如此之多的环境中，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和承受力，避免出台由中国单方面主导，对各国统一的、脱离实际的政策措施。“一带一路”建设要为不同的客户、文化、项目服务，因此应该采用多种不同策略而非单一策略，吸引沿线国家、经济体、城市和组织机构的充分参与，构建民主化合作决策机制。整合对接区域内的各项发展计划，要充分照顾各地区国情民情，推进务实合作，在有顾虑的国家或地区，有关项目未必一定要冠名“一带一路”。

履行社会责任。通过“一带一路”在更大范围内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主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履行大国的社会责任，这是中国在国际上的最大软实力。“中国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想要有朝一日成为国际事务中积极负责任的一方，或者甚至说成为一个‘仁慈的超级大国’，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拥有一种国际公共利益感，和由此种公共利益感而带动起来的一批新精英。”“随着中国和印度的持续发展，它们将必须接受一项事实，那就是力量越大，责任越大。”[2]

加强产业合作，给所在国增加经济附加值。“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和港口共建工业园区、技术研发中心、技术示范与推广基地、经贸园区等，帮助相关国家提高市场化能力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促进有关各国发展现代制造业、服务业、现代农业，形成沿线的跨国经济带，推动共同发展和繁荣。

促进就业，改善境外项目人力资源管理。“只要每个国家的人们都在创造出新的服务和产品，使得经济蛋糕越做越大，只要人们能够不断地提高技能、适应这些新的工作，那么印度、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工人都会同时过得越来越好。”[3]

无疑，“一带一路”建设将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广的合作领域。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企业正在逐步迁向东南亚、南亚诸国，带动了当地的生产和就业。

以更高标准改善人力资源管理状况。走出去的企业需要打破封闭式小圈子，开放接纳当地人，积极走入当地社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雇佣当地员工，帮助解决社区就业问题；开展慈善募捐、学校共建、社区联谊活动；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其劳动技能和水平；按照更高的低碳环保标准进行绿色施工等。

实施更高标准的环保政策。我们需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树立一种新的策略，寻找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节约资源，发展绿色科技，开发无污染、可循环的能源，保护森林以及山川河流，减少破坏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对“一带一路”建设来说，要提高环保标准，但也不能完全跟随西方舆论走。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声音也并非完全一致。“印度和中国希望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但俄罗斯却希望向中国销售更多油气。西方媒体认为，如果中国大力发展太阳能，那么对天然气的需求则会下降，而俄罗斯毫无疑问将继续坚持发展油气。”[4]

打击腐败。腐败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但可叹的是，有商业活动的地方就有腐败，几无例外。加强国际合作，增强信息的透明和公开化，研究制定海外反腐败法律，加大监管及打击力度，都将有助于减少和控制“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腐败现象。

强化国际沟通与传播。人并非纯粹的经济动物。经济联系的增强并不能自动增加信任、消除疑虑。中国崛起引发的全球板块摩擦，文化与宗教差异，对中国国家体制的误解，把“一带一路”框架视为中国政府的地缘政治工具等，外界的相关疑虑恐怕将长时间存在，需要中国进一步强化国际沟通与传播，以解疑释惑，求同存异。当然，也包括化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之间常常存在的矛盾冲突，推进“五通”进程。

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利益交换。中国“一带一路”的对外话语体系应更清晰地表达中国利益。中国官员、专家甚至企业家在谈论“一带一路”相关问题时，往往只谈互利共赢，不谈具体利益诉求，让外国人难以理解。中国应坦率地展示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及可以进行的交换。这样反倒更容易获取信任。

和而不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只有金钱，并不能维系长期稳定的关系；要维系长期稳定的关系，还需要理念和文化魅力。“加强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人民感情。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中国坚持和而不同的思想，尊重和保护文明多样性，积极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5]

