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对自杀问题的研究
早在1918年，在奥地利维也纳，由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主持召开了关于自杀问题的学术研讨会。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到会并作专题发言。
与奥地利、日本等国相比，我国对自杀问题的研究十分滞后，长期没有自杀的统计学调查或一度对数据进行保密，改革开放后研究才开始起步（见表2-1）。
表2-1 自杀研究状况的中外比较
江苏省于1983年6月23日至25日在南京召开了防止自杀问题研讨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较高规格的自杀专题研讨会，标志着禁区已被打破。1987年5月，我国精神病学家翟书涛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预防自杀学术会议，这是中国首次参加自杀问题的国际会议。1988年，中国首家自杀防治中心——培爱防治自杀中心在《广东电视周报》编辑部成立，由几位志愿者业余以信函咨询方式开展工作。1991年7月，在南京脑科医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的南京危机干预中心，负责人为翟书涛教授。1992年11月，中国首届全国危机干预暨自杀预防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标志着禁区已被完全打破。其后，基本上每隔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自杀干预研讨会（第一届：1992年11月，南京；第二届：1994年11月，常州；第三届：1996年10月，贵阳；第四届：1998年10月，洛阳；第五届：2001年5月，长沙；第六届：2004年10月，天津；第七届：2006年10月，青岛；第八届：2008年10月，深圳；第九届：2011年5月，杭州）。这对我国自杀问题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4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正式获准成立，中国才有了正式的自杀研究学术机构。
2002年12月3日，中国第一个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立。在其举办的首届国际自杀预防研讨会上，公布了《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中国自杀的危险因素：一项全国性病例对照的心理解剖研究》等研究报告，其调查结果及相关数据震惊了世人。国人第一次知道，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自杀是我国15～34岁人群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19%的青少年死于自己之手。
2002年，时任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致力于研究中国人自杀问题长达20年之久的加拿大人费立鹏博士（Michael R.Philips）指出：目前，中国的自杀预防工作缺乏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研究工作，政府机构对这一问题重视不够，缺乏国家的财力支持，要协调多个机构相当困难；此外，没有全国性死亡登记系统和自杀未遂监测系统，普通的全科卫生保健人员对精神障碍不识别，缺乏有效的评估心理因素的工具，亟需吸收并培养高质量的研究人员。[36]
1987年，中国国家统计局首次在《中国社会统计资料》上公布中国自杀率，这是中国自杀人口统计学零的突破。自1989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年报开始公布由中国提供的自杀统计数据，但是，1999年以后，世界卫生组织（WHO）没有公布中国自杀的新数据。
在亚洲东部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有完整的自杀统计资料超过100年，日本超过60年，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超过40年，而中国大陆、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没有完整的资料。[37]
从中国研究自杀问题的历史来看，20世纪80年代前，几乎完全是空白。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国没有相关研究的先驱者。1940～1944年，当时正在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对云南省呈贡县开展人口研究工作时，已开始对当时的自杀问题进行调查，这是中国最早的自杀问题调查。根据当时的调查结果，我国当时的自杀率为11.23/10万。[38]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20世纪50年代之后近半个世纪，中国对自杀问题的研究成果几乎为零。
一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对自杀问题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人的自杀率不断增高。根据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自杀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第五大死因，尤其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已是首位死因。中国人自杀死亡的绝对数字居世界第一，全世界大约每年42%的自杀死亡发生在占世界人口25%的中国人口。[39]随着中国人自杀问题的不断凸显，自杀问题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自杀问题的研究逐渐形成规模。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政府对自杀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在数据统计上逐渐与国际接轨并趋于透明。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一批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出版了不少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翻译引进国外相关学术著作）有：《西方社会病：吸毒、自杀和离婚》，〔美〕柏忠言（Chris Butler）著，谢宏彰译，1983；《自杀论》，〔法〕爱米尔·杜尔凯姆（Durkheim，E.）著，钟旭辉、马磊、林庆新译，1988；《人的末日》，〔美〕D.J.恩莱特（Enright，D.J.）著，华进等译，1988；《生之挣扎》，〔美〕卡尔·迈宁格（Karl Menninger）著，胡海国译，1988；《安乐死》，楚东平著，1988；《死亡论》，永毅、晓华编，1988；《人对抗自己》，〔美〕门林格尔（Menninger K.）著，冯川译，1990；《死亡与垂死》，〔美〕威克科克斯（Wilcox，S.G.）、苏顿（Sutton，M.）著，严平译，1990；《自尽者之谜》，〔美〕莫尔茨·伯杰（Mamie Berkeley）著，高峰强、王本法译，1991；《诗意的回归 三毛自杀探秘》，于祖范、张葵著，1991；《中外名作家自杀揭秘》，陈辽主编，1991；《死亡探密：人死后的另一种境况》，〔美〕斯·格罗夫（Stanislav Grof）著，雁西、李军译，1991；《揭开自杀之谜》，刘继成、李元志编著，1992；《自杀与文化》，〔加拿大〕布施丰正著，马利联译，1992；《危险的年龄：1978～1989年青年自杀现象》，杨张乔著，1993；《无畏的歌赞——死亡崇拜之解剖》，王文斌著，1993；《象征性自杀》，邵养德著，1993；《死亡的艺术表现》，赵远帆著，1993；《死之默想》，张文初著，1994；《生与死——佛教轮回学》，陈兵著，1994；《死亡论》，〔美〕拉·莫阿卡宁（R.Moacanin）著，江亦丽、罗兆辉译，1994；《中国死亡文化大观》，郑晓江主编，1995；《情归何处：名人自杀揭秘》，董群主编，1995；《自杀与人生》，何兆雄著，1996；《自杀论》，〔法〕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1996；《世界文豪自杀之谜》，周淑兰、林玉和著，1996；《死亡哲学》，段德智著，1996；《自杀病学》，何兆雄编著，1997；《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翟书涛编著，1997；《生死之门》，于大清著，1997；《死亡社会学》，杨鸿台著，1997；《死亡与解脱》，黄应全著，1997；《面对死亡》，〔俄〕A.