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与“文明”

摩尔根从心底里相信，那些生活在世界上的落后群体，与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欧洲人之间，没有智力上的差异。可是，怎样解释印第安人与“先进文化”之间明显存在着的不同呢？在摩尔根看来，他遇见的那些诚实、勇敢、睿智的印第安人，与西方人之间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印第安人生活在一个欧洲的远古祖先的状态中，而白人生活在今天。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在摩尔根的解释体系中，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在欧洲已死，而在印第安人当中还活着。

为什么一种生活方式会在一个大陆上消失，而在另一个大陆上留存下来？直到1920年前后，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才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今天懂得“从土著人的观点出发”看问题的人类学家都能体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倘若还作为一个体系存在于世，那么，它便不可能没有“现实基础”。可是，生活于19世纪的摩尔根却只能坚信，随着欧洲文化的“进步”，这种生活方式的“现实基础”已不复存在。于是，对他来说，那时还能在“现生原始民族”当中看到的古老生活方式，只能在与西方“先进文化”的比较中寻找到其历史意义，即，作为一种原始“文化残存”（cultural survivals），为人类学家提供恢复原始社会历史面貌的零星素材。

摩尔根去世后数十年，马林诺夫斯基才尖锐地批评了这种进化观：

进化学派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出于“遗俗”的概念，靠了这概念，他们可以从现有的情状中去重构过去的“阶段”。但是，遗俗的概念是包含有“文化的安排可以在失去了功能之后继续生存”的意义。一切人类学者所不能了解的事物，都可以归入“遗俗”中，作为他们猜度幻想的出发点。我们若对于一文化认识愈深，可称作遗俗的，为数也愈少。[1]

马林诺夫斯基的言论，终归是在后来的时代里发表的。在摩尔根时代里，若一位人类学家不能将“一切人类学者所不能了解的事物，都可以归入‘遗俗’中，作为他们猜度幻想的出发点”，那么，他的理论诠释只能落入基督教神学的范畴内。而我向来不怀疑，对于当时自己参与创造的“原始社会”研究模式，摩尔根是犹如基督徒信仰上帝那样加以信仰的。对他来说，“遗俗”代表的那套研究方法，能够使他综合若干先进的观念，并基于这一综合，在学术语言共同体内部做出自己的贡献。

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进化论几乎是同时提出的，为这两种理论的提出做了神学、哲学和科学的铺垫的，是在此之前两个多世纪里涌动于欧洲思想界的进步论与文明论观点。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依然希望科学研究中证据的发现能与基督教的神学精神协调一致。在欧洲的思想里，博物学的发现被纳入一种神学和哲学的“设计”观点中考察。“设计”的观点认为，世界很复杂，但同时也有规则。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在复杂的现象中寻找规则。但是，规则不是自然界自己建立的，而是由一个超人的智者创造出来的。源自于智慧的设计，令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符合某种鲜明的结构，特别是线性链条的结构。这一线性链条的结构，大体说来是一种“存在链条”。也就是说，生物可以由最高等的，往下排列到最原始的，形成一个复合的阶层结构。科学研究者通过低级与高级生物之间等级关系的排列，能够推论出自然史的一般图景。“设计”和“存在链条”观念的提出，承袭的是基督教神学的主张。然而，从客观上看，这两个观念的提出，与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范围内的探索密切相关，它让欧洲思想界有可能修正旧有的物种固定不变的观点，使知识分子能够用一个拓展的分类系列，来解决大量新的物种的发现导致的分类问题。

一如鲍勒（Peter J．Bowler）指出的，在拓展分类系列的视野的过程中，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哲学家逐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演绎出了“进步”的观点，同时，这些“进步”的观点也逐步与对人的起源问题的探索紧密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欧洲思想界关于人与自然变化的观点，分别在法国、英国和德国产生了重要的转变。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与基督教神学难以割舍的“设计”论，逐步退让于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孔多塞彻底挣脱了传统思想的约束，写出了人类进步的纲要，为19世纪的进步思想拓展了技术进步与道德境界进步的双重视野。在英国，功利主义与自由竞争经济学提出造物主的法则确保自然平衡，自然奖励个人的努力的论点，将“竞争”这个概念引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中。在德国，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从1800年开始提出新的理论，特别强调从精神的角度理解人一步步挣脱自然的约束的过程，强调普遍精神力量在历史进步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2]

“进步”的各种说法，让欧洲思想界设想出一种“臆想的历史”（conjectural history），促使人们接受一个时间的线性模式，在物种发生学与进步的阶段论之间找到人逐步脱离自然的理由与证据。在“进步”的观念逐步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中获得支配地位的过程中，欧洲思想界对“文明”展开的众多论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如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史铎金指出的，假使没有“蒙昧”“野蛮”等词的烘托，“文明”这个概念就毫无意义。“文明”与形容不文明的那些词汇，早在希腊时代已经存在。在上古的西方，“文明”大概指的是那些能用清晰的语言表达人对事物的认识和内心感觉的人，这种人一般住在城里，与住在丛林和乡下的那些言语不清的人形成反差。到18世纪中叶，“文明”这个概念在欧洲文化认同的转型过程中获得了复兴和再解释。

在苏格兰和法国的启蒙传统里，“文明”这个词得到了高度的重视，被逐步泛化为代指人类进步和成就的总体过程。随着概念的意义转变，“文明”与“存在的链条”概念融合起来，构成一个文化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系列。两个流派的“文明”论自然有所不同：苏格兰传统的启蒙思想家论述“文明”时，给思维和智慧的定义更多地出自于某种“本能观察”说；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则倾向于强调人对周边环境的心理和智力反应。然而，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却是两个流派的共同点。史铎金为我们指出：

