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劳动力流动

作为农村劳动力的回流部分，返乡农民工的研究自然可以归于农村劳动力城乡间流动的研究范畴，对既往的农民工流动研究重新进行检视，是本书研究的另一前提。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中国体制转轨和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热点问题，所谓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就是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流动，因为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学者们主要关注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单向流动，而对回流部分关注不多。就我们对农民工的一般理解而言，农民工就是拥有农村户籍但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民，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这个层面上可以等同于农民工的流动。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在这方面的研究极为丰富，涉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动机、特征与方向等。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农民工流动的宏观社会经济背景，对农民工流动的过程、趋势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和预测。

一般认为，通过农民工打开城乡区隔、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体制模式和增长方式相互作用的实证考察引出的政策选择（白南生、何宇鹏，2002）。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期，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中国农村经济度过了短暂的繁荣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农民在实现了温饱之后，逐渐面临增收的难题。因为固有的人地矛盾，农村劳动力一直处于过剩状态。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学术界首先开始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转移上，“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模式被认为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韩俊，1987）。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开始跨区域大规模流动，农村劳动力该不该大规模流动的价值判断问题成为研究的一个焦点（赵树凯，1996b）。随着实践的进一步推进，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论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张永丽、黄祖辉，2008）。

从中国体制转轨的制度背景和现代化的整体目标出发，学者们借鉴“推拉理论”、刘易斯的“均衡理论”、托达罗的绝对收入假说、伊斯特林的相对地位变化假说等理论，在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特殊制度背景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之后，解释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和合理性。比如，李强（2003）认为，因为流动农民工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心理发生了变形，因此中国的人口流动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推力和拉力都失去了效力；蔡昉、王德文（1999）揭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资源的重新配置对城市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变迁有利。

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人口学的角度对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第二，从流出地的角度，就农村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资金、技术、信息传递、农业发展、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户籍制度、城乡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就业状况、流动方式等方面的影响；第四，从流入地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与资源配置对城市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变迁等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定性研究（张永丽、黄祖辉，2008）。

这些研究将农民工作为劳动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向我们阐明了对农民工生计策略起塑造作用的宏观过程和城乡互动，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村劳动力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的资源分布和流动过程。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这些研究都以社会经济发展为总体目标，将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农村内部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和城市化，将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相结合。在劳动力迁移理论模型的指引下，这些研究倾向于农村劳动力单向度的城市化迁移，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农村作为落脚点，对农民工回流农村的研究不够充分，没有从农村社会内部的视角及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双向流动的经验事实来看待农民工流动问题。

王小章（2009）将这种研究归结为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在考察农民工流动时，将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都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具有化约论的嫌疑。王小章（2009）进一步指出，这种劳动经济学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将经济和空间二分为现代城市中心和传统农村边缘的二维框架，局限于劳动力转移的宏观视野，预设了脱离社会因素而运行的经济，在这些理论框架中农民工被假设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抽象经济人”，其社会属性被抹杀了。与上述单向度的集中于宏观经济层面的研究不同的是，国外学者瑞雪·墨菲（2009：5～6）超越现代化理论和结构理论而建构的城市中心-农村边缘的二分法，在资源、目标、社会行动者、价值的框架内对农民工返乡所引起的农村变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开创了中国返乡农民工研究的先河。

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大规模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同时也是备受指责的对象，打破城乡二元的体制性障碍被认为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诚然，城乡二元的体制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主要体制性和结构性因素，但在体制转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城乡二元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农民工的实践突破。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因为农民工以农业户籍在城市就业，无法实现永久性迁移，而是处于循环流动状态，按照季节、经济周期，甚至是政策周期，在农村与城市间流动（杜鹰、白南生，1997：154）。李强（2003）进一步指出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即“经济收入驱动力”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力，但中国的户籍制度锁定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和目标，导致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形成了特殊的生命周期：年轻时外出打工，年龄大了以后返乡。有学者根据农民工现有的工资水平，将他们在可能的工作年限能够获得的收入与全家城市化的经济成本相比较后认为，由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低，农民工难以获得全家城市化的经济收入，从而造成了中年返乡现象（李敬、章铮，2008）。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能否获得城市化的生活机会是在单向的外部视角下对农民工实践经验的扭曲。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人口实现迁移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流入地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同时都有推拉两种因素（李强，2003）。这一理论有两个关键点：首先，生活条件是否得到改善是推力和拉力产生的基本原因；其次，流出地和流入地都可能有推力和拉力，即推拉理论所描述的是人口流动的双向过程，最终会迁移到哪里取决于移民在流动过程中在哪里能够实现较好的生活。就第一点来说，虽然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建立在经济收入的基础之上的，但经济条件的改善并不能完全涵盖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就是说促成人口流动的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还有人们主观感受到的生活环境。既然流出地和流入地同时存在推力和拉力两种因素，从理论逻辑而言，农民工可以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也可以从城市再回流到农村。将农民工流动到城市打工预设为单向的城市化机会，本身就是理论逻辑上的一种偏狭。

从市场化和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风险角度来看，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合理性。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农民工返乡，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城乡二元结构为劳动力流动提供了伸缩的空间（贺雪峰等，2010：12）。从中国宏观经济社会结构来看，恰恰是备受诟病的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可以“自由进城，自由返乡”的格局为农民工返乡潮提供了缓冲，农村的土地制度及其一系列制度安排为市场风险可能引发的政治社会危机充当了减压阀（贺雪峰，2009；杨华、刘芝燕，2009）。

