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历史回顾

越南在地理上与中国粤、桂、滇三省接壤，历史上曾为中国的藩属国，直至1885年中法战争失败后，法国逼迫清廷签订《天津条约》，承认越南受法国保护后，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属越南，因其位于印度支那半岛，当时亦称为法属印度支那，包括南圻、中圻、北圻、柬埔寨和老挝五部分，也就是今天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1]法属越南总面积73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2000多万，其中有华侨将近50万人。

由于特殊的地理与历史关系，越南独立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非常密切。1905年7月，正在日本筹组同盟会的孙中山与越南国民党创始人潘佩珠（越南语：Phan Bôi Châu）笔谈两夜。孙中山希望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待中国革命成功后再援助亚洲各被保护国独立，并允诺首先会援助越南；而潘佩珠则认为应该先援助越南革命成功，再以越南北部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进而夺取两广以窥视中原。孙、潘二人尽管革命主张各有侧重，但以两夕会谈为媒介，从此开启了中越两国革命党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

辛亥革命对越南革命运动产生很大冲击，使得一度沉寂的越南革命运动再度兴起。1912年3月，在潘佩珠的提议和坚持下，越南革命党人取消以君主立宪为宗旨的越南维新会，重新建立以民主共和为宗旨的越南光复会。[2]越南光复会的成立，表明越南革命运动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进入更为密切的组织合作阶段。

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公开标举反帝主张，提出建立世界弱小民族反帝联合战线。当时的广州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也是越南民族主义运动的圣地。1924年，潘佩珠决定将越南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其组织基本仿效中国国民党之章程。1925～1927年，共有近300名越南青年来到被其誉为“我们亚洲联邦共和国的将来首府”的广东。[3]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当时也在广州，以苏联顾问鲍罗廷翻译的身份公开活动。胡在广州创办了“政治特别训练班”，专门吸收在广州的越南青年，经过四至六个月的短期培训后，派回越南从事革命活动。这些越南青年经过特别训练后，要宣誓加入胡志明当时在广州成立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该会是越南共产党的前身，于1930年2月改为越南共产党。[4]

现有资料显示，日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是在1923年访苏期间开始接触越南革命党人的。10月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晚阮爱国君来谈，乃一安南之志士也。”[5]阮爱国是胡志明当时在莫斯科所用的化名。此后，蒋在担任革命军事摇篮的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期间，曾接收和培训了来自越南、缅甸、朝鲜以及台湾等地区的革命青年。这批革命青年，后来成为东南亚各国独立运动的主力。[6]

越南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影响力向亚洲辐射的重要一环，也是关系中国西南边疆安危的重要门户。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沿海广州、海口等地相继失陷，假道越南的过境运输一度成为中方主要依赖的国际交通补给线。滇越铁路连接越北港口海防经河内直达中国西南重镇昆明，长达859公里。中国东南沿海被日军严密封锁后，中国所有物资之输出，以及70%以上军火之供给，都由滇越铁路运输。1940年6月，日本借法国在欧洲战败之机，迫使法越当局封锁滇越铁路，准予日方派遣检查员驻扎河内、海防及老街等运输中心，检查运华货物，还自行炸毁越南连通昆明的铁路桥梁，致使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大受影响。[7]

越南不仅关系中国西南后方根据地的安危，更是影响整个太平洋局势的战略要地，被称为“远东的火药库”。[8]越南地处南太平洋与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咽喉部位，是南太平洋的前哨，不仅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物产丰富，是日本所需石炭、硅砂、铁矿、锡矿、锰矿和钨矿等重要战略物资的供给地。[9]1940年9月，法越当局向日妥协，同意日本在越南驻军，并在越南取得海空军根据地。日本正式出兵越南后，直接威胁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英美在南太平洋殖民地的安全，成为日本实施南进政策的“第一站”。[10]

随着南太平洋危机局势的加重，英美等国开始改变在远东对日妥协的政策，转向积极制裁日本，冻结日本资金，对日实施全面禁运。与此同时，美国为了表示反对日本入侵越南，宣布对华借款2500万美金，后又再次借贷1亿美金。由此可见，日本出兵越南，虽然对中国抗战后方根据地造成严重威胁，但也极大改善了中国所处的孤立无援的国际环境。

学界一般都以珍珠港事变的爆发为太平洋战争的开端，其实，日军进占越南后，已“将南太平洋的形势完全改观”。[11]当时亦有舆论指出：“日寇越南的策动，更使反侵略集团的阵容立形整肃坚定。中英美苏荷印的联合战线在实质上已经成立，仅形式上还没有同盟的条款”，“我们从独立抗战已经进至联合制裁的阶段”。[12]抗战时期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认为日本侵越是中国对日抗战最大的转机。1940年9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倭今竟侵入越南，此为敌国侵略行动由华转移其他国家之开始，亦即对英美挑战之实现，故应特别研究，勿失时机，此实为我国对倭抗战最大之转机也。”[13]

