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非蒋嫡系派系
西山会议派 简称西山派，是著名的国民党右派，主要人物有林森[16]、邹鲁[17]、张继[18]、居正、谢持、覃振、石青阳、石瑛、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戴季陶、吴稚辉也一度接近该派。他们多是国民党元老。
西山派的一些人早在1922年国民党筹备改组时，便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1925年11月，他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以变更联共联俄这两大政策为目的”，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移到上海，为最高党部，以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等为常务委员，建立京、沪、粤执行部并派员赴任，组成中央各部，另立中央。这标志着西山会议派的形成。
蒋介石对该派的策略是：既打击和防范他们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图谋，又在一定程度上袒护他们，以共同对付汪精卫的“左派”，同时还分化其阵营。在1927年的国民党中执委特委会中，在1930年的太原“扩大会议”中，在1931年的广州“非常会议”中，西山派都是其中反蒋组织的成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山派的一些人士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他们呼吁宁粤对峙局面及早结束，以共御国侮。当粤方有些人坚持逼迫蒋介石下野时，邹鲁说，如若要他完全下野，可说没有理由，因为既是团结合作，就不该再分彼此，否则你上台的时候我打倒你，我上台的时候你又来打倒我，循环往复，国与民均受其害。这样，西山派的许多人走上了与蒋介石合作的道路。但不久，邹鲁等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行径，又南下广州，与胡汉民合作，共同反蒋。
丁惟汾派 这也是较早与蒋介石展开过斗争的国民党派系。
丁惟汾是山东日照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大革命时期，他主持和参加过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和在长江流域的工作，各省市负责人多是他培养起来的。为了反对共产党，他与郭春涛、路友于、邓飞黄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三民主义大同盟。北方童冠贤领导的新中革命青年社（简称新中社）、邓文辉领导的中山主义实践社等国民党派系，也都受丁惟汾影响，拥其为领袖，有“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童冠贤当时颇有声望，有“南有蒋汪，北有童商”之称，“商”是指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
1928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北方党组织中呼唤不灵。有一次他到天津，想召见当地党部的负责人，那人却说，我非总司令的部属，不能被召见。蒋介石又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相召，又被拒绝。
他意识到丁惟汾在国民党中对自己的威胁，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上，与西山派、胡汉民派合作，挫败丁派各省市党部负责人想在三大上成为中执委委员的愿望。蒋介石以指定或圈定代表的方式来包办三大的行径，遭到丁派的激烈反对。童冠贤首先呼吁“拥护民主，反对独裁”，各地纷纷响应。在1929年3月召开的三大上，他们抨击蒋介石和陈氏兄弟，甚至中途退场以示不满。但在国民党三大上，“二陈”的亲信多被选入中执委，陈果夫成为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成为中执委秘书长，“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出现。同年9月，蒋介石以三大通过的党内不许有小组织的决定为由，强行解散了属于丁惟汾派的那些组织。虽然丁惟汾等以后在国民党中也曾有过影响，但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派系，已是不存在了。
汪精卫派 汪派是曾对蒋介石构成过严重威胁的国民党大派系。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而蒋介石不过是国民革命军总监、黄埔军校校长。在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争权的过程中，汪曾以“左派”的面目出现。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曾愤然辞职出国。
1927年宁汉分立时，汪精卫曾是武汉政府的领袖，与蒋介石对立。1927年11月，拥汪的张发奎和黄琪翔发动了“广州事变”，想驱逐李济深和黄绍竑在粤的桂系势力，此时，共产党乘国民党内的纷争举行了广州起义。李济深和李宗仁等就抨击汪精卫与共产党“唱双簧”，南京政府查办“与广州事变有关的”汪派人物，汪精卫派受到打击。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出任中常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久又任国民政府主席。他继续打击汪派。1928年冬，“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这是汪派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政治组织，主要人物有：陈公博[19]、王乐平、顾孟余、王法勤、潘云超、郭春涛、朱霁青、白云梯等。
改组派的口号是“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提高党的权威”，“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实行党的民主化、民众化”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改组派曾有过较大的发展，凡是有国民党党部的地方，几乎都有改组派秘密的支部或分部，会员曾达万人左右。改组派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在强调“党统”“党权”的同时，也注重联络军事实力派，而唐生智、张发奎、俞作柏等曾是拥汪派。汪精卫则表示同情改组派，但没有加入，以便争取对全党的领导权。
