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邓皇后的人生启示
《女诫》是班昭为妇四十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未尝不受到邓皇后人生哲学的启示。邓皇后永元七年(95年),15岁入宫。次年冬,为贵人,永元十四年(104年)夏,阴皇后以巫蛊事废,冬,邓贵人为皇后,是年24岁。据《后汉书·皇后纪·和帝邓皇后纪》,邓后自入宫掖,即从曹大家受学,是年班昭47岁,长邓后32岁。
班昭《女诫》作于邓绥为太后后不久。班昭《女诫序》提示了《女诫》的写作时间。昭曰:“年十有四,执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又曰此时 “子谷圣恩横加,猥赐金紫”。“赐金紫”即封侯[44]。班昭子曹成确被封侯。《后汉书·列女传·班昭传》载:“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45]知曹成封侯在邓太后临朝后不久,时当元兴元年(105年)。《女诫》即作于此后不久,是年班昭约56岁[46]。
阴后之废,邓绥为皇后,是邓后为人之道的胜利。从身份上看,二后皆出生名门,且彼此有亲属关系(阴后是光武帝阴皇后兄之曾孙,其外祖母出于邓氏,而邓后之母阴氏为光武阴皇后从弟女),然阴后“以先后近属”,略占上风,“有殊宠”[47]。二后皆有资质。阴后“少聪慧,善书艺”,邓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可能邓后容貌更为出众,史云“长七尺二寸,姿颜姝丽,绝异于众”,但邓后不讲究,“装服无饰”。二后年龄相当。本来两人在同一年(永元四年)选入宫中,因邓后父丧,晚入宫三年。当邓绥入宫,阴氏已为贵人,邓氏为贵人时,阴氏已成皇后。如果邓、阴各修其德,她们与安帝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可以保持的。如果邓氏修德,阴氏嫉之,关系就失衡;更进一步,如果因阴氏之嫉,邓氏又还之以其人之道,后宫将成为战场,后果将无法逆料。邓氏的成功在于只管自己修德不已,以致于嫉者“不知所为”,无法加害。
邓氏“修德”,究其实,可用班昭《女诫》语概括为“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也就是她时存“恭肃小心,动有法度”之心。“动有法度”是内因,“恭肃小心”是外在的表征。《后汉书》邓皇后纪列举其待阴后四事:(一)承事阴后,夙夜战兢。(二)其衣有与阴后同色者,实时解易。(三)若并时进见,则不敢正坐离立,行则偻身自卑。(四)帝每有所问,常逡巡后对,不敢先阴后。本来皇后拟君,贵人拟三公,从身份之礼上看,即当不与之并。如《论语·乡党》记载诸多孔子动静有礼之例,如“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48]之类。又言邓后对同列者则“接抚”之,“常克己以下之”,对下于己者,“虽宫人隶役,皆加恩借”。以常理言之,其与三夫人“敌体”,故当自谦,对于下位者,亦不可颐指气使,故宜加恩借。
邓绥对自己亦时存“法度”之心。《后汉书》本传载:“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视医药,不限以日数。后言于帝曰:‘宫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讥,下使贱妾获不知足之谤。上下交损,诚不愿也。’”外人不可久留宫禁,此为法度,和帝以宠爱邓贵人,故弛法度,如果邓贵人不自知,甚至以此自骄,即入“恃宠傲物”之类。
虽云邓贵人“恭肃小心,动有法度”“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然能“存心”,正为君子所以异于常人之处[49],非后发制人的韬光养晦,或老谋深算为逞其野心,而在于对他人的体恤。《后汉书》本传云:
后年五岁,太傅夫人爱之,自为翦发。夫人年高目冥,误伤后额,忍痛不言。左右见者怪而问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怜为断发,难伤老人意,故忍之耳。
倘祖母知己误伤孙女,可能会感伤年老,或自责年高昏愦等等。我们自然不能要求或期望孩子皆能忍痛如邓后,但如果有孩子能自己体察老人之心,岂非仁心早具,让人感动。
如果稍加深究,邓贵人实以儒士言行身份行于后宫。上引《后汉书》本传云其通《史传》、《诗》、《论语》,接云:
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
邓后是以儒士标准来培养自己的。对于母亲的责备,她不与之对抗争分,也不阳奉阴违,而反求诸己,以一身之劳,而达得兼美。在后宫,她亦以此行事,以“劳心曲体”来“修德”。幸运的是,和帝能欣赏邓后这一修德行为,每赞邓后“深自抑损,诚难及也”,否则可能被斥之为伪或迂腐吧。
班昭一直是和帝后宫的老师,虽然亦为阴后师,但一定与邓贵人关系更近,所以邓太后临朝,班昭终生与闻政事。班昭亲见阴后的得势和失势,亲见邓后恭谨小心,其德日成,从而促发其对“荣辱”、“显丕”的命运与女性个人思想言语行为方式关系的思考,这可能是《女诫》写作的近因,从时间上看,似乎也相当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