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非传统安全与“软边疆”的关联性

传统安全不能解决全球化进程中超越国家边疆的安全问题而引发了安全困境。于是非传统安全理论出现并成为目前解决超越国家主权之外安全问题的尝试。超越国家“硬边疆”之外的安全问题不仅意味着发达国家因势力超越国界而使其安全问题超越国界，同时也表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势力内缩于实际疆域之内而使其安全问题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而这些问题则与边疆问题中的“软边疆”息息相关。其相关性表现如下。

首先，国家利益是非传统安全与“软边疆”始终围绕的中心议题。有关国家利益的问题，本书已经在第二章中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外延至国界之外使传统安全理论无法解决延伸至国界之外的安全问题，传统安全本身的缺陷也导致安全困境重生。正如安全困境理论的提出者约翰·赫兹（John Herz）所说，安全是一种社会情势，“在这种情势中，行为体发现它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把行为的标准强加给它们，从而使它们彼此互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行为体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程度的安全。但这种努力证明有违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的”^[24]。因为“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25]。在经济日益全球化和地区化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都包括在内实现部分和在外实现部分，即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26]。在此基础上寻求国家利益延伸或内缩于疆域后带来的利益和面临的问题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议题。“软边疆”其实也是在国家利益外延或内缩于“硬边疆”后对国家利益的维护。由于外延或内缩国家疆域的利益因变量太多而不能像在国家疆域内的利益那样稳定和巩固，正如有学者所说：“国家安全边界则主要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程度。由于各国间在保卫本国安全能力上有很大差距，且这种能力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中，因而带来国家安全边界的变动。”^[27]为了使延伸出国家“硬边疆”之外或内缩于国家“硬边疆”内的利益尽可能得到保护和维持，非传统安全强调通过解决不同问题、重视人的安全达到身处异国的安全，“软边疆”则依靠边疆的延伸或内缩、构建的虚拟边疆来保障延伸或内缩国界利益的安全。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安全边界是国家利益边界，利益走向哪里，国家的安全边界就应该在哪里。”^[28]由此可见，国家利益都是非传统安全与“软边疆”的核心问题。只是非传统安全理论从微观的问题出发、“软边疆”理论则从宏观的国家利益出发，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保护外延或内缩于“硬边疆”的国家利益。

其次，非传统安全与“软边疆”理论和模式在促进人类国家模式向全球化模式过渡所面临的公共问题方面具有相同和互补作用。现在地球人口已经超过70亿，即使经济科技日新月异，也因人口太多面临众多的公共问题，如水、石油、天然气、粮食等资源短缺。以石油来说，中东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是西欧、日本和美国进口原油的重要来源。早在1973年，西欧从西亚和北非进口的石油量占总进口量的82.2%，日本占76.3%，美国占13%以上。但到1999年，美国、西欧和日本从海湾地区进口的石油量占各自石油总进口量的比例分别为25.1%、50%和74%^[29]。这就是美国和西欧等贫油国家跨越国界、插手中东事务的真正原因，结果导致超越国家的资源争夺及战争。非传统安全理论所倡导的“确保相互依存”“人及国家的相互安全”及“软边疆”所倡导的超越国界的公正都能促进因资源短缺引起的资源分配和消费不均问题的解决。又如公共卫生问题，21世纪以来相继爆发“非典”、禽流感、猪流感等，使全球多数国家无一幸免。为解决这些问题，全球国家不得不在疫苗研究与发放方面加强非传统安全及跨国界的合作和交流；气候变化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全球不得不面对的公共问题，自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后，2010年春季，亚洲北部因长期干旱而遭受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强沙尘天气，冰岛火山爆发迫使欧洲各国关闭机场，环太平洋地区连环地震迫使各国不得不再联手在墨西哥聚会商讨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合作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除以上自然问题外，跨国民族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也是人类自身制造却又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在中国，跨境民族久居边境、跨国而居的特点，决定了跨境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时，容易引起邻国同源民族的声援和抗议，引发边疆地区的动荡不安；一些西方国家常常从跨境民族问题入手，借口“人权高于主权”，干涉他国的内部边疆事务；泛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相关的民族分裂主义逆流往往滋生于跨境民族这一温床，对边疆安全稳定构成极大危害^[30]。巴以冲突中的恐怖主义，针对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各国的恐怖活动等使整个世界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中。以上问题，涉及全球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安全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跨越传统国家“硬边疆”，需要“软边疆”的视野。因此可以说，非传统安全与“软边疆”的理论和模式，是指导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的公共安全问题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最后，非传统安全与“软边疆”理论都是人类对国家及其边疆安全认知的升华。自然界的树大分叉、动物界种群多必分界是生物进化不可抗拒的规律。人类也一样，弟兄多分家，家相继分为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最后演化为国家，不仅体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规律，也标志着人类文明与进步。但国家是不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最完善的形式则仍需要时间的考验。从目前由经济科技全球化而推动的政治及社会全球化的进程来看，非传统安全和“软边疆”理论不仅帮助人类试图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公共问题，同时这两种理论的出现本身就反映了人类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已有国家边疆概念的转变。非传统安全特别关注跨越国界的国际问题和公共问题，如公共卫生、跨国民族及宗教问题、资源短缺、恐怖主义等，“软边疆”所提出的政治边疆、经济边疆、文化边疆、信息边疆、战略边疆及利益边疆也是超越国家所有利益、超越硬边疆的反映。我们以海疆及其内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例说明非传统安全与“软边疆”是人类对边疆安全认识的升华这一主题。如国家管辖范围以内的海洋、海岛、海床、海底及其底土，通常就是一个有别于陆地的区域。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硬边疆”组成部分的海疆。在这个区域内，有不同于陆地的各种特性，例如，由于海水的运动，海洋资源也是流动的，污染也是易扩散的；由于海洋的广域性，海洋资源有许多是可再生资源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由于海洋灾害的不可抗拒和海水的含盐性，一切的海洋人工设置都必须考虑它的强度和耐腐蚀度；由于海洋一般距人群较远，海洋区内的人口稀少，与陆地人口中心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时空观念等。^[31]这些因素既是传统安全关注的内容，也是随着国家利益波动的“软边疆”的内容。由此说明，非传统安全和“软边疆”理论的出现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国家边疆意识淡化和转化的结果，也是对国家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体制的重大反思。

