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外关于城乡关系的认识理论

国外许多思想家对城乡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观点和见解，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思想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

恩格斯是最早提出“城乡融合”概念的人，他于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2]他提出，城乡融合的两个标志是工人和农民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和人口不均衡现象的消失。恩格斯指出，消灭工农差别、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实现城乡融合，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创造出来的福利。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3]马克思在185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乡村城市化”的理论。他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4]

在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势上，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发展历程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城市诞生于乡村，乡村是城市的摇篮，是城乡依存的时代；第二阶段，工业革命作为催化剂加速了城市化进程，造成一段历史时期中的城乡分离对立，这是城市统治乡村的时期。城乡分离对立造成社会不协调，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导致城乡对立的根本原因；第三阶段，达到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取决于许多物质条件，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最终实现城乡融合，达到城乡一体化的最高境界。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乡融合，即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同时指出，城乡关系往往经历无城乡差别→城乡分离→更高水平的新的均衡与融合过程。主要实现措施有：一是要废除私有制，扫除城乡对立的根源；二是积极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带动农村共同发展；“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大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5]三是在全国尽可能均衡分布大工业，将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马克思同时指出，共产主义要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观就是工人和农民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失、人口分布不均衡现象的消失、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以及大家共同享受福利。

（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

1898年，英国城市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其代表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中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针对工业大城市恶性膨胀所造成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霍华德在全面分析城市与乡村这两种人类住所的基础上提出“城乡磁体”概念。他认为城市与乡村可以像磁体那样相互吸引，互相融合，目的是形成一个既有高效能城市生活又兼具环境清净的乡村景色的城乡结合体，建设健康、舒适的生活场所。他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6]。霍华德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称之为“田园城市”。田园城市实质上是城和乡的结合体，它包括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城市四周为农业用地所围绕。城市的规模必须加以限制，农业用地是保留的绿带，永远不得改作他用。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始终坚持城市外围要有相当面积的永久性绿地（城乡土地面积比例为1∶6），他用图解的形式描述了田园城市结构，对城市规模、布局结构、人口密度、城市绿化以及城市群的建立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划。在城市的发展上，他强调把城市与外围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进行科学管理，使城乡协调发展。

（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荷兰社会学家伯克（J.H.Boeck）在1953年出版的专著《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中，最早提出了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伯克认为，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殖民主义输入的现代“飞地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传统社会并存。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最早分析了二元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954年他在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首次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他在阐述城市工业部门扩张过程中如何实现资本积累等问题时，提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转移这一城乡二元经济问题。

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种经济部门用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生产率高，工资率高；另一种经济部门即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用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生产率低，劳动报酬低。前一部门主要指工业部门，后一部门主要指农业部门。二是传统农业部门的最大特点是剩余劳动生产力的存在；三是工业、农业部门的明显收入差距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必然有一种向工业部门流动的趋势；四是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结果是扩大生产，取得更多的生产剩余，积累更多的利润。在这样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城市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持续向工业部门转移，农业人口不断进入城市，从而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刘易斯针对城乡二元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区域是一个整体，城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刘易斯看来，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转移。现代部门扩张，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分享物质设施、传播现代思想和制度、相互贸易等途径，既使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又使传统部门获益并且得以改造更新而转化为现代部门，也使现代部门促成再生产性资本的进一步增长、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现代部门扩张为主，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互联互动并且循环往复，不仅推动和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而且推动和促进了不发达经济转变为发达经济。虽然刘易斯的资本积累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经济增长，但他看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的人口过剩并概括为“无限劳动力供给”是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同时他强调了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与农村传统部门之间的结构差异，突出了现代工业部门在扩张过程中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视野。^[7]1964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发展，形成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更加深化了对二元经济模型的分析。