法兰西和苏格兰的作者共同享有一种对于人类进步的信仰，他们都把“文明”当成一种包罗万象的概念，也相信“文明”的进步过程可以用哲学的方式来研究。此外，他们也共同享有今日被人们认为有违时代而过去被具体地形容为“比较方法”的那种观念。这个观念的实质内容是：在缺乏传统历史证据的情况下，文明早期阶段的面貌，可以通过对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依然停留于文明的早期阶段的人群展开观察来实现。[3]

在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中，这样的“文明”概念没有得到重视。替代这个概念的是对生活面貌不加等级性、时代性比较的“文化”概念。“文化”概念的广泛使用，使德国的启蒙哲学更多地具有相对主义的色彩。然而，德国哲学的相对主义色彩却时常与它的历史目的论联系起来，甚至可能与种族差异论结合，生成文化种族主义思想。[4]从这个角度看，在欧洲启蒙运动以后，“文明”概念标志的一个认识论体系，几乎毫无例外地影响着一代代思想家，使他们对于地球上文化多样性的认识，潜入了一个历史等级系列的牢笼中。“文明”的概念得到了不同的诠释，这些不同的诠释共同催生了社会哲学对于人类史演化过程的想象。

然而，只是到摩尔根开始写作《古代社会》之前的几十年前，“地球上之有人类，始于太古时代”这个事实才被发现。随着化石证据的不断发现，我们今天才知道，人类的历史至少有300万年了。可是，在摩尔根时代，人们以为，人类存在的历史，只有10万—20万年之久。在古人类学资料缺乏的年代里，欧洲和美国的知识界对于人类史的兴趣却空前地浓厚。“进步”“文明”“文化”等观念的出现，不仅为当时的哲学思考提供依据，而且也为不同的研究者提供观察事物的“镜片”。它们代表着一种思考方式，在知识分子的语言共同体里逐步取得“文化盟主”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体的知识分子只能依据它们提供的图式来呈现其所“发现的资料”，只能在这个语言共同体的潜在语言游戏规则里展开其“交流行动”。摩尔根也不例外，他是被他参与创造的那个时代创造出来的人类学家。

正是欧洲近代思想史上的“进步”与“文明”观念，使摩尔根在充当“裂缝间的桥”的同时，以为自己通过这座独木桥闯进了一个历史的原野。面对他所研究的易洛魁人，摩尔根极度地兴奋。兴奋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他在一个另类的生活方式中寻找到了西方文化“自觉”的可能性，而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这些“他族兄弟”，竟然如此没有遭受历史时间的洗礼，依然生活在西方人的祖先在古老的年代里所生活的情状中。一下子，在他面前，他的易洛魁兄弟猛然成为欧洲“史前史”的资料，而不再是完整的人。于是，他说：

因此，美洲印第安人诸部落的历史和经验，多少可以代表我们的远祖处于相等状况下的历史和经验。印第安人的制度、技术、发明和实际经验构成人类记录的一个部分，其价值特殊宝贵之处在于它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印第安人本族的范围。（第ⅲ页）

站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立场上来看待这批印第安部落，人类学家易于发生人文价值的反思，易于通过民族志的著述来阐明人类学在反思殖民主义中的作用。而那时的摩尔根，显然并不热衷于此项“后殖民主义”的人类学反思。他的确对着正在衰颓的印第安文化叹息，但叹息的原因不是因为印第安人在近代世界史中遭受的灭绝危险，而仅仅是因为作为“资料”，他们正在消失。摩尔根说：

印第安人部落的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正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到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了。这种情形强烈地要求我们美国人进入这个广阔的园地来获得丰富的资料。（同上）

印第安人从人转变为人类学的资料的过程，是摩尔根赋予印第安人“历史意义”的过程。摩尔根一生的著述中，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历史研究，以至对整个社会科学的思想领域最有影响的一部，并非是他最优秀的描述性和分析性人类学著作（如《易洛魁联盟》），而是代表他的社会哲学思想的《古代社会》。

专攻摩尔根学术思想的学者告诉我们，摩尔根的人类学研究有前后连贯的地方，也有重要的变化。阅读摩尔根的书，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他的研究走过一条与他同时代的人类学家不同的道路。与他同时代的人类学家大多属于“摇椅上的学者”，研究工作依据的是传教士、探险家、商人、殖民地官员对“原始社会”习俗的描述。摩尔根则不同，他的研究生涯的开端是经验民族志，是深入的田野工作，成果是《古代社会》中表达出来的社会哲学。在走这条经验研究到概括性的哲学论证道路的过程中，摩尔根同时也走过一条思想不断“进步”的道路，他从一个隐晦的进化论者，变成了一个坚定信仰“进步”观念的思想家。在指出印第安人对于欧洲历史的重构的重要意义之时，摩尔根延伸了欧洲启蒙运动中生发出来的“进步”和“文明”概念，并将这些概念框定的那个“比较方法”套在了这些“资料”身上，从而使他们拥有了“进步思想家”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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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2002，第13页。

[2] 彼得·鲍勒，《进化思想史》，田洺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110—133页。

[3] Stocking，Victorian Anthropology，1987，p．15．

[4] ibid.，pp．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