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古代未能产生成文著作权法的原因分析

从现有文献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中国古代存在著作权保护，且历史悠久。但“至于这种保护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英国18世纪的那种‘版权法’，确实是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郑成思认为，“中国古代的版权保护没有发展起来，乃至知识产权制度未曾发展起来（更进一步可以说，其保护私权的整个民事法律制度没有发展起来），是与其商品经济的不发展直接关联的。可以说，这后一种‘不发展’是前一种‘不发展’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而这二者的不发展，又都与中国宋代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停滞，至清代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这一总的事实相联系。”^[36]

与郑成思将之归咎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不同，吴汉东则更多地是从文化心态和思维模式上找原因。他说：“其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传统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模式就是一个重要的障碍性因素。”^[37]它包括权利观念的极端淡化、创作活动的传统价值取向、定纷止争的人伦化风气等。在权利观念上，中国的传统是习惯将国家权利置于庶民权利之上，前者高于一切重于一切，而没有西方那种与生俱来的超自然的和绝对的权利观念，也没有西方那种以个人为本位、无身份差别的私有财产观念。在创作活动的价值取向上，中国古代文人习惯将精神产品的创作看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自我修养的过程，因而缺少知识商品化意识，对精神产品的财产价值更是缺乏科学的评价。在处理相关纠纷时，中国古代习惯把“礼”作为调和人际关系的最佳方式。它既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朱健《历史记忆与重新阐释——近代中国著作权观念的发生》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个性及缺乏私权观念的特点，分析了中国古代著作权保护观念未能发展为近代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集体为本位的文化，不注重个体人格的发育，个人必须依附于家庭或者国家才能彰显自己存在的意义，个人的意志也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显现出来，所以个人就成为集体的附属物，没有独立的人格，当然也就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中国古代社会的私权观念极不发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和社会之间缺乏必要的分野，国家权力空前强大造成有限的私有财产也得不到尊重，而著作权作为私权是和私有观念的发达和私有财产的充分保护相联系的，正因为古代中国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所以古代中国的著作权保护观念最后也没能发展成为近代的著作权保护制度。”^[38]

从史料发现来看，宋代的著作权保护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在历经元、明、清三朝之后，著作权保护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司法实践上，都没有超越宋代。为什么同一水平的著作权保护现象在我国停滞不前了800多年呢？冯念华^[39]认为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有密切关系。从政治统治来看，无论从封建政府颁发的禁止民间擅自刻印历法的法令，还是禁止私人和书坊主不经允许翻刻他人出版物的告示来看，封建政府对于在保护著作者的权益和裨益于社会进步之间寻求平衡的意愿，都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然而，封建政府通过种种措施维护和加强自己封建统治的行为却是自始至终存在的。这在形式上体现为对国家公权力的强调和对民间私权利的轻视。从思想观念来看，我国传统士人从整体上受儒学，特别是受儒学中摒弃个人私利、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影响深刻。囿于各种客观原因，“立言”成为士人追求“不朽”最为可行的途径。著述和阐发传统圣人之道，是士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追求报酬和版权利益就变得令人难以启齿。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士人，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时表现出的献身精神是无可非议的，但也不应忽视他们对著作者著作权益的漠视所形成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以及随之而来对全国性著作权成文法产生带来的消极和阻碍作用。因此，自宋至清的整个封建社会无论是从社会机制，还是从人文环境来说，都缺乏全国性著作权成文法产生的土壤。这是我国古代版权保护活动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相对以上分析来讲，杨利华《中国古代著作权保护及其成因探析》^[40]对中国古代社会缺乏完整的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原因分析得更为周全一些。他认为，著作权制度形成的基础是发达的科学文化和繁荣的商品经济，其发展则依附于先进的知识载体和传播工具。从著作权制度的成因来看，中国并不是没有先进的传播作品的方式方法，恰恰相反，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在知识载体和先进传播工具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著作权制度未能在封建社会发展起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商品经济土壤，导致著作商品化交易市场发展不充分，著作权人难以通过利用、许可和转让自己的作品来获得经济收益。此外，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形成的特有传统文化包括法律文化，以及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文化钳制政策，也是朦胧、粗朴的著作权保护最终没有结出作者权利之果实、封建特许权制度最终没有发育成为现代的成文著作权制度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将上述原因归结为五个方面：第一，封建统治者的文化钳制政策阻碍了著作权制度的发育；第二，在中国商品经济未发育成型的环境中，作者和出版者没有对作品的财产属性和商品性质的认识；第三，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形成的义务本位观，使作者的权利观念特别是财产权利观念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第四，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哲学观念（主要是儒家思想）也阻碍着人们的著作权利思想产生；第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阻碍了人们对于著作权的主张。其后，盛春生、徐方桥^[41]也将我国古代没有产生著作权制度的原因归结为长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专制的高度集权、儒家文化的影响三大方面，基本没有超出前人论述的范畴。

