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缘起与核心命题

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波及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国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首当其冲，这些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因海外订单减少，纷纷裁员或者倒闭，导致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

一时间，农民工返乡潮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社会各界普遍担忧农民工失业返乡会带来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西方媒体也预言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将引发政治社会危机。然而，意外的是，农民工返乡潮并没有造成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可能的社会动荡也并未出现。

如何从中国农村社会自下而上地认识农民工返乡的过程？农民工返乡之后是否可以重新适应农村生产和生活？返乡农民工为我们重新认识农民工向何处去提供哪些反思？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三次农民工返乡潮：第一次是1989至1991年，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和城市治理整顿造成农民工返乡；第二次是1998年至200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乡镇企业改制造成大量工人下岗，作为下岗工人再就业的竞争对手，农民工被歧视性的就业政策逼回了农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第三次农民工返乡潮。与前几次农民工返乡不同的是，这次返乡的农民工多是在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他们因失业而返乡。这次农民工返乡潮来势迅猛，引起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可以说，自从打工潮兴起，农民工返乡与进城打工就是一对相伴而生的社会现象，农民工以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为主，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2006）。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55.14%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这部分农民工中举家外出（即已在城市稳定居住）的占到20%，目前外出就业的1.32亿农民工中，由于多数收入较低，仅有10.8%（1430万）具有转为城市市民所必需的最起码的经济能力。^[1]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对劳务输出县301个村的调查，改革以来因外出就业实现迁移定居的农民工，只相当于目前外出就业农民工的1.7%。按照这个比例推算，全国1.32亿进城农民工中有8000多万农民工存在返乡的问题。^[2]正如有研究者（袁松、余彪、阳云云，2009）所认为的，“返乡”对农民工来说是一种常态，农民工是在反反复复的进城与返乡的过程中结束打工生涯的，在不断地往返城乡的过程中，随着年龄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农民工会不断地进行自我角色的调整。无论是结构性失业返乡还是家庭生活事件而造成的返乡，对农民工个体并不构成严重的冲击。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农民工流动并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单向过程，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既有以年为周期钟摆式流动的农民工，也有以农业季节为周期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兼业式农民工；既有流动到城市并定居的农民工，也有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打工生涯而回流到农村的农民工，同时也有打工一段时间后返回农村从事农副业后来又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农民工最终会面临返乡的问题。事实上，打工潮兴起20多年来，已经有大量农民工返乡。他们为什么城市化失败，农民工究竟向哪里去，等等，仍然是不明了的问题。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农民工研究局限于应然的城市化、无产阶级化研究，缺乏对返乡农民工和农民工返乡过程的足够关注。

2008年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潮，之所以会引起政府和媒体的过度担忧，问题的关键在于忽视了农民工“亦城亦乡、亦工亦农”的总体特点，不理解农民工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而言，我们面对农民工返乡潮所表现出来的过度忧虑，是被权利话语主导的单向度城市化思维的必然结果。我们对农民工向哪里去的问题已经形成了先在的偏见，更多的是站在城市化和宏观的角度看待农民工流动，对微观层面农民工个体打工的过程缺乏关注和研究。这种思维预设了只有给予农民工充分的权利让农民工转变成产业工人，进而城市化、市民化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农民工问题。这种单向度的思维，从发展主义的角度出发预设了农民工城市化的最终目标，从而给我们一个错觉，即作为打工主体的农民工自身也认为打工就是为了城市化。理论的预设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对现实的判断。我们对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潮的过度恐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预设了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一定是在城市中的，他们是不会也不愿意返乡的。但从实际来看，农民工是双向流动的，而且农民工返乡一直伴随着打工潮。

如果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要消失、农民要终结、农民城市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至少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工向哪里去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农民如何终结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农民工打工过程的考察。进城务工的确为农民提供了摆脱其固有身份的生活机会，使他们具有了城市化、产业工人化的可能，然而现实是绝大多数农民工都面临返乡的问题。如上所述，农民工徘徊于城乡之间，许多农民工经过长年务工之后，最终还是返回了农村。他们返回农村之后的生活至少比在打工时低水平的城市化生活要体面得多、有尊严得多。农民流动到城市中并不意味着必然的城市化，农民进城务工也并不意味着农民会终结。外出务工究竟为农民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机会？仅仅关注打工地或城市农民工，局限于以城市化、无产阶级化的取向看待农民外出务工，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对返乡农民工打工生活史进行考察，可以更完整地认识打工究竟为农民工提供了什么样的生活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