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犹豫和反复的原因

既然俞先生从《红楼梦辨》之后对后四十回的态度就开始不断地发生越来越清晰的转变，那么为什么他还要有反复？除了个别地方发表的言论和对自己的亲人所讲的话外，却没有更进一步的明确阐释呢？其原因有四：

第一，俞先生对胡适还是信任的。在俞先生心目中胡适以当时学坛盟主的身份和地位为大多数学者所景仰，他学贯中西，具有现代思维，极少有人能动摇他的学术地位。

第二，在访问香港时，他又表示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这其实是一种策略，他还是要对自己有所维护。

第三，1959年杨本，即《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被发现，从此开始了比较漫长的对它的研究。这个研究阶段经历了一个波峰，即认为它可能是高鹗的工作底本，而最终又落到一个低谷，认为它是个杂凑本，等等，到现在仍没有一个定论。而俞先生1964年对胡适“高续说”表示出很大怀疑的态度即是在杨本研究热的背景下产生的。加之，从1925年《修正》一文之后，他就表示对自己早年《红楼梦辨》的不满，接下去1948年、1950年、1953年等的不断自我否定，和对胡适研究方法的否定，使他在对待后四十回的问题上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对“高续说”的否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

第四，俞先生后期只把高续说当作现成结论，而没有具体地进一步论证指实是否高续，还因为他手头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考证这一问题了。晚年他所能表达的只是他系统想法中的一部分，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这是因为他自己感到考虑得还不够充分和完整，同时也没有机会系统表达。

俞先生著名的《红楼梦辨》是与友人顾颉刚的通信和交谈的产物，但大批判以后，他的处境却是“交游寥落似晨星”，“门巷萧萧落叶深”。红卫兵抄家，他所有的藏书，包括《红楼梦》的全部资料和笔记都无一幸免。他自己后来很遗憾地说：

老实讲，我还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一直想搞的《红楼梦一百问》，还有过去所谈的也有许多不妥之处，应予纠正。但手头没有资料了，还搞什么！^[12]

文革后，有些书虽得以归还，但仅寥寥而已，重要的几乎都找不到了，这是令他晚年的很多思考最终未能落实成文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从前的资料和笔记还保存着，从他的话中已经能够看出，他对自己早年的一些看法又有了新的认识，也希望能写出来加以纠正，继续研究。

其实，俞先生晚年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看法的那段文字之所以会被误读，正是因为他没有将其完整地论证出来，才使得这一本应对红学研究产生重要转折性影响的观点成为一些人的话柄，而失去了它应有的积极作用。

虽然如此，从他的个别言论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深入思考。因而对早期那种认识有了重新评断，扬弃了不合理的因素，发展了合理的内核，而他的学术良知又让他不肯隐瞒这一事实，所以才有了晚年的说法，并屡次表达了要给予后四十回一个公正评价的想法。

用韦奈的话说：“在他的晚年，研究方法已从局部迈向宏观。”^[13]俞先生晚年的学术视野随着人文视野的扩大提高而空前提高，不再受所谓“红学”小圈子的局限和屏蔽，他看到的是更广阔的红学发展前景。

所以后来有人认为“俞平伯后来并不再坚持高鹗一定是后四十回的作者”^[14]，也有人认为俞先生的话“乃是一种有感而发的愤激之言，针对的正是从70年代后期直到80年代中后期，在周汝昌极端‘崇曹贬高’观点的误导下，红学界对待程伟元、高鹗、红楼梦后四十回和一百二十回程高本上那种予以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并希望重新认识、评价后四十回”^[15]，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