л拉夫森著，成都科技翻译协会译，1997；《超越死亡》，温志大编著，1998；《从川端康成到三毛：世界著名作家自杀心理探秘》，鲍维娜著，1998；《解构死亡》，〔美〕波伊曼（Loius P.Pojman）编，魏德骥等译，1998；《生与死》，〔美〕波伊曼著，江美丽译，1998；《生死两安》，郑晓江著，1998；《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谢丽华主编，1999；《人生苦旅》，佟山编著，1999；《善死与善终：中国人的死亡观》，郑晓江著，1999；《窥视生死线：中国死亡文化研究》，靳凤林著，1999。
这一时期是中国大陆学者集中关注自杀问题的开始。这些著作一方面是对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进行翻译出版，把西方国家部分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是在此基础上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初步研究。
这一时期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将爱米尔·杜尔凯姆的《自杀论》在中国翻译出版，使中国的学者和普通读者能够读到近代社会学、自杀学最重要的奠基之作。《自杀论》中译本有两个版本：一是钟旭辉、马磊、林庆新翻译的《自杀论》，1988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此版本译自1950年纽约出版的英文译本；二是冯韵文翻译的《自杀论》，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版本直接译自1930年巴黎Librairie Felix Alcan出版社出版的法文版本。
这一时期，大部分中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与国外相比，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的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普遍显得不足。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为我国自杀问题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就此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学者有翟书涛、何兆雄。
翟书涛 1926年出生，河北省行唐县人，是我国著名的精神医学家，也是我国自杀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在自杀学、人格障碍和妇女精神卫生等领域有着特殊的研究。1950年6月毕业于江苏医学院，分配到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现为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工作至今。1984年任南京神经精神病研究所所长，1985年任南京医学院（现为南京医科大学）教授，1986年任南京大学医学院和南京铁道医学院教授，1990年被聘为汕头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在国际精神医学界，翟书涛教授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曾应邀去美国、德国、日本讲学。在国内精神医学界，他是德高望重的学科带头人之一，曾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委，现任《中华精神科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编委、《临床精神医学杂志》主编、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翟书涛还担任国际预防自杀协会（IASP）中国代表，是我国在自杀研究、预防与国际社会交流领域的第一人。他熟练掌握几门外语，拥有丰富的自杀预防的临床实践经验，这也使他的学术研究始终站在自杀学的前沿，能与国外学术界进行对话与交流。其专著《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于1997年一经出版，便引起较大的反响。这本书与何兆雄的《自杀病学》一道被誉为国内自杀问题学术研究的划时代的成果。
《选择死亡：自杀现象及自杀心理透视》一书于2001年8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针对这本书，翟书涛在自序中介绍道：
这是一本分析自杀原因的书，可以说是写给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看的。目的是让广大公众了解围绕自杀而存在的谜，从而正确对待自杀，关心和帮助那些打算轻生的人，进而介入自杀预防。数千年的社会发展，人类在适应客观环境的同时，也逐渐揭开了自身的许多奥秘，惟有自杀还存在着不少令人不解之谜。这主要是由于现代科学对自杀的研究起步得较晚，也可能与中世纪宗教和迷信的长期影响有关，从而使自杀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自杀之谜也表现在“怕死和不怕死”的对立，社会发展的程度与自杀的关系，智者和愚者均有自杀，自杀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存在脱离，以及伦理认识上不一致等问题上。
该书从世人的“自杀之谜”开始引入分析，继而从心理学、精神病学、习性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对自杀进行研究，并就“自杀是暴力吗？”“自杀的权利”等热点话题展开探讨。该书注重实证研究，比如该书第五章在分析心理因素与自杀的关系时，共收集、分析了606例自杀案例。最后，在该书的结尾两章，作者对自杀的评估和预测以及自杀的预防进行了详细的对策性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还是对案例的实证研究，该书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作为中国国内自杀问题研究的开拓者，翟书涛的贡献不仅仅在理论研究方面，更在于实践方面。1985年，他率先开展我国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的工作，鉴于其在此方面的成就，国际预防自杀协会（IASP）于1995年授予他全球第一个“爱尔温·润格奖”（The Erwin Ringel Service Award），以表彰他为自杀防治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1987年，他成为国际预防自杀协会会员并担任中国代表，从此肩负起在国内开展预防自杀和危机干预的任务。1991年，他于南京创办了国内首家危机干预中心，目的是帮助那些身处逆境的人们渡过难关，降低自杀率。1993年年底，他赴英国伯明翰参加世界精神病协会妇女精神卫生分会的筹建工作，并任该会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妇女精神疾病杂志》（德国发行）编委。1995年，他应邀在日本“全国生命电话服务会议”上进行演讲。20世纪90年代，他先后在国内主持过4次全国性自杀预防会议。翟教授是国内危机干预学科的发起人和先行者之一，被誉为我国自杀救援与心理危机干预第一人。2012年，86岁的翟书涛获“南京医学终身荣誉奖”。
