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经学主要流派的发展

——新汉学系各派

明末国难当头,一部分有识之士,痛感明代知识界的空疏不学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重新阐释五经,宣传社会改革思想。号称明末清初三先生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开创了浙西学派和浙东学派,以经世致用为共同的倾向。

随着空谈心性命理的宋学的没落,在清代出现了一个研究被废弃的汉学古籍的复古运动,促进了汉学的复兴,在经学史上称为“新汉学”。乾隆时代加强文化专制主义,严酷的文字狱的恐怖,使知识分子转向古文经传的考证、校勘、辨伪,形成风行乾、嘉两朝近百年之久的学风,史称“乾嘉学派”。其中包括皖派、吴派两大流派。他们是新古文学派。

道、咸以后,清王朝衰弱,末期封建社会百孔千疮,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为使祖国富强,一部分有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企图从上而下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利用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的思想,把经学作为宣传变法维新的工具,这一派可称为新今文学派。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展,经学这个躯壳不可能容纳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都成为保守派或反动派,连同整个封建经学,一同濒临末路。

浙西学派和浙东学派

顾炎武(亭林,1613—1682年)、黄宗羲(梨洲,1610—1695年)、王夫之(船山,1619—1692年),是17世纪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先进思想家。他们生活在“天崩地解”的时代,勇敢地面对现实,或严辨夷夏界限,鼓吹民族思想;或提出均田、减赋、工商皆本等经济改良主张,宣传社会改革。虽然他们是地主阶级改良派,根本立场仍是维护封建制度,但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开辟了一个充满批判战斗精神的新时代,开启了一代新学风。

他们从前代继承下来的思想资料,主要是经学和史学,他们治学也只可能主要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发展和改造。所以,他们的学说披着经学的外壳。

顾炎武创始浙西学派,着重在经学。他主张的经学是实学,即关系国计民生,实用于社会改革之学。他说:“止为一人一家之事,无关于经术政治之大,则不作也。”“凡文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6]在他的名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中,提倡“引古筹今”。其中一些发挥经义的文章,着眼于“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人民疾苦发出呼吁。

顾炎武对程朱理学有所保留,对陆王心学持批判态度。他举起复兴汉学的旗帜,提倡“求是”和“求真”:“求是”,就有必要研究被宋学排斥的古代经传——基本是汉学经传,探求对五经内容的正确认识;“求真”,就要恢复五经本来面貌,对五经进行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名物、历史、地理的考证和版本的校勘。他的著作都和考证相结合,是清代考据学(朴学)的创始者,所著«音学五书»奠定了清代音韵学的基础。后来影响很大的戴震学派,直接继承了它的指导思想和考证方法。

黄宗羲创始浙东学派,着重在史学,但也不废经学。他提倡读经治史,把史学与经学相结合。两个大弟子万斯大、万斯同,前者传经学,后者传史学。黄宗羲主张六经都是古史资料,大史学家章学诚就继承他的观点,提出“六经皆史”的理论。

黄宗羲是王守仁的三传弟子,对陆王心学持保留态度,对程朱理学则进行激烈的批评。他宣传民族思想,否定君主的绝对权力,对后来的反清民族运动和民主启蒙运动都有积极影响。他的断代学术史著作«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论述经学各个流派;«孟子师说»、«易学象数论»也都是影响很大的经学著述。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铁证如山地宣判了唐宋以来一直尊崇的«古文尚书»是伪书,震动了学术界,而阎若璩是受到黄宗羲«授书随笔»的启发的。黄宗羲及其浙东学派,也是有重大影响的经学流派之一。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进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是重要的经学改革家,但他的著作长期埋没不能流传,所以没有可能形成学派。直到清末,后人刻成«船山遗书»行世,他的著作才发生重大影响。

船山先生曾遍注群经,如«周易稗疏»、«书经稗疏»、«诗经稗疏»、«春秋稗疏»等。他的经说以解释经书的形式,针对现实发挥议论,宣传社会改革理想。如«诗广传»,看来是逐章评论«诗经»各篇,实则引古筹今,宣扬改良民生、平均天下等改良主义政治观点,带上他那个时代的进步色彩。我们与其把这书看作“经说”,不如看作是政治杂感和政治论文集,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经学的重大改造。

王夫之既反对程朱理学,也反对陆王心学。他在对经书的疏释中批评理学、心学的“存天理,去人欲”和“致知格物”之说。他说:“饮食男女之欲,人人之大共”,欲,就是人民的生存要求,就是公理,不应该强迫灭绝,而应该得到满足。观点鲜明,批判有力,揭露了理学家实际是一群不顾人民死活的伪善者。