除了以上五个专题性质的研究主题之外，还有一大批对中国古代著作权作一般概述性或理论性研究的成果，它们多从宏观或理论上综合论述中国古代著作权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金眉、张中秋的《中国著作权立法史述论》^[42]，郑成思《再论中国古代的版权保护》^[43]、曹之《中国古代著作权考略》^[44]、周林《中国版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45]、张玉敏及李雨峰的《中国版权史纲》^[46]、李雨峰《思想控制与权利保护——中国版权法的历史演变》^[47]等。也有学者专门针对某一朝代的著作权保护状况做了研究，如周宝荣《宋代的版权保护》^[48]、祝尚书《论宋代的图书盗版与版权保护》^[49]、冯念华《盗版对宋代版权保护现象的影响》^[50]及《元明清时期我国书籍的版权保护》^[51]、姚琦《清末著作权立法初探》^[52]等。看得出来，学者们对宋代比较情有独钟。这也说明宋代的确是我国古代著作权保护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一个时期。另外，一些并不直接研究古代著作权问题，但又与古代著作权问题密切相关的论文也值得关注，如周宝荣《宋代打击非法出版活动述论》^[53]、张志强和曹炳生的《中国古代的非法出版活动及其治理对策》^[54]、徐枫和朱绍秦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55]、郭孟良《论宋代的出版管理》^[56]、李明山《清末著作权律出台前的民间反盗版活动》^[57]、王海刚《宋代出版管理述略》^[58]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者还做了嘉惠学林的古代著作权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如林辰《宋代的版权史料》^[59]、周林和李明山的《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60]等，这些都为后来研究者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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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朱明远：《略论版权观念在中国的形成》，《编辑之友》1986年第1期，第88-102页。

[22] 孙建红：《略论版权观念在中国的形成》，《法学杂志》1986年第6期，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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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杨屹东：《中国古代版权意识与现代版权制度辨析》，《图书馆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100-101页。

[25] 吴汉东：《关于中国著作权法观念的历史思考》，《法商研究》1995年第3期，第44-49页。

[26] 徐枫：《论宋代版权意识的形成和特征》，《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第151-156页。

[27] 李曙豪：《中国明代的版权意识》，《出版史料》2010年第2期，第78-81页。

[28] 刘青：《我国古代科技进步对版权思想萌芽的促成作用》，《科技与出版》2002年第3期，第3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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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陈静：《先秦至魏晋文人著述观念的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31] 李明杰、周亚：《宋元明清时期文人著述观念的嬗变》，《出版科学》2011年第3期，第60-67页。

[32] 郑成思：《中外印刷出版与版权概念的沿革》，中国版权研究会编《版权研究文选》，商务印书馆，1995，第109-139页。

[33] 何铁山，苏惠：《中美著作权法制史的差异及探源》，《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第88-90页。

[34] 徐言：《中英两国早期版权保护的比较研究》，郑胜利主编《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4，第181-202页。

[35] 冯念华：《我国宋代版权保护与现代版权法的比较》，《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5年第1期，第24-26页。

[36] 郑成思：《再论中国古代的版权保护》，《中国专利与商标》1996年第4期，第60-64页。

[37] 吴汉东：《关于中国著作权法观念的历史思考》，《法商研究》1995年第3期，第44-49页。

[38] 朱健：《历史记忆与重新阐释——近代中国著作权观念的发生》，《福建论坛》2005年第9期，第69-73页。

[39] 冯念华：《元明清时期我国书籍的版权保护》，《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年第6期，第41-47页。

[40] 杨利华：《中国古代著作权保护及其成因探析》，《金陵法律评论》2004（秋季卷），第38-48页。

[41] 盛春生、徐方桥：《浅谈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版权法》，《法制与社会》2006年第11期，第91-92页。

[42] 金眉、张中秋：《中国著作权立法史述论》，《法学评论》1994年第2期，第79-83页。

[43] 郑成思：《再论中国古代的版权保护》，《中国专利与商标》1996年第4期，第60-64页。

[44] 曹之：《中国古代著作权考略》，《图书与情报》1998年第3期，第35-38页。

[45] 周林：《中国版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知识产权》1999年第6期，第23-26页。

[46] 张玉敏、李雨峰：《中国版权史纲》，《知识产权研究》2004年第1期，第42-47页。

[47] 李雨峰：《思想控制与权利保护——中国版权法的历史演变》（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03。

[48] 周宝荣：《宋代的版权保护》，《编辑之友》1994年第1期，第72-75页。

[49] 祝尚书：《论宋代的图书盗版与版权保护》，《文献》2000年第1期，，第77-87页。

[50] 冯念华：《盗版对宋代版权保护现象的影响》，《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6年第3期，第63-65页。

[51] 冯念华：《元明清时期我国书籍的版权保护》，《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年第6期，第41-47页。

[52] 姚琦：《清末著作权立法初探》，《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第57-61页。

[53] 周宝荣：《宋代打击非法出版活动述论》，《编辑之友》1994年第3期，第63-69页。

[54] 张志强、曹炳生：《中国古代的非法出版活动及其治理对策》，《编辑之友》1998年第4期，第60-63页。

[55] 徐枫、朱绍秦：《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3期，第86-97页。

[56] 郭孟良：《论宋代的出版管理》，《中州学刊》2000年第6期，第159-164页。

[57] 李明山：《清末著作权律出台前的民间反盗版活动》，《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第10期，第78页。

[58] 王海刚：《宋代出版管理述略》，《中国出版》2007年第8期，第50-53页。

[59] 林辰：《宋代的版权史料》，《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第9期，第46页。

[60] 周林、李明山：《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