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特别策划（1）

李先念：17岁投身农民运动 最高职务：国家主席

1935年6月15日，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胜利会师，李先念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个时候，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都很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李先念是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毛泽东对李先念格外青睐，一见到他，便不由得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脱口问道：“你今年多大啦？”李先念说：“还差几天满26岁。”毛泽东赞叹地说：“你真年轻，真是前途无量啊！”这次相见，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赏，临别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只恨相见太晚喽！”

责任编辑/陈毓婧

17岁成为地主恶霸的死对头、穷苦农民的好带头人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出生在大别山区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九龙冲李家大屋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乳名全伢子，号克念。在异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八，是家里的老幺。这个贫困山区、贫困家庭的新生婴儿，注定要在苦水里泡大。

打8岁起，李先念便开始跟父兄下田劳动，放牛拾柴，也干些家务杂活。李先念将满10岁的时候，父亲和伯父省吃俭用，把他送进了李家大屋的私塾读书。李先念知道自己家境贫寒，能读上书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学习上特别勤奋。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先念越来越懂得读书的重要。私塾读完后，他一心希望能继续到学堂念书，但家里拿不出学费，他不得不辍学。

后来，李先念学了木匠活，并在汉口球场街的陈福记寿器店当学徒。在武汉期间，李先念的视野逐渐开阔，人与人的关系及一些社会问题，成了他经常思考的焦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国共两党的革命主张和宣传，在武汉这座大工业城市不断引发工人罢工、学生游行的风潮，也深深触动了李先念的心。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高举红旗攻入了湖北省武昌城。李先念挤在人群中，看到戎装整齐、臂戴袖章的革命军人，不禁热血沸腾。那天夜晚，李先念经过一番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改变命运的答案，他毅然卷起铺盖，返回家乡，联络农友，投身到农民运动的红色洪流中去。

当时，李先念家乡的县、区农民协会业已建立，他的二哥陈有元、远方侄儿李泽信和同村好友韩爽先等，都是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当年冬季，李先念当选乡农会执行委员，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李先念带领农会成员，积极搜寻和捕捉各村藏匿的土豪劣绅，送交革命法庭公审法办。认真清查他们的不义之财，该没收的没收，该退还群众的退还群众，并逐一公布清查结果，账目清清楚楚，深为群众称道。

从此，李先念的名声不胫而走，传遍四乡，连放牛娃都知道他是地主恶霸的死对头，穷苦农民的好带头人。

随着“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1927年11月3日，黄（安）麻（城）特委在七里坪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举行黄麻起义，特委同时调整了部分区委干部，高桥区由熊邦山任区委书记，李先念任区工人纠察队大队长。他们积极展开串联活动，以原区、乡农民自卫队员为骨干，在各村建立义勇队，参加了这次赫赫有名的武装起义。

黄麻起义胜利后，李先念等人迅即率领队伍返回高桥区，依靠发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向土豪劣绅与青洪帮、哥老会、红枪会等发起反击，狠狠打击了他们的气焰。

11月25日，李先念趁着黄麻起义的威慑力，亲率一部分农民武装，一鼓作气，铲除了桂花楼、大塘湾的土豪劣绅，打开他们的粮仓，把粮食全部分给当地群众。此时由潘忠汝率领的起义主力鄂东军第一路，开始南下开展土改工作，党的“土地革命”的口号深入人心，得到了渴望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的积极拥护，因而推动了黄安县新的斗争高潮。

与此同时，光山红枪会慑于黄麻革命力量的强大，亦派人前来讲和，双方的武装冲突暂时缓解。这一切，给武汉等地的国民党反动派以极大的震动。他们当即策划军事进攻，企图迅速扑灭黄麻地区燃起的革命烈火。从11月27日至12月5日，敌第30军独立旅和第12军教导师，先后向黄安进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和守城群众浴血苦战，英勇打退敌军的多次进攻。但终因众寡悬殊，于6日被敌攻入县城，工农革命军遭受惨重损失，黄麻起义严重受挫。

