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辑):蒋介石的日常生活
- 罗敏
- 5724字
- 2020-12-10 16:09:13
三 蒋介石战后观影经验中的公与私
对蒋介石而言,看电影本身这件事情具有多重意义,有公,也有私,有社交,有娱乐。公与私、社交与娱乐彼此交叠,未必能清楚界分。
首先,招待外宾时,聚会所造成的社交意义,可能大于影片本身的内容。不妨稍为注意电影播放题材与邀请宾客,便知一二。诸如以国民党总裁约宴国内外宾客,包括党政要人、参与全会中央委员、约宴俄国大使、驻外大使、美国驻华陆战队司令,[10]显然观赏电影是与餐宴有关的附带活动,具有一定社交性质,由励志社(日后整并入联勤总部特勤服务处)执行相关工作。[11]这类场合所放映的电影题材,偏近时事话题的新闻影片,也会放映性质轻松、博君一笑性质的新闻影片,如蒋介石约请泰国代表团餐宴后,观赏影片就是“余在上海所映影片及美国官兵在北平各种生活动作”,显然宾主尽欢,因为作为东道主的蒋心情颇佳,记下较多感想:“令人发笑,美国实不愧为青年民族也”。[12]这里较为特殊之处为新闻影片的主角之一即东道主,在北平活动的外国人动态,又同时呈现于外宾眼前,寓藏推销与国民外交的用意。至于因公需要观看的军事影片,有时也切实给他在事过境迁后反思并体认现实的想法。如“到国防大学观美制第二次大战中之中途岛及瓜达原乃尔岛与地中海各实战影剧,颇有所感,自觉在我国以十八世纪之程度,而要担任廿世纪中叶之战争,焉能不败。但我国居然仍能对日获得最后之胜利,是乃完全由民族精神之力量所致,故大战期间所受之一切耻辱,反不觉为异矣。”[13]这确实让他再度确认20世纪中期的中国,于军事与国家整体尚未进入现代化的现实。
对于家人亲友聚会的场合,电影另有一层成员情感交流的性质,特别是电影题材涉及成员动态、家乡故居时,放映电影就形同是唤醒亲友共同对家乡的记忆。放映电影的来源与主题乃以蒋介石返乡及扫墓期间,随行摄影师拍摄之活动记录为主,这类家庭活动电影至少在1947年就已出现。比如1947年12月2日,蒋介石在一场40余人,包括蒋介卿夫人及蒋经国在内的餐宴,欢聚一堂的气氛下,成员大部散去后,放映家庭影片显然是很适合的一件事。蒋介石就表示“观回乡电影甚乐也”。[14]1949年1月下旬,蒋介石下野返回奉化,在游览附近山水林木之余,也带摄影师同行。如2月间“游览指导照相、拍电影,瀑布两侧岩壁、妙高台、狮子台各面风景可说尽入镜头矣,今日摄相最为详明乎”。[15]将家乡景物摄入影片及相片,也成为蒋介石纾解思乡情怀的管道之一。比如在1949年7月初在台湾大溪,宋美龄不在身边,做完晚课后的蒋介石于睡前即观看家乡影片以解寂寞。[16]因此,1957年,蒋经国请情报人员潜入溪口拍摄照片,被蒋介石视为至宝,因是从1952年以来,首度获知故乡实情。[17]蒋介石在台湾游览活动也同样拍摄电影,在内部欣赏。逢年过节亲人共聚一堂,放映家庭影片也是活动之一,因为“家庭团圆快乐为人生至宝”,甚至参与观看的儿孙辈活泼嬉戏,因此不愿及早入睡,显然亦带给身为大家长的蒋介石乐趣。在家庭聚会中,播放电影也是流程之一。如蒋宋结婚23年纪念日,除邀请亲友外,放映电影也不可少。[18]
由于蒋介石夫妇为基督徒,宋美龄且在台湾发起组织妇女祈祷会,定期集会,活动流程在祈祷、读经、演讲外,往往也有影片放映。在这类场合所观赏影片或许就以宣教性质浓厚之纪录片与宣教剧情片为主,目的或属坚定个人信仰。如1951年1月31日,宋美龄、曾宝荪、陈谭祥、戴费玛琍(MaryTwining)等人参与发起之妇女祈祷会成立一周年纪念,当日餐聚后众人即观赏《科学证道》影片,蒋写到“甚有益趣也”。[19]如果是在平常观影,主题碰触宗教题材,似也引起蒋之共鸣与赞赏,如观看犹太人士师传记电影,即勾起他中国民族主义情怀,以为这是“犹太人最佳之杰作,于民族教育意义甚大也”。[20]宋美龄曾为响应片商举办义演,而亲临戏院欣赏富有宗教性质之剧情片《宾汉》及《十诫》。[21]