边疆作为国家疆域的边缘，天然地与安全联系在一起。国家存在，边疆安全危机就存在，国家利益延伸或内缩，国家安全也随之延伸或内缩。在国家形成和发展阶段，由陆、海、天疆域组成的国家边疆则是安全关注的焦点；在国家意识与全球意识互相交织、此起彼伏的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总是超越或者内缩于陆、海、天边疆，从而使传统意义上的边疆与安全受到挑战。由此也出现了传统安全与“硬边疆”、非传统安全与“软边疆”的划分，这是人类对边疆与安全关系的认识随时代变化升华的体现，也是边疆与安全关系发展变化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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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5～276页。

[2] Joseph S. Nye，Jr.， Sean M. Lynn & Jon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2，No. 4，Spring 1988，p. 8；David A. Baldwin，“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orld Politics，Vol. 48，October 1995，p.119.

[3] 〔韩〕金亨真：《战后西方国家关于安全问题研究的演变——扩展安全研究范围的探讨》，《国际论坛》2005年第5期，第62页。

[4] 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1991，p. 28-38.

[5] 李东燕：《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第49页。

[6] 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0页。

[7] 李东燕：《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第49页。

[8] 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Cold War Era，Hemel Hempstead，Havester Wheatsheaf，Boulder，CO：Lynne Rienner，1991.

[9]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0] 张华林、刘刚：《我国石油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初探》，《国际石油经济》2005年第5期，第44页。

[11] 宋效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双重视角下的石油安全》，《科学决策月刊》2008年第2期，第17页。

[12] “安全场域”是指能够影响乃至决定安全态势的特定情境。参见余潇枫、李佳《非传统安全——中国的认知与应对（1978～2008）》，《非传统安全研究》2010年第1期，第81页。

[13] 余潇枫、王江丽：《非传统安全维护的“边界”“语境”与“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第55～60页。

[14] 李红梅：《关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比较》，《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10期，第87～88页。

[15] 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8～13页。

[16] 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的新安全观》，《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第11页。

[17] 谢立忱、黄民兴：《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的安全视角分析（上）——传统安全因素》，《西亚非洲》2009年第6期，第18页。

[18] Benjamin Miller，“The Concept of Security：Should be Redefined？”，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 1 （June 2001），p.16217.

[19] 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0页。

[20]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与印度未来安全》，《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第43页。

[21] 王京烈：《论中东国家的边界问题》，《西亚非洲》1994年第2期，第28页。

[22] 徐志良、张海峰：《论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地理边界问题》，《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4期，第94页。

[23] 谢立忱、黄民兴：《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的安全视角分析（上）——传统安全因素》，《西亚非洲》2009年第6期，第20页。

[24] Brian Frederking，Resolving Security Dillema：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of the Treaty，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0，p.1121.

[25]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3～4页。

[26]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与印度未来安全》，《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第43页。

[27] 陈胜武：《国家战略偏好对领土争端解决意愿的影响》，《国际论坛》2007年第4期，第2页。

[28]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99页。

[29] 谢立忱、黄民兴：《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的安全视角分析（下）——传统安全因素》，《西亚非洲》2009年第7期，第62页。

[30] 栗献忠：《跨境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刍议》，《学术论坛》2009年第3期，第57～58页。

[31] 徐志良、张海峰：《论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地理边界问题》，《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4期，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