在抵制蒋介石包办国民党三大的斗争失败之后，改组派又举起“护党救国”的大旗，展开武力反蒋。1929年张发奎、俞作柏、张桂联军、石友三、唐生智等一系列的讨蒋军事活动，都与改组派有关。不久，蒋介石开始镇压改组派，并刺杀了总负责人王乐平，改组派一度陷入瘫痪。但在1930年的太原“扩大会议”中，以及在1931年的广州“非常会议”中，改组派都是活跃的反蒋分子。
1931年年底，汪精卫又开始与蒋介石合作，1932年1月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则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派人物担任了许多部的部长或次长。但蒋、汪的合作是不愉快的，汪对军权和财政权不能染指，宋子文曾威胁说：“如果汪先生要合作到底，最好是不要过问军事。”汪派备受蒋介石及其亲信的冷落、排挤，甚至栽赃陷害。
抗战爆发后，汪精卫一方面不满于蒋介石日益跋扈的独裁，另一方面对抗战失去信心，竟然无耻投敌，从国民党阵营中分裂出来。汪派人物则各自选择了人生之路，陈公博等追随汪精卫到底，朱霁青等积极抗日，谷正纲等则改换门庭，投靠了CC系。
胡汉民派 胡派是粤系的一支，胡汉民对粤系中的李济深派、陈济棠派、陈铭枢派、孙科派等都曾有过深刻影响，胡派也是曾使蒋介石面临严峻挑战的非蒋嫡系派系。
胡汉民是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元老，曾任广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代理大元帅。孙中山去世后，他在与汪、蒋争夺权力的过程中，是以右派的姿态出现。胡派的主要人物有：胡汉民、邹鲁、邓泽如、萧佛成、古应芬、林云陔、李文范、刘芦隐、刘纪文、胡毅生等。
1925年，蒋介石借廖仲恺[20]案，达到了驱逐胡汉民、打倒许崇智[21]的目的，胡被迫辞职出国。1927年，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时，胡又与他合作，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同年8月，胡汉民又与蒋介石一起下野。1928年8月，当国民党派系斗争正酣之时，胡汉民回国，支持蒋介石。在他的精心设计下，国民党训政时期的基本政治体制确立起来，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主席。
胡汉民以“军队党化”“以党治国”“以党治军”“为多数人的自由来取缔少数人的自由”为号召，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蒋介石十分尴尬，有一次气得要辞职，胡汉民也愤愤地说，介石要辞职，何必告诉我，我只问道理对不对，政府像不像政府，其余的我都不管。
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获胜的蒋介石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以图当上独揽大权的总统。胡汉民却认为国民党三大已经把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等确立为训政时期的根本法，无须什么“约法”。同年4月，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汤山。胡派人物古应芬等立即受胡汉民的指示，南下广州，动员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反蒋。于是，胡派、陈济棠派、孙科派、汪精卫的改组派、桂系和西山派等，在广州实现了大联合，组成国民党中执监委非常会议，另立国民政府，出现了宁粤对立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对立结束，胡汉民被释放。他没有与蒋介石合作，而是继续以两广实力派为后盾反对蒋介石。1931年年底，他组建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与中央抗衡。1932年又组织成立“新国民党”，自为领袖，邹鲁为书记长，以抗日、反蒋和“剿共”为纲领。他还希望组成“西南七省大联合”，增强反蒋的力量。
李济深系 李济深系也是粤系的一支。
李济深是广西苍梧人，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但他发展的自己的势力却是在粤军体系中。他曾任粤军第一师师长，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任副校长和教练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当时陈铭枢是其第十师师长，张发奎是第十二师师长，陈济棠是第十一师师长，徐景唐是第十三师师长，叶挺[22]是独立团团长，而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是旅长或团长。1926年北伐开始时，李济深任总参谋长，留守广州。后来从第四军衍生出的派系很多，如陈济棠系、张发奎系、陈铭枢系。陈济棠系主要是在广东进行半割据，张发奎系主要是多次支持汪精卫与蒋介石抗衡，而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一系在1933年发动“福建事变”前基本是支持蒋介石的。
1927年，李济深响应蒋介石反共的政策，发动“四·一五”广州事变，出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省长。李济深虽然是在粤军中立定根基，但作为广西人，他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的桂系也有密切关系。桂系也把他视为呵护人，白崇禧甚至一度想请他代替李宗仁统领桂系。这既引起他的旧部如陈济棠等人的不满，也引起深怕粤、桂两系结成联盟的蒋介石的嫉妒。
