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新中国电影七个“第一”的东北电影制片厂

丁木

长春电影制片厂被称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50多年来，长影共拍摄故事影片600多部、戏曲片50多部，译制了几十个国家的影片800多部，还制作了大量的科教片、美术片、电视片，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也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各类片种的第一部影片均为东影制作。

东影的建立

东影是由中共接管“满映”后将其改造建立起来的。“满映”全称为“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于1937年8月在长春建立，鼓吹“日满协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为奴化沦陷区人民进行了大量的活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国外设置的最大的文化殖民侵略机构。

1945年8月上旬，日军曾企图用焚烧大量胶片引起火灾的办法毁掉全厂，以销毁其文化侵略的证据。这一阴谋被爱国职员张辛实（编剧）、王启民（摄影）、刘学尧（美工）等及时发现并当即制止。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20日，“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在一片混乱中服毒自杀。日方管理者给职员每人发了3000多块的遣散费，让大家解散，但大多数人并没离开，而是留在厂里等待接收。“满映”此前拍了八年电影，拥有大量的电影设备，很多原“满映”的进步职员意识到要把它们保护好，以便为新中国电影事业打好基础。这时，中共长春市委派地下党员刘建民和赵东黎来到“满映”，他们二人通过张辛实、刘学尧等人把当时追求进步和靠近革命的职员组织起来，开展护厂斗争。

9月，“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成立，召开全厂中国工作人员会议，刘建民在会上提出成立一个公司。厂内的反动派势力以“当前首要问题是维持大家的生活”为由站出来反对，于是个别人就提出卖设备和库存物资，甚至主张把厂子作为敌伪财产分掉，用来解决大家当前的生活问题。刘建民等人当即反驳：“满映”是中国人民用血汗建立起来的，任何人都无权变卖，它只能用来为中国的老百姓拍电影。

“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决定于1945年10月1日成立东北电影公司，日方职员也召开大会，同中方达成合作协议。当时东北电影公司的总经理是张辛实，副总经理是王启民，成员有刘学尧、马守清、江浩、于彦夫等，中国人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接过了公司的管理权。这期间，秘密进入“满映”的中共党员刘建民、赵东黎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党延安电影团决定到千里之外接管“满映”。9月初，“挺进东北干部团”第八中队即文艺工作队，在队长舒群、副队长田方的率领下从延安出发，横跨数省向东北进发。两个月后，文艺工作队到达沈阳城，稳定之后，组织决定派田方和许珂立即赶赴长春，接管“满映”。两人从沈阳出发，搭上了北去的火车。火车走了一段突然停下，原来是司机抛下乘客偷偷溜了。幸亏同行者中有几位是交通大学毕业的，他们用木柴代替煤炭，勉强让火车继续前行。直到11月下旬，田方和许珂才辗转来到长春，并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厂里当时分为亲共和亲蒋两派，为了不引起注意，田方、许珂换上便装，以参加工作的名义进厂。田方负责联络上层人物，许珂则深入下层工人之中，目的是团结厂内职工和技术人员，保护机器设备，防止国民党特务再度进行破坏。不久，国民党大批军队抵达东北，中共中央提出齐齐哈尔、长春、沈阳、吉林等城市都要暂时放弃。田、许按照上级指示，返回抚顺，与从延安来的钱筱璋和从苏联归来的袁牧之会合。

1946年4月14日，苏联红军撤离长春，城市由国民党军队接管。东北民主联军调集数万军队，发起了总攻，一举收复了长春。东北民主联军马上进入“满映”，正式接管。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任命舒群为东北电影公司总经理，张辛实为副总经理，袁牧之为顾问。舒群代表上级机关向全体职员宣布，公司整理就绪后，马上恢复影片生产，同时给职员发放工资，使大家的情绪得到了稳定。没过多久，国民党重兵压境，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长春。为了保住这座新中国未来的电影摇篮，东北局宣传部指示东北电影公司必须往老北满根据地搬迁。

