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

把握经济走势，坚持稳中求进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2000美元，是定义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点。2014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正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完成党的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顺利度过这个双重关键时期，不仅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努力啃硬骨头和涉险滩，也要求我们很好地把握经济走势，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一 从发展阶段把握经济走势

1978～2014年期间，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7%，在同期世界经济增长中堪称一枝独秀。取得这样的经济成绩，是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有利因素造就的。从供给能力角度看，是得益于人口结构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也就是说，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我国经济增长享受到充足的人口红利，突出地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其他年龄组的人口，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加之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有利于资本积累，以及保持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使得投入驱动成为可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此外，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使这一时期的生产率提高潜力得到释放。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大幅度提高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城镇化、工业化和区域发展拉动了大规模的投资需求，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开辟了国际市场，使得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也十分强劲。

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影响增长的供给和需求因素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国内供给能力看，随着2011年以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逐年减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现象愈演愈烈，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2004～2013年，作为普通劳动力代表的农民工工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12%。与此相应，投资回报率也呈加速递减趋势，一些以往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经营的中小企业难以为继。由于农业中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缓解，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下降，生产率提高的空间也缩小了，这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下降。

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随后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复苏乏力，也抑制了贸易增长，对我国外需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大幅度下降，主要还是因为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降低所造成的。根据计算，我国传统上具有比较优势且占出口主导的11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即我国该类产品出口比重与世界同一比重的比值），从2003年的4.4显著下降到2013年的3.4，下降幅度为22.7%。由此证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幅度快于世界同类产品贸易量的下降幅度，主要还是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上述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造成的影响，可以用估算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定量来表示。潜在增长率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以及生产率提高速度下，一国经济在没有周期性失业和明显通货膨胀条件下所能实现的GDP增长率。测算表明，我国潜在增长率从1995～2010年间的年均10.3%，明显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年均7.6%，在“十三五”时期则会进一步下降为6.2%。实际上，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为特征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发生阶段性变化的结果，而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则是这个增长速度新常态的定量证明。

二 靠深化改革实现稳中求进

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这一变化，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但是，如何应对新挑战、抓住机遇从而大有作为，需要深刻认识和主动适应新常态。需要做出准确判断的是，我国面临的经济增长减速，不是需求方面因素造成的周期性冲击，而是供给方面的阶段性变化导致的长期趋势。虽然在任何时期短期的需求波动都可能发生，也需要宏观经济政策予以调控，但是，我们所要理解的新常态显然主要不是需求周期造成的。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递减，以及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弹性下降得到证实。而既然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是潜在增长率决定的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则通过推进诸多关键领域的改革，创造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和生产率提高激励，完全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抓住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劳动力供给尚有巨大的挖掘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31%，即使剔除由于口径因素造成的高估，农业劳动力也仍然达到22%，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因此，加快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稳定和增加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目前已经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已达1.7亿人，一旦他们能够取得城镇户口，或者均等地享受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其劳动参与率也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从农业劳动力比重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以及已经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分步实现落户来看，未来20年仍有足够大的劳动力供给潜力可供挖掘。而长期来看，渐进提高退休年龄和逐步调整生育政策，都可以产生改善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效果，延长人口红利机遇期。

其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仍需大幅提高。进入新常态后的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都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教育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提出更紧迫的任务。目前我国成年人受教育年限仍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主要表现在基础教育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完成率低；农村青少年义务教育后升学率低，从而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低；由于历史原因，现有职工队伍中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等等。因此，通过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进一步提高教育的均等化程度、推动普及高等教育和加强职工培训的有效性，可以显著提高整体人力资本，通过获取人才红利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最后，提高生产率有着无限的空间。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增长速度越是依赖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经济整体层面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在我国过去的高速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主要来自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的转移。虽然今后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仍然有利于改善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更多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将来自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即有竞争力的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甚至退出经营。因此，对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抓手不是代替企业去选择投资方向和经营策略，而是通过推进全面改革，创造公平而充分的竞争环境，同时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推动企业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必然要发生的，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下降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现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因素，仍然阻碍着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和生产率的合理提高，因此，旨在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的改革，可以从诸多方面挖掘潜力，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根据测算，如果一系列重要领域的改革，包括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户籍制度改革、未来长期显示效果的教育体制改革和生育政策调整，以及具有长期可持续效果的竞争环境的构造，等等，能够及时和实质性地推进，综合的改革红利可以表现为近2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提高。