1928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善后会议”上，李济深指责蒋介石借裁军之际排斥异己的行为，他说，把别人全部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做法，万万要不得。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决定先解决李济深以拆散粤桂联盟，他邀请李赴南京调解蒋桂矛盾并出席国民党三大。同年3月，蒋介石囚禁李济深于南京汤山，指责他与李、白“主使部队，抗命称兵，分头发难，谋叛党国”。旧部陈济棠、陈铭枢不仅没有营救李济深，而且乘机取得了李济深留下的广东军政大权，两人分掌广东的军、政大权。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恢复自由。1933年11月，李济深又与陈铭枢等合作，参与领导了以他的旧部第十九路军为骨干力量的“福建事变”，任“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主席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彻底脱离了国民党阵营。
陈济棠系 陈济棠系是粤系的一支，他是割据广东多年的“南天王”。
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人，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1928年任第四军军长，1929年3月，李济深在南京被蒋介石扣押，他出任广东编遣特派员、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嫡系，主要人物有余汉谋、李汉魂、香翰屏、陈维周等。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陈铭枢一则受到陈济棠的排挤，二则想为蒋介石效力，便请蒋介石把他的嫡系即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调出广东参战。1931年，胡汉民被扣，各种反蒋势力开始活跃。陈济棠决定乘机反蒋，以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与桂系和好，又排挤走拥蒋的省长陈铭枢，并把自己的武力作为各种反蒋势力的后盾。
1931年5月，陈济棠与胡派、汪派、孙科派、西山派、桂系等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并组成国民政府，他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自此，宁粤对峙局面形成。“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和谈，陈铭枢成为折冲南北的要人，一时有“蒋、胡、汪、孙（科）、陈”五巨头之称。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后，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为行政院院长，作为“过渡内阁”，28日，由粤方推出的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陈铭枢又任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第十九路军进驻京沪，宁粤对峙局面结束。但陈济棠奉胡汉民为政治领袖，又在广东实行多年割据。他一方面以“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为口号，积极振兴广东；另一方面又防范蒋介石对广东的渗透和胡汉民派对他独霸广东的不利影响。
1936年5月，胡汉民突然逝世，陈济棠惧怕蒋介石借机彻底解决两广问题，便与桂系联合，以攻为守，发动“两广事变”，通电全国，要求抗日，并派兵北上，与蒋介石展开军事对峙。但由于部属余汉谋等人的投蒋，陈济棠被迫离开广东，陈济棠系开始瓦解。
孙科派 孙派也是粤系的一支，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也曾有过较大的影响。
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早年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孙科派主要人物大致有三类：一是粤籍官员如梁寒操、马超俊等；二是粤籍将领如陈策、张惠长等；三是国民党“再造派”成员如王昆仑、周一志、钟天心、谌小岑等。
“再造派”的许多成员参加过1922年在北京成立的“民治主义同志会”，该会曾是西山会议派在北方的外围组织。西山派垮台后，该会的一些成员又参加了北方的以孙科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1928年年初，胡汉民和孙科被迫出国，他们让在广东的李济深资助王昆仑等人，宣传反蒋。于是，王昆仑、梁寒操、钟天心等在上海创办《再造旬刊》，鼓吹“再造”国民党，抨击蒋介石的独裁，说国民党的再造艰巨万分，非有深明总理主义的大公无私的前辈同志来指导不能，胡展堂先生就是指导我们再造最适宜的导师。
1931年4月，蒋介石幽禁胡汉民，全国反蒋之声日高，王昆仑等人便拥孙科南下加入反蒋阵营。这样，当时仅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声望并不很高的孙科，竟一跃而与“胡先生”“汪先生”一样，被人称为“孙先生”了。在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中，再造派等孙科派人物地位颇高，连汪精卫也要对这些后起之秀表示希望“多多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对立开始缓和，1931年12月底，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国民党各派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党的统一，并改组国民政府，选举林森为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则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不负实责。这是孙科派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但由于蒋介石派和汪派的多方刁难，孙科内阁于1932年1月便维持不下去了。
蒋介石上台后，1932年12月，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直到1945年。孙派人物如王昆仑、周一志等也出任立法委员。
