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政学系的历史渊源（1914～1924）

本节主要述论新政学系与政学会的历史渊源，以及一些政学会人物的历史活动对新政学系的影响。

一 从欧事研究会、张宅、益友会到政学会

国民党新政学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4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欧事研究会。1914年，国民党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骨干人物有胡汉民、陈其美等。而以黄兴为首的另一大批国民党人，不满于孙中山在党内加强个人集权，便另外组建欧事研究会，主要人物有李烈钧、熊克武、陈炯明、李根源、章士钊，以及黄郛、杨永泰。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爆发。护国战争是中华革命党人、欧事研究会成员、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等几种力量共同发动的，在策动西南地方实力派反袁的过程中，欧事研究会成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16年5月，独立后的两广在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都司令是岑春煊，李根源是副都参谋，章士钊是秘书长，杨永泰是财政厅厅长，作战计划主任是蒋方震，驻沪的军事代表和政治代表分别是钮永建和谷钟秀。可见，在护国战争中，就直接的作用而言，欧事研究会超过了中华革命党。

护国战争结束后，面对段祺瑞政权，多数国民党人认为“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应当“移武力革命精神趋入政治轨道”。因此，国民党人积极活动，筹划组织，企图在重开的国会中再占优势。

1916年8月国会开幕，至9月初，国民党议员形成两个政团。其一为北京石驸马大街张宅，核心人物有张继、谷钟秀、吴景濂、王正廷、张耀曾等人，对外仅标张宅而无正式名称。其二为丙辰俱乐部，由居正、马君武、田桐、白逾桓等人发起，成员主要是中华革命党议员和国民党的激烈派分子。此外，从进步党中分化出来的孙洪伊、丁世铎等人也在此时组织了韬园，与上述两政团接近，成员中也有部分国民党人。

国会召开后，拟于1916年9月下旬召开宪法会议，审议民二国会制定的《天坛宪草》。为贯彻自己的宪法主张，原进步党议员组织了宪法案研究会、宪法研究同志会等团体。为与进步党人对抗，国民党议员谋求新的组合。同年9月，张宅、丙辰俱乐部、韬园三派议员380余人在北京北海公园集会，组成“宪法商榷会”。宪法商榷会集合了国会两院中多数国民党议员及部分进步党议员，在国会中占有优势地位，但它宣称“商榷会之议案，对于会员之出席国会时，不发生拘束力，仍由会员自由发表意见”。10月，张宅又正式改为益友社。益友社即政学系的前身。

宪法商榷会对段祺瑞的集权专制有所抵制，深为段祺瑞不满。段祺瑞挑拨北洋督军向国会施加压力。1916年9月，张勋、倪嗣冲等北洋督军在徐州开会，公开宣称“公府阁员均以国会为武器，今非铲除其武器，政局不得安宁”。北洋督军的威胁引起了商榷系议员的不安。以孙洪伊为首的韬园派提出利用直、皖矛盾，将直系首领冯国璋选为副总统，联冯制段。益友社中的张继、吴景濂一派附和韬园派。但谷钟秀、张耀曾等人深以为不然。在益友社开会讨论时，双方发生激烈的争执。会后，谷、张一派即以张、吴等人“受人利用”“不守党纪”为由，决定另行组织团体。

1916年11月，谷钟秀、张耀曾等250余人在江西会馆召开大会，宣布政学会成立，讨论通过了会章。会章规定，政学会“以研究政务、实行改进”为宗旨，最高机构为会员总会，选举15人组成干事会，作为执行机关，并由干事互选主席一人，副主席两人。成立大会还议决了六项主义：（1）对于政权取恬静主义；（2）对于政治取隐和改进主义；（3）对于政府取劝告监督主义；（4）对于各政团取亲善联络主义；（5）对于会务取公开主义；（6）对于会员取平等主义。推举张耀曾为主席，谷钟秀、纽永建为副主席，李根源、彭允彝、韩玉辰、文群、李述膺、杨永泰、李肇甫等人为干事，以《中华新报》为舆论机关。政学会的会员人数，据政学会发布的名录统计为280人，但其中不少人又兼有益友社社籍，在国会中的实际席位为120席左右。