在西方人眼里，“和”即暗示着趋同或者极为相似；但在中国人看来，“和”的精髓在于允许差异、包容差异。

差异化传播，打破西方话语高墙。在世界舆论格局中，西方媒体长期占据话语霸权，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应有的伸张。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建立中国的框架体系，打破西方话语高墙。开展差异化沟通与传播，不仅要针对国外的政府、政治人物，还应学会与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学者、商会、媒体沟通。在国家层面，应加强与沿线国家教育、文化、旅游、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扩大人文合作领域，促进民间交流合作，为深化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对企业来说，应更多地和所在社区进行沟通，避免“搞定政府就等于搞定社会”的误区，学习宗教文化习俗，增强对宗教信仰的敬畏之心，强化与地方社会的联系。

始终做一个虚心学习的国家。“中国将始终做一个虚心学习的国家。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但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人民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但不会骄傲自满、止步不前，而是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开放包容心态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中国将继续向世界学习、向各国人民学习，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推动中国和世界发展得更好。”[6]

坚守和平。中国已经崛起为区域强国，也是世界大国之一，使周边某些国家产生了威胁感。坚守和平，增进经济融合，从利益共同体入手构建命运共同体，就是最好及最重要的公共关系。“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7]

国家主导、企业推动、个人参与、智库评估

《纽约时报》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把世界全球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从1492年至1800年是1.0阶段，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国家与政府；从1800年至2000年是2.0阶段，主要推动力来自跨国公司；2000年开始至今进入3.0阶段，动力来自个人。“个人获得了新的机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和合作，这也带来了全球化3.0版本的独特特征。”[8]

托马斯·弗里德曼明白地表达了全球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的重要作用。中国正发展出一种政府和市场机制相协同的体系，这套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仍将发挥巨大作用。要形成跨国界、跨文化、跨肤色界限的完全基于自愿并可持续发展的“一带一路”，需要政府、经济机构（企业、银行）以及个人携手同行。

国家主导，平衡内外发展

国内各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高涨。但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国内的区域发展框架，而主要是对外的发展框架。地方政府应在此认知的前提下，计划自己的行动方案，避免“争资源、争政策、争投资”竞赛，以及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窘境。作为国家规划，应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海陆统筹，城乡一体，东西部联动，将国外发展的拉动力转化为国内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防止一哄而上的对外投资热使中国国内发展“失血”。目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经济转型等远未完成，不但乡村基础设施薄弱，即使在城市、城际之间，也到处都是“断头路”，互联互通远未实现。因此，要防止一哄而上的对外投资，避免使中国国内发展“失血”。

以企业为主体，充分重视民间力量

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量。丝绸之路是无数商人往来穿梭亚欧大陆上千年，自然踏出的一条商路。当然在中国一方，丝绸之路的开拓，汉武帝及汉朝政府的直接推动功不可没。

目前，国有企业承担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项目及工程。从可持续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应与国外跨国公司合作；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本土企业（第三方）携手；充分展现中国重视民间力量。

个人和小企业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全球化3.0时代，竞争的平台已经被推平……弱小的大卫能够胜过巨人。个人和小公司不但能够参与全球合作，也能参与全球竞争，成为世界的主角。”[9]

“中国影响力散播至全世界，最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数百万籍籍无名、不怕面对充满偏见和不安的环境、在全球最不可能经商的地方创业的小老百姓给予支持，中国的扩张行动不可能达到今日的规模。”“这群升斗小民拥有惊人、无穷的自我牺牲能力，单凭出人头地的梦想前往世界各地闯荡，并持续征服西方人绝对不敢涉足、就算一脚踩进去也会倒地不起的海外市场。”[10]

市场化运作，避免当成一场运动来施行

在过去的贸易往来中，其他国家从中国进口的大都是消费品，决策者是贸易企业，而“一带一路”框架下有关项目的合作，大都需要各国国家政府拍板。

政府在发挥引导作用的同时，应避免过多介入企业经济决策。政府应从整体上为企业创造“走出去”的机会和环境，建立区域及跨区域协调机制，对接法律政策，消除贸易及投资壁垒，监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信息服务和风险预警，提供合法保护，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及投资风险。具体的项目过程，则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

