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伊沛霞(Patricia Ebrey)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对中国妇女史或者说整个妇女史研究领域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多场不同规模或形式的讨论会,涉及中国文学中的妇女、女性的隔离、缠足、儒家与社会性别构建、社会性别与历史、家庭史和人口统计、中国艺术中的身体与面孔、社会性别与性等诸多主题。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在研究课题和方法方面互相批评借鉴;历史学家和研究文学艺术的学者之间也有诸多交流和讨论。很多来自中国的女研究生到美国之后首次接触到妇女史研究,基于对性别重要性的更清醒认识,她们成为这场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运动的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

1990年姚平抵美之时,正值妇女史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当时我在伊利诺伊大学亚洲研究和历史系任教。姚平最早的专业是人类学。在她就读的第二年,她要求在我的指导下做一个中国妇女史的独立研究课题。我则建议她选上我春季学期的中国妇女史研究生课程。当时,关于清代以前妇女研究的英文著述寥寥无几。我们必须从回答最基本的问题开始:研究不同时期妇女的史料有哪些?时代变迁对妇女生活影响如何?与同时代世界其他社会相比,中国妇女的状况有何异同?如何避免五四时代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批判误导我们对史料的理解和运用?是否有可能协调我们从像《红楼梦》等小说中和从贞女节妇传中得到的有关妇女生活截然不同的观念与想法?我们课上使用的很多材料来自人类学家,其中几篇选自我刚与他人合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婚姻与不平等》(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我当时还给学生们读了我关于宋代妇女和婚姻的专著《内闱》章节的草稿。因为姚平在复旦读硕士时的研究兴趣是西周,她为这门课写的期末论文也是有关这一朝代的。不久之后,当她决定转攻历史学博士时,我鼓励她选择一个稍后的、史料更加丰富的朝代作为新的研究重点。

自那以后的二十多年,姚平辛勤工作,逐渐扩展了我们对唐代妇女与社会性别的认知。她的博士论文(1997)深入考察了白居易(772—846)有关妇女与女性气质的论述。在博士毕业开始教学不久,姚平逐渐改变了研究方向,大大拓宽了她的史料基础。其成就之一是收集整理了几乎所有唐代妇女的墓志铭。在本书成书之时,这些墓志铭的数量大概是1 500篇。姚平特别着眼于数据资料,因为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不仅可以显示男性作家记录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唐代生活的某些具体情况:唐代男女何时结婚?其寿命几何?他们的墓志铭中通常包括多少子女?有唐一代这些数据有何变化?只要可能,姚平选择用数据说话,她避免泛泛地使用“有些妇女童年时就皈依佛教”之类的论述,而是选择告诉我们墓志铭中列举的尼姑在不同年龄段皈依的情况。

《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是一本开山之作。它一方面反映了姚平对与社会性别有关的问题的深入思考,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作者对文本诠释严肃认真的态度。因为只着眼于一个朝代,作者既可以考察历史变迁,又能同时兼顾社会阶层和宗教的差异。姚平在本书中不仅谨慎考量婚姻的法律、礼仪基础以及女性为人妻的生活,她同时把婚姻之外的女性(例如艺妓与尼姑女道)纳入讨论范畴。2018年,为了纪念中国女性和社会性别研究期刊《男女》(NANNÜMen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创刊二十周年,韩献博(BretHinsch)教授著文《十本改变我们对中国史看法的中文著作》(Ten Chinese Books That Changed Our View of Chinese History),《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入选。韩教授认为,就提供有关唐代妇女的信息而言,没有任何其他著作可与之媲美。因此,本书再版可以说正当其时。

对执教者最大的奖赏是亲眼见证她的学生在教研方面成长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帮助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在那之后,每个学生须凭己之力,在错综复杂的学术界立足。过去的二十多年,姚平默默工作、锲而不舍,最终成为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带头人之一。对此,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当然,我曾经给过她鼓励与建议,但她的成就是她自己长期努力、执着追求的结果。

2019年10月
张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