这一时期，另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专著应是何兆雄的《自杀病学》一书。
何兆雄 1926年出生，广东南海人，研究员。1947年毕业于广西大学。长期任职于广西社会科学院，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委员、广西伦理学会会长。1996年，何兆雄出版《自杀与人生》一书（广州出版社出版），引起高度关注，美国《自杀与生命威胁行为》杂志1997年曾发表书评，给予高度评价。其自杀问题研究的代表作是1997年出版的《自杀病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全书115万字，日本著名自杀学家稲村博为其作序。
作为国内自杀问题研究领域第一部百万字的学术巨著，《自杀病学》的成书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实属不易。长期以来，对于比比皆是的自杀事件，人们往往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自杀研究在我国一度成为禁区。自杀的流行病学数据要么长期缺失要么高度保密。《自杀病学》的出现使人们大为惊异。根据作者所言，其自杀流行病学的调查工作早已经在四川、山东、江苏、内蒙古、福建等地立项调查，并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和资助。一向保密的中国自杀率也已经先后由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7年）和1989年、1990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统计年报上发表，自杀率不再被认为是保密材料。这些事实，对中国的自杀预防和学术研究工作来说，无疑是鼓舞和促进。该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调查和研究后而著成的。何兆雄详细调查了国内13个民族，参考了国内外700多种文献。[40]
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这本大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认为自杀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多学科、多领域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自杀病学》一书认为自杀属于一种疾病，“自杀病学是一个学科群。所谓疾病就是人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不完全良好。因此，自杀行为并不神秘，完全可以从多学科进行多方位的探讨，揭开这件神秘外衣”[41]。在作者看来，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不是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的，需要跨学科、多领域的综合研究，才能真正揭开自杀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神秘外衣。
其二，从自杀人口统计学入手，调查、掌握、分析中国人的自杀率、自杀意念阳性率、自杀手段差异、人群分布（地域、民族、职业）、性别比例与社会文化习俗的关系，大胆提出中国境内可能存在一条“自杀带”——长江流域诸省，由江苏到四川，再往北延伸至黄河流域的河南省。当然，此说尚待求证。
其三，自杀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预防自杀。何兆雄认为，该书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探秘，更重要的是立足于预防。他认为，当时全中国每年有21万人自杀，全世界每年有65万～70万人自杀，这是一种恶性疾病，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科学的态度是正视它，把自杀率控制或降低到尽可能低的限度，而不是讳疾忌医，或把自杀率作为社会制度优劣或政绩好坏的评价标准。
其四，真正展开了国内自杀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正如作者所言，该书的特点是用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对自杀病学进行研究，并结合传统学科的方法和研究成果进行多学科研究。该书调查了13个民族（包括汉族），采集到15000份问卷和6000例样本（包括100例病理尸检），历时4年，行程万里。由云贵高原、中越边界、五岭山脉到北部湾上的海岛都留下了作者的脚印。该书的各种统计图表随处可见：有作者亲自调查的；有作者根据前人和时人的资料进行统计的；也有作者直接转引同道的，而且资料均注明出处，以昭信守。引证资料浩繁，也成为该书的一个特点。注重实证、注重统计数据这一特点，为当时的自杀研究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此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结合成为我国自杀问题研究者的共识。
其五，高度关注自杀率和自杀意念阳性率的地区分布和民族差异。何兆雄认为，中国大陆的自杀率为17.07/10万（1989年），男女性别比为8∶10，汉族自杀率高于少数民族，华人自杀率高于居留国其他种族居民。许多少数民族居民点还是自杀的空白区（一定时期内）或准空白区。自杀意念阳性率高的居民点，自杀率或自杀发生率不一定高。本书特点之一是运用文化人类学材料描述自杀率和自杀意念阳性率的地区分布和民族差异。
其六，关注青少年、农村青年妇女的蓄意自伤问题。我国青少年的自杀问题、青少年女性的自杀问题，特别是农村青年妇女的蓄意自伤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自杀问题中的突出现象。
其七，提出预防自杀不仅要坚持传统的三级预防对策，还应由微观控制扩大到宏观调控，即：不能只停留在临床先兆及其心理治疗方面，而应该从心理卫生和道德教育入手。如同性教育一样，防止自杀行为的教育应该从小学阶段开始。
（二）香港地区的相关研究
1958年，叶宝明撰写了《香港的自杀》一书，这也许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自杀研究专著。20世纪80年代，香港地区对于自杀问题的研究与大陆相似，真正的研究开始起步。这一时期，香港出版的相关著作主要有：《香港的老人自杀现象调查报告书》，关锐煊等著，1987；《青少年自杀资料汇编》，Caritas Hong Kong Family Service编，1992；《青少年自杀：特征、防止及危机处理》，侯杰泰著，1993；《青少年自杀历程硏究》1994，何洁云、何会成、李文照著，1994；《救救孩子》，孔淑薇编，1995；《自杀少年事件簿九面睇》，杨牧谷编，1998；《老人自杀资料汇编》，李昺伟等编，1998；《预防老人自杀手册》，“生命热线”编，1999。
这一时期，香港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不算太多，但是与中国大陆相比，香港地区的相关学术研究更加倾向于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更多地关注老年人自杀现象和青少年自杀问题，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这一时期的研究特征对香港随后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