敌人占领黄麻地区后，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血洗革命群众。国民党军与反动地主武装相配合，反复在黄麻地区进行“清乡剿共”。面对这场血腥的浩劫，李先念和战友们把仇恨埋在心底，发誓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黄安失守时，县委书记王志仁和工农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副总指挥刘光烈均壮烈牺牲。突围而出的部分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等会同在七里坪的曹学楷、戴季英等，于12月下旬在紫云区木城寨举行会议，决定“要打出这个圈圈，把敌人牵走”，将现有武装和干部，一部分留在当地坚持斗争，一部分转移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游击，伺机打回黄安。他们在闵家祠堂集合了72人，携带长短枪50余支，乘夜向木兰山进发。

路过高桥区时，县委负责人找到了李先念，要他向其他同志转达县委的决定，继续在高桥区坚持斗争，并问他有没有信心。李先念怀着对敌人的强烈仇恨，坚定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有我们在，高桥区的斗争决不会停顿，我们要以牙还牙，讨还血债！”此后，他与詹献庭、熊邦山、王宝珊、韩爽先、陈有元、李泽信等人，在本区本乡分散隐蔽开来，并聚积力量与敌周旋。

1927年12月17日，年满18岁的李先念经韩爽先、李泽信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22岁当团政委，23岁当师政委，24岁当军政委

“九一八”事变后，整个根据地掀起了一股参军拥军的热潮。李先念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没有枪杆子，没有主力红军，便没有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更不会有革命的最后胜利。斟酌再三后，李先念征得县委书记郭述申的同意，决定带头率本县的一批青年参加红军，保卫革命果实。

率众参军后，李先念被编入红4军第11师33团，任政委。因当时后勤条件差，参军初期未发军装，李先念平时仍穿着一身长袍大褂，于是战士们都叫他“大褂子政委”。初入红军部队，李先念所面临最大的难关就是军事关。过去李先念只当过副班长，打过麻雀战、游击战，缺乏指挥一个团的经验，更没有硬碰硬地打过大仗、恶仗。一个政委，如果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就会被群众讥讽为“专卖狗皮膏药的”，这样的领导干部，也建立不起真正的威信来。

1932年1月初，李先念部奉命离开白雀园，向七里坪进发。红33团2000多人集合，一律着浅灰色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等待出发。李先念还纳闷这么多人怎么个走法，挤在一块行军，岂不要把老百姓的庄稼踩坏了？他就问旁边的2营营长孙玉清。孙玉清笑着说：“按1营、2营、3营和团直属队的顺序，一路纵队行军。”李先念这才知道，原来大队人马是这样行进的。

团长吴云山谕令部队“立即出发”，就骑上马随先头部队走了。当马夫把一匹枣红马牵到他面前时，李先念却发了愁，他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骑过马，现在当着这么多战士，又不好意思说不会骑，他只得硬着头皮上马。一踩脚蹬子，马一动，骑不上去。再踩脚蹬子，马再一动，还是骑不上去。连续几次上马，都失败了。战士们在旁边暗暗发笑，悄悄说风凉话。

李先念深深感受到，当一个团级指挥员，必须一切从头学起。每道难题，都要靠自己勤学苦练，加倍努力，才能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从那时起，李先念每天凌晨的学习时间里，加进了军事内容。

黄安战役是李先念首次参与指挥一个团作战，在事先战斗准备和战役进行过程中，他不是和吴云山就是和孙玉清在一起，虚心求教，学习本领。一连两仗打下来，李先念对布阵防御、诱敌深入、伺机反击、两翼包抄、分割歼敌、猛打猛追等战术，已经称得上是初步入门。

战争是最大的学校，战场是最好的课堂。李先念凭着他的智慧和努力，经过短时间的战场实践，终于取得了军事难关上的进展与跨越。李先念22岁当团政委，23岁当师政委，24岁当军政委，几乎是3年连升3级。他所率领的红33团被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命名为“共产国际团”，他所在的红11师、红30军后来也成为红四方面军声名赫赫的劲旅。