蒋介石意识到公共人物身份,甚为重视形象呈现。以他作为影片主角的新闻影片,在正式对外发表前,由蒋事前审视。他会审视拍摄效果、技术,评审是否达到满意的效果。他显然明了影片放映出去的宣传影响力,有好的技术可增进影片总体成就,有助展现作为国家象征及个人公众形象。在字里行间,他对于中国影片制作技术不如外国,显然颇为在意。1944年,美国曾拍摄关于中日战争之新闻片,蒋介石观后认为“颇有精彩,惜非本国自制也”。[22]显然,蒋之所以感叹,不只是中国抗战努力,是否有效借由各种传播广泛受到外国体认与关注,更重要的部分是在于,攸关民族题材之影片,并非出自本国人之手,而是由外国人所为,这才是他“惜”之关键。而之所以如此,自因国片技术制作技不如人。在蒋心中或许还是潜藏着民族情绪在观看抗战影片。因此,当他1950年3月1日公开宣布“复职”,二十余日后影片经过后制,蒋即在官邸观看之,并因“技术进步”而感欣慰。他显然觉得新闻影片技术进步,也表明有机会与国外相比肩。此后的年度重大活动,如有阅兵活动,观看拍摄影片结果显然就是一种考察。[23]担任总政战部主任、兼任农教电影公司董事长的蒋经国曾经主编拍摄一部有关蒋介石生平的影片,在完成剪辑配音作业后即请蒋介石亲自观看提供意见。蒋或基于父亲立场,对该片抱持基本肯定态度,但仍认为技术与细节“尚多改正之处”。[24]此后,他曾下令“对以往战役记录影片应着手调查有无保存,对有价值者应按需要翻印应用”,1956年5月24日,由总政战部第五厅及陆、海、空、勤各总部暨宪兵保安各司令部等单位执行调查。[25]这自然也是一种要先留存资料,再进行相关检讨的做法。
当蒋介石观看国片时,使用的衡量标准经常放在技术、情节,但也掺杂以党化程度、宣传主义程度标准,后者可能就与情节有关。如蒋曾认为一部塞外风景影片胜过蔡楚生导演之《前程万里》,但党化与主义宣传仍有不足。[26]此片当指重庆中制拍摄之抗战影片《塞上风云》,国民党若期盼致力将电影演员拉入话剧演出之编剧阳翰笙编出浓厚国民党政宣题材,实缘木求鱼。如由国民党在1941~1943年整顿辖属中制及中央电影摄影厂,改组人事,到1943年底恢复拍片,显示意欲主导影片制作符合宣传走向,和蒋此一评语也正相互呼应。此亦显示蒋观看国片与西片标准“内外有别”。掌控与主导基本方针虽未于国共相争中取得主导优势,于迁台之后仍未有变,在前述审检及制片公司整合中可见一斑。有些影片或不符蒋心中尺度,在观赏过程中即遭搁置,如一部畅销国片《春去也》,就被他“中途停止”。[27]
以《蒋中正日记》从194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前期内容初步所见,蒋介石观赏的外国影片以西片,特别是美国片为主,欧语片跟日本片不多,应该是与台湾市面放映影片有关。其实放映国片曾于战后台湾风行一时,但因单帮客购买良窳互见旧片上映;又有香港大中华与国泰两家公司在战后香港片厂陆续重建,粤语片业者在成本考虑下,抢拍成本低、出品快,而不讲究剧情内容之影片,造成在台放映的中国影片一度水平低落。至于彩色摄影的西片,尽管内容良莠不齐,但因声光效果较佳,吸引台湾的观众。彼时国片仅有20%放映天,西片已有70%以上放映天。[28]1940年代后期《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反映时代之国片亦曾在台湾映演,获得不错口碑与票房。但在中国大陆军事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至1949年3月上海国片影院已闹片荒。台湾则因片商将存放影片运来,得到片源而未告匮乏。至1949年底,上海出品国片来源断绝,国片转而仰赖香港永华、长城等影片公司供应。至1950年放映影片中,美国影片已占393部,国片185部,日片仅有7部,美国影片明显占上风。[29]加之受过西洋教育的宋美龄喜欢看西洋影片,环境与人的因素,都影响到选片偏好。
