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可汗称臣

李渊生性谨慎，深谙政治。他与610年后起事的其他叛军首领不同，没有急着公开与隋廷为敌，以免过早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招来隋廷和其他竞争者的敌意。同时，李渊希望与突厥友好相处，以争取突厥对自己的反隋大业的些许帮助，或者至少要保证自己的根据地太原不受威胁。617年阴历五月的事件凸显了与突厥建立友好关系的急迫性。当时，数万突厥铁骑包围太原，寡不敌众的李渊不得不上演了一出空城计。突厥骑兵来到城下，却发现太原城门洞开，城墙上没有一面旗帜，也不见一兵一卒。此情此景令突厥骑兵大惑不解，他们进入外城北门后，旋即从东门退出。由于怀疑有诈，突厥决定收兵，没有进攻内城。32这一出空城计虽然保住了太原，但李渊深知，与突厥和好已刻不容缓。倘若突厥再次兵临城下，李渊及众将都将性命不保。

李渊立即修书一封，遣使者送交始毕可汗。信中写道：“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581—600）之时。”李渊向突厥统治者提议：“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33这样，李渊就向始毕可汗提出了一项交易，以中原的钱财珠宝换取突厥的直接军事协助，或是至少让突厥承诺不干涉李渊统一中原。

突厥只部分接受了这一提议。他们对李渊许诺的财物很感兴趣，对可汗与隋朝皇帝重修旧好的建议却嗤之以鼻。突厥视李渊为割据势力首领，在与他打交道时，要求他必须向突厥称臣。突厥达官贵人彼此议论说：“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他们向可汗进言：“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34突厥作为北亚的霸主，要求李渊首先俯首称臣，才会助他一臂之力。

李渊的使者在七天之内就带回了回信和始毕可汗的口信：“唐公若从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遗憾的是，书信的详细内容并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李渊读信后的反应为我们了解此信的内容提供了足够的线索。史料记载：“帝开书叹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宁岂如此。但孤为人臣，须尽节。……本虑兵行以后，突厥南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显然，突厥来信要求李渊接受突厥的封号和旗帜，并提出派官员为其册封。李渊气愤地对臣下说：“乍可绝好蕃夷，无有从其所劝。”35谋士们见李渊对突厥来信的态度消极，都缄默不语，但李世民显然与李渊意见相左。

李世民认为，接受突厥封号以换取突厥的帮助只是权宜之计，而且早有先例。隋朝开国之君隋文帝（581—604在位）就曾接受过莫缘可汗的称号。36 610年后起兵的一些割据势力的首领也纷纷向突厥称臣，如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被封为定杨可汗，榆林（今内蒙古十二连城）的郭子和被封为平杨可汗，37朔方（今陕西白城则）的梁师都被封为大度毗伽可汗，离石（今山西离石）的刘季真被封为突利可汗，五原（今内蒙古五原）的张长逊被封为割利特勤，并州（今山西阳曲）的李仲文被封为南面可汗。38李世民不明白父亲为何不起而效之。毕竟，向突厥称臣并不等于永远成为其附庸。在这种臣属关系中，只有军事实力才能决定双方各自的地位，因此不稳定性是其显著特征。任何一方的实力变化，都会打破双方的实力平衡，从而改变已经达成的协议。39

李世民开始向父亲施压，要求他满足突厥的要求。很快就有人向李渊报告，李世民麾下驻扎在兴国寺的士兵议论纷纷，说如果李渊拒绝接受突厥的条件，他们就会发动兵变。这次事件的主谋其实是李世民的重要谋士裴寂和刘文静。他们向李渊解释说：“且今士众已集，所乏者马。蕃人未是，急须胡马，待之如渴。若更迟留，恐其有悔。”40不过，谨慎的李渊一直等到他的另外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在617年阴历六月来到太原后，才给了裴寂和刘文静第二次机会，让他们详述推翻隋朝的计划。这一次，李渊以“事机相迫”为由同意了他们的计划，而“改旗帜以示突厥”和“以辑夷夏”是这个计划的两个关键部分。41

特定颜色的旗帜可以用来表明持旗人的政治归属。绛色是隋朝的官方颜色，李渊作为隋朝皇帝的臣子一直使用绛旗。42现在，他需要用其他颜色的旗帜来表明自己建立新王朝的决心。谋士们在占卜后建议用白色，这恰恰也是道家崇尚的颜色。二者当然不是单纯的巧合。这些谋士深受道教影响，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道士。为了使改朝换代合法化，他们一直在太原地区散播预言和歌谣，称“白衣天子”即将出现，他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43突厥统治阶层同样推崇白色。44他们视持白旗者为自己人。李渊权衡利弊后，同意改用白旗以示他有意改朝易代以及在名义上臣服突厥。但是，他考虑到自己刚刚起兵反隋，应该设法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不应马上亮出全部底牌。于是，他命令将士混用绛旗和白旗，故意迷惑隋廷和突厥。45李渊在处理改换旗帜这个棘手问题上展现了过人的政治智慧。46

刘文静不久后便启程拜访突厥。他告诉始毕可汗，唐国公李渊“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47可汗听后大喜。但实际上刘文静有意歪曲了李渊的真实意图，李渊其实只打算在名义上臣属突厥，在确保太原无虞的同时，获得突厥最低限度的直接军事援助。刘文静想必还告诉始毕可汗，李渊愿意接受突厥封号，希望能够得到突厥的马匹。

欣喜的始毕可汗派康鞘利等高官前往太原。他们带来了数千匹战马，其中一千匹是给李渊的礼物，其余的则用于交易。康鞘利此行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卖马，他是向李渊递交一封有关始毕可汗授予李渊突厥封号的信件。突厥使者一行被带到晋阳宫东门外的侧舍，李渊对来使毕恭毕敬，谨守身为可汗臣属的礼节，恭敬地接受了突厥可汗的来信，并厚赐两位突厥使节。康鞘利许诺说，突厥骑兵将协助李渊攻打隋都，兵力由李渊自定。不过，李渊只需要少量突厥骑兵，以示自己已经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从而使刘武周打消从背后袭击太原的念头。李渊在派遣刘文静前往突厥请兵时告诫他说：“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敬顺天心，欲存民命。突厥多来，民无存理。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为边患。又胡马牧放，不烦粟草。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48

在刘文静与突厥交涉的同时，李渊挥师西南，在霍邑（今山西霍州）与隋朝精兵交锋，取得大捷。49然后，李渊率军向龙门（今山西河津）挺进，此地在黄河东岸，距隋都以东仅一百多公里。617年阴历八月，刘文静带着两千匹良马与李渊在龙门会合，随行的突厥骑兵仅有五百。李渊见此满意地说道：“马多人少，甚惬本怀。”50然而，刘文静没有告诉他的主人，他曾在突厥牙帐点烛焚香，以李世民的名义与突利可汗在神灵前发誓结成香火兄弟。51李世民因此与突厥建立起了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李世民的软实力，日后他将以此阻止突厥的敌对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