1932年12月，孙科派呼吁速行宪政。在他们在起草《宪法草案》的过程中，增添具有自由民主色彩的成分，反对蒋介石专制。在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中，这类内容被蒋介石抹去。抗战后期，孙科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关系甚好，孙派一些分子又鼓励孙科再次反蒋，做国民党革新派的领袖，但终未成功。
冯玉祥系 冯系是以西北军为基础的地方实力派，重要将领曾有：宋哲元、韩复榘、杨虎城、石友三、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鹿钟麟、张之江、刘郁芬、张自忠、秦德纯、庞炳勋、吉鸿昌等。
冯玉祥祖籍安徽巢县，原是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部属。1924年，他发动“北京政变”，脱离直系，组建国民军。1925年，他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称为“暂编西北陆军”。1926年9月，他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军。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分别任第一、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10月，他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
北伐结束后，冯部仅分得陕、甘、豫等贫瘠诸省，大为不满。1928年12月，军事编遣会议之前，冯玉祥提出一个标准：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蒋介石没有接纳。1929年5月，蒋冯战争爆发，由于韩复榘、石友三部投蒋，冯部大败，冯玉祥下野。10月，冯部再次誓师讨蒋，但由于盟友阎锡山的反复，终于失败。
1930年3月，冯玉祥与阎锡山、李宗仁组成联军，共同反蒋，中原大战爆发。10月，蒋介石胜利，冯玉祥与阎锡山宣布下野，冯部或溃散，或投蒋。只有退入山西的残部被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出任军长，除此之外，冯经营二十几年的西北军全部瓦解了。
以后，冯玉祥又曾多次联络旧部反蒋，但都失败了。
桂系 桂系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
桂系是在消灭陆荣廷、沈鸿英等旧桂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人物还有黄旭初、李品仙、夏威、廖磊、胡宗铎、陶钧、叶琪、刘斐、刘士毅、王公度等。
在平定广西之后，桂系于1926年参加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桂系的势力也迅速增加。1927年8月，桂系逼迫蒋介石下野，与汪派、西山派联合组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特委会，桂系在其中左右局势。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与各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日益尖锐。1929年2月，桂系驱逐了亲蒋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代以亲桂的何键。3月，蒋、桂战争爆发，5月，桂系战败，广西大局被投蒋的原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把持。1929年11月，通过与汪精卫、张发奎的合作，李、黄、白得以重掌广西大权。他们与受蒋介石指使的粤、滇军队曾长期发生武装争斗。1930年，桂系参加中原大战，与冯、阎、汪诸派合作，不久失败。1931年，胡汉民被扣，桂系又与陈济棠合作，参加广州“非常会议”，与蒋介石对立。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对立变成和平对峙，蒋介石一时无暇顾及两广，桂系便开始建设广西。他们以“三自”“三寓”为方针，努力争取半独立的地位。“三自”即“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
1936年5月，胡汉民逝世，两广顿失政治靠山，桂系便与陈济棠先发制人，发动“两广事变”，再次反蒋。在全国团结抗日呼声中，蒋介石和平解决了事变。
在抗日战争中，李宗仁曾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白崇禧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部长、桂林行营主任。桂系还一直控制着广西、安徽等省。
1948年，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阻挠，通过竞选，出任行宪后的中华民国副总统，桂系的政治地位骤然大增。在1948年年底的淮海战役中，身为国民党华中“剿总”的白崇禧对蒋介石采取了不支持的态度。1949年1月，桂系第二次逼迫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桂系成员黄绍竑、刘斐、刘士毅等曾先后脱离桂系投靠蒋介石。
晋系 晋系是以阎锡山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是非蒋嫡系派系中占据地盘最牢固、时间最长的派系。1911年，阎锡山出任辛亥革命后的山西都督。他所培植的晋系主要人物有：商震、徐永昌、赵承绶、王靖国、傅作义、杨爱源、孙楚等，另有文职的赵戴文、赵丕廉、南桂馨等。
1927年，阎锡山加入北伐阵营，1928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北伐胜利后，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但在蒋冯战争、蒋桂战争中，他与蒋介石又互相利用。
1930年4月，蒋、阎冲突不可避免，阎锡山便与冯系、桂系、汪派、西山派等反蒋派系联合，而自为盟主，与蒋介石展开决战，史称“中原大战”，太原一时成为反蒋的基地，在1930年9月成立的“国民政府”中，阎出任主席。但不久，盟军即被蒋介石打败，阎锡山下野，出走大连。
蒋介石无暇立即肢解晋系，便让入关的张学良代主晋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团结抗日的呼声甚高，晋军将领多希望阎重返山西，徐永昌劝蒋介石说，阎不离晋，我实在无法驱逐他，退一步说，即使他去大连，谁能担保他不再回来？现在日本侵华日急，我们应该团结国内力量，共同抵抗，岂可再为渊驱鱼？于是，阎又回到山西。