“走出去”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不能将“一带一路”建设当作一场运动来施行。当前我国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去”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然而，“走出去”不应成为发展的最终目的。特别是不能将“一带一路”建设当成一场运动来施行。在政府的政策目标之外，应依照市场的需求，由企业自行选择、自行决定是否“走出去”、如何“走出去”以及走向哪里。

推动智库及民间力量参与，降低运营风险

从宏观看，“一带一路”框架内国家之多，文化之杂，沟通之难，从无前例；从微观看，“一带一路”上任何一条道路、任何一个港口、任何一块土地，均利益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仅仅由政府、企业出马，很难兼顾左右。广泛吸收国内外智库、学术界、记者、民间组织参与，对“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各种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经济、社会及政治风险。

开展针对性分国别问题研究。目前不少研究者或政策制定者往往把中亚、中东、非洲等看作一个整体，事实上它们之间差异极大，并且相互间矛盾重重。我们需要分国别研究每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舆情、文化和种族部落，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的智库和知识分子合作，深入研究这些国家的社会状况及其民众的需求和期望，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政策。

加强主权风险评级。“一带一路”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基于科学的调查、评估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风险进行评级，并进行动态跟踪，以在项目前期尽可能地规避风险。大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海外商法环境、盈利模式一知半解，难以组织商务、法律、财务、人力等资源做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而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和国内外智库合作来解决。

海外华人可能扮演新的角色。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海外华人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近年来，更有无数新华侨华商，用自己的艰辛脚步，闯出了无数条“新丝路”。因此，与海外华人、侨社合作将是一条捷径。无论他们持何种政治立场，已入籍哪个国家，他们都是“一带一路”上的天然经济伙伴。

避免冲突，构建区域和平

大国竞逐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最大的政治影响因素。平衡大国间的竞争，构建区域和平，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必需保障。

欧美主流舆论把“一带一路”倡议看作中国宏图大志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中国正在亚太地区并可能欲在全球其他地区寻求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新中国能够轻易、迅速在开发中国家扩充势力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对于全球发展的兴趣持续增长。然而，中国打算征服世界的长期志业其实没有底限。”[11]

当然，对外国政府的态度，我们不能仅要看其外交辞令，更要看其实际行动。

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主要舞台正从欧洲转向亚洲，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中国要顺利推进“一带一路”事业，就不仅要处理好与世界性大国美国、俄罗斯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性大国的关系。

对欠发达的国家，中国应当先予之、后取之；多予之、少取之。通过发展援助，帮助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对周边国家加强睦邻友好，积极推动区域合作，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交通设施一体化；对发达国家“继续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互动关系长期稳定发展”[12]。

软实力和多边外交是最主要的外交政策工具。一些西欧国家几乎已把军事行动排除在合法的国家政策工具之外。亚洲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些国家认为与邻国处于潜在对抗状态。它们不一定在策划战争，只是不能完全排除战争的可能。

对于如何避免冲突，构建区域和国际和平，一些最优秀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观察者（如塞缪尔·亨廷顿、马丁·雅克、亨利·基辛格、李光耀等）早就给出了预言般的睿智回答。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舞台，亚洲是多种文明的大杂烩。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仅东亚就包含属于六种文明的不同社会——日本文明、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南亚还增加了印度教文明。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是东亚舞台上的主角；南亚还要加上印度；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穆斯林国家。此外，东亚还包括几个经济影响日益增强的中等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有巨大潜力的越南。

上述因素造成了国际关系模式的高度复杂化，它在很多方面可与18—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充满了标志着多极化形势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13]

东北亚各国历来不和。首先是中日之间存在一些争议，其次是日韩矛盾，再加上中国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的敌对状态，这使得整个东北亚地区分歧严重。东北亚地区既没有一个像东盟这样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任何正式的多边合作框架。

