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1年出版的《超越人口红利》一书，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以及如何未雨绸缪，探寻未来的经济增长源泉。在该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即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便出现大幅度的绝对减少，劳动力短缺愈演愈烈，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持续上涨，中国经济不仅完成了刘易斯转折，而且正在迅速丧失长期赖以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绝非偶然的，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明显减速，而且这个减速趋势一直在持续。在经济学争论中的反映则是：首先，经济学家跃跃欲试，分别提出各种关于减速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论证，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趋势做出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判断；其次，基于对减速原因的各异观点以及对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不同判断，经济学家分别从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解释减速原因，因而提出了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政策建议。

由于研究资源和政策资源都是稀缺资源，配置到哪个领域无疑应该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说过一句话：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才能填满一个“奥肯缺口”。这里讲到的两个经济学概念，前者指因垄断、价格扭曲等体制因素造成的福利损失，后者指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能力的幅度。托宾这句话的意思是关注宏观经济问题，比关注体制问题更加有意义。

在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争论中，一些研究者认为经济增长减速原因是需求不足，因此，通过加大投资，预期的增长潜力可达8%。这与本文作者从供给方预测的潜在增长率相比，预期判断相差接近2个百分点，按照中国目前超过62万亿元的GDP总量计，这种不同的判断意味着每年有超过1万亿元GDP的差别，所以这个争论也可谓“万亿元之争”。如果中国经济的确是在潜在增长能力之下增长，研究如何填满“奥肯缺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问题在于，与作者所做的估计比较，迄今为止各年份的实际增长率仍然在潜在增长率之上，例如，作者估计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2012年为7.89%，2013年为7.48%，2014年为7.14%。如果2015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7%左右的GDP增长，则仍然在潜在增长能力（6.86%）之上。另一方面，由于体制障碍造成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可以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予以解决，根据本书作者的测算，通过改革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生产率和均衡人口发展，产生的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可以高达未来GDP总量的1～2个百分点，可见改革红利也颇为不赀。

因此，本书作者强调通过深化相关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赢取改革红利。为此，作者不仅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较为理论性和技术性的学术论文，还在报刊上撰写了更为直截了当论述相关问题、面向大众读者的各类短论。本文集选取了作者近年发表过的成果，并安排在六个板块中，分别为：第一篇“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第二篇“坚持改革的正确方法论”、第三篇“探寻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第四篇“认识新常态下的劳动力市场”、第五篇“积极应对‘未富先老’”和第六篇“深化关键领域的改革”。

在《超越人口红利》一书出版时，中国经济学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提供政策建议。现在，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特别是为如期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任务献计献策。如果说，《超越人口红利》一书对于5年前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有所帮助的话，希望以“赢取改革红利”为主题的本书能够服务于经济学家这一责无旁贷的职责，对读者思考相关问题有所裨益。

2015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