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概念辨析

一 大龄未婚男性、过剩男性和光棍

目前，在对大龄未婚男性的研究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三个词：“大龄未婚男性”“过剩男性”“光棍”。事实上，这三个词的中文意思是存在差异的。

“大龄未婚男性”这个词属于中性，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环境中，该词都不区分该未婚男性是自愿选择不婚还是被迫不婚。但是，基于西方的文化背景，人们对婚姻的态度和选择行为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婚姻是个人行为，是否单身属于个人选择，对单身者有更多的宽容和尊重（Cockrumm和White，1985）。因此，该词背后潜在含义通常是自愿自主选择不婚。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独身率大约在5%～10%，并有不断上升之势，30～40岁男性中未婚比例高达22.2%，估计终身不婚者约为10%（哈夫曼和莱蒂南，1993）；在德国，每六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单身家庭（王霞，2006）。

抛开中西方差异来看，一般而言，大龄未婚男性的人口构成有三类：一是有结婚条件和结婚能力的人信奉独身主义，自愿不结婚；二是由于个人生理或心理有严重疾病而不能成婚者；三是本人有结婚愿望，并努力寻求配偶，但因婚姻市场拥挤而找不到配偶的人（莫丽霞，2005）。在中国，由于历史政治原因，还存在第四种大龄未婚男性——历史塑造型光棍，他们通常是因为政治成分不好，在政治至上的年代里，没人愿意嫁给他们而成为“光棍”（刘燕舞，2011）。目前西方大部分研究以第一类大龄未婚男性为研究对象。在中国，也存在自愿选择不婚或推迟结婚年龄的人。例如有针对IT行业单身男性的调查显示，他们未婚是由于工作过于繁忙而缺少找配偶的时间，并非找不到配偶（周智涛等，2007）。

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属于家本位的普婚制国家，家庭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因此，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很少有男性自愿选择不婚。但是，即使每个男性都积极谋求婚姻，但由于择偶梯度的存在——女性通常会选择条件优于自己的男性做伴侣，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的男性就很难找到结婚对象。这类男性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只是比例很低，平均到每个村甚至不到一个。由于数量过少，在太平社会里，他们很难引起什么轩然大波、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有一个词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类人——“光棍”。光棍的原意是指没有皮的棍子。中国历来重视子孙的繁衍，常用“枝繁叶茂”来比喻子孙众多，父母为树干，儿女为枝叶。然而，没有老婆就意味着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男性就像一根光秃秃的没有皮的树枝，无法开枝散叶、传宗接代和延续香火。后来“光棍”就被用来比喻那些超过某一年龄却不能成婚的男性。

“过剩男性”一词的出现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人口社会出现的异常现象——持续上升的偏高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而出现的。这导致大量女性失踪，婚姻市场发生严重男性婚姻挤压，受挤压的男性无法在中国的初婚市场找到结婚对象。对应婚姻市场女性缺失这一社会现实，“过剩男性”一词应运而生。因此，过剩男性一词的出现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特殊条件。

由于“光棍”和“过剩男性”属于特殊条件或环境下（如超过一定年龄、社会经济状况低下、女性缺失等）的大龄未婚男性，而这些条件除了年龄是客观可观察的，其他条件都难以观测或进行控制，因此，在本研究中，仍采用“大龄未婚男性”称呼本研究对象，但其英文采用Forced Male Bachelors。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多少岁以上仍未结婚就属于大龄未婚行列这一年龄界限没有统一的认识或公认的准则。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下，人们公认的合适的结婚年龄范围和实际的结婚峰值区间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城市人口平均结婚年龄要晚于农村人口。虽然刘爽和郭志刚将北京大龄未婚青年的年龄下限定为25岁，但其研究重点却放在30岁以上的未婚青年上（刘爽和郭志刚，1999）。汪洁和梁朝辉则将35～49岁的城市未婚人口定义为大龄未婚青年（汪洁和梁朝辉，2006）。在张春汉和钟涨宝的研究中，28岁及以上的农村男青年才真正存在找对象困难的情况（张春汉和钟涨宝，2005）。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河南省LH市YC区和安徽省H县的质性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男性一般在22～25岁结婚，25～27岁是男性晚婚的适合界限。而28岁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农村男性在28岁以前仍有较大的结婚机会；一旦超过28岁，他们的结婚机会明显下降。因此，当地居民认为28岁及以上的从未结过婚的男性要结婚会很困难（李艳，2008）。本书将那些年龄在28岁及以上从未结过婚的身心健康的农村男性统称为“大龄未婚男性”。