即便是在日本的影响力处于巅峰的时期，它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日本一直拒绝向邻国开放其国内市场，其影响力只是体现在对其海外子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出口。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其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韩关系。韩国自“二战”以来就是美国的重要盟国，其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冷战期间它曾是美国的附庸国。但过去10年，不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层面，韩国和中国都走得越来越近。

马丁·雅克认为，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暴露出其本质上的弱点。日本就像一只兔子，在迎面而来的汽车的明亮车灯下显得有些惊慌失措。[14]

“日本如今被一种模糊的对未来的焦虑感所笼罩。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盘踞日本的希望感已经让位于恐惧感。”[15]

东盟不仅在整个东亚的格局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还为其他东亚国家提供了合作模板，虽然东南亚各国历来在地区关系中处于弱势。[16]

“由于市场广大、购买力上升，中国正把东南亚国家吸纳进它的经济体系。日本和南韩无可避免也将会被吸纳进去。中国不需要动用武力就把各国吸纳进去。中国的邻国希望美国留在亚太地区，他们才不会沦为中国的人质。”[17]

过去几年来，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对中国的态度，而且它们当中（包括新加坡、菲律宾、泰国以及韩国这些美国的正式盟友）多数都同中国建立了更为友好的关系，除了日本和台湾地区这两个例外。也只有日本和台湾地区为了制衡中国大陆而同美国走得更近。

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东亚各国都愿意分享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帮着美国制衡中国。这说明中国在东亚地区愈发星光灿烂，美国却逐渐暗淡下来。[18]

亨利·基辛格认为，越南人对他们北方邻国的不信任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越南的民族特征因此反映出两股互不调和的力量：一方面，它吸引（收）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它反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治。对中国的抗拒培育了越南对独立的强烈自豪感，也造成了它兵强将悍的传统。它所吸收的中华文化在越南培育出一批中国式儒学精英，他们对邻国怀有一种区域中央王国的心理。[19]

“亚洲许多中、小型国家也很关心。他们很不安，深怕中国或许想要恢复几百年前的帝国地位，也疑惧会被当作藩属国家，必须像过去一样向中国进贡。”[20]

中亚处于文明断层线上。在塞缪尔·亨廷顿看来，中亚处于文明断层线上，亦即文明间冲突的前线。“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如在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

“断层线战争是断断续续的，断层线冲突则是漫无止境的。”[21]

中国与中亚属于若即若离的两种不同文明社会。“中国社会的内在条件及草原社会的特质使它们不可能混合成一个在经济上既有精耕也有粗放，在政治上既有集权又有分散的社会。两种社会既不能分离，也不能吸纳或永远控制任何一方。”[22]

中东（西亚、北非）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区域，有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宗教地缘纠葛。无论“一带”还是“一路”，从中国到达欧洲，都要穿越这一区域。

不结盟、不干涉、经济激励措施，以及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共同面临来自西方文明冲击所带来的团结感，使得中国迄今还能在此立足。但从长远看，要保障在中东这种敏感地区的安全，中国还离不开美国，同时要与欧盟、俄罗斯及区域大国合作，摸索制定更加连贯的政策，并协调国内政府各部门及相关企业的行动。

南亚（印度）

五角大楼前顾问罗伯特·D.卡普兰说过，印度洋正在变成全球战略中心的重心，谁控制了这里，谁就能控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印度洋是能源的海上战略通道，中东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去往远东的货轮都必经此地。从更大的战略角度看，此地还是一个经济轴心，横贯包括发展中的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南—南”世界。[23]

在印度洋上，印度是重要力量之一。如果印度站在美国一边，美国将具备很大优势。美印两国不会立即缔结战略伙伴关系以包围中国，即便两国形成了这种关系，印度仍将保持独立地位，仍将在中印利益交叉点上捍卫自身利益，并同中国合作。[24]

目前中印经济关系主要集中在贸易上，必须进一步扩大合作，尤其是鼓励自由投资和金融服务。由此产生的复合型相互依赖关系将成为可持续经济合作的基础。[25]