为增强实力，阎锡山以“自强救国”为名，开始建设山西。为抵制蒋介石对山西的控制和渗透，阎锡山不断调整对共产党的策略，并不惜与日本人妥协，自称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在抗战之后，阎锡山与蒋介石大致是持合作态度的。
在蒋、阎既合作又斗争的过程中，商震、徐永昌和傅作义等晋系人物先后脱离晋系，或效力于中央，或成为地方实力派。
川康实力派 该派是以刘湘[23]、刘文辉[24]为首的川康军阀派系。
自辛亥革命至1934年，四川发生了大小470多次战争，四川以“战祸甲天下”著称。到1932年，军阀在四川各占据一个“防区”，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在四川的各军阀之间互相混战而很少顾及域外，这是四川军阀的一大特征。直到1932年“二刘”大战结束，刘湘控制全川，刘文辉撤至西康之后，川战才基本结束。四川军阀本身派系林立，朝夕敌友，甚至于有一次蒋介石对他们入京求见的众多代表应接不暇，深感心烦。这是其又一个特征。但在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入川的问题上，四川军阀又大致持共同的立场。所以，在研究国民党派系斗争时，我们可以把四川军阀视为一个整体性的非蒋嫡系的派系。
川康实力派的主要人物有：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敬尧、杨森、刘存厚、王陵基、王缵绪、潘文华、唐式遵等。
1934年以前，他们有效地抵制了蒋介石对四川的渗透，1929年年底，四川的国民党员只有77人，而当时全国有27万人。国民党党部一直遭到四川军阀的摧残而不能生存。
红军进攻四川，刘湘竭力与红军作战，被迫向蒋介石求援。1935年1月，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而宪兵、复兴社首领康泽的别动队等中央势力尾随其后，蒋介石实现了“川、黔中央化”的第一步。不久，蒋介石又改参谋团为重庆行营，自任主任，并举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分化川军。
抗战爆发后，刘湘积极抗日，亲自统领部属出川。1937年11月底，刘湘病死。蒋介石安排亲信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但四川军阀一致反对。蒋介石又想以顾祝同主川，但得到的四川军阀的回答是，顾祝同如敢飞蓉，当以机枪大炮在机场欢迎。虽然经过精心的分化活动，蒋介石得以让亲己的川军将领王缵绪出任主席，但不久，王在一片反对声中被迫辞职，蒋介石只得以最高统帅之尊，自为四川省主席。
而于1939年开府康定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抵制蒋介石的势力进入西康方面是成功的。自此直至1949年他与四川实力派潘文华、邓锡侯一起反蒋起义，他没有让“中央军”进入西康，也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参加内战。
张学良系 该系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系。
1928年，张作霖死于“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便成为东北军的统帅。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等率部属通电全国，表示服从中央，拥护三民主义，改旗易帜，他被任命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总司令。东北军系统主要人物有：张学良、于学忠、王以哲、张作相、何柱国、莫德惠、汤玉麟、万福麟等。
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入关助蒋作战，加速了冯、阎、桂系的失败。张学良出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节制奉、吉、黑、晋、冀、察、热、绥8省军队，并管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市。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没有命令部属抗日，东北各省沦陷。张学良因此受到全国舆论的激烈抨击，有“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蒋介石乘机要他辞去副总司令一职。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省，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张学良负责抗敌。不久，日军轻而易举攻占热河。张学良再次受到舆论指责，蒋介石乘机让他下野出国。
1934年，张学良从国外归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对红军作战。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川陕，蒋介石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张学良出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陕、甘、宁、青4省军队，进攻红军。张学良对红军作战失利，东北军损失惨重。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开始秘密与共产党联络。1936年12月12日，他们发动了“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介石软禁。1937年，蒋介石又调东北军出西北，分置于皖北、苏北、南阳、保定各地，不久将其各缩编一半，又直接由军政部统辖。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体系便不复存在。
杨虎城系 这是以第十七路军为基础的陕西军政官员的体系。
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1925年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师长。1929年9月，蒋、冯战争爆发前夕，杨虎城投蒋，被编为第十七路军，对冯作战。1930年9月，蒋介石任命杨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0月，杨击败潼关一线的冯军，进占西安。自此至1936年年底，杨虎城开始确立自己在陕西的统治地位，嫡系中主要人物有：孙蔚如、杜斌丞、冯钦哉等。
