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农村社会管理理论创新综述

社会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需要理论的指导和学科的支撑。显然,公共管理学、组织社会学、公共行政学和财政与税收都是社会管理的基本理论基础。对于特定的农村社会管理而言,还必须有人、社区与群落等人类学知识作支撑。

(一)有关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的理论评介

就社会学发展历程而言,从迪尔凯姆对社会秩序的强烈关注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再到亚力山大的新功能论,社会问题是如何形成的,社会的秩序从何做起,一直是社会学家最关注的基本问题;经济学、公共行政学和财政税收学,一直企图通过效益与公平兼顾的制度安排来促进社会秩序的良性互动;人类学也试图通过对人的本性和生存状态的剖析,通过对特定人群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解读来构建理性的社会秩序。总之,有关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已经引起各有关学科的高度关注,其中对社会管理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以下理论。

1.大众社会理论

撒切尔主义提出的所谓精英集团把控的大众社会理论主张通过塑造社会精英“生机勃勃的美德”,即倡导自给自足、思想独立、勇往直前,对朋友忠贞不贰、对敌人坚贞不屈的品德,来影响社会和把控大众群体,构建生机勃勃的社会秩序。[2]

2.社区主义理论

滕尼斯更希望通过构建和谐社区来构建合作性道德秩序。他认为社区本身就蕴涵着和谐要素,社区中社会关系建立在情感、传统和共同纽带的基础上,社区成员对社区有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人与人之间亲密度高、感情深、道德约束感强,社会整合度高。社区主义认为社区存在“道德的声音”、非正式的约束机制、情感性质的社会关系、较多的社会联系、高水平的回应能力、权力与责任平衡的相互约束等,可以使人、社区和社会处于理想状态。[3]

3.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的理论对社区重要功能和存在意义进行了新的阐述。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个人与邻里相互接触,就会产生社会资本的积累,社区最大的特点是社会单元群体性善意、伙伴关系、相互同情和交往、相互照应,这些积累起来就会形成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可以为自己提供便利和帮助,同时具备社会互助潜力,使社区总体受益于成员之间的合作帮助,从而提高整个社区的生活质量。[4]

4.包容性治理理论

近几年兴起的包容性发展也被看做是一种倡导机会平等的民主协商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包容性发展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机会和发展成果,实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之间的共赢与共享。包容性发展不认同泛竞争型发展观,认为这种发展理念只看到事物中互相否定、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一面,试图通过“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使自己一股独大,却没有看到事物内部还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统一性的另一面。这种排斥性较强的泛竞争发展最初伤害的是其他竞争方的利益,进而妨碍所有市场主体共同利益,最终会酿成一同咬住、一同困死的悲哀结局,反过来阻碍自身的发展。对组织(地方政府或企事业单位)而言,团体间的泛竞争发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过度竞争会产生负面作用。因而在解决利益之争过程中,各个方面都不宜过分扩张自己,而应该兼顾其他,实现多赢共赢。

(二)农村社会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管理理论的甄别

1.乡村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群落。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在其《社区与社会》中最早提出社区的本质属性:“社区是一种比邻而居、相识相知、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乡村社会的社区本质属性最为典型,其社会联系和社会结构更为复杂,是由业缘、地缘和亲缘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社会群体。从政治关系看,村民们祖祖辈辈同住在一个自然村,相互联系非常紧密,家庭之间相互依存,共进共退,剪不断、理还乱;从经济关系看,他们共同拥有所在地的农田,生产中相互协作,生活中相互帮衬,困难时相互借贷,遇到大事(如婚丧嫁娶)时共同面对;人际关系方面,血缘、姻缘和朋缘融为一体,亲戚套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城市社会根本不能与之相比。因为这种社会关系是在较小的人群中(几百上千人)形成的,因而对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演变影响很大。而在城市非常大的群体中,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尽管存在,但对城市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有限,城市社会特别是大城市基本上是由业缘而联系、由流动人群组成的商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劳动雇佣关系、生产协作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单位同事关系等。因此,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特别要注意农村社会结构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农村发展未来的组织框架和管理模式。

2.对管理理论的选择性甄别

首先,社会管理的目标选择要确认是塑造一个精英集团把控的大众社会,还是塑造一个大众普遍参与的合作性道德秩序。撒切尔主义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塑造精英社会的“生机勃勃的美德”,即倡导自给自足、思想独立、勇往直前,对朋友忠贞不贰、对敌人坚贞不屈的品德。然而,精英社会所注重塑造的个人品德和孤芳自赏,难以与普通大众产生共鸣。他们在注重塑造个体道德的同时,却忽视了市民美德,即自我牺牲,公民责任,团结互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作性美德。个人责任和相互之间的义务是市民社会富有活力的基石,而精英集团所要建立的理想主义福利国家,把社会管理界定于为其他所有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理想主义境界,因而销蚀了支撑市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泉源。

其次,社会性的参与机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社会性参与是分散化治理(distributed govern-ance)的特征和机制。体现在社会管理领域,社会性参与就是将政府职能通过向社会转移或委托代理等方式,转移出政府,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推动政府管理现代化的目的。罗·达尔认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东西,至少在大型的民主体制中是如此,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改善人的生活”。现在被大多数人认同的社会管理指导原则,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组织协同、公众广泛参与的管理格局,只是从管理者的构成要件出发来设计管理机构和管理机制,而忽略了被管理者的认知和感受。一般认为,政府主导应以公开、公正、公平分配为原则导向,建立相应的财政扶助的政策制度,尤其要改善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政策,通过实现公共服务的全社会共享,以彰显社会政治民主的价值。对于我国农村的社会管理而言,引入社会性机制参与社会管理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政府的一元垄断,倡导管理主体多元化,寻找有利于公共利益实现的治理模式。

最后,要特别关注社区发展。根据联合国1956年的定义,“社区发展是指依靠人们自身和政府当局的共同努力,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使社区融入国家生活并对国家进步作出充分贡献的过程”。将社区发展机制应用于农村社会管理,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发展的动力主体是政府、社区居民及各类组织,它们之间相互补充;二是社区发展的目标是农村公共利益的实现,充分体现社区生活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三是社区发展的过程是合作的体现,以改变村民的观念和心理,培养村民的自治能力和合作精神,建立社区内部的良性互动,从而带动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