红一、红四方面军长征会师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红四方面军被迫南下川康边地区，红军的团结与统一面临严峻考验。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先念坚决抵制张国焘的瞎指挥，他义正词严地说：“红军的分裂，也就是革命的分裂。”当他得知张国焘要另立中央时，明确表示：“这怎么行？一国不能有二主，我们现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这样不是把部队搞乱了吗？”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攻的紧要关头，李先念着眼战役反攻的大局，坚决支持徐向前的正确判断和指挥，坚决抵制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对巩固和保持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当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取得了更大进展后，李先念一方面强调特别要搞好团结，另一方面率88师和骑兵师为先遣军，第三次踏进草地，担负为全军开道、筹粮的重任，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团结部队，战胜困难，最终实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李先念收到中央及军委电报，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要求红四方面军抽调一个军的兵力，迅速造船，于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李先念接受任务后，立即做出战斗部署，确定红30军88师为渡河前卫师，第263团为渡河先遣团。他强调指出：“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我们执行的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样重要而光荣的任务交给30军，是对全军指战员的信任和鞭策，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绝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电令：“30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当夜11时，李先念一声令下，战士们驾驶船只奋勇划向河心，犹如神兵天降，向着对岸疾驶。25日晚，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指挥红30军全部渡河完毕。

红军渡河后，蒋介石即任命青海军阀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2防区司令，统一指挥马家军的骑兵第5师，向河西红军堵截进击。盘踞甘肃、青海两省的马家军正规军共有3万多人，民团武装10万余人，武器精良，运动快速，战斗力较强，给西路军造成重创。

1937年1月，马家军发现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集中在甘州（今张掖）西南的倪家营子，即集中所有主力部队，进行层层包围，对西路军发起一次次连续进攻。在这场历时40个日夜的倪家营子血战中，李先念指挥红30军与红9军、红5军相配合，在极端险恶的形势下，英勇杀敌，威武不屈，共歼敌1万余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36岁领导中原突围，“中原部队在中原多坚持一天，就能为兄弟解放区多赢得一天的时间”

李先念回到延安后，刘少奇把李先念叫去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到中原去。刘少奇双目炯炯地看着李先念说：“我只给你讲三点：去了后，一是抓武装，二是抓武装，三还是抓武装。”李先念大声说：“明白！”他双肩一抖，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1939年1月，李先念在竹沟镇北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根据刘少奇提出的“抓武装”的指示精神，认真分析豫鄂边区对敌斗争形势，提出了发展敌后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军事工作方针，决定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迅速南下敌后，扩大抗日力量，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李先念亲自担任独立游击大队司令员。

1月17日，游击大队从竹沟镇出发，深入敌后到豫鄂边区开展武装斗争。李先念率领的这支独立游击大队，下辖3个中队，由新四军第4支队部分人员和来自延安的60多名红军干部组成，共有160多人。部队踏上征途后，边行进，边训练，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在信阳南鸡公山歼灭伪军一部，在柳林铁路伏击日军装甲车，在信应公路诱歼日军通信兵，可谓出师大捷，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

1939年底，豫鄂边区党委将独立游击大队与豫南、鄂中、鄂东地区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纵队司令员，他率领挺进纵队驰骋豫鄂大地，屡建奇功。党中央高度评价道：“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证明在一切敌后地区党均可建立武装，而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1941年皖南事变后，李先念担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委。9月，侵华日军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集中10万兵力进攻长沙，后又攻郑州，并不断抽兵南调，致使武汉外围各据点守备减弱。李先念果断抓住战机，立即部署南下开辟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同时派兵再进鄂皖边地区，扩大新的敌后根据地，彻底粉碎日伪“扫荡”，在地域上从东西两面构成对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

在这一年的12月7日，李先念指挥发起了新四军第5师历史上著名的侏儒山战役，对盘踞汉阳侏儒山及其附近的伪军主力实施连续攻击，至次年2月，将侏儒山地区的伪军大部歼灭，并歼灭日军200余人，开辟了川汉沔根据地。

在李先念的军事生涯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最重要的闪光点，便是中原突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我豫鄂边抗日根据地也改编为中原军区，在国共谈判时，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做出了巨大让步，中原军区面积因此缩小。1946年5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虽然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定》，但国民党军的“蚕食”进攻并未停止。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据此随时可切断平汉路交通大动脉，是中原地区的最大威胁。

1946年6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已决定开打，蒋介石任命刘峙为进攻中原解放军的总指挥，调集了11个正规军26个师约30万兵力，部署于中原解放区南北两线，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随即赶往驻马店设立了指挥所，并限所属部队7月1日发起总攻击，妄图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解放军中原军区主力。