当时厂里还有不少日本人，日本投降以后，他们总想快点回国。迁移之前，舒群单独给日本人开会，指出迁移的好处和必要性。日本人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若跟着公司走，起码生活没有问题，所以几乎全体人员都随东北电影公司迁出长春。东北电影公司的员工在东北民主联军帮助下，忙了十天时间，尽可能地把设备全部装上火车，辗转到哈尔滨、佳木斯都无法落脚，最后到了当时的兴山，即今煤城鹤岗市兴山区。

1946年6月1日，满载电影设备的火车来到兴山，此时这里还处在战后的满目疮痍之中，除了矿务局的几所房子还算完好外，几乎找不到一所好房子。东影来后，选择将一所破坏相对小些的房子修缮，作为厂房。这里原来是日本人的一所小学校，后来是苏联红军的马棚，已经没有屋顶，徒有四壁。当时来到那里的无论是干部、演员，还是其他工作人员，都成了搬运工和建筑工。他们人拉肩扛，在短时间内修建完成了办公室、洗印厂、摄影棚和技术车间。

8月，又有包括著名电影人陈波儿在内的40多人从延安辗转来到了兴山。1946年10月1日，是东北电影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东北局宣传部决定将其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袁牧之任厂长，吴印长、许珂任秘书室主任，钱筱璋任新闻片处处长。当时厂里职工278人，其中日本职工81人。这里已云集了电影工作者近200人，他们都是新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人物：袁牧之、陈波儿、田方、严文井、于蓝、于洋等。

创造中国电影的七个“第一”

就在东影还在建设厂房的时候，组织上就派出了三个新闻电影摄制组到前线和农村去拍摄，拍摄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电影素材，利用这些素材，剪辑成了《民主东北》大型纪录片。其中包括《民主联军军营的一天》《活捉谢文东》《追悼李兆麟将军》和《内蒙新闻》等纪录电影。此后又陆续拍摄了反映东北解放和土地运动的一些影片《四下江南》《东满前线》《战后四平》《收复双河镇》《解放天津》《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北平入城式》《毛主席阅兵》《农民翻身》和秧歌片《翻身年》等，这些都编辑在长纪录片《民主东北》中。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纪录片。

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其他类型的影片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在兴山简陋的摄影棚和工作间里，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忘我地工作着，他们用智慧和心血生产了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第一部故事片《桥》等等。

1947年，东影筹拍美术片，有木偶片《皇帝梦》和动画片《瓮中捉鳖》。《皇帝梦》的编导是陈波儿，人物动作设计及摄影是方明（原名持永只仁）。本片采用傀儡戏的夸张手法，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和腐败。在一座木偶戏舞台的后台，国民党领袖正要粉墨登场，一个帝国主义特使带着飞机大炮匆匆赶来，他以这些武器与这位领袖换取了中国的主权。于是这位领袖便登台亮相，共演出四出戏。第一出：“跳加官”，讽刺他们用漂亮的词句粉饰现实的两面手法。第二出：“花子拾金”，为小丑自白，即让他们在公众面前自我剖白。第三出：“大登殿”，嘲弄他们用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手段，实现登基称帝的目的。此时皇亲国戚们纷纷上殿庆贺，结果为了一根骨头争吵成一团。第四出：“四面楚歌”，那位领袖正在命令增加苛捐杂税时，探子接二连三地报告各方面失败的消息，这时人民反抗，战火四起，这位领袖终于烧得焦头烂额，奄奄一息。帝国主义的又一个特使急忙赶来给他注入强心剂，但也无济于事。那位登基称帝的领袖不过是做了一场皇帝梦。

《瓮中捉鳖》编剧是朱丹，导演是方明。故事讲述了蒋介石依靠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内战，他从美帝那里取得了军备武装，向解放区大肆进攻。人民解放军顽强抵抗，最后将蒋介石围困在城中。此时城堡变成一只瓮头，蒋介石变成鳖，解放军一脚踩烂瓮头，活捉了变成鳖的蒋介石。

方明其实是跟着去兴山的几十个日本职员之一，擅长搞美术片，“方明”这个名字是拍摄《皇帝梦》时，编导陈波儿给他起的。当时动画片怎么制作，大家都不懂，身为艺术组卡通股股长的方明基本承担了所有卡通技术的制作和教授工作。