政学会是国民党议员政团中的右翼派别，标榜“稳健”与中立，比其他国民党议员政团更易于与北洋军阀妥协。

二 政学会与护法运动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以后，重掌政权的段祺瑞拒不恢复国会。孙中山坚决反对段祺瑞对约法和国会的蔑视，发起了护法运动。

以国民党人为主体的丙辰俱乐部、民友社、益友社、政余俱乐部等政团的议员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而政学会的议员却有许多滞留京、津。1917年8月初，政学会发布宣言，称护法与毁法的斗争“是非何尝有之”，表示“对于今兹时局任何方面之行为动作绝对不参与”。它打着中立的旗号，提出“有条件的恢复旧国会”的主张，企图调和南北。然而，此时段祺瑞已根本不把政学会的调和放在眼中。失望之余，政学会议员才有部分人南下加入非常国会，但谷钟秀、张耀曾这两位政学会首脑仍“仆仆于不南不北之风尘中”，不肯赴粤。

南下后的政学会成员很快就与西南军阀特别是桂系陆荣廷联合，将旧官僚岑春煊奉为领袖。在南方的“非常国会”中，政学会人数不多，但由于有西南军阀作后盾，十分得势。对于孙中山的准备组织政府，他们认为时机尚早，“不能曲从”。对于孙中山任大元帅，他们冷嘲热讽，甚至对非常国会也加以非难：“盖人数既不足法定之额，则机关之意思无所表示。若强为表示，亦不生法律之效果。——我日以护法为标榜，以非法责人，乃自蹈于轶法之行为。”因此，在非常国会中，政学会已成为西南军阀打击孙中山的工具。

不久，政学会分子提议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一职，设政务总裁若干人组成政务委员会，各总裁地位平等，责任相同。目的就是要排除孙中山对军政府的领导。西南军阀唐继尧、刘显世等人致电赞成，甚至要让孙中山出国，“历聘友邦，以敦睦谊”。

孙中山坚持反对改组军政府，多次通电号召尊重国会，拥护约法。为了揭露政学会和西南军阀的阴谋，孙中山拟“邀集议员诸君茶话，说明意见”。但政学会拉拢非常国会中的多数派益友社议员，抢先召开非常国会会议。会上，政学会议员李述膺、李自芳与益友社议员共43人提出改组政府组织案，获多数通过，遂付审查会审查。在茶话会上，孙中山严正指出：“军政府视国会如君父，国会之决议，军政府无不服从。顾如昨日所提议政组军政府，为军政府本身之存亡问题，而国会事先绝未政求军政府意见，径行提议而付审查，揆之事理，宁得为平？——改组即是使护法根本动摇。”[1]孙中山通电辞职以示抗议，政学会议员绝不让步。在会下，政学会竭力攻击诽谤孙中山，“谓孙中山为西南统一之梗，长、岳（长沙、岳阳）之败，尤为中山独负之罪”。

由于政学会及桂系的活动，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法，选举政务总裁7人，岑春煊被推为主席总裁。孙中山愤而离粤赴沪，护法运动失败。

改组后的军政府被桂系和政学会把持，政学会要人担任了重要职务。李根源任参谋长，章士钊任秘书厅厅长，王有兰任内务次长，文群任财务次长，汤漪、彭允彝等任军政府参议，李述膺等任军政府秘书。杨永泰虽未入军政府，但出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不久又出任广东省省长。在1919年的南北议和中，政学会就占了南方11名代表中的5名。

但政学会因此也被拥护孙中山的国民党人视为破坏护法的罪人、国民党的叛徒。

政学会在非常国会中的得势并不长久。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孙中山乘机发动第二次护法斗争，命令陈炯明率领驻闽粤军回粤，驱逐桂系陆荣廷的势力。同年10月，陈炯明进入广州，桂系退回广西，军政府宣布解散。政学会失去靠山，也纷纷离粤。

三 政学会与北洋政府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将大总统徐世昌赶下台，让黎元洪复位，黎又恢复了旧国会。政学会分化为几个小政团，在政治上拥黎反直。

1923年3月，政学会旧人在北京集会，重建组织，李根源、张耀曾、谷钟秀、杨永泰、文群、王有兰、李为纶、韩玉辰等人参加，并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

1923年6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驱逐黎元洪，政学会再一次失去靠山，多数离京。政学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已不复存在。