此后，杨虎城与蒋介石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他曾收编了一度为蒋介石所扶持以抗衡自己的许多地方武装，抵制蒋介石对第十七路军的分化，以及消除国民党在陕西的文化教育活动中对自己不利的影响。
1931年冬，杨虎城接受孙蔚如“大西北主义”的策略，派兵入甘，以便进入新疆，与苏联联络，并与陕北苏区配合。但同年11月，蒋介石以亲信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又调胡宗南一部入甘，杨部被迫撤退。1933年4月，蒋介石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去杨的陕西省主席一职，只留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大为不满。“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从军事上已构成了对付杨虎城向外扩张的钳制体系，杨的一些高级将领如第七军军长冯钦哉等已对杨有了二心，蒋介石的特务分子在陕西也很活跃。
“西安事变”后，中央军进入西安。1937年4月，杨虎城被迫辞职。蒋介石撤销了第十七路军总部，将其缩编为一个军（第三十八军），调往河北、山西等地，这样，杨虎城便失去了与蒋介石抗衡的实力。后来，他遭到蒋介石的监禁和杀害。
宋哲元系 该派是在冯玉祥残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派系。
宋哲元是山东乐陵人，冯玉祥的亲戚，曾追随冯玉祥参加北伐和对蒋介石的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冯部孙连仲、梁冠英、吉鸿昌等部纷纷投靠蒋介石，只有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刘汝明、孙良诚等零星的部队退驻山西南部。当时，张学良主持华北事务。经过与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有历史渊源关系的萧振瀛奔走，张学良允许以西北军残部为基础，成立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为将领。因军部设于阳泉，史称“阳泉成军”。由于蒋介石想以第二十九军对抗阎锡山，故而对该军一度较为关照。“九·一八”事变后，何应钦主持华北局面，把第二十九军调往北平附近。
1933年“热河事变”中，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英勇抗日。不久，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当时第二十九军下辖4个师。1933年，《塘沽协定》签定后，日寇加紧对华北的渗透，北平军分会只得调第二十九军一部到北平驻防，于是，平津一带成为第二十九军的势力范围。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署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征部，东北军于学忠等部，曾扩情的军分会政训处，国民党省市党部和宪兵部队，陆续撤出河北省和平津，第二十九军就成为当地势力最大的军队。
1935年6月，“张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免去宋哲元察省主席一职，并准备调第二十九军南下，很明显，这会打破宋哲元在华北立足并维持半独立局面，甚至造成“南蒋北宋”态势的企图，宋哲元等大为不满。后因多种因素，蒋介石只好作罢。
1936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以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同时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处长官。宋不愿受何的掣肘，便消极阻挠。蒋介石无奈，只好撤销黄郛的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另设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又组冀察绥靖主任公署，以宋哲元为委员会委员长、公署主任兼河北省主席、第二十九军军长。同时，张自忠任察省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不久，张自忠又任天津市市长，刘汝明任察省主席，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
宋哲元等周旋于蒋介石与日本人等多种势力之间。所有华北较大的税收机关，像统税、关税、盐税等，宋哲元等一一全部接收，南京政府不能过问。宋哲元等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取得了“半独立”的地位。
“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出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所部逐渐被分散，再没有从前的声势了，宋系作为一个曾与蒋介石周旋多年的派系，也不复存在了。
韩复榘系 这是从冯玉祥部脱离出来的一个非蒋嫡系派系。
韩复榘是河北霸县人，曾长期跟随冯玉祥，与宋哲元等并称为冯的“十三太保”。1926年1月，他曾投靠阎锡山，不久又重归。1929年蒋冯大战时，他又投蒋，1930年出任山东省主席，兼任第三路军总指挥。自此，韩复榘开始培植嫡系，主要人物有：孙桐萱、曹福林、谷良民、展书堂、李树春等。
韩复榘是最典型的与蒋介石抗争，以争取半独立状态的地方实力派之一。他曾借口“日本不让山东驻中央军”，不许蒋介石的宪兵入驻济南市内；他曾暗杀过从南京来的国民党山东党部负责人刘涟漪、张苇村等；他曾在山东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不顾蒋介石的“币制改革”；他曾有一套自己的财政税收体制，与南京政府争利；他曾牢牢控制过山东的司法系统，使南京司法当局无法过问山东的事务。