农民工在城市面临种种壁垒，逻辑上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在农民工流动过程中有大量回流者，在某种程度上，劳动力转移的障碍性因素也就是农民工回流的原因。在不多的关于农民工回流的研究中，导致农民工回流的制度和经济因素、农民工返乡创业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工潮”汹涌澎湃，带出“创业潮”“开发潮”“建城潮”，出现了“一潮带三潮”的新动向（郏启新，2006），有人建议，加快“民工潮”向“创业潮”的转换（邓祖善，1996）。而有研究者发现，绝大多数回流者回到了传统的经济结构中去，返乡创业只是个别现象，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是解决农民就业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只要环境条件适合，一半以上的回流劳动力可能再次外出，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是逐步实现城市化的独特方式（白南生、何宇鹏，2002）。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7年的百县调查，301个调查村中回流农民工达3.7万人，其中回乡创业者占到了16.6%，根据百县调查的进一步推算，2007年全国回乡创业农民工总数约为800万人。据对3026名创业农民工的调查，1990年以前回乡创业农民工占4%，1990年至1999年回乡创业的占30.6%，2000年之后回乡创业的占65.4%.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热潮正在兴起，回乡创业者大多从事非农产业，经营形式以个体经营和私营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组，2010）。21世纪以来，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与双向就业的新局面正在形成。促成这种局面形成的宏观背景是一些惠农政策的出台，它们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农村对外出打工农民的拉力在增强。农民流动趋势的新变化，使得返乡农民工受到关注。

以20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农民工返乡潮为契机，返乡农民工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迄今为止的研究多局限在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和回乡创业的政策研究上，只有少数人关注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同样局限于“不可逆”的单向思维模式，学者们认为农民工打工的过程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现代性的城市文化，而这必然影响到他们返乡之后的生活，因此，农民工回流特别是其亚属群体返回农村之后的社会适应性是受到较多关注的问题。

付光伟（2007）提出新生代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农民工）返乡后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层面存在社会适应性障碍。有学者注意到女性农民外出打工是阶段性的，她们返乡后承担了更为积极的社会角色，为家庭角色注入了新的因子，但是她们的返乡是一种逆城市化的行为，不是大方向（孟宪范，2010）。与上述单向度的思维模式所不同的是，周伦府（2009）注意到金融危机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是一种被动返乡，他们以一种“策略性适应”的实践逻辑实现在农村社区中的融入。虽然有城乡差距的存在且还在不断扩大，但是农民工的社会满意度是从个体历史的纵向比较中获得的（李培林、李炜，2007）。因此，支付不起城市化成本的农民工，返乡之后可以在农村获得比在城市更体面的生活，即使是那些以逃脱村庄生活为目标的农民工，因受到制度、市场等诸种壁垒，进城多年之后，他们最终也会退守乡村。不同生活情境里相对地位及生活质量的差异，也促成了农民工心安理得地返乡并重新适应农村生活。

受到经济、制度等因素的限制，农民工在城市中打工仅仅能够完成自身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大多数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要在农村中来完成，返乡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一种生活常态，贯穿了农民工打工生活的全过程。有研究者在关于金融危机下返乡农民工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农民工是以其不断地在城乡间穿梭的方式完成打工生涯的，农民工返乡之后，受到生命历程的影响，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具有不同的适应性（袁松、余彪、阳云云，2009）。因此，从生命历程角度对农民工“打工—返乡”的过程重新进行审视尤为重要。

即使将农民工打工仅仅视作一种经济行为，那么从农民工家庭也就是中国当代小农家庭的角度来看，当代的小农家庭是依靠两条腿来支持的，即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外务工赚取工资性收入，中老年劳动力在家从事农副业生产（贺雪峰等，2010：11）。小农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和农民工“打工—返乡”的过程是连接在一起的。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假设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展开，当代的中国农民年轻时在外务工，农业生产由家庭中的中老年劳动力承担，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在年老时返乡从事农业经营，其下一代可以继续外出务工。这种代际承接的模式正在当今的农村社会发生着。

王春光（2000，2001）较早地关注到了农村流动人口发生的代际变化。他发现，农民工中的不同亚群体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差别，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不同。根据外出打工时间和年龄的不同，王春光将农民工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并从城市化和社会认同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进行了探讨。随后许多学者从制度及政策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完成城市化和如何排除城市社会适应性障碍进行了研究，在因应对策上这些研究主张社会和政府应该着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完成城市化（马用浩、张登文、马昌伟，2006；王艳华，2007；李伟东，2009）。显然，这方面的研究为我们从代际分化角度认识农民工提供了启示，但是其仍然没有脱离城市化导向的窠臼。

总之，以往的农民工流动研究，过多地从宏观的经济运行角度来看待农民工问题，将农民工的实践过程从具体的小农家庭和农村社会的情境中剥离开来，其逻辑上不可逆的单向思维将农民工流动指向城市化的唯一道路，理论框架下的实证研究变成了既定理论模式的经验应用，作为实践主体的农民工在这些研究中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周伦府，2009）。因此，我们在考察农民工流动时，除了关注宏观的经济社会背景，还要关注农民工的微观生存情境及其主体的实践过程和农村的发展变化。展开对返乡农民工的“打工—返乡”过程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厘清农民工与农村的关系，同时也是对以往农民工研究的一个补充，有助于我们从更完整的意义上认识作为实践主体的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