不能把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它们是不同的国家。这是否意味着印度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呢？不！印度的角色比东南亚国家联盟所有成员国的集体角色还重要！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指出，目前尚不确定印度是否想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中分得一杯羹，因为印度害怕同中国竞争。中国曾向印度提出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但印度没有答应，因为如果印度同意了，中国商品就会进入印度，同印度本国商品竞争。

印度的伟大之处还没有充分体现，它的潜力尚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26]

“与中国人不一样，印度人对于他们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地位产生出一种深深的不确定感。他们似乎更需要从他国对其经济活力和成就的尊重或者是嫉妒中，获得与其新地位相称的某种自信。”[27]

欧盟

经历了10年的发展，中欧关系一直较为顺利，冲突很少。欧洲在东亚这一全球重要地区基本销声匿迹，这生动地表明了1945年以后欧洲全球地位的衰落和其逐渐向地区大国角色的蜕变。尽管如此，由于欧洲的经济总量可与美国匹敌，而且是西方联盟的另外一半，欧洲对于中国的态度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28]

“欧洲仍然有保持其优越感的资本，那就是欧洲的经济，比如法国的奢侈品和核能力、德国的重工业、意大利的家庭企业的活力。但这些足以将整个大陆从经济衰退中拯救出来吗？”“对经济停滞的恐惧导致了另一种欧洲式的、更微妙、更普遍的恐惧。[29]害怕欧洲变成某种博物馆的恐惧，欧洲就像一个扩大了的维也纳，一片‘精致生活’的文化绿洲，那些来自充满经济活力的大陆的人们，过来旅游，找个地方养老，但欧洲不会成为世界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核心。即使欧洲以及世界走出大萧条的阴影，欧洲的未来似乎仍然只是稳步的衰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欧洲和美国并不总是铁板一块，随着国际经济板块的移动，欧洲与美国对待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元化。因此，正如习近平所说：“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世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30]

俄罗斯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中俄两国的自我认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俄罗斯统治者以他们的坚韧性赢得人民的爱戴，而不是“伟大性”。俄国的外交出乎寻常地依靠实力优势，立场一经确定就寸步不让，把外交变成了阵地战。毛泽东所代表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宏大、最有序，至少在中国人眼里是最优越的政体。它的所作所为影响遍及全世界已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当中国的一个统治者号召人民奋发图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时，他是在激励他们重现往日的辉煌。按照中国对历史的解释，中国只是在近代才暂时蒙尘。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不肯屈居人下。[31]

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许多其他资源，同时还是中国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对于中国来说，俄罗斯是一个诱人的合作伙伴。但是，俄罗斯不可能完全按照中国的期望行事。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写道：两国关系的战略潜力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潜在的问题一方面是俄罗斯的虚弱感，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尽管两国关系的和睦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脆弱感和它与邻为善的意愿有很大关系，但这种脆弱感也使它感到不安全，而且对其邻国存在疑虑。俄罗斯对中国的这种担心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其远东地区。俄罗斯对中国意图的怀疑还扩展到前苏联国家。[32]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邓聿文指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俄关系的重要性要超过中美关系。但要避免被俄绑架而最终走向结盟或准结盟地步以抗衡西方，如果这样，将会使全球沦为以中俄为一方，以美欧日为另一方，其他国家选边站的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冷和平格局，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坏的情况。对中俄双方的合作，北京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切忌头脑发热，要避免受民间民粹情绪的影响，同时，对因此而带给“一路一带”战略的风险，也要有预案。[33]

非洲

中国的发展更能引起非洲国家的共鸣。作为可供选择的一个贸易伙伴、援助和投资国，中国的到来营造了一种竞争环境，使得非洲国家不再仅仅依靠西方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了。证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是安哥拉，当中国提供了条件更优惠的贷款后，安哥拉得以在2007年中止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简而言之，中国的作用在于提升了非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战略地位。

由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国的发展道路似乎注定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大，也更能引起这些国家的共鸣。[34]