越南局势的演变不仅对战时太平洋局势影响甚巨，更关系到战后亚洲乃至整个太平洋的和平问题。当时已有学者撰文将越南比作欧洲的巴尔干半岛，指出：

亚洲的印度支那半岛，其复杂的情形，说者谓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一般无异，它的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固然各种各色、各有不同；而政治、外交上的纠纷，军事势力纵横捭阖，尤与巴尔干的复杂情形相似。自中日战争爆发，欧战复发，尤其是法兰西投降轴心以后，日本法西斯首先攫取越南、泰国的实力以为先发制人之计。这个半岛简直是一个急待爆发的火山，自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自英军相继退出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缅甸以后，这座火山已不绝地喷火燃烧起来。……战后的和平问题，或者退一步说，战后的亚洲和平问题或太平洋上的和平问题，简直就是印度支那半岛的处理问题。如果这问题解决得妥当，世界可长享安宁，否则解决得不好，或竟至不能解决，我敢断定一、二十年后，人类必至再演屠杀。[1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开始以亚洲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姿态，积极参与战后亚洲秩序的缔造。蒋刚刚出任中国战区统帅，便通过主动出访印度，公开宣告中国支持战后印度独立。蒋不顾英国的反对，于访印结束之际发表《告印度国民书》，呼吁英国政府“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15]蒋在日记中表白其扶植印度独立的良苦用心：“余发此告别书，完全协助印度之解放，英国政府或不甚谅解。但余深信于英实有益也，故不计一切利害。”[1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越南划归中国战区管辖。关于战后越南问题，为了消除美英对中国战后领导亚洲的防范心理，蒋主张由中美联合扶助战后越南独立，利用美英在战后亚洲殖民地处理问题上的矛盾，希望借助美国的支持，来抗衡英国的干涉。

然而，二战后期，由于美国远东战略的调整和法国国际地位的恢复，中国对战后越南问题的实践背离了战时的构想，从主张中美联合扶植越南战后独立，转向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

随着战后美英与苏联在亚洲对立形势日益加剧，越南内部党派纷争和法越之间的冲突，为苏联和中共势力的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中国在实际处理战后越南问题过程中，由于太过看重眼前中国在越的实际物质利益，对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与苏联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有所忽略，从而为日后美苏在越南的冷战留下隐患。

二 研究现状

通过对民国时期中越关系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可以看出，越南不仅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发展息息相关，还对战时与战后远东与太平洋局势的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对民国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偏重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等大国之间的关系，对周边弱国与小国的关系有所忽略。由于对中越关系历史研究的薄弱，加之20世纪70年代中越战争阴影的影响，越南成为中国西南边境一个神秘而陌生的邻邦。本书希望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关系的研究，加深对民国时期中越关系复杂全貌的认知，同时也为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越南的分分合合提供若干历史背景，为当代中越关系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民国时期中越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其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对越南革命运动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界便开始关注辛亥革命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徐善福的研究指出：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对越南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辛亥革命爆发后，越南革命人士将海外革命基地转移到中国的革命中心广州。越南维新会领袖潘佩珠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将维新会改组为越南光复会，革命纲领由倾向君主立宪改为民主共和。[17]20世纪80年代，徐善福撰文研究越南革命运动领袖潘佩珠的生平，强调梁启超、孙中山对潘佩珠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巨大影响。[18]此外，他还研究了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对越南的影响，指出，中国的戊戌维新运动对20世纪初越南发生的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影响，梁启超给予越南维新运动领袖潘佩珠以思想上和实际上的帮助。[19]徐善福的研究偏重从思想层面分析中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对20世纪初越南革命运动的影响，黄铮先生的研究则偏重从革命实践层面分别考察孙中山在越南和胡志明在中国的革命活动，反映了中越两国革命者之间的密切交往。[20]

台湾学者蒋永敬先生于1990年撰写《孙中山与潘佩珠》一文，提交在广东中山翠亨村召开的“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该文的贡献在于将当时学界对中越关系研究的重心，从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下延至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指出：1923年前后，受孙中山在广州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越南革命党人也群集广州，趋于活跃。潘佩珠的越南国民党和胡志明的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都成立于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后的广州。这两个组织对日后越南国内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21]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越两国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学界关于20世纪早期中越关系的研究开始有了越南学者的加入。越南留学生吴雪兰主要运用越文资料，勾勒了潘佩珠与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关系。[22]越南学者黎德黄与中方指导教授张皓合作，运用越方出版的《胡志明全集》等资料，考察了胡志明思想形成过程中所受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胡志明思想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胡志明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从认识、吸收到践行的过程。[23]