其后的几年中，政学会的一些成员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张群和黄郛，而这又对以后的新政学系的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人。1906年考取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入学后习步兵，编入步兵第二队。次年学堂选送60人去日本深造，张群与蒋介石同列其中。1908年，张群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经黄郛介绍参加了“铁血丈夫团”，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1910年冬，在日本振武学校结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张群约同蒋介石化装回国，在陈其美领导下参加了上海起义。11月上海光复，张群任沪军都督府军务处军械科科长，接着在黄郛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担任参谋。1914年“二次革命”爆发，他在陈其美麾下参加了反袁活动，为讨袁军副官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张群到了日本，参加了以黄兴为首的欧事研究会。不久，他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学业。1915年12月，蔡锷等人在云南举起反袁护国的旗帜，张群化装潜回上海，投身反袁斗争，去杭州任浙江督军署参谋，又在浙江驻沪办事处任联络事宜。1917年7月，孙中山高举护法大旗，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张群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

当时，西南各省发表宣言支持孙中山的军政府，但是四川军阀林立，意见分歧，张群奉军政府参谋总长李烈钧之命，于1917年10月赴川调解。在重庆与杨森、夏之时等人发起“川事维持会”，以反对北洋军队入川。1919年，被军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的熊克武，这时与四川省长杨庶堪对峙，1919年秋，张群再次入川居间调停斡旋。后来，他留川担任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1920年冬，他去北京，正值黄郛在北京政府走红之时，乃得到黄郛的关照，任总统总务处处长、交通部航政司司长等职。1924年，张群应好友河南督军胡景翼之邀，出任河南省警务处处长兼警备司令。1926年，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被吴佩孚击败，张群返回上海。

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1904年，他考入浙江武备学堂。1905年，他被清朝政府选派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同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黄于当年秋即宣誓入会，还联络一些留日陆军学生组成“丈夫团”，意为大丈夫应有“以身许国”之志。1907年在振武学校与蒋介石、张群结识。1910年毕业后归国，到北京清廷军咨府任科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之一陈其美在上海策划响应，黄南下参加。同年11月，成立沪军都督军府，陈其美为沪军都督兼都督府司令，黄郛任参谋长，并负责招募军队。他迅速编练了一个陆军师，称为沪军第二师（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自兼师长，蒋介石被任命为该师第五团团长。黄郛与陈其美、蒋介石都是浙江同乡，同在日本学过军事，兴趣相投，三人在此时换帖，拜为盟兄弟。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派黄郛兼任兵站总监。1913年7月，国民党人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黄郛帮助陈其美设立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部，动员军队进攻江南制造局，失败。事后黄等受到袁世凯下令通缉，逃往日本。黄郛在海外流亡三年，参加了以黄兴为首的欧事研究会的活动。

不久，黄郛回国，在天津居住期间，他声称“闭户读书，潜心研究”，并标榜“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他用了两年时间，把在美国期间考察和研究“一战”之所得，写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两部著作，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风行一时。他曾被邀出席京津两地文化教育会议，发表讲演，在学界中的名声日益提高。这期间他和一些北洋的军政界人物来往，结识了老北洋系中握有实权的张绍曾等人。1918年10月，徐世昌当上大总统后，英美政府提出南北议和的“劝告”，国内出现了要求和平的呼声，黄与张耀曾、张绍曾等以“促进南北统一”为名，联合京津商学军政界人士组织全国和平联合会。

1920年，大总统徐世昌为了获得巴黎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嘱托黄郛代笔撰写《欧战后之中国》一书。黄郛食宿总统府，奋力写作。又组织力量翻译成英法两种文本，终于使徐世昌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922年，黄郛被内阁总理王宠惠任命为督办全国财政会议议事。1923年2月，黄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同年9月，他出任高凌蔚代理摄政内阁的教育总长；次年9月，在颜惠庆内阁中，黄继续担任教育总长。

在此期间，冯玉祥担任陆军检阅使，率部驻扎北京南苑，经张绍曾的推荐，常邀黄郛到该部为将士讲授军事学和时政。黄、冯二人从此联系日多，成为知己。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反对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变”，与段祺瑞、张作霖一起操纵北京。摄政内阁成立，黄郛任代总理，兼交通、教育两部总长，王正廷为外交兼财政总长，同年11月，曹锟宣告退位，将大总统印信移交国务院，由黄郛摄行总统职务。