“在这种态度的积极转变中，中国投资者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使非洲人相信，如果他们不想要再被其他人主宰命运，他们就必须为自己谋划。有了中国人、印度人和日本人的技术帮助，在非洲领导人的带领下，这片大陆逐步成为全球最快的经济和机会增长点。”[35]

“当前美国在全球的真正竞争对手是中国，双方都力图扩大影响，同时确保对资源的获取。非洲，尤其是富含石油的非洲西海岸，将在美中战略竞争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舞台，这已经成为众多分析人士的共识。”[36]

非洲对中国公司的开放和善意是中国的宝贵财富，切不可因为缺少道德监督而白白浪费。所以打造良好企业公民形象，刻不容缓。[37]

澳洲

澳大利亚过去20年的经济在中国需求的拉动之下蒸蒸日上。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利益并非作为一位消费者那么简单，其投资者的角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公司购买澳大利亚矿业公司酝酿已久。很明显，澳大利亚也将疏远美国，并和泰国、韩国一起参加中国伙伴的“花车游行”，但由于它毕竟与美国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澳关系的走向在未来必定会非常敏感。某种形式上，澳大利亚可能会成为西方的传话人。但澳大利亚的政治走向会成为制约中澳关系的重要因素。

美国

长期以来，美国不仅是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的主要对象，也是塑造中国周边环境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在战略、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维度深刻影响亚太及欧亚地区。尽管美国并非“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国家，但是美国在倡议所涉及的东南亚、南亚、中亚及俄罗斯、中东等地均长期以来拥有重要的战略存在及外交运筹。[38]

对于中国来说，近40年来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一直是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之一。中国提出自己的发展框架并不意味着与美国对着干。中国只是希望在能力范围内把事情做得更好，发展权是人类社会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天赋之权。早在2012年，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就说：“中国人想和美国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纪。”[39]

基辛格认为：“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人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40]

中国式先发制人一旦遭遇西方的威慑可能会产生恶性循环：中国自认为是防御性的举动可能会被西方世界视为侵略性的，西方的威慑行为则可能被中国解读为对它的包围。在冷战期间，美中两国就此纠缠不休；迄今为止，两国在某种程度上仍未摆脱这个恶性循环。[41]

李光耀认为：“今后二三十年，美国仍将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是全世界军事最强大、经济最活跃的国家。透过创新、生产力和消费力，美国是全球成长的引擎。”[42]

高柏认为：“实际上美国如何选择未来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自己如何应对美国的对冲。”中国越是崛起，他国对中国对冲的力度就越会加大。中国应该把他国的对冲当成未来外部环境的一个常态。[43]

米尔斯海默认为：“我很确定，美中关系之间会一直存在许多麻烦，两国也在试图管理。但问题在于，两国实际上都在准备着相互之间的一场战争。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博弈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中美之间的博弈可能更长。我现在感觉，中国在变得更强大的路途中，将会越来越危险。”[44]

基辛格提出：“双方政府依然认为有必要进行合作，但他们不能控制两国相互撞击的方式。这是中美关系中尚未解决的挑战。”[45]

“问题最终归结为中国和美国实际上要求对方做什么。美国公开把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均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是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同理，中国试图把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也会遭遇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抵制，因为它们害怕单一国家主导该地区可能带来的后果。”[46]

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47]

“太平洋共同体概念能够缓解双方的担心。”“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48]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的情况与非洲完全不同，不过从两块大陆上却能得出同样的教训。

多米尼西·莫伊西在《情感地缘政治学》一书中写道：在拉美，绝望要少一些，不过希望也不多，但是这块大陆上的“巨人”巴西是个例外。巴西喜欢将自己视为拉美的中国或是美国，而且它确信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墨西哥只不过是个与它相差很远的老二。巴西到处都充满了活力、激情和乐观的精神，但也受到与整个拉美地区问题相同的困扰。

南美大陆似乎在做循环运动。当20世纪60年代的军政权无法解决经济危机时，它就被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和民治所取代。今天，拉美在经历一次民粹主义大轮回，在数十年的极端自由经济差点毁了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之后，新型的来自本土的国家领导人正在崛起，对抗以往有着拉丁传统的领导人。