三 在新常态下达到增长目标

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应主动适应新常态要求，不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不以GDP论英雄。因此，理性确立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有助于在观念上适应新常态，做到认识到位、方法对路和工作得力。确立增长目标的一项基础工作是对未来GDP增长率做出预测，而认识不同决定了预测方法的差异，这种差异通常会导致大相径庭的预测结果。

在没有发生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情况下，简单的外推法，即用过去的增长速度预测今后的增长速度，常常也可以准确地预见到未来的经济走势。然而，一旦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则一系列影响增长速度的参数也就改变了，依靠简单的外推法就无法做出准确的增长预测了。近来一些经济学家尝试把发展阶段的因素纳入其预测方法，即所谓“趋同法”，认为以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收入水平相对低的国家应该比收入水平相对高的国家有更快的增长速度。按照这个逻辑，目前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0%多一点，相当于日本20世纪50年代初的水平、新加坡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水平、韩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水平。由于这些国家在达到类似发展水平之后继续保持了大约20年的高速增长，所以这类预测断言，我国仍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作为一种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和预期，根据这种方法做出的预测有其参考价值，但是，这种预测本身并不能告诉人们预测结果中所包含的“潜力”因素是什么，以及怎样去挖掘，因此，其预测结果常常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可以无条件达到较高的增长速度。

近期还流行着一种对我国增长速度将大幅度放缓的预测，其依据的方法被称为“趋中律”，即根据一个观察到的“回到平均值”统计现象，主张任何高速经济增长都是异常的表现，最终增长速度必然回归到世界平均水平上。据此，萨默斯等两位哈佛大学教授估计，中国在2013～2023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将仅为5.01%，2023～2033年间则将进一步降低到3.28%。与此相类似的其他研究还表明，大约在一个特定的人均GDP水平上，高速增长必然终结，而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收入水平转折点上。但是，这里采用的花哨“规律”，充其量只是一个统计现象，不能对其关于减速的判断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解释。

无依据地低估中国未来的增长率从而唱衰中国的论调，固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做出过高的预测，也不利于帮助社会建立合理的预期。笔者及其研究团队基于劳动力供给、固定资产形成和生产率提高等趋势，以及改革红利的潜力所做出的潜在增长率估计，预测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GDP增长率的可能性区间，可以作为2015年和“十三五”时期的增长速度预期目标的依据。鉴于201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的自然下限为6.9%，加上改革红利的潜在增长率上限为7.2%，我们建议把2015年GDP增长率目标定在7%左右。鉴于“十三五”时期上述潜在增长率的下限和上限分别为6.2%和6.7%，并且有必要假设更多的改革红利释放，可能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因此，我们认为在“十三五”时期，设定6.5%～7.0%的GDP增长率预期目标是适当的。

这样的增长速度目标既是稳妥的，又不失进取精神。首先，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能力相符，就意味着既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也不会遭遇就业冲击。2014年出现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的下降趋势，主要是高投资增长率降下来产生的预期因素，以及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造成的。由于就业需求仍然旺盛，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因此，对于通货紧缩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其次，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能力相符，有利于消除产能过剩、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挤掉GDP统计中的水分，因此是更加健康、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增长速度。最后，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一个积极、现实、合理的假设。通过清除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障碍，改革可以为我们赢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按照目前测算的潜在增长率确定增长速度目标，加上合理预期的改革红利，可以实现党的十八大确立的2010～2020年间GDP总量翻一番的目标，即GDP总量在2010年40.15万亿元的基础上，按照不变价格2020年达到80.3万亿元。由于“十二五”时期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发展，相应的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也完全可以实现。

原载2015年第1期《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