其二是抗战时期中国与法国围绕假道越南的过境运输问题的交涉。早在1971年蒋永敬先生便在台湾发表的《抗战期间中法在越南的关系》的研究报告，从抗战初期越南对中国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及其遭遇的困难、日本侵略越南与中国抗战形势的转变和日军进驻越南以后中法在越南的关系三个方面，粗略梳理了抗战期间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交涉。[24]1998年，大陆学者刘卫东运用云南省档案馆所藏的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档案，考察了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印支通道的管理与经营。刘于2001年发表的《论抗战前期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一文，主要运用法国的外交档案资料，探讨了法国对华假道越南运输政策的演变。刘卫东的研究表明，从中国抗战爆发至1940年6月间，法国由于自身利益和奉行与英美平行的对日妥协政策的需要，其对华借道越南运输政策经历了从禁运到变通的变化，直至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出现多次波动，并最终逆转。[25]

其三是关于胡志明与中国的关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学者蒋永敬利用国民党党史会收藏的与越南革命运动有关的档案资料，撰写完成《胡志明在中国》一书。该书主要内容经作者修订补充后，改题为《越南革命党人在中国：以胡志明为中心》，收入台湾商务印书馆于2011年出版的《孙中山与胡志明》一书中。蒋永敬先生的研究以胡志明在中国的活动为线索，尤为详细地揭示了自1940年初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前胡志明在中越边境地区的活动。美国学者陈庆也曾利用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于1969年出版《越南与中国：1938～1954》一书，主要偏重以胡志明与中国的关系为线索。[26]

其四是战后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善后交涉与中国对越政策。台湾学者杨维真通过考察抗战胜利前后中法对于越南问题的交涉，认为中方内部政府外交与军事当局、中央与地方对战后越南问题的交涉意见差异很大，造成战后对越政策歧异，增添了中法交涉的困难。[27]陈鸿瑜通过考察中国政府对三九事变、入越受降、中法重庆谈判、中法海防冲突事件的处理与应对及其与保大政权、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之间的关系，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对越政策大都是随着越南局势的发展而变动的，属于被动反应，而没有采取引导越局势发展的积极政策。中国对越政策的主轴思想，就是中国政府无意卷入越南纷争。[28]

三 本书思路

本书在对国民党党史馆所藏的档案资料全文录入，进行编年处理的基础上，辅以当时报刊资料中关于越南问题的相关报道，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架构民国时期中越关系的全新线索与叙事。

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扑朔迷离的越南政情，中国对越工作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为正面公开进行的对越外交工作，二为侧面秘密进行的对越党派工作。外交层面的对越交涉，由国民政府外交部负责，分别以法国和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临时政府为交涉对象，工作重心侧重斡旋法越谈判，保护中国在越经济利益和华侨安全。中方虽未公开承认越南临时政府，但为了确保入越受降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有效地保护华侨，一直与这一越南最具实力的政治实体保持事实上的交往。党际交往层面的对越工作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专责主管，以亲华的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同盟会和越南逊王保大为主要接洽对象。工作初衷为斡旋越南内部各党派团结，“运用越南各党派，并与国防、外交两部密切配合，以求达到树立越南亲华政权，并渐脱离法国统治，以臻于自由独立”。[29]外交层面和党际层面的对越工作既相互平行，又交叉重叠，既有相得益彰的一面，有时也互相颉颃，构成战后中国对越工作的“一体两面”。

基于这一对中国对越政策特性的认识与把握，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从党际交往层面，叙述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历史经纬。下篇侧重从外交层面，将中越关系置于二战后期及战后远东国际关系的背景下，通过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政策的演变，来透视作为战时大国的中国在战后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的真实处境与地位。

中国国民党与越南革命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同盟会时期。1905年，正在日本筹组同盟会的孙中山两度与越南国民党创始人之一的潘佩珠会晤。两人交换了政治意见，并探讨中越两国革命的关系。以两夕会谈为媒介，揭开了中越两国革命党人交往合作的历史篇章。由于越南是法属殖民地，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关系深受中法关系的影响。法国战败前，受对法关系制约，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公开援助。1940年9月法越当局允许日军进入越南后，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援助由秘密转为公开。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对越援助由秘密收容逐渐过渡到公开扶植，由局部的、应急性的援助过渡到全面的、有组织的援助。但由于中国援越机构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援越工作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