韩复榘深知如何增强自己与蒋介石抗争的砝码。他两次迎请冯玉祥来鲁，以挟冯自重；他曾暗中与华北的张学良、宋哲元和四川的刘湘等实力派联络；他曾一度容忍共产党在山东的抗日反蒋活动；他曾有限度地与日本人周旋，容忍他们在山东的多种侵略活动；他曾是“新生活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借“尊孔”来笼络人心；他曾支持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以表明自己治理山东的成就辉煌。
韩复榘奉行“实力至上”。1937年，日寇入侵山东。他消极抗战，竟擅自一再南退。1938年1月，韩复榘被蒋介石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为由处决。
龙云系 该系是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
龙云是云南昭通人，彝族，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1927年发动推倒滇系军阀唐继尧的政变，1928年由南京政府任命为云南省主席。他以彝族上层黑彝中的龙、卢、安、陇、禄五大家族为核心，组成云南的统治阶层，又以缪云台等汉族知识分子为智囊，以卢汉、孙渡、鲁道源、曾泽生、高荫槐等人为将领。
在1934年以前，龙云积极靠拢蒋介石，曾为蒋介石出兵攻击桂系和粤系陈济棠，成为横亘在两广和四川之间有利于蒋介石对付西南的一个坚固堡垒。1935年，龙云成为二级上将、中监委委员，这在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是不多见的。
从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西南。蒋介石派嫡系部队尾随其后，想借红军和西南实力派争战并两败俱伤之际，解决西南的半独立问题，蒋、龙合作的蜜月期结束了。龙云则对红军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故意放红军及早离境了事。结果，蒋介石最后控制了贵州，染指了四川，却唯独对云南无可奈何。
在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和12月的“西安事变”中，龙云仍支持蒋介石。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撤到四川，云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也骤然大增。蒋介石不再容忍龙云，便与龙云系开始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为增强对付蒋介石的实力，龙云把昆明变成了“民主的堡垒”，成为民主人士反蒋的一大中心，龙云自己也秘密加入民盟。1945年10月，蒋介石命令嫡系杜聿明发动“倒龙事变”，逼迫龙云到南京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由卢汉出任云南省主席。但卢汉继续与蒋介石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并于1949年举行反蒋起义。
西北诸马系 这是指盘踞于宁夏的马福祥、马鸿宾、马鸿逵和青海的马麒、马麟、马步芳等。他们同属甘肃河州马氏家族，自清末便是宁、青的地方实力派。
1927年夏，原属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马福祥投靠了蒋介石。1929年，蒋冯战争即将爆发，马福祥一面让儿子马鸿逵投蒋，一面让侄子马鸿宾继续留在冯部。1930年中原大战后，马福祥出任安徽省主席，1931年，马鸿宾出任甘肃省主席，马鸿逵出任宁夏省主席，西北诸马的势力大增。1931年，蒋介石免去马鸿宾的甘肃省主席，从此，甘肃便成为蒋介石的势力范围。
在长期盘踞宁夏的过程中，马鸿逵实行封建专制，建立自己的嫡系，他的班底的主要人物有：马全良、卢忠良等。马鸿逵以“宁夏地位特殊，党政军一体”为借口，竭力排斥蒋介石的各种势力进入宁夏，成为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1929年，马麒出任青海省主席，1931年，其弟马麟继任，1938年，马麒之子马步芳又继任。他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马氏家族在青海的封建专制统治，以“以青治青，青海的事情要青海人干”为口号，培植起自己的嫡系，主要人物有：马步康、马全义、韩起功等。
1949年，马鸿逵和马步芳都到了台湾。
国民党派系政治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蒋介石及其嫡系派系是派系斗争的焦点。由于蒋介石长期把持中央政权，实行独裁统治，国民党内部便从不同目的出发，一致反对蒋介石及其嫡系派系。其中有的力图取代他，有的力图维持自己的独立、半独立王国，也有的是为了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政治。
第二，武装力量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政治、经济、舆论等方面。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以地盘为依托的武力较量是斗争双方胜负的关键。
第三，国民党派系是“派中有派”，在蒋介石的嫡系和亲信中，以及非蒋嫡系的国民党派系之中也有派别之争，使得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显得扑朔迷离，变化多端。
[1] 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1924年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总统等。1949年败退台湾。
[2] 张学良（1901～2001），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长子。1928年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同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时出兵帮助蒋介石获胜，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1932年在热河战役中对日作战不利，被迫辞职。1935年任西北“剿共”副司令。1936年12月，与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后被蒋介石长期监禁。