船山先生提倡读古书,是“以复古为解放”,使两汉经传复出,打破宋学的思想垄断,促进人民思想从理学束缚下解放出来。

读古书,离不开文字、音韵、训诂、辨伪、名物和历史典章制度等考证工作。顾炎武开创的朴学,本来是提供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为了引古筹今,经世致用。他搞金石考古,考证历史、地理和古代典章制度,也有在异族统治下保存汉族历史文物制度的用意。这些曾经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浙西学派和浙东学派都是顾炎武、黄宗羲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许多人是清初的名家。上述阎若璩(1636—1704年)的«古文尚书疏证»,打倒了宋学根基之一的«古文尚书»;胡渭(1633—1714年)的«易图明辨»、«洪范正论»,打倒了宋学«易»学的根基;毛奇龄(1623—1713年)的«四书改错»,痛批朱熹的«四书章句»,痛骂朱熹。宋学的根基垮台了,汉学获得复兴。清代复兴的汉学,又不同于原来的汉学,它打着自己时代的烙印,有自己时代的内容,经学史上称为“新汉学”。旧汉学的遗产,古文经传多,今文经传甚少,因此新汉学主要依据古文经传,清代汉学的复兴,首先是古文经学的复兴。

乾嘉学派

雍、乾时代,清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实行文字狱和利诱收买两手政策,大批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逃避现实,钻进古书堆中,兴起对经书的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和古代典章制度的考据,形成兴盛近百年的学风。清代考据家很多,«清经解»收录考据名著157家188种1408卷,其中大多数是乾嘉时代的著作,世称“乾嘉学派”,也称“考据学派”。

乾嘉学派分为趋向不同的两派:吴派和皖派。吴派得到皇帝的支持,皖派得到学术界的推崇。客观来看,两派各有其贡献。

吴派以惠栋(1697—1758年)为开创者,江声(1721—1799年)、王鸣盛(1722—1797年)、赵翼(1727—1814年)、钱大昕(1728—1804年)、焦循(1763—1820年)等都是吴派名家。[17] 吴派学风有两个特点:一是好博尊闻。什么东西都是越古越好,凡是汉儒旧说,包括阴阳五行在内,他们都奉为宝贝;凡是古书上有过的东西都可以考证,所以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鸟木虫鱼,从文字校勘,到音韵转变,广征博引,无所不考。二是不讲义理。他们只搞考据,对思想内容不作任何说明和发挥。所以,他们的考据,有的有价值,有的毫无意义。他们的有科学性的考据,是那些属于文字学、史料学、博物学范畴的考据,可以帮助我们弄明白古书上一部分文字、名物、训诂方面的问题,或提供一些参考资料;还有许许多多考据,如同“屠酤记账”,罗列大堆材料,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属于无用的烦琐哲学。

皖派以戴震(1723—1777年)为创始者,戴震字东原,故又称戴东原学派。段玉裁(1735—1815年)、王念孙(1744—1832年)及子王引之(1766—1834年)、孙诒让(1848—1908年)、俞正燮(1775—1840年)等人,都是皖派考据大师。[18] 皖派的特点是从小学入手,通过对经典的文字、音韵、训诂的考据来证疏经传,阐述经义。皖派反对空谈义理,但不是不谈义理,而是“由字以通辞,由辞以明道”。戴震的名著«孟子字义疏证»就是皖派的代表作,它以文义考证为基础,以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完成了从哲学上和政治上对理学的批判。他的许多著作都是考证、释文、释义相结合,达到清代古文学的高峰。

皖派在小学上有突出的成绩。戴震的弟子都精于小学。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字考经,以经考字”,广征博引,校讹字,考文理,通条贯,对经传文字的大量引申义和假借义作出可信的考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对先秦两汉古籍训诂的丰富材料阐释精详;其子王引之著«经传释词»,广取古代经传,归纳研讨,参照比验,对160个虚词的用法作了详细的解释。经过他们两代人几十年的潜心考索,发现了经传中古字的假借、古音的转变以及大批虚词的用法,使人们对不知读音的古语明白了读音,误解的词义得到了本义,使佶屈聱牙的古代经传成为一般读者可读可解的文章。虽然它们并不尽善尽美,却有重要学术价值,直到今日,还是研究古经传的必读书。

乾嘉学派求实精神和精密的考证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应否定。但是,在一百年时间中,乾嘉学派以古文学为主,其考证范围之广泛,考证方法之精密,已达到很难继续的地步。皖派的“戴东原精神”逐渐丧失,乾嘉以后日益陷入支离破碎的、无实际意义的烦琐考据。