与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相比，台湾地区的自杀问题研究起步较早，且更早接触西方的研究前沿。自20世纪70年代起，主要著作有：《自杀的研究》，艾瓦里兹著，赖永松译，1973年；《西方国家的自杀》，潘汉著，汪公纪译，1975；《自杀及其预防》，林宪著，1977；《自杀的起因与防止》，Erwin Stengel著，林纪杏译，1977；《认清自杀的真相》，天华编辑部编，1985；《自杀以后的真相》，红叶编著，1987；《台湾地区依年龄别、婚姻别的自杀死亡率长期趋势：1968～1979年》，李仁凤编，1993；《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傅伟勋著，1994；《生死与轮回》，哲学杂志编委会编，1994；《亲爱的请别轻生：青少年自杀真相》，Patricia Hermes著，陆兰芝译，1995；《青少年自杀防治手册》，都正著，1995；《解构死亡：死亡、自杀、安乐死与死刑的剖析》，波伊曼编选，魏德骥等译、李志成校订，1997；《我的孩子想自杀？——儿童及青少年自杀完全防范手册》，Tonia K.Shamoo、Philip G.Patros著，温淑真译，1997；《美国人与自杀》，Howard I.Kushner著，孟汶静译，1997；《提防自杀》，Marion Crook著，林宪正译，1999；《救救孩子：小学生自杀和压力调查》，民主党新界东支部编，1999；《青春何价：儿童自杀故事和心迹》，Karin Jäckel著，王朝晖、篱缇、沈冬英译，1999；《提防自杀》，Marion Crook著，林宪正译，1999。
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自杀问题研究中，译著较多，在对西方学术成果的介绍与总结中，台湾地区的自杀研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理论和实证相结合。
二 2000年后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对自杀问题的研究
进入21世纪，随着自杀问题的日益凸显，国人对自杀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思考，中国自杀问题的研究逐渐进入了一个学术研究的繁荣期。
（一）中国大陆方面
2000年以后，我国大陆学界自杀问题研究的主要著作及引进翻译著作有：《揭开自杀之谜》，钟继荣著，2000；《人类破坏性分析》，〔德〕E.弗洛姆（Erich Fromm）著，孟祥生译，2000；《拒斥死亡》，〔美〕恩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著，林和生译，2000；《选择死亡：自杀现象及自杀心理透视》，翟书涛著，2001；《人类自杀史》，张朝阳编著，2001；《自杀行为的剖析与硏究》，薛岚、石倬英著，2001；《谈生论死》，张景然编著，2001；《穿透死亡》，郑晓江著，2001；《暴力访问——校园心理伤害记录与对策》，李黑妮著，2001；《与名家一起体验死》，〔美〕威克科克斯（Wilcox，S.G.）、苏顿（Sutton，M.）编著，南川等译，2001；《善死与善终》，郑晓江著，2002；《与死亡言和：东西方死亡现象漫谈》，李书崇著，2002；《自杀性暴力犯罪》，何贵初著，2003；《自杀的历史》，〔法〕乔治·米诺瓦（George Minova）著，李佶、林泉喜译，2003；《自杀：一种不必要的死亡》，〔瑞典〕Danuta Wasserman著，李鸣等译，2003；《拯救沉重的生命》，马浚伟著，2004；《安乐死和医生协助自杀》，〔美〕Gerald Dworkin、R.G.Frey著，翟晓梅、邱仁宗译，2004；《解析死亡》，刘自觉著，2004；《有多少生命可以重来》，罗大华主编，2005；《走出自杀阴影？》〔日〕高橋祥友著，陈诚译，2005；《最后的神话：诗人自杀之谜》，冒键著，2005；《自杀与凶杀的危险性评估及预防治疗指导计划》，〔美〕Jack Klott、Arthur E.Jongsma著，周亮、陈继萍、罗丹等译，肖水源审校，2005；《解读生死》，郑晓江著，2005；《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王卫红主编，2006；《防止青少年自我伤害》，〔英〕Claudine Fox、Keith Hawton著，高翔译，2006；《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段鑫晶、程婧著，2006；《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傅伟勋著，2006；《西方死亡哲学》，段德智著，2006；《死亡美学》，陆扬著，2006；《自杀与美好生活》，吴飞著，2007；《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吴飞著，2007；《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季建林、赵静波编著，2007；《我国青少年自杀问题研究》，李建军著，2007；《自杀行为的社会文化研究》，李建军著，2007；《解读自杀心理》，Shawn Christopher Shea著，聂晶译，2007；《救援生命重建希望》，许燕主编，2007；《纳西人的最后殉情》，谷雪儿著，2007；《中小学危机应对方法与实践》，王琳等编著，2007；《佛说死亡：死亡学视野中的中国佛教死亡观研究》，海波著，2007；《死亡与经济》，张兴智著，2007；《活着没商量》，汪海燕、吴才智主编，2008；《应激与心理危机干预》，邱鸿钟等编著，2008；《何苦自杀》，戴亚杰著，2008；《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杨福泉著，2008；《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干预计划：大桥·南京·天下》，邱志杰编，2008；《抑郁症的整体干预》，王祖惕、孙琳主编，2008；《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吴飞著，2009；《自杀及其预防与干预研究》，樊富珉、张天舒主编，2009；《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1927—1937）》，侯艳兴著，2009；《自杀与自伤》，李功迎主编，2009；《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预防与矫治》，王玲著，2009；《碎心曲：音乐·哲学·文学·自杀》，李炜著，李小均译，2009；《他们为什么自杀》，刘心武、刘志毅等编著，2010；《创伤危机干预心理案例集》，徐光兴主编，2010；《“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海青著，2010；《走出死亡》，霍韬晦著，2010；《生死轮回的永恒灵魂——宗教生命文化精要》，沈骊天、陈红著，2010。
众所周知，自杀行为永远不可能归结为单一的原因。近年来，国内对自杀的相关研究更多是从流行病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生物学、遗传学、习性学等角度入手，尚缺乏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自杀行为的社会文化原因的全面深入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长期处于社会学者研究的视野外围，与社会分层、社区等主题相比，可检索到的对自杀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明显处于边缘状态，而精神病学、流行病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则处于该研究领域的主流。
有学者对《全国报刊目录索引》（1980～1997年）进行检索，发现有关自杀研究的文章共47篇，其中：医学23篇，占48.9%；心理学16篇，占34.1%；社会学8篇，占17.0%。[42]据不完全统计，《中华精神科杂志》自1996年独立发行以来，每年发表的文章（包括论著、综述、个案等）为100～120篇，其中有关自杀问题的仅仅为2～6篇，1996～2003年共发表文章总数超过850篇，有关自杀问题的文章仅20余篇，所占比例仅为2.4%；《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4～2004年共发表文章约2000余篇，其中有关自杀问题的40余篇，比例为2.1%；《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0年来发表各类文章已超过2000篇，其中有20余篇与自杀有关，占1.1%；《临床精神医学杂志》共发表文章约2500篇，其中有85篇涉及自杀问题，占3.4%；《上海精神医学》共发表文章1000余篇，有12篇涉及自杀问题，占1.1%。[43]