当时，中原部队有3个转移方向：向东、向北和向西。部队内部众多军事将领要求向东突围，往新四军军部靠拢，这样可以极大减轻新5师的损失。但时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经过反复思考，却选择了向西突围，这样要面临刘峙和胡宗南部队的双重围堵，加大突围的伤亡。李先念的看法是：“中原部队的突围，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原部队在中原多坚持一天，就能为兄弟解放区多赢得一天的时间。”最后，5万余人的中原部队仅以伤亡2万多人的代价就跳出了国民党军队近30万兵力的包围圈，进入陕南地区。

按照当时的突围路线，中原部队进入陕南后预备直接开往延安。但这时，李先念一连接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3份电报，要求部队不要北上，化整为零在陕南打游击，在条件极为艰苦的陕南地区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虽然这个命令有点突然，但为整体利益，李先念还是放弃了进入其他解放区的计划，在南线扮演了牵制胡宗南部队的角色，为此，他们通常要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直到7月底，部队终于和前来接应的陕南游击队取得联系。

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同李先念交谈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当时就是准备牺牲你们的，你们几个人能活着回来，就是胜利。”为了全国战局，自己一手创办的部队遭受了不少损失，但李先念从未有任何怨言或牢骚。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这也是李先念日后赢得毛泽东长期信赖的原因之一。

中原突围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战史中极其精彩的一笔，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以少对多的绝对劣势，在自损约五分之二的基础上，先后共歼灭5万余敌军，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使得蒋介石原先打算吃掉中原解放军的计划全盘落空。这样的兵力对比、伤亡交换比和结果，充分显示了李先念统率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一举奠定了他作为开国军事家的历史地位。

41岁主政湖北，在湖北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都由中央转发全国、向全国推广

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后，李先念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去。“当时邓小平曾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到3兵团工作，还是等湖北解放后，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曾任李先念秘书的黄达说，李先念选择了后者，他放弃的，是一个“兵团司令”的职务。

那时的湖北，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他一上任时就遇到‘黑白之战’。”在李先念身边工作11年的黄达说。“黑”是指煤炭，“白”指大米和布匹等，当时，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白银价格也暴涨。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比如著名银行家周苍柏等人，在他的领导下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管理工作，李先念是完全陌生的。黄达对老领导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非常善于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黄达的一个老同事下放到湖北浠水县，有一次，这位同事进城来看黄达，碰巧遇到李先念到黄达办公室退还文件，于是李先念把这位同事叫到楼上办公室。两个多小时后，同事才下了楼。黄达问谈什么谈了这么长时间，同事说：“我们谈的面很宽，谈土改、农会、问减租的情况，先念同志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告别时，李先念还说：“以后你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给我写信来汇报。”

还有一次，李先念到荆州考察防洪时，遇到基层的一个区长。李先念向区长问了人口、经济情况后，又问供销社建起来没有。区长答不上来，说供销社是由另一个副区长分管，对互助情况也说不清楚，李先念发了火说：“你这样的区长应该重新去学习！”

湖北全境解放后，“城乡改革”成为李先念首要的工作。对此，湖北省做了大量的扎实的准备工作。为了解放和提高（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从根本上制度上解放城乡生产力。在农村，一是为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抓剿匪反霸，减租减息，二是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到1952年底，湖北省共有12570个乡完成土地改革，占全省总乡数的97.4%，人口总计2376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7%，这为下一步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制度基础。史学界称赞道：这是湖北有史以来，最彻底、最大规模的一次土地制度改革。

“他在湖北期间做得很出色，中南财政特别稳定，没有出现像其他一些城市物价飞涨等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高敬增说，“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当时，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李先念在湖北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都由中央转发全国、向全国推广。这也为李先念日后走上全国政治舞台，主管财贸工作打下了基础。

45岁进入中央，成为财政部长

1954年5月，中央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时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和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成为被相中的人选之一。

对于自己的新角色，李先念思想准备不足，因而犹豫不决甚至推辞不就。但两位老领导分别跟他讲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准备。有一天，毛泽东特地打电话叫李先念到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再次说：“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他人。”毛泽东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

“在先念同志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开的工作会通常都会很长，结束得很晚。特别是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关于物价是否上涨，一直争论不休，李先念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得也很热烈。李先念总是让每个人都充分把意见表达完整，他仔细地听。”黄达笑着说。中南海一位负责会议的服务员都有如此总结：陈云开会按时结束，邓小平开会提前结束，李先念开会过时结束。