[3] 关于新政学系的组织形态和主要人物关系，《旧上海市长张群其人》一文说，“政学系始终是一个无组织的东西。有个别被人目为政学系的人又似是而非。其中人物，除张群外，包括黄郛、杨永泰、熊式辉、吴铁城、黄绍竑、陈仪、沈鸿烈、翁文灏、吴鼎昌、张嘉璈、魏道明、蒋廷黻、何廉、文群、王又庸、李为纶等人。诸人中黄郛与张关系最密，俨若弟兄。余则杨永泰、熊式辉、吴铁城3人，再次则张嘉璈、陈仪、黄绍竑、吴鼎昌等往来较勤，其他往返不多。至魏道明与张更无多往还”。“黄绍竑本是桂系核心人物，离桂投蒋后和张往还较多，称曰政学系，恐亦似是而非。翁文灏与政学系诸首要虽常往还，关系亦不密，是亦似是而非之一”。
[4] 艾毓英：《政学系与CC在湖北的窝斗》，《武汉文史资料》总第19号。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
[6] 陈果夫（1892～1951），浙江吴兴人，辛亥革命元老陈其美的侄子。曾任国民党组织部部长、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江苏省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等。其弟陈立夫（1900～2001），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二陈”组织“中央俱乐部”，长期控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
[7] 刘不同：《国民党的魔影——CC团》，《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第45页。
[8] 戴笠（1897～1946），浙江江山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曾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军统局副局长，主持工作。1946年3月因飞机失事殒命。
[9] 朱家骅（1893～1963），浙江吴兴人。德国留学生，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代理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等。
[10] 戴季陶（1891～1949），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1925年参加西山会议派。1927年后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在广州自杀。
[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子壮日记》第9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44，第202～203页。
[12] 后来，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何思源还是与CC系、朱家骅系产生密切关系。
[13] 陈布雷（1890～1948），浙江慈溪人，历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蒋介石倚重的第一“文胆”。
[14] 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人，孙中山之子。历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建设部部长、财政部部长、铁道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
[15] 杜月笙（1888～1951），上海人。著名青帮头子。曾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上海市参议会副议长。
[16] 林森（1868～1943），福建闽侯人。曾任国民政府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福建省省长。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海外部部长。
[17] 邹鲁（1885～1954），广东大埔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青年部部长。
[18] 张继（1882～1947），河北沧县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 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其父曾任清朝广西提督，退隐后因反清而遭监禁。陈公博1925年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追随汪精卫反对蒋，是改组派首领。后又追随汪精卫降日，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抗战胜利后被处死。
[20] 廖仲恺（1877～1925），广东惠阳人，国民党著名左派。1925年8月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刺杀。
[21] 许崇智（1887～1965），广东番禺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孙中山早期依靠的主要军事人物。
[22] 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保定军校毕业。北伐名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战中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监禁。1946年获释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23] 刘湘（1888～1938），四川大邑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1922～1925年被北京政府委任为四川善后督办。1932年战败刘文辉后控制全川。1934年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37年出川抗战。
[24] 刘文辉（1895～1976），四川大邑人，刘湘堂侄。保定军校毕业。1928年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32年战败后退守西康。1939年任西康省政府主席。1949年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