2000年以后，情况大为改观。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索，1994年1月至2011年3月，以“自杀”为关键词的论文有3689篇。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不仅对于自杀问题研究的理论深度不断提高，研究的领域也更加广泛。不仅传统的精神病学、心理学的研究继续发展成熟，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角度切入研究自杀问题的学术成果也纷纷出现。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吴飞、季建林和肖水源。
吴飞 1973年出生于河北肃宁，1999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领域包括基督教思想、宗教人类学等。相关研究的代表著作有《自杀作为中国问题》（2007）、《自杀与美好生活》（2007）、《自杀与正义：一个中国视角》（2009）、《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2009）。
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中，吴飞认为，2002年，中国的高自杀率向全世界披露，从此自杀成为一个被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该书意在透视中国的自杀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他通过梳理西方自杀思想的传统，试图理解当代自杀学背后的文化假设。他认为，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不能靠搬用那些既成的自杀学理论，而是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相应观念；要解决自杀问题，也不能仅仅铆在“自杀”这一个现象上，而要通过它来反观更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和问题，并慢慢找到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
第一，该书提出自杀问题的“中国特点”。开篇，吴飞便指出中国的自杀问题与西方国家不同，它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即妇女、农村人口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自杀率高，而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多集中于男性、城市人口以及中年人。中西自杀模式的差异使那些西方社会情境和文化背景下的自杀行为的理论分析范式在中国社会情境和文化背景下的解释力骤然下降，甚至失效。
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中说：“中国的自杀既不能恰当地归入涂尔干所讲的三种类型，又不太像是来自精神医学所讲的抑郁症。”[44]这是因为中国的自杀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村妇女，她们并不是因为什么理想或者欲望而死，而只是与丈夫、婆婆、小姑等拌嘴吵架一时赌气就喝了农药。她们其实并不是想要死这个结果，而只是想通过死这个动作来引起注意、获得重视或者达到她们某种现实的目的。在中国乡村，数千年来，家庭妇女应对家庭矛盾的无奈手段往往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而现今随着农药的高度普及，变成了“一哭二闹三喝药”。死对于她们不是一种解脱手段，而是一种要挟工具。但这种要挟工具太危险，运气好的能活着并达到目的，运气不好小命就没了。为什么这些农村妇女会把死当儿戏？因为她们不懂得其他表达不满的方式或改进关系的方法，才会用这种最直接也最愚蠢的方法。她们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但自我意识已经很强，这其中的不平衡很容易造成自杀。这种自杀的确不是杜尔凯姆所谓的思考的、忧郁的、常发生于知识界的、利己主义的自杀，也不是极富献身主义精神的利他主义的自杀，有点像由于放纵情绪而导致的反常的自杀，但又不完全是。毕竟她们中的大多数还抱着生的希望，在自杀的时候，她们想到的是自杀这个行为所能给她们以后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她们的自杀是没有把握“度”的结果。她们已经不是旧社会里的“媳妇”而是新时代的“妇女”，她们的地位提高了，但智慧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她们不知道什么是本分了，因为旧社会那一套被“革命”了，而新社会给她们自己选择的自由。她们迷茫了，没有规则的混乱，让人容易浮躁。其实说到根上，是她们的“自我”不清晰，她们只知道一个概念中的“新时代妇女”，而不清楚“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而且她们生活的圈子比较狭窄，把家庭成员看得非常重，同时也过于看重想象中的“尊严”，这样就很容易导致盲目的自杀。秉承迪尔凯姆分类的传统，我们暂把这种自杀称为盲目的自杀。这种自杀是由于自我不清晰而过度追求概念中的形象却不得或受到伤害而引起的自杀。[45]
第二，吴飞不同意目前学界对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现象的一个惯用解释，即中国年轻的农村妇女自杀率高完全是由于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低下、性别歧视严重造成的。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诸多自杀个案中农村妇女在家庭结构和夫妻权力关系的结构中地位并不弱，并不像人们所惯常想象的那样处于被压迫的境地。另外，吴飞认为权力结构传统在解释中国自杀现象时面临理论上的困境，比如它对中国自杀现象的解释常常附会女性主义或者相应的社会政治学说，没有建立一套符合中国情境的理论体系。[46]
第三，吴飞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的态度，尝试将自杀研究中的医学传统和权力结构传统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角度整合起来，一方面使前者扎根于中国社会实际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又使后者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解释本土自杀现象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突破这一研究思路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中国社会和家庭中的权力和正义问题究竟如何与人们的生存处境勾连起来，从而会导致自杀的发生”[47]。
第四，作者在《理解自杀与文化反思》的“代跋”中指出了可行的研究路径，即“归根到底，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要思考自杀这种现代问题在中国表现为什么状态；另一方面，如何在现代的情境下理解中国人的生死观念。中国的自杀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反映”[48]。关于这一点，吴飞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提出：“西方的自杀学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脉络，两个研究传统。一个是医学的研究，一个是社会学的研究。涂尔干的《自杀论》影响非常大，里面对医学的研究传统有很多批评。我认为，在目前的自杀研究中，这两个传统基本上合流了，没有特别大的张力。而我之所以要写那本《自杀与美好生活》，从西方自杀学的脉络思考这个问题，出发点就是，中国的问题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不清楚，可以说是无法解释。所以我希望能从更深的角度来理解，先要理解西方的自杀学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看到中西之间的差别……有这样一个对比之后，才有可能理解中国的自杀现象背后有怎样的更深的文化和社会问题。”[49]
