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源于崔瑞德（Denis C. Twitchett）教授1994年9月11日发来的一封传真。他在传真中约我为《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四卷撰写一章，讨论唐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我希望你就下述问题发表意见：互利及朝贡制度；哪些国家是不同时期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它们与长安的关系和受到的对待如何变化；哪些国家被视为潜在的对手或盟友；哪些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可以讨论一下‘市舶使’，你对此已有研究（此处指作者发表的英文文章Wang Zhenping，‘T’ang Maritime Trade Administration’，Asia Major（3rd series），4，part 1（1991），pp. 7—38。——译者注）；还有边市。最重要的是外交的实际运作机制，不仅包括长安如何接待外国使团，还有唐廷如何向外国派遣使节……以及外交文书。我希望你能以此为开端，最终完成一部有关唐朝对外关系的综合性著作。”

这番话大体确定了我今后十五年学术研究、写作的范围。这期间，崔瑞德教授帮助我拟定了这一章的草稿，从学术上对文稿严格审阅，提出了很多修订意见。与他一起撰写这一章，我感觉仿佛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另外一篇博士论文，这极大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但该章完成后，我没有立即雄心勃勃地开始将它扩展为关于唐代对外关系的书稿；而是着手进行一个较为力所能及的项目：修改、出版我的关于汉唐时期中日关系的博士论文。在这一过程中，我再次得到崔瑞德教授宝贵的指导和一如既往的支持，使我能够探讨他在1994年提出的一些问题。这项工作的成果是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的《长生不老岛来的使者：汉唐时期的中日关系》（Ambassadors from the Islands of Immortals：China-Japan Relations in the Han-Tang Period）。崔瑞德教授收到新书十分高兴，立刻催促我着手撰写有关唐代对外关系的综合性著作。但是，他在2006年突然辞世，使我再也不能为他呈上他一直期望我完成的著作。现在，我谨以此书献给崔瑞德教授，由衷地感谢他的谆谆教导和深情厚谊。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中国、日本、新加坡和美国诸多友人、同事慷慨无私的帮助。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松浦章教授、龙谷大学木田知生教授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结识的朋友，他们为我搜集了在新加坡得不到的日文资料。我感谢他们在学术上的帮助，更感谢他们的热情好客。每当我有机会去日本，他们都让我感到像回到了家中。香港理工大学的何冠环教授、复旦大学的韩昇教授在搜寻中文资料上给我很多帮助。在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陶德民教授的安排下，我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在关西大学度过了2008年的最后一个月，有机会利用该校丰富的馆藏。我要感谢亚洲文化研究中心的陈赟博士、薄培林博士花时间带我参观图书馆，帮我获取需要查阅的资料。在关西大学逗留期间，我还有机会向姬路独协大学的石晓军教授介绍了我的研究，他的批评帮助我修改了本书的一些论点。

当我为最后向出版社提交书稿做准备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曹淑文女士、何义壮先生为我提供了急需的参考文献方面的帮助，使书稿得以按时提交。

学术写作是一项高强度且费时的活动，需要一个有利于研究的工作环境。我想感谢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系主任安成观教授。他卓有成效的领导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若非如此，我还要花费更多的时日才能完成这部著作。

我要向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帕特里夏·克罗斯比女士、安·卢德曼女士和编辑苏珊·斯通女士的出色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我要对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期间认识的朋友拉尔夫·迈耶先生表达谢意。他一丝不苟地校订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很多质疑，对提高本书论述的条理性和可读性极有助益。

读者会注意到，本书没有论及唐朝对外关系中的所有重要问题，尤其是缺少对“外交的实际运作机制”的详尽论述。因此，我准备再写一部书，题为《唐代的对外事务管理》（The Administration of External Affairs under the Tang Dynasty）。只有在这第三本著作最终完成后，我才能报答崔瑞德教授对我的学术指引，并对他说：“教授，我完成了你希望我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