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马克思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
- 陈志刚
- 2262字
- 2020-12-10 15:44:59
二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遮蔽及其当代对话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当社会实践急切地呼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时,它却遭到了三次重大的历史遮蔽。[16]
第一次重大的遮蔽是马克斯·韦伯以其“文化学”框架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作了颠倒,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学进行论证,并阐述其合理性。韦伯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不衰竭。当然,韦伯的思想十分复杂,而且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他的“文化学”框架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的“颠倒”关系。二者在很多方面既有相通之处,又有相异之处。
第二次遮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从右和左两方面曲解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韦伯的社会学说拜冷战之赐被公认为最能够和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力量。”[1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帕森斯、贝拉(R.Bellah)、麦克里兰(D.McClelland)和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等美国学者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现代化研究结合起来,他们不是把新教伦理当作刺激现代化的因子,透过文化比较去寻求非西方社会的“功能对等项”,便是假定新教伦理和个人之“成就动机”有关,进而以量表测验各文化在人格素质上的差异,并用来解释现代化程度的高低,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现代化理论”[18]。这些“现代化理论”强调发展的阶段性,认为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有机体,它要经过一系列有秩序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而且每一个阶段总是比前一个阶段来得进步。西方工业发展的历史不再被看成韦伯当初认为的那种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的现象。[19]新兴国家只要沿着西方的步伐,就可以实现现代化,摆脱贫穷、确立民主。这种现代化理论,由于主张自然进化论,反对新兴国家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变革,这就提出了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依附论则认为,国家落后的主要根源不是什么“传统状态”,而是受西方的剥削,对其依附。因此认为,只有真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经济,而不是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依靠恩赐才能够获得发展。从而,从左边否定了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阈,看不到现代性所导致的世界历史的必然性。
第三次遮蔽是,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如丹尼尔·贝尔、福柯、德里达、哈桑、利奥塔等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揭露和批判,逼迫包括马克思现代性话语在内的所有现代性话语的当代退场。与此同时,德里达、詹姆逊、齐泽克、德里克、鲍德里亚等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到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后现代视阈重新解读马克思,发现马克思的“后现代”本性,继承所谓马克思“后现代遗产”,构筑了一个后现代的马克思形象。对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阈的三大历史遮蔽,即便没有完全遮没,也使得马克思与现代性关系在当代的碎片化、零散化、边缘化。
关于“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因为其思想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他们和马克思可以比较的地方不多,在实践中也遭到很多批判,很多学者早有研究,在本书中不作讨论。
本书拟围绕现代性的病症、超越的路径、现代性的动力、宗教、意识形态、资本和权力的关系、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进行正本清源,深刻挖掘和阐发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并对马克思与韦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家、福柯、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思想进行比较分析。这些现代性理论家与马克思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的思想至今在社会科学中仍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希望,通过比较分析双方思想的异同,首先揭开它们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种种遮蔽,其次分析这些现代性理论的特色和积极之处,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对它们针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提出的挑战、责难进行回应。
[1] 〔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6~7页。
[2] 〔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69页。
[3] 在谈到《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关于“现代社会”的提法时,列宁颇有兴趣地问道:“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44页。
[5] Derek Sayer.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An Excursus on Marx and Weber,London:Routledge Press,1991,p.9.
[6] 〔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冯玲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28页。
[7] 周宪:《现代性问题史》,《长江学术》2003年第4期。
[8]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5、19页。
[9] 〔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第41页。
[10] 〔英〕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第10~11页。
[11] 周宪:《现代性问题史》,《长江学术》2003年第4期。
[12] 〔美〕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8页。
[13] 〔美〕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8,第100~115页。
[14] 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59~160页。
[15] 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2期。
[16] 任平:《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7] 顾忠华:《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3页。
[18] 顾忠华:《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4页。
[19]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华夏出版社,1987,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