季建林 1962年出生，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上海医学会行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89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精神卫生专业），1997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曾先后赴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和工作。主要从事心理治疗与咨询，综合医院精神病、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的治疗，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在国内外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百余篇论文，参加国内外40余部学术专著和教材的编写及翻译。主编的代表著作有《医学心理学》《综合医院精神卫生》《心理咨询——身心健康必读》《认知心理治疗》等。
季建林关于自杀问题研究的代表作是《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季建林、赵静波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该书共分13章和1个附录：前半部分重点围绕自杀的概念、流行病学资料、影响因素、自杀的评估及其预防，以及国外相关资料与经验的分析探讨；后半部分主要是危机干预的理论、方法与技能，包括电话咨询和特殊案例的处理技巧等；附录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编写的有关预防自杀的宣传手册。因为考虑到要增加实用性、可读性与通俗性，部分章节适当增加了案例与文献报道。
该书系统分析了影响自杀的相关社会心理因素、自杀危险性的综合评估、自杀预防的策略，从实用的角度介绍了自杀理论、危机干预理论以及相关研究，借助大量的案例来阐释自杀危险性评估、自杀预防策略、咨询的技术与技巧等，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肖水源 1963年出生，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艾滋病相关心理问题，曾多次赴美国哈佛大学研修，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1984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1995年获博士学位，1997年被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2002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社会医学分会常委，湖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常委兼大学生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副主编，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中国医师杂志》、《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中华临床医学杂志》等学术刊物编委，北京市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中心国际顾问。
其主要译著有《危机干预策略》（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主编有卫生部规划教材《大学生心理健康——学生用书/教师用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灾后社区社会心理支持与心理卫生手册》（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编著有Oxford Textbook of Suicidology and Suicide Prevention：A Global Perspective（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
如果说与日本及中国港台地区的自杀问题研究相比，中国内地的相关研究成果总体上看实证研究倾向不明显、水平不够高的话，那么费立鹏有关中国自杀问题的实证研究在国内则显得十分突出。
费立鹏 英文名Michael R.Philips，1949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1971年毕业于加拿大McGill大学，获心理学学士学位。1974年获加拿大McMaster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76～1978年在中国北京语言学院和南京大学留学，学习汉语。1983～1985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做临床研究访问学者，并同时获得流行病学硕士和人类学硕士学位。1985年起先后在中国湖南医科大学、湖北荆州精神病医院等地从事教学、临床、科研工作。1994年至今任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研究室主任。2002～2010年任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同时还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精神卫生处顾问、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客座教授、国际预防自杀协会（IASP）中国代表以及北京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2011年至今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
1998年以来，费立鹏在中国及国外医学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其工作成果曾获湖北省政府颁发的“编钟奖”和北京市的多次科研成果奖。1999年，北京市政府给费立鹏颁发“长城友谊奖”，以表彰其对中国做出的卓越贡献。
作为一名来自加拿大的精神科大夫，费立鹏在中国生活工作了20多年。从1994年起，他开始关注中国有自杀倾向的高危人群，成为中国第一个将临床精神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结合起来研究自杀问题的学者。他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全国23个疾病监测点合作开展自杀死亡的心理解剖研究，是迄今为止全球完成的此类研究项目中最大的一个；连续搜集了全国30家综合医院1万余例急诊自杀未遂病人的回顾性资料以及3000余例急诊自杀未遂病人的前瞻性资料；曾在中国北部四个地区开展公众对自杀态度的研究；对672个正常人开展了81个专题小组讨论，对51个自杀未遂者开展了6个专题小组讨论和18个个体深入访谈，对119位医生和当地干部开展了14个专题小组讨论。[50]这些调查汇集成《中国自杀状况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农村地区综合医院诊治的自杀未遂病人的特征》《冲动性与非冲动性自杀未遂的比较》等一篇篇有理有据的论文、报告，其中费立鹏与他人合作完成的《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年》《中国自杀的危险因素：一项全国性病例对照的心理解剖研究》先后发表于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