民粹主义在拉美的轮回，与其说是希望的产物，不如说是羞辱的产物。当印度人基本上解决了与前殖民宗主国英国的问题时，拉丁美洲却远非如此，他们与北美大国及前宗主国西班牙的关系仍然重要而困难。

当然，美国要为当前这种政治和精神环境负主要责任。美国似乎继续视拉美为“后院”，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蔑视的意味。而当欧洲列强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前非洲殖民地时，美国却表示过强烈的反对。尽管美国的干涉现在通常不是直接的，但美国仍然是这个地区重要的平衡器，也是令整个拉丁美洲憎恨的外部干涉。

在21世纪开始之际，主动权并不在拉丁美洲。政策制定者、商人以及关心人类发展的人，不可能再忽视这两片大陆。但它们至今也仍然不是决定全球未来的大陆，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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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薛力：《“一带一路”折射的中国外交风险》，共识网，2014年12月31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41231118331_2.html。

[2]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3]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14页。

[4] 谢丹：《要保护环境，还是要发展基础设施》，《南方周末》，2014年9月5日。

[5] 《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新华网，2014年7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04/c_1111468087.htm。

[6] 《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新华网，2014年7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04/c_1111468087.htm。

[7] 《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新华网，2013年9月7日，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InAndAbroad/2013-09/08/c_117275432.htm。

[8]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9]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514页。

[10] 〔西班牙〕胡安·巴勃罗·贾勒德纳、〔法〕埃里韦托·阿拉伍侯：《中国悄悄占领全世界》，谭家瑜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5—26页。

[11] 〔西班牙〕胡安·巴勃罗·贾勒德纳、〔法〕埃里韦托·阿拉伍侯：《中国悄悄占领全世界》，谭家瑜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4页。

[12]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Ⅹ、Ⅻ页。

[13]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页。

[14]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219、226、241页。

[15]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16]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17] 〔美〕艾利森、布莱克维尔、韦恩：《去问李光耀：一代总理对中国、美国和全世界的深思》，林添贵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0页。

[18]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

[19]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39页。

[20] 〔美〕艾利森、布莱克维尔、韦恩：《去问李光耀：一代总理对中国、美国和全世界的深思》，林添贵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0页。

[21]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267页。

[22]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

[23] 〔美〕威廉·恩道尔：《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戴健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109页。

[24]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76—77页。

[25] 〔美〕威廉·恩道尔：《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戴健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

[26]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62、72、73页。

[27]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28]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

[29]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30] 杜尚泽、许立群、刘歌：《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4年月1日。

[31]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胡利平等译，2012年版，第157页。

[32]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265页。

[33] 邓聿文：《中俄关系下“一路一带”的风险》，FT中文网，2014年12月10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9509。作者为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

[34]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35]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36] 〔美〕威廉·恩道尔：《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唐晓峰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37] 〔美〕威廉·恩道尔：《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唐晓峰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

[38] 龚婷：《“一带一路”：国际舆情反应及公共外交重点》，察哈尔学会门户网，2014年12月29日，http：//www.charhar.org.cn/newsinfo.aspx？newsid=8565。

[39] 〔美〕格雷厄姆·阿里森、罗伯特·布莱克维尔：《李光耀论中国未来》，《中国改革》2012年第10期。

[40]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胡利平等译，2012年版，第516页。

[41]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胡利平等译，2012年版，第126页。

[42]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43] 高柏：《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经济观察网，2012年3月15日，http：//www.eeo.com.cn/observer/gcj/2011/03/15/196317_1.shtml。

[44] 王文：《中美：准备战争，又想避免战争——与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米尔斯海默的对话》，四月网，2012年7月25日，http：//www.m4.cn/space/2012-07/1173757.shtml。

[45]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68页。

[46]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4—515页。

[47]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页。

[48]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6—517页。

[49] 〔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