其实,蒋介石坦承观影之乐,毕竟是放松心情的休憩时段活动之一。但在抗战及国共战争期间,观影机会较有限,有时也未放在心上。1944年10月,为坚持史迪威解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及驻华美军司令,双十节当晚,父子三人同观影片,但蒋正为交涉已到最后关头,尚未得结果而忧心,影片未看完即就寝,[30]显然心情烦闷影响观影情绪。但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调离中国,11月1日蒋邀约赫尔利、宋子文及二子晚餐,饭后观看《月宫宝盒》(The Thief of Bagdad,1940),即因小偷与公主之爱情及小偷具有公义心理,虽“历经无数艰险,出死入生,百折不回,卒能达成其除奸杀敌,复仇成婚,获得圆满之结果,可知真理必能战胜一切邪恶也”。[31]他显然将自身心情移转至观影上,视男主角与自己等同为正义之化身,战胜邪恶,便在日记中写下较为少见之观影感想。
蒋介石在台湾的生活,观影娱乐机会较多,除保持活动、搭车兜风、视察各地之外,其实行动范围有限。他坦承:“总统生活与行动实太拘谨固定,不能自动,但为国家体制与政府规范,无论对外对内皆不能不建立其规模……此种生活虽惟其所愿,而亦不能不受此拘束也”。[32]既然有所拘束,透过电影找寻一些乐趣,就是休闲消遣了。
以《蒋中正日记》获得之印象,在当时一般民众喜欢看,但次数不多的状况下,蒋介石在官邸与度假期间观赏影片,在当时自是相当特殊。官邸侍卫回忆,放电影时蒋会招呼有空的侍卫一同观赏,这也是他们在官邸内的少数娱乐活动之一;[33]也有侍卫眷属表示,蒋看过的影片会送到附近眷村播放。[34]此举有“共乐乐”的性质。
在1961年台湾电视公司每星期天播放假日平剧前,观看影剧确是蒋的休闲消遣之一。也因为如此,身体若有异状,蒋介石就减少观影活动,以保养身体健康优先。比如说1952年5月,他眼球血管破裂,即休息近半年不观影剧。[35]1962年4月起,蒋因进行摄护腺(即前列腺)手术前后身体条件不佳,关注自身健康已忙碌不堪,也减少观看电影。从该年2月20日观看电影《六壮士》(The Guns of Navarone,1961)后,直到9月18日才看电影《萍水奇缘》。[36]或许,观赏影片次数之多寡也与其个人健康状况呈正相关之情形。据侍卫人员称,1967年后,蒋介石为保护眼睛,就很少再看电影。[37]
蒋介石即便平日观赏影片,也注意时间分配与运用。他是生活有固定步调与行事的人,有人曾称,蒋早睡早起,会把电影放到一个段落后休息就寝,将一部影片分开几次看完。不像妻子晚睡,当日晚上看完电影。[38]此种做法或较接近有家用录像机时代观众之习惯。唯侍卫所见蒋介石已有相当年事,体力不如壮年,未必能以此回推早年作息。蒋不否认,观看到声光制作技术精良的美国影片相当开心,为之偶尔晚睡无妨,这就是娱乐效果之证。但蒋介石又不忘以道学姿态表示,电影娱乐效果只有一时:“昨晚课后,观美制音乐与游泳戏剧滑稽电影,其各种技术可说登峰造极,尤其华丽精美亦无以复加,但并无重大意义,不过取悦图快于一时而已,十一时始寝”。[39]有时看到美国电影内容题材奇幻(如谈火星与地球相撞),他也会发表议论,认为是“思想奇异”的产物。他也借观看美国电影之机,议论美国民族性,如观拳击赛场面,“处处表现其民族性之幼稚可笑也”。[40]此时为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刚满一年、韩战爆发二月,他可能将心中对美国政治人物的不满,无意间投射到电影观感内。