战后中国国民党对越党派工作先后经历了以越南亲华党派、越南独立同盟会、保大为工作重心的三个阶段。通过对战后中国国民党对越党派工作的考察，可以看出，从扶植对象的选择上看，意识形态并未成为其抉择取舍的“一元”标准。随着越南内部情势、中国国内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力、越南内部各党派的实力，以及法方对越政策的演变，均成为中国方面研商对越方针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从工作方式上看，战后中国国民党对越党派工作以道义声援和暗中策动越南内部各党派合作为主，拒绝实力援越。从实施效果看，中方对越方针大多落在纸面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大打折扣。

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经历了由扶助越南战后独立到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的逆转。处于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国民党人对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受到法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从罗斯福总统到杜鲁门总统过渡期间对越政策的改变和日本突然接管法国在越统治等诸多变数的影响与制约，致使这一转变既有因突生变数而导致的戏剧性变化，也有因未知变数而导致的自相矛盾与彷徨观望。战后中国在入越受降的有利形势下，却在法越间两不讨好，最终招致内外俱失的后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虽然出于亚洲对日作战的需要，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但其重欧轻亚、先德后日的基本战略思想并未改变。蒋介石作为弱国的政治领袖，虽然非常重视美国的亚洲政策，但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追随者，也有主动调适和因应的一面。开罗会议前后，为了避免英美对中国战后称霸亚洲的疑忌，蒋主张战后亚洲弱小民族独立的反殖民主义立场有所缓和，主动向欧美舆论界传达否认中国战后领导亚洲的声音。不仅如此，他还策略性运用美英在战后亚洲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在开罗会议上提出中美联合扶助越南战后独立的设想，希望借助美国的支持，来抗衡英国的反对与干涉。

二战后期，中国的国际地位由战时亚洲秩序的缔造者沦落为战后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的牺牲者。在被动的形势下，蒋运用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法，一方面转向通过积极改善中法关系，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来保证中国在越南的实际利益；同时他希望通过斡旋法越谈判，劝说法国以和平方式确保越南获得独立。

蒋介石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立场的调适与转变，反映了在大国心态下弱国外交的无力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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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圻当时亦称交趾支那，中圻当时亦称安南，北圻当时亦称东京，柬埔寨当时亦称金边，老挝当时亦称辽国。

[2] 《潘佩珠年表》（节选），刘曙雄等主编《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310～321页。

[3] 农大均：《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华侨》，《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期，1928年6月，第28页。

[4] 蒋永敬：《孙中山与胡志明》，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1，第29页。

[5] 《蒋介石日记》，1923年10月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下文不再标明藏所。

[6] 蒋永敬：《孙中山与胡志明》，第62页。

[7] 伟健：《越南的战略地位与国际关系》，《战地》第6卷第5期，1940，第4页。

[8] 辉：《越南问题》，《新东方杂志》第2卷第2期，1940，第88页。

[9] 《越南之资源与日本》，《国际通讯》1940年第6期，第31～32页。

[10] 龙大均：《越南——日本“南进”的第一站》，《华侨先锋》第2卷第3期，1940，第3页。

[11] 陶希圣：《关于越南事件》，《国际通讯》第61期，1941年8月13日，第633页。

[12] 国元：《日寇占领越南与太平洋的局势》，《蒙藏月报》第13卷第8期，第2～4页。

[13] 《蒋介石日记》，1940年9月23日。

[14] 郑师许：《世界大战后之越南》，《时代中国》第7卷第2期，1943，第39页。

[15] 蒋介石：《告印度国民书》（1942年2月2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第291页。

[16] 《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21日。

[17] 徐善福：《辛亥革命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年第2期，第79～90页。

[18] 徐善福：《潘佩珠研究》上、下，《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4期。

[19] 徐善福：《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对越南的影响》，《印支研究》1984年第2期；徐善福：《戊戌维新运动与越南20世纪初的革命高潮》，《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20] 黄铮：《孙中山在越南的革命活动及其意义》，《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黄铮：《胡志明在中国的革命活动与20世纪越南民族的独立》，《东南亚纵横》2000年学术增刊。

[21] 蒋永敬：《孙中山与潘佩珠》，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广东中山，1990年8月，第26页。

[22] 〔越〕吴雪兰：《潘佩珠与梁启超及孙中山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3] 张皓、〔越〕黎德黄：《从认识、吸收到践行：胡志明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

[24] 蒋永敬：《抗战期间中法在越南的关系》，《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辑，台北“国史馆”，1971，第159～179页。

[25] 刘卫东：《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印支通道的经营》，《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刘卫东：《论抗战前期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6] King C.Chen，Vietnam and China，1938-195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27] 杨维真：《抗战胜利前后中法对于越南问题之交涉（1945～1946）》，杨天石、侯中军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四·战时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517～549页。

[28] 陈鸿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国对越南之政策（1945～1949）》，《国史馆学术集刊》2003年第3期，第229～282页。

[29] 《中央党部秘书田古方上呈意见》（1948年3月6日），台北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1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