1948年初，黑龙江、吉林一带鼠疫蔓延，严重威胁人民健康。东影厂决定立即拍摄《预防鼠疫》科教片，编导袁乃晨，摄影马守清。影片上映后对普及预防鼠疫的科学知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该片音乐出自一位女作曲家李凝之手，她为片中动画写的那几段音乐，节奏鲜明而强烈，很有特色。

1948年，东影展开了新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的拍摄工作。该片编导伊琳，主要演员有陈强、马德民、于洋等。影片故事取材自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描写人民解放军某营在行军休息时，一个刚刚参加革命的小战士（马德民饰）因擦枪不慎走火，打死了一个老农民（陈强饰）的小儿子。为了严肃革命纪律，部队组织决定让小战士偿命。第二天，营长（袁乃晨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执行这一决定时，老农民却跑上讲台，要求连长（于洋饰）和指导员不要执行。影片是以老农民去医院探望后在战斗中立功受伤的小战士作为开头，用倒叙的方法来展开故事的。

陈强在来兴山之前，曾在歌剧《白毛女》中扮演过黄世仁。1946年末，他到了黑龙江的兴山，和东影留下的老班子，组织了编导组和演员组。陈强负责演员组，筹备拍电影，这是他参加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他在剧中扮演青年农民的父亲。1948年，只有30岁的陈强扮演一个五旬老人，除了妆化得老一点外，表演时他还佝偻着腰，走路时也故作老态，讲话时略带山东口音。陈强在《留下他打老蒋》中表现得很老练，充分体现了他的表演天赋。

当年18岁的于洋扮演28岁的青年却十分神似，他的少年老成大概跟他当过八路军有关。营长的扮演者袁乃晨当年30岁，他曾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二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在部队中“比别人多会唱一些革命歌曲”，后来他又到一二〇师二支队战捷社当话剧演员，后来成为戏剧队长、副指导员，因此演起来十分得心应手。他表演得太投入，有时就跑到画面外去了，导演就不得不喊“停”。

片中还有不少当地的群众演员。在煤城鹤岗有位年近八旬的李西林老人当时只是在影片中担任了一个小角色，虽然老人此后没有看到过自己在银幕上的形象，但他一生都在为此而自豪。

有一天，厂长袁牧之把袁乃晨叫去，袁牧之对他说：“现在电影院里放的都是苏联原版片，打的字幕太少，观众看不明白。我们要给它配上音做成翻译片，这个任务交给你干！”袁乃晨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于是苏联原版片《马特洛索夫》的汉语译制工作便交给了他。以往的外国影片是打幻灯字幕或现场配音，而先翻译电影剧本，再往胶片上配音，这在整个中国电影史上尚无先例。

袁乃晨只身火速来到位于今哈尔滨南岗区的莫斯科电影院，找到苏联影片进出口公司的总代理聂斯库伯，对方要求签合同。袁乃晨回去立即草拟了一份合同稿，赶回兴山做汇报。通过后，他带上合同返回哈尔滨。由于是周末，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营业的打印社打印合同。聂斯库伯见到合同后就立即决定签字。袁乃晨拿到《马特洛索夫》的电影台本后，第一次找到徐立群翻译，可是翻译完毕后，大家却发现都是书面的文学语言，没办法用于电影配音，于是素材又交给孟广钧重新翻译。

翻译完毕便开始配音工作，片中的俄语对白与汉语配音速度总是不能同步，袁乃晨便拿着一块秒表到放映室里看素材片，选一段台词长的片断，记下时间长短，背下这一段的汉语台词先试着配音。觉得还不行，又找来孟广钧，让他把这一段的俄文台词背下来。然后，袁乃晨手里掐着表说“开始”，他说汉语台词，同时孟广钧说俄文台词，看是不是在规定的时间里同时说完。此外，配音还要与片中的口型一致。比如《马特洛索夫》中，战士冲向敌人的碉堡时高喊着：“乌拉！”俄文的意思是“万岁”。如果按照原文配音，一是口型不对，二是也不合中国人的习惯。袁乃晨记得战士们冲锋时喊的是“冲啊”，便想为什么不可以把“乌拉”译成“冲啊”呢？一试，果然口型也对，中国人听了也觉得顺耳。袁乃晨和孟广钧为对口型和口语化费尽了心思，有时憋得头都痛，最后终于都解决了。