二 Sex和Sexuality

Sex和Sexuality来源于西方，随着人们对Sexuality认识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Sexuality不只是生物学和行为学上的事物，而是包含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个层次，这导致了Sex一词的含义日渐缩小，到目前更主要指性行为或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而Sexuality一词得到广泛应用，并且越来越被广泛地用来指与性有关的一切层面。

Sex一词源于拉丁文Sexus，在拉丁文中是“分开、切开”的意思，在英文中表明男人或女人的性别状态。而用Sex表示性行为则大约是在1918年才开始。汉语中对应该词的是性。实际上，在古代汉语中性并不是指Sex，而是与其他词组合成一定的意思，例如“性质”“天性”“性格”等。用性专指Sex，其实是来自日本。大约在20世纪初，日本人用汉字“性”代替Sex，从而开始了现代汉语的Sex（性）概念。目前，Sex更多的是指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或者是指性行为。

Sexuality这个词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普及开来，伴随着人们对Sexuality认识的深入而产生，它已经成为目前几乎一切非医学的性研究的根基和中心，成为一种“统治的话语”（潘绥铭和黄盈盈，2011）。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对Sexuality仍无统一译法，可见的中文表述有性存在、性现象、性状况、性经验、性意识、性态、性征、性素质、性本性、性性、全性等（刘正红，2002；阮芳赋等，2006；潘绥铭和黄盈盈，2011）。本书认为上述翻译都无法准确表达Sexuality的真正含义，但是，为了推广这个词，同时也表达一种愿望，期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推进，逐渐使人们知道，性的定义和含义已经发生改变，本书使用“性”来表达这种无所不包的含义。虽然在对Sexuality的翻译上没有达成共识，但是研究者对Sexuality含义的变化已经达成共识。性是个人人格的组成部分，是人整体中的一部分，是以生物学和行为学意义上的Sex为基础，强调性在社会学与心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存在状态，强调性主体对性的感受和认识，强调性与社会文化的互构（阮芳赋，2002；Greenberg等，2010；潘绥铭和黄盈盈，2011）。因此，性至少存在三个维度，一是基于解剖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上的生理特征，包括性器官及其发育、性行为的生理特征以及生育现象等；二是心理特征，主要包括情感、经验、性行为的心理特征、性取向及性偏好等伴随性活动的一系列心理现象或过程，也包括对自己和他人的态度和感觉；三是基于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而表现出来的性表达，是社会和文化等对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集合体，性表达受到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社会经济地位、技术发展水平，也包括政治的影响。

三 风险性行为和安全性行为

对风险性行为（有的文献称为高危性行为）的界定会因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Amanda Cohen（2009）通过文献梳理，将对风险性行为的研究归纳成五种（Cohen，2009）。在医学模型中，性风险行为是指能将个人置于感染性病/艾滋病或导致非意愿性怀孕风险中的无保护性性交（包括阴道性交和口交），常常被严格限定在性交行为和不使用安全套的行为上。酒精/药物模型是指在酒精或药物的影响下进行的性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青少年和男男性行为者更有可能发生无保护性行为。把风险性行为的影响后果纳入分析的研究可以归入社会模型。强调情境和人群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性风险的研究被归入自我定义模型。而强调文化和宗教等在性风险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研究属于文化模型。

但也正如Cohen指出的那样，没有哪类研究会同时包含上述五种风险性行为。社会学对风险性行为的研究前提是个人的Sexuality会受到社会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会对社会造成影响。根据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未婚”和“大龄”的特点，本书将风险性行为限定在能使个人感染性病/艾滋病的性行为，而不考虑非意愿怀孕。因此，在本研究中，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风险性行为包括多性伴侣行为、性交易行为、同性性行为和无保护性行为。

与风险性行为相对应的行为是安全性行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安全性行为的解释，安全性行为是指不能传播艾滋病或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性行为方式，包括正确和持续使用男性和女性安全套、禁欲、推迟首次性行为时间和保持一个性伴侣或减少性伴侣数（WHO，2006）。安全套是目前可获得的唯一最有效率的能减少艾滋病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感染传播的工具。虽然女性安全套也是有效和安全的，但是由于其成本高昂，还不能全面推广使用。因此，男性安全套使用情况成为衡量安全性行为的唯一指标。

风险性行为和安全性行为也可能存在重合，在艾滋病时代，风险性行为更主要是源于存在多个性伴侣，并且在与不同的性伴侣发生性关系时不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是单一配偶行为就不存在性病/艾滋病传播风险（黄盈盈和潘绥铭，2011）。但是，如果发生了多性伴侣行为，那么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和减少性病/艾滋病的传播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