清末王国维(1877—1927年)是清代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乾嘉学派的原则和方法,又吸取西方科学知识,在广泛的学术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考据学最后一位大师。现代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和胡适派,也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求实精神和考证方法。可是,那种为考据而考据的烦琐哲学,在现代也仍然有所表现。

乾嘉学派是清代古文学。章太炎(1869—1936年)是古文学的最后代表人物。他在小学方面有根底,对哲学、史学、文学也有贡献,曾取清人经解编选群经新疏。他从浙东学派那里接过来民族思想,积极鼓吹反满,成为辛亥革命前影响很大的民主革命宣传家。民主革命和封建经学是融合不到一起的,辛亥革命之后他又渐趋保守,反对“五四”新文化,提倡“国粹”。但是,经学日渐没落的命运是无可挽回的,后来章太炎只有凄凉地转入消沉颓废。

清今文学派

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8世纪后半叶庄存与创立常州学派;19世纪前期龚自珍、魏源的改良主义启蒙运动;19世纪后期康有为的维新运动。

常州学派以庄存与(1719—1788年)及其弟子多是常州人而称名。正在考据学盛极之时,他们不搞古文经传的文字、音韵、名物、训诂的考据,转而研究今文经传的所谓“微言大义”,自成一派,与吴派、皖派鼎峙。他们主要治«春秋»学,庄存与著«春秋正释»,是清今文经学的开山作。他的弟子刘逢禄(1776—1829年)著«春秋公羊传何氏注释例»,发挥“公羊传学”的“三世”、“三统”说,阐发了清今文学的基本思想。庄氏的另一弟子宋翔凤(1779—1860年)作«拟汉博士答刘歆书»,展开对古文经学的批评,指斥古文经传大多是刘歆欺世盗名的伪作。于是,展开了今文学与古文学之争,考据与义理之争。

自道、咸以后,清王朝国势衰颓,封建末世危机四伏。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国难当头。刘逢禄的弟子龚自珍(1792—1841年)、魏源(1794—1857年),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一方面批评落后的宋明理学戕害人们的个性,扼杀社会的生机;一方面批判考据之学脱离现实,无补于国计民生。龚自珍的经学著述有«六经正名»、«六经正名答问»、«春秋决事比答问»等,以公羊义例批评朝政,排诋专制。魏源的经学著述有«诗古微»、«书古微»等,宣传更法改图,革除弊政。他们采用今文经学这一古老的形式,在于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有利于他们发挥自己的政治学说;他们特别重视“春秋公羊学”,在于大张它的托古改制思想,以求推动全面的社会改革和号召守土卫权,抵抗侵略。他们的学说反映了19世纪前叶地主阶级进步知识分子的改革思潮,所以今文学盛极一时。

清今文经学把学术和政治紧密结合,提倡“经纬世宙”而反对脱离现实,注重发挥义理,“昌言救世”而反对烦琐无用的名物训诂考证,同时开始吸收近代科学,这对开启中国近代学术思潮,有着积极的影响。另外,辑佚书,也是清今文经学的一大功绩。在今文学盛行时,由于西汉今文经传绝少流传,所以倡言今文经的人就兴起辑佚之风。凡是能够从各种古籍中搜辑到的今文经学遗说,差不多都搜辑到,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研究资料。

清末维新变法运动的政治领袖和思想领袖康有为(1858—1927年),是今文经学最后的代表人物。他的名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继续批评古文经学是“伪经”,鼓吹今文公羊学的“三世”进化。他无限地抬高孔子的偶像地位,把孔子打扮为托古改制的教主,变法维新的祖师爷。虽然康有为自命为“圣人”,但他的学说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弱点:用武断代替论证,用伪证代替实证,用新的迷信代替旧的迷信。尤其是在根本思想上,他以改良代替革命。当维新运动迅速失败以后,康有为的今文学也就随之破产。

清末今文经学重要人物还有谭嗣同、夏曾佑、廖平等。从龚、魏到康、谭的今文经学,并不是纯今文经学,清末的纯今文经学的大师是皮锡瑞(1850—1908年).如果可以说,龚自珍、康有为等改良主义启蒙思想家的著述是“旧瓶装新酒”的话,那么皮锡瑞的代表作«经学历史»,还是“旧瓶装旧酒”。它远离社会斗争和时代思潮,不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经学已无可挽救地衰亡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在民主革命中蜕变成一个复古的小宗派,在政治上发展为保皇派,在文化战线上发展为所谓“孔教派”。他们有的甚至堕落到一小撮封建余孽之中。

封建的经学衰亡了,但是这十三部典籍及其在两千余年研究中所保存的大批思想资料、历史资料、文学资料、学术资料,却具有永恒的价值,是一大笔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