也许对蒋介石而言,寓教于乐的娱乐电影最是好看,如融历史题材(不论正史或野史)、冒险、动作各类型于一体的影片。1951年3月,因妇联会为宋美龄回国一年举办纪念宴会,主持者挑选电影以娱乐性为重,有妻子相伴观影,加上故事题材的吸引,蒋心情颇佳,赞赏主角“小劳伯生”义勇精神动人,以为是“自观影剧以来,以此为最有意义之剧本也”。[41]此处之“小劳伯生”即一般所言罗宾汉,可能为美国哥伦比亚公司三部罗宾汉电影系列之第二集(Rogues of Sherwood Forest,1950),显然选择最新又可取得放映影片拷贝给蒋介石夫妻及邀请的嘉宾共赏,乃选片者之工作。[42]至于像真实历史事件文学化再拍摄成电影者,《杜立德轰炸东京》(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便让他“甚有所感”。[43]显然就是因为勾起他决策中国抗战的回忆,让他将真实切身经历与电影描述揉在一起。看到古代历史人物传记影片,蒋也不由得思考其成功之道,例如观看由约翰·韦恩(John Wayne)领衔主演的美片《征服者》(The Conqueror,1956),其“侵占王罕后第一事,即杀了其叛王罕国叛主谋之降将,实为其成功第一之因素也”。甚至他还延伸思考对于叛将必须“杀无赦”,这或许也是他总结多年政治经验的感叹,认为自己功败垂成就因为急于求成,或相信可以“革命”予以“感化”,而忽略人性“好利”特性。[44]同样由韦恩主演的《血巷》(Blood Alley,1955)反共色彩浓厚,即获其赞誉。由于蒋是炮兵出身,所以他关注军事影片《攻击》(Attack,1956)中涉及战争领导人题材,认为具有军事教育意义,可在部队中普遍放映。[45]个人经历应当是蒋对军事与动作题材情有独钟的一大原因。1958年5月6日,为蒋经国庆生举办家宴后观看《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ei,1957),描述缅甸英军战俘营在日军驱使下建筑桥梁过程之故事,可能因为剧情紧凑与背景、制作等相关配合均佳,蒋介石一次看毕,等做完晚课就寝时已是深夜一时。当日欢乐的气氛,显然为出版法修订案引发争议期间烦恼颇多的蒋介石,起了气氛缓和的作用,才会让年逾古稀者晚睡。
若非历史题材,具有动作性与明星阵容的美国好莱坞商业影片,亦为蒋介石所观看及称赞,包括《森林皇后》(African Queen,1951)“勇武情状毕[逼]真”,《所罗门王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1950)“觅取所罗门宝藏探险经历毕真,实为最佳之影剧也”。[46]当然,在蒋介石于日记写下看完印象深刻的美国电影中,也有偏向内心情感表现者,诸如《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1956),认为“最佳”,[47]还有《明日是永远》(Tomorrow is Forever,1946)、《茶与同情》(Tea and Sympathy,1956)等。《战争与和平》中有楚楚动人的女主角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 )和两位男主角亨利·方达(Henry Fonda)、米尔·法拉(Mel Ferrer)的纠结恋情,配上拿破仑侵略俄国、俄国奋起反抗的大时代背景,大制作场面确实有其可观之处。今人对《明日是永远》所知不多,但就战后复员的时代环境与优秀演员搭配言之,或许可理解何以蒋对之感叹有加。在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s)导演之黑白剧情片,糅入青年参战、因战乱夫妻劳燕分飞容貌变易,重新相逢时的艰难选择等情节,经历战乱之后的人心对之自是感触良多,或许也触动了身为领导人的蒋介石?至于《茶与同情》是由同名舞台剧改编之电影,英籍女演员黛博拉·蔻儿(Deborah Kerr)担纲舞台剧与电影版女主角,诠释到位深刻,里面涉及性别认同、同志、师生恋等议题。蒋介石观影时,显然并未受道德羁绊,并给予“教育意义颇佳”评论,[48]或许也是出乎一般既定印象及观感之事。但由此可知,欲以简单方式概称蒋喜看战争片及爱国情操浓厚影片,或只爱国片不爱西片,[49]即未必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