黄达印象中，李先念工作得很辛苦。他夏天一大早就起床，因为屋子热，工作人员很早就把藤桌藤椅摆在回廊里，成了办公场所。等到7点钟工作人员上班时，李先念已经将文件处理完毕，“工作效率非常高，很少积压文件”。黄达说，工作人员给李先念挑文件，经常是看完了就忘了，“一开会时他却说得清清楚楚，记忆力非常好，数字记得非常清楚”。

在新岗位上，李先念很快就赢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在回忆录里坦率地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1960年，时任古巴国家首任银行行长的切·格瓦拉访华，毛泽东安排财政部长李先念与他见面，还向格瓦拉介绍：“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他指着李先念风趣地说，“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

黄达回忆，李先念工作非常细致。他发现四川有一个外贸的供销社，在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这样又可以卖一笔钱，李先念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他于是发文向全国推广这个办法。

李先念后来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而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都略显特殊的年月里，他所担负的责任也更特殊。黄达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成了李先念最操心的事。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先念，回北京前就打来电话，让黄达等工作人员通知有关人员前来开会，商讨如何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李先念下了车以后直奔办公室，即便自己的家就在隔壁也顾不上。“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况，非常急迫，都是关于粮食的会。”1960年，全国物价高涨，一个鸡蛋几块钱，远远超出老百姓的负担，李先念决定，包括学生课本、煤油等，与民生相关的18种商品平价供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生之苦。

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对李先念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最形象的一句话是：大到宝钢设备的引进，小到女人头上戴的发卡，几乎都是他一手经办的。

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先念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要职。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

出生于1909年的李先念，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领导人看他，多了些亲昵。在一些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他们之间也留下不少难得的轻松而亲密的场景。

有一次在火车上，李先念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玩牌打发时间，水平不高的李先念经常被搭档周恩来批评。下了火车，李先念“委屈”地说：“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打牌了，你恼我！”周恩来听罢哈哈大笑。

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

1935年6月15日，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胜利会师，李先念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那个时候，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都很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李先念是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毛泽东对李先念格外青睐，一见到他，便不由得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脱口问道：“你今年多大啦？”李先念说：“还差几天满26岁。”毛泽东赞叹地说：“你真年轻，真是前途无量啊！”李先念接着说：“我手下还有更年轻的。88师师长熊厚发刚刚20岁，那才是我们的小老虎呢！”

这次相见，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赏，临别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只恨相见太晚喽！”全国解放不久，龙云从北京回云南，路过武汉，想见李先念，他说：“毛主席对我说，李先念是我们的青年英雄！”

后来，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总政治部副主任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去当营长。从军政委到营长，实际上连降6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4支队当参谋长。

“大跃进”期间，李先念也对全国上下盛行的浮夸风表示不满，在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与张闻天住得很近。他们经常碰在一起交谈，张闻天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几次找李先念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但没有想到，后来在批判张闻天时，李先念也受了牵连，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

回京后，李先念作了检查。某一天，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谈话。李先念后来曾在很多场合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时毛主席还未起床。他把我叫进去，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就问我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吃惊，就坐起来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他不但耐心认真听我讲，还提出一些问题问我，说明我讲的那些实际情况，他都听进去了。他还要我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这次谈话，不仅消除了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怒气，也让他了解到真实的状况。

1966年，周恩来准备让李先念作为代表团一员，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李先念所主管的财贸口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取消他代表团副团长资格。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还说了一句：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立即有意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句话，也借机向外界传递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这个信息。

因为在中原突围的某些历史，有一段时间，李先念又被写大字报，称他为“大叛徒头子”。毛泽东得知此事，一天晚上让秘书打电话，请李先念去看戏。开演前，毛泽东特意把李先念叫到他身边坐下，并风趣地说：“‘大叛徒头子’来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戏。”他显然是用这样的举动显示自己对李先念的爱护和信任。

“文革”结束后，李先念在中共第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重新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74岁的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继毛泽东、刘少奇之后的第三任国家主席。

在任职期间，他曾在1985年7月22日至31日访问美国。这是中美自1979年建交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到访美国。

1988年4月，李先念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被安排出任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

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李先念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努力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因病在北京逝世，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战斗到了最后一息，遵照他的遗愿，家人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在了他曾战斗过的祁连山上。

（参考资料：《李先念：从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3期、《李先念：令人动容的最后时刻》《人民日报》1992年7月8日、《从战士到领导》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作者：李菁、邹爱国、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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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家风：“你们谁要经商，打断你们的腿”