下一步是找合适的配音演员。袁乃晨的标准是，男声要浑厚有力，女声要清脆甜美，这都是根据苏联人讲话特点设定的。当时东影有一个小型的剧团，只有五六个人，声音都不合适。他就在军大文工团的演员当中挑中了放映员张玉昆和服装员吴静，这二位根本都没上过台，一听说演电影就有些紧张，连连说自己不会演戏。袁乃晨说：不会不要紧，我教你们。一晚，袁乃晨和孟广钧走进一个村子，听见一个很有力度的声音在给大家讲话，袁乃晨立刻觉得这个声音适合给电影配音，于是找到说话人问他想不想给电影配音，这人说：“那我这个村子谁来管？”原来他是村长，名叫马静图，袁乃晨说：“管村子的事我给你安排。”就这样，村长出身的马静图当了配音演员。

这部影片主要是讲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英勇顽强，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他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从碉堡里射出的子弹，最后壮烈献身的故事。大家根据片中的情节，把片名改成《普通一兵》。

影片完成后，在厂里的小礼堂放了一场，座无虚席，掌声雷动。但光是厂里认可还不够，关键还要看看苏联人怎么评价。1949年5月16日，袁乃晨带着片子到了哈尔滨，聂斯库伯在哈尔滨的莫斯科影院里审看了这部由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普通一兵》。灯一亮，聂斯库伯热烈拥抱袁乃晨，赞叹说：“哈拉少（很好）！以后我们的影片就交给你们搞了！”

1949年，已搬回长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又要再创“第一”：拍摄长故事片《桥》。该片编剧于敏，导演王滨。影片描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工人为修复被战争破坏的桥梁艰苦奋斗的故事。

早在1947年冬初，主持东影工作的袁牧之和陈波儿就提出试拍故事片。创作人员各自选择下部队、农村和工厂体验生活。1948年，于敏来到哈尔滨机车车辆厂，厂长宋金声成了他体验生活的老师，《桥》所依据的事件，正是这位厂长向他讲述的。三个月后，于敏从厂里出来，住进省招待所写剧本。招待所里的单人间都住满了，他只好住多人间。他坐在环形椅上，用膝盖当写字台，《桥》的初稿大约有一半是这样完成的。

1949年初春，王滨身着军装，背着一壶酒，腰间别着短枪，率领一干人马来到哈尔滨机车车辆厂。演员中有陈强、于洋、杜德夫、鲁非、梁音和后来成为导演的王家乙和吕班等。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投入到影片《桥》的创作和拍摄中。王滨让演员们下到车间，每日里与工人一起摸爬滚打，熟悉生活，广交朋友。他自己住进院子中的一节报废的破火车车厢中，白天黑夜地琢磨着未来的片子。演员们除体验生活外，有时还要集合在一起，听王滨讲戏。王滨从影片的第一个镜头讲起，每一个人物的台词、表情、动作、服装、音效，如何发展情节、如何展开矛盾、如何打光、如何播放音乐等等，把摄制组各个部门的工作都讲得很清楚，而且绘声绘色，让人身临其境。讲到激情处，他还会拧开行军壶，抿上一口酒。不仅王滨讲，吕班作为有经验的演员，也给这些新演员们讲表演。白天演员们跟工人一起劳动，傍晚工人下班了，摄制组就以整个车间为背景拍摄，一点也不需要重新搭布景；工人们脱下的衣服权当道具服装，有的衣服上还有虱子，但大家一点都不在乎，一心只想把电影拍好。

王滨很认可陈强的表演特色，便让他在片中演老工人的代表老侯头侯占喜，陈强不大适应东北寒冷的天气，鼻子总是被冻得发白，不得不弄一条厚棉手巾捂着，宁可吃苦也不影响拍摄。经过全体演员的努力，《桥》放映后受到了全国工人的热烈欢迎。

此后，东影又摄制了《中华儿女》《赵一曼》《钢铁战士》《白毛女》等影片，1955年2月，中央文化部决定，东北电影制片厂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它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创造的七个“第一”，将永载新中国电影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