费立鹏的学术研究获得国内外同行的赞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功焕说，“费立鹏第一个在中国将临床精神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我们对中国自杀的研究有了科学的方法”。吴飞说：“他是加拿大人，和白求恩一样，二十年前来到中国，做关于中国自杀问题、精神疾病的研究，基本上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他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和谈到自杀问题的人，但进行这么深入的研究，把它变成最关注的问题，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我对费立鹏教授是非常尊敬的。”[51]
对于中国普通的社会公众而言，费立鹏用看似简单实则科学的数字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自杀的“现状图”。这使得长久以来国人关于自杀的种种模糊认识开始变得清晰起来。费立鹏的研究结果显示：
在中国自杀者中，七成九的居住在乡村、两成八从未上过学、五成八服用农药和鼠药自杀、六成二被医务人员抢救但失败、四成七有血缘关系的人或亲戚朋友有过自杀行为、六成三有精神障碍、两成七有自杀未遂既往史……世界上所有国家（有统计的）的自杀率都是男性高于女性，只有中国是女性高于男性……
2002年12月3日，我国首个面向自杀群体的机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作为该中心的执行主任，费立鹏将他和同事多年来研究得出的一系列数据公之于众：在中国，自杀是总人口的第五位死因、15～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150万人因家人或亲友自杀出现长期而严重的心理创伤……他的洋面孔上闪过几许忧虑：“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我们要起步了，不应该再等待了！”“自杀，一个都太多！”[52]
2003年11月21日～23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办了首届国际自杀预防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精神病学专家和相关部门的学者聚首北京，共商预防自杀大计。会间，北京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也宣告成立，费立鹏出任主任委员。外籍人士担任国内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费立鹏在中国开了先河。
（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
进入21世纪后，我国香港地区的自杀问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香港地区的自杀率也有所上升。据统计，1997年香港大约发生777宗自杀死亡个案，2002年攀升至近1100宗。自杀是青少年的最主要死因，而老人自杀率更是总人口的2～3倍。烧炭自杀个案的突然上升令人震惊不已，中年人的自杀现象也令人担忧。愈来愈多十来岁的青少年自杀或做出自毁行为。防止自杀已经成为香港特区政府一项重要的公共健康目标。[53]
根据香港各区自杀数据显示，黄大仙、油尖旺、深水埗及葵青区自杀率比标准化死亡率（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简称SMR）高（SMR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大于1），而离岛、湾仔、中西区以及北区的自杀率则低于标准化死亡率。[54]
香港地区严峻的自杀现状进一步促使香港学者对自杀问题的深入研究。这一时期香港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青少年自杀：认识预防及危机处理》，谢永龄著，2000；《生命转弯处：自杀者的真实故事》，梁锦萍著，2002；《重燃希望：预防长者自杀服务汇编》，罗念慈、吴志昆编，2002；《社会人士对青少年自杀行为的看法：问卷调查报告书》，香港童军总会童军知友社编，2002；《抑郁、焦虑的处理及预防长者自杀》，社会福利署西新界安老服务统一评估管理办事处编，2003；《人因思而变：中年自杀问题初探》，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编，廖启智主持，2003；《珍爱生命：预防长者自杀小区教育活动汇编》，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香港老年精神科学会、社会福利署合编，2003；《梁氏评估自杀风险量表使用手册》，梁国香、陈佩珊、周兆鎏编，2003；《青少年与自杀：家长手册》，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赖佩琼、仇翠瑜编，2004；《预防自杀：从认识开始》，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赖佩琼、仇翠瑜编，2004；《同路同心：支持自杀人士手册》，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赖佩琼、仇翠瑜编，2004；《您真的要自杀吗？》，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赖佩琼、仇翠瑜编，2004；《外展预防老人自杀训练教材套》，“生命热线”编，2004；《哀伤背后：帮助自杀遗属渡过哀伤手册》，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梁锦萍编，2004；《探讨传媒对自杀的影响：自杀新闻报道建议》，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梁天伟编，2004；《自杀危机处理手册》，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编，2005；《脱困：在一念之间 辅导自杀个案 用沙维雅模式的临床实践》，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张包意琴编，2005；《自杀危机评估及处理训练手册》，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范伟盛、赖佩琼、仇翠瑜编，2005；《佛教对自杀问题的看法》，星云大师讲，满义记录，2005；《自杀者亲友手册：与您同行》，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编，2006；《防止自杀 人人有责 少年抑郁症初探》，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制作，2006；《重燃希望：给自杀获救人士的实用手册》，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编，2007；《给自杀者家属的实务指引》，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硏究中心编，2007；《展步黎明：毅行篇》，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编，2007；《展步黎明：同行篇》，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编，2007；《关怀身边人文集》，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编，2007；《1981～2001年自杀在香港的流行病学状况及负担分析》，2007；《生命朋辈辅导训练教材套》，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卢惠雯、梁燕珍编，2008；《一路好走：自杀者亲友的哀伤历程》，“生命热线”编，2010。