李先念之女李小林说：“父亲教育子女非常严格。他对外人比我们宽容。父亲就是要求我们做普通人的工作，不要去追求当官，不能赚钱，更不需要出名，把工作做好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的家风”。

李先念主管国家经济工作26年，但他不允许自己的儿女经商。李小林说：“这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父亲的一贯风格。”

她回忆，改革开放后，李先念有一次在饭桌上对孩子们严厉地说：“你们谁要经商，打断你们的腿。”时至今日，李家的4个子女没有一个人下海。

如果不是父亲的建议，李小林或许是一名医生。李小林说，自己曾憧憬长大后当一名医生。父亲帮她分析说：“想法不错，但是你从小就胆小，整天面对流血，你可以胜任吗？得好好考虑考虑。”

李小林是李先念和林佳楣最小的女儿。她觉得，父亲对自己的爱是深藏心底的。

后来，她又想学外语。父亲说：“你干什么我都不反对，但你干一行就要把它干好。”李小林从武汉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当了一名普通翻译。

33年来，除了赴美攻读硕士、出任两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外，她一直工作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岗位上。历任协会美大部处长、协会副会长、党组书记，主要致力推动中美交流。

正像父亲希望的，她要把这一行干好。

李小林对红安有着永远割舍不下的感情。2004年，李先念故居纪念园动工兴建。几年来，她几乎每个月就要过来一趟，“来了100多次了。”她笑着说。

李小林认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要从改变观念入手，要有好的带头人。2006年开始，她多次组织当地农民远赴新加坡培训，学习管理、旅游、法律、农村产业经济等。

她也不断牵线搭桥，希望更多企业到红安投资，但不能以牺牲环境盲目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1年，李小林当选友协第九任会长，同时也是该协会自1954年成立以来首任女会长，海外华文报纸称她为“中国民间外交女杰”。

2001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到上海访问，因“9·11”事件，中方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李小林作为中方接待的主要负责人，在得知老布什擅自改动时间要求出行后，仍坚持让已经坐到汽车里的老布什夫妇等待3分钟，直到中方警卫完全到位后才允许发车。事后，老布什评价李小林“比以色列的总理还要强硬”。

（责编：汪梦芬；参考资料：《李先念之女：遵父要求未经商》《长江日报》2014年3月14日；作者：王兴华）

胡耀邦：14岁成为乡儿童团总团长 最高职务：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耀邦是革命战争年代著名的“红小鬼”。在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攻打文家市战役以及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的战役中，14岁的胡耀邦率领儿童们，积极协助红军打仗，传送指令，侦察敌情，为红军送水、送饭、写标语，积极从事宣传活动。那时，乡政府召开大会，因胡耀邦擅长演讲，很多时候由他出来讲话。1937年10月，毛泽东亲自点名，要还不满22岁的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37岁时，他到了中央，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成为“耀邦同志”。

责任编辑/陈毓婧

15岁的湘赣省儿童局书记

1989年4月22日，在长安街上，近乎无尽的人流，在无声地等待。中午12时零5分，一辆缀着黑纱的灵车，从人民大会堂缓缓开出。“呼啦”一声，人群潮水般涌动起来，宽阔的长安街再次记录下了一个悲痛时刻：耀邦走了！

耀邦走了，他带着60年革命生涯的硝烟风尘，带着未完成的宏愿走了。他的离去，牵动着千万颗心。从天安门广场到八宝山，15公里长的街道两旁，到处挤满了人。

灵车经过了南街口，距这里200多米远的一座小四合院，就是胡耀邦的家。那不足18平米的客厅，自4月15日起，就被无可阻挡的人群站满。胡耀邦生前从不收群众送的任何礼物，去世后却不得不收下人民对他的敬仰和哀思。

1915年，胡耀邦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中和乡，是胡家第九个孩子，所以父母从小都叫他“九伢子”。身为私塾先生的三伯父胡祖仪按照胡氏字辈谱，给这初生的孩子取名耀邦，字国光。

胡耀邦进入文家市里仁学堂读高小的1926年，是中国风云激荡的一年，浏阳县也不例外。里仁学堂教师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陈世乔、甘恩藻等经常给学生们宣讲打倒列强、争取国家独立，农民要组织起来闹翻身，要进行国民运动等道理，在胡耀邦的心里播撒下阶级意识的种子，唤醒了对革命的朦胧追求。