（四）麦吉的亚洲城乡融合区理论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工业化推动下进行的，是一种内生的、自我发展的路径模式，其城市化带有明显自下而上的特征；而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则是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启动的，是一种外力推动的结果，其城市化具有明显自下而上的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和城乡地域的界限日渐模糊，城乡之间在地域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一种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类型。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出现了以大城市和周围地区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共同发展模式。针对这种模式，加拿大经济地理学家麦吉于1985年提出，在亚洲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核心经济区域（中国上海、泰国曼谷）出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带相似但发展背景截然不同的新型城市。1991年麦吉在《亚洲城乡一体化区域的出现：扩展一个假设》一文中，用“desakota”（在印尼语中，desa是村庄，kota是城市）来概括这类特殊区域产生过程的空间模式，意为“城乡一体化区域”“城乡一体区域”等，描述在同一地域上同时发生的具有城市性和农村性的双重性产物，使得城市与乡村的概念在这种区域变得模糊，并阐述了Desakota region的形成条件和动力机制。

麦吉认为，城乡一体化区域是指在同一区域内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行为，并认为城乡一体化的推动力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交通通信手段革命性的推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力、商品、资本和信息的流动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革促使原有的关系网络逐步瓦解，呈现城市区域集中的趋势。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网络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其经济结构的重组。由发达的交通通信网络而形成的城乡一体化区域是由农业与非农业混合交错的巨型城市区域集合。二是国际分工浪潮的大力推动。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产业大转移为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国际分工浪潮进一步促进了东南亚地区城乡一体化区域的形成和发展。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等，吸引了发达国家大量的投资者。

麦吉总结了亚洲城乡一体化区域的五大特点：一是城乡联系密切。由于传统农业生产活动具有季节性特点，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非农就业岗位，这是城乡内在联系的动力。二是中心城市扩散效应显著。城乡一体化区域是基于中心城市的工业向外扩散并逐步带动农村地区非农业化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产业转移政策引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三是各种产业用地交错布局。随着中心城市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张，在城乡一体化区域内，农业用地、农副业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等交错布局，既为农产品提供了便利的深加工场所，又为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四是人流、物流频繁流动。城市之间的交通通道形成了新的发展走廊，密集的交通网络增强了城乡一体化区域内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性和迁移性，各种运输的普遍使用使得各种交易费用相对低廉，并促使区域运输网络不断扩展。五是突破了区域行政区划界限。城乡一体化区域与行政区域的边界范围不再一致，城乡交接带和发展走廊的形成是城乡之间经济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结果，这种区域既非城市，也非农村，兼具城市与乡村二者的特征，形成特殊的空间形态，因此被学者称为“灰色区域”。^[8]

麦吉提出以区域为基础的城市化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定城市化战略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即建立在区域综合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其实质是城乡之间统筹协调和一体化发展。

（五）芒福德的城乡等值理论

城乡作为两种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空间形态，具有不同的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不同的人口分布和不同的社会功能区划。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果问城市与乡村哪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9]这是芒福德对城乡关系和城乡一体化的深刻见解。城乡等值发展理论是对城乡均衡发展和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探索，也是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1950年，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开始倡导“城乡等值化”试验，该试验的核心理念是，农村与城市生活虽不同，但是等值。即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方法，实现“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生活质量降低”的目标。1965年，德国巴伐利亚州制定了《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将“城乡等值化”确定为区域空间发展和国土规划的战略目标，从法律上明确了这一理念。该目标要求城乡居民具有同等的生活、工作及交通条件，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水、空气、土壤等自然资源。^[10]

需指出的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实现首先要突破在发展理念和观念上的二元局限，解决城乡发展中乡村依附城市的问题，纠正政策偏向城市的取向，给予乡村在城乡发展中平等和自主的地位。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基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化发展理论和实践在后工业化阶段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经与历史上的传统城市化概念有了很大的差异，城市化主要不是与工业化相联系，不是体现在其经济含义上，而是体现在文化和社会含义上。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为城市发展提供新动力、发展绿色经济、提高预期寿命，以及增加休闲时间等，都为乡村经济发展与城乡新的经济联系提供了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