与大陆地区一样，我国台湾地区的自杀问题研究也不断发展。与大陆的研究有所不同，我国台湾地区的自杀问题的学术研究更加倾向于实证研究方面。这一时期，台湾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夜，骤然而降：了解自杀》，凯·杰米森著，易之新译，2000；《为什么我没有自杀？——如何度过生命低潮》，杏林子编，2000；《完全不必自杀手册》，王瑞德著，2002；《自杀是灾难的开始》，了凡弘法学会编，2002；《极苦心狱：自杀者的痛苦呐喊》，罗问著，2003；《抢救自杀行动》，陈俊钦著，2003；《灵界的自杀亡魂：生命的终极特考——自杀》，张开基著，2004；《自杀存活者之预测因子及其因应方式之研究》，蓝先元计划主持，2004；《自杀防治工作人员手册》，“行政院卫生署”草屯疗养院编，2004；《自杀者在灵界》，张开基著，2005；《自杀防治的理论与技术》，林昆辉著，2005；《大专青少年之忧郁症与自杀防治：以认知及团体心理治疗介入模式》，杨志伟计划主持，2006；《云后的阳光：走出生命幽谷》，姚卿腾编著，2006；《自杀防范指引》，李明滨编，2006；《物质滥用与自杀防治》，潘俊宏著，2007；《精神疾病与自杀防治》，汤华盛著，2007；《老人心理卫生与自杀防治》，杨永仁著，2007；《青少年心理卫生与自杀防治》，黄钧蔚著，2007；《为自杀把脉》，何定邦著，2008；《媒体与自杀：自杀可以预防吗？》，郑泰安著，2008；《理论旅人之涂尔干自杀论之雾里学》，孙中兴著，2009；《天国的崩落：20世纪的自杀作家与作品》，宋国诚著，2009；等等。
从上可见，与大陆相比，我国港台两地自杀研究的成果更为丰富，尤其是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更为系统，不仅注重理论研究且更为倾向于实证研究。香港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研究机构与防治机构结合在一起。在香港，有专门从事自杀问题研究和咨询的机构——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和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硏究中心。这两个机构与我国大陆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有着相类似的职能和作用，但其历史更为悠久，经验和业绩更为丰厚，社会影响更为重大。它们长期从事自杀问题的研究和实践调查，为特区政府、相关组织（包括NGO）以及普通市民提供咨询帮助，其经验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
20世纪50年代，英国圣公会神父Chad Varah在传道的过程中发现，社会上缺乏支援企图自杀者的服务。而当时的伦敦，平均每天便有3人自杀。Chad Varah于1953年创办撒玛利亚会（Samaritans）。撒玛利亚会（亦被称作撒玛利亚组织）是一个注册的民间志愿机构，以英格兰和爱尔兰为基地，为情绪受到困扰和企图自杀的人提供支援。
撒玛利亚会的名称源自《圣经》中撒玛利亚人助人为乐的故事，但该组织本身并不坚持宗教立场。撒玛利亚会发展迅速，在10年间设立了40个支部，至今已拥有200多个分支机构，遍布英格兰和爱尔兰地区。撒玛利亚会的支援服务均依靠经过训练的义工实施，志愿者近2万人。撒玛利亚会主要提供每日24小时支援电话热线服务，并提供外展服务，例如节目探访和举办其他户外活动，同时义务培训被监禁的服刑人员，让他们在监狱中担当“聆听者”的角色，为其他囚犯提供支援。此外，撒玛利亚会还系统开展有关自杀和精神健康的研究工作。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成立于1960年7月。原名是防止自杀会，是亚洲同类组织的首创。后来改名为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并于1994年转为公司注册。该会在70年代设有中、英文部，分別提供粤语及英语服务。至1982年，该会因行政关系取消了英文部，但英语辅导服务一直延续至今。该会系香港土生土长的义工组成的志愿服务机构，无宗教背景与宗教色彩，以《圣经》中撒玛利亚人的“友善博爱”和“助人为乐”精神为榜样，向绝望及濒临困境的市民伸出援助之手，予以扶持及适当的情绪辅导，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鉴于1964年因会考落榜而萌轻生念头的学生显著增加，该会于1965年展开中五会考生辅导服务，并呼吁其他服务团体广泛参与，整合各方资源，帮助学子解彷徨之困、顺利渡过难关。
2001年11月，该会成立“自杀危机处理中心”，担负起自杀防治工作的重任。
自1997年金融风暴后，香港经济受到重创，自杀问题愈发严重。该会认为单靠传统的热线服务形式为求助者提供帮助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为遏止香港自杀风气蔓延，必须标本兼治，得从根本的生命教育做起，充分鼓励社区的广泛参与。2002年2月，该会正式获香港赛马会拨款，支持开办“生命教育中心”，推广市民生命教育，为自杀预防提供有效的早期预防帮助。
随着该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及“生命教育中心”的成立，加之坚持以往行之有效的热线服务和求助接触服务，该会的自杀防治工作一直开展顺利。
在香港，撒玛利亚会为求助者提供多种语言的电话热线帮助。为操广东话、普通话、英语、乌尔都语、印度语、西班牙语及韩语的人士提供支援，以达到预防自杀和危机干预的目的。在过去50多年中，该会成功拯救了千千万万挣扎在自杀边缘的人士。
正如该会官方网站介绍，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成立50多年来，始终以“发扬人类善美的本质，以爱心、耐性及同情，建立人际间互助、互勉、互爱的精神”为其崇高理想，以“基于人道立场，协助面临各种困难、陷于孤独与沮丧的人士重建求生信念；透过演说、讲座、刊物、调查报告等方式，宣传及推广本会的服务精神；协助东南亚及香港邻近地区建立与本会性质及目标相同的组织”为其最高宗旨。[55]
2.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
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成立于2002年，是由香港赛马会资助的设在香港大学内专门从事自杀防治的研究机构。该中心致力于寻求有效减低香港自杀率的方法，并向政策制定当局提供对策建议，从而促使香港地区改进相关服务、提高自杀预防水平。
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建立并完善香港地区的自杀监控及预警系统，研究香港的自杀状况，分析并预测香港自杀率的变化趋势；
其二，掌握香港地区自杀及企图自杀的现状，根据现行社会服务机构、医疗及司法机关提供的数据，研究香港自杀及自毁行为的问题；
其三，掌握社会公众对自杀行为的看法及观念，找出在社区中最主要的自杀风险因素；
其四，研究心理、社会及生理因素对自杀行为的影响，制定并实施研究计划，剖析自杀行为的成因；
其五，检讨不同的防治自杀策略，制定或修订一系列的自杀防治对策，探讨防治自杀的最有效措施；
其六，帮助丧亲人士，协助自杀死亡人士的亲友以及周边其他受影响人士尽快摆脱心理阴影；
其七，制定防止自杀的宏观策略，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以提高公共健康水平为出发点，切实提高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水平；
其八，与中国内地和海外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系统地开展学术交流和自杀防治教育活动。
此外，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还向社会和个人提供以下服务：
其一，开发各种与防止自杀有关的资源，包括网站、手册和影像资源；
其二，创办自杀研究的学术刊物、防治自杀服务的资料信息库；
其三，为一线自杀防控专业人员提供系统培训；
其四，举办自杀防治或自杀行为研究的学术研讨会；
其五，为国内及海外其他组织的研究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提供咨询及交流资讯；
其六，为本地区及国际上的医疗机构或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
其七，培训研究生。[56]
除了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和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外，在香港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组织或机构，如人间互助热线、生命天使教育中心、生命热线，以及网上辅导服务的机构——自杀·自疗·互助舍等。这些机构的实务和相关研究成为香港自杀问题实证研究的一个特色，值得内地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