随着冯玉祥被奉系军阀等排挤，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支撑不下去。11月24日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摄政内阁遂总辞职。

以上便是旧政学会的主要历史和一些成员的主要活动情况，也可以说是新政学系的身世，这对蒋介石时代的新政学系的活动也产生了以下影响。

旧政学会不追求组织的严格性，较为涣散，不像同时代的中华革命党等政治组织，要求成员按手印，宣誓效忠。所以，新政学系也不苛求建立纪律严明的组织，甚至它自始至终竟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而只是一个靠交情、靠相近的政治见解和靠相互关照而形成的个人关系网络。在这方面，新政学系与同时代的CC系、复兴社等派系截然不同。

旧政学会及其前身等组织，无不持有较为温和的政治立场，在政治观点方面倾向务实甚至于妥协。新政学系也有此特征，与CC系的竭力维护国民党的政治领导地位，与复兴社的对法西斯独裁思想的执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政学会的一些成员，曾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过十分显赫的角色，如杨永泰做过广东省省长，王正廷曾做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王宠惠曾做过司法总长，张嘉璈做过中国银行的副总裁，甚至黄郛曾做过代理总理、总统，相对于黄埔系和CC系而言，新政学系的许多成员属于旧官僚、旧军人，他们与旧时代过来的人交游广泛，在联络旧时代的人士方面具有黄埔系和CC系所无法相比的能量，而这正是新政学系深为蒋介石所倚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自欧事研究会时起，政学会的一些主要成员便与孙中山发生了矛盾，在护法运动中，旧政学会的一些成员甚至以武力反对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他们一直被“正统”的国民党人视为国民党革命和孙中山的叛徒，是无耻的小人。这样，蒋介石时代的新政学系成员，便处于尴尬的境地，他们越是受蒋介石的依赖，蒋介石的其他嫡系派系越是嫉妒，越是以揭露其“丑恶”的历史的方式对其进行攻击。而新政学系的成员则始终没有勇气来坦然承认自己是旧政学会的嫡传，甚至在1948年年底筹备成立正式的组织时，依然没有用政学会这个名称。

唐德刚《政学系探源》这样评价政学会成员：

论起切身利害来，那他们都脱离不了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在公则辅翼圣主，福国利民；在私则荣宗耀祖，升官发财。所以政学系里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则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长。他们之间没有想做皇帝的人。因为“自古帝王多无赖”，他们都是书生出生，还未下流到“无赖”的程度。

若论政治信仰，则他们都是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起家的。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跳不开时代所给予他们的观念。这一时代有为有守的人都认为议会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国”的最高原则。他们反对过满清大皇帝，也反对过洪宪新皇帝。对孙文要改变的民主基础来“慎施命令”的寡头作风，他们也照样不能接受。所以就政治信仰来说，他们原系有“道”之士。但是当他们由于无拳无勇，有道难行之时，他们又没有孔二老头子“乘桴浮海”的决心。等而下之，便走了战国时代“游士”一流人物的道路了。他们要向有权有兵者游说，以图合作了。从政治信仰来看，他们可能为着原则，有时还要摆一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的架子！从利禄着眼，则有时难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挟纵横之术，来干禄公卿，至于原则也早就收起不谈了。这便是早期政学系成员的本质。不过民国还粗具大一统之外表；他们也还有个“国会”为老巢，所以政学系事实便是一群气息相投的“策士”的组织。其动机虽万难与孟轲、荀卿的游说相比；其作风亦尚略胜于“收两国之金”的下流策士。

要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外两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极权政治。人民之福端赖圣主明君之施与。另一则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决于人民之投票。我国早期政学系之可悲，便是他们生存在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非牛非马的政治制度中。“政学系”内的一批政客，都可说是“治世之能臣”，圣明在上，他们都可辅翼天子，调理阴阳，可惜他们迟生了数百年。再说，如果中国当时民主政治有基础，他们也可代表阶级利益，作民主党魁，哗众取宠。不幸他们又早生数十年，甚或数百年，终至长才不遇而沦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团，在岑春煊、黎元洪、冯玉祥之间讨饭吃，本来也实够惨了，直至国民党北伐完成，“国会”一去不复返，这一批“政学系”内的职业官僚，难免就更是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而另谋职业之道了。

唐德刚的上述论述，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事实上，新政学系也与上述政学会的这些特征有着许多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