与此同时，在毛泽东主持的广州第6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的湖南籍共产党员纷纷返回家乡，点燃了全省的农民运动火炬。胡耀邦的父亲胡祖伦担任了乡农会的土地委员，母亲刘明伦担任了乡妇联主任和第8区的妇联主席，哥哥胡耀福担任了共青团支部书记和第8区工会执行委员。热火朝天的革命情景，父母、哥哥们投身革命运动的昂扬激情，都使胡耀邦深受感染。

1929年夏，胡耀邦考取了浏阳县立初级中学，表兄杨世俊（后改名为杨勇）此时也在浏阳中学读书。他们两人都关心时事，喜欢发议论，胡耀邦还时不时在同学中作些鼓动性演说。

同年冬天，胡耀邦回家过寒假。这时候的浏阳农村已经发展了2400多名党员，县委还组织了“浏东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这种日益蓬勃的形势，渐渐把胡耀邦吸收到了革命组织当中。苍坊村邻近的山村女青年杨贵英当时任中和乡少年共产党（即共青团）书记，她找到胡耀邦，发展他秘密加入了青年团，并委托他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总团长。

胡耀邦带领儿童团成员团结在共青团组织的周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利用节假日上街下乡搞宣传、贴标语、喊口号、散发传单。起初，有的土豪劣绅、顽固分子嘲讽他们，说他们是“儿戏团”“鼻涕团”。可是，当胡耀邦发动儿童团员们反对封建势力，拦路打烂他们的轿子，剪掉他们的辫子，撕破他们的袍子时，他们都无可奈何地跪在这些娃娃面前求饶：“儿童团先生们，请高抬贵手！”在胡耀邦的带领下，儿童团真正成了党和团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在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攻打文家市战役以及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的战役中，胡耀邦率领儿童们，积极协助红军打仗，传送指令，侦察敌情，为红军送信、送水、送饭、写标语，积极从事宣传活动。乡政府召开大会时，因胡耀邦擅长演讲，很多时候由他出来讲话。

1930年10月，胡耀邦被调到第18区区委做宣传工作。不久，中共湘东特委派人前来物色年轻干部，对有文化、朝气十足的胡耀邦，稍加考察，便选中了他。11月，刚刚年满15岁的胡耀邦便告别了父母，前往当时的革命苏区江西永新。

1931年10月，湘赣省委正式成立，胡耀邦奉命担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他经常到苏区周边各县区，建立儿童组织，开展儿童活动。儿童工作在短期内便有明显起色，使省委领导对他刮目相看。

1933年9月，胡耀邦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次年春，他又接替张爱萍的工作，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在工作中起草的文件、发表的意见多是言之有物，持之有据，且多新见解，显得很不一般。因此，当时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管青年团工作的张闻天和主管组织工作的李维汉以及少共中央领导人都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把他作为优秀干部培养和使用。

毛泽东亲自点名，要还不满22岁的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长征。中央各系统组成“红星”和“红章”两个纵队。胡耀邦被编在“红章”纵队的中央工作团里，在总政治部做民运工作，并担任共青团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

为了隐蔽行动，红军大多数时候夜里行军，白天休息。不久，胡耀邦不幸染上了疟疾，被折磨得浑身绵软，已无法走路。领导派了担架来，虽然好强的他不愿为大家增加麻烦，但大家还是不容分说地把他抬了上去。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胡耀邦的疟疾已经止住，而且部队已进入战斗状态，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的任务也日益繁重起来了，他坚决不再坐担架。

遵义会议后，胡耀邦从“中央工作团”被编进了红三军团第13团，担任党总支书记。从此，他参加了作战部队的行动。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胡耀邦先后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

1937年，胡耀邦离开青年团的工作，进入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走上新的学习和工作道路。

胡耀邦是第二期学员，经学生选举，担任第一队党支部书记。

胡耀邦在“抗大”不仅是一大队、二大队中最年轻的学员，且以手不释卷而为众人所知。他求知若渴，勤于思考，给包括校长林彪在内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抗大”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对于胡耀邦这个人才的崛起十分注意，多次给予表扬。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向大家讲，“你们要向胡耀邦同志学习，学习他刻苦攻读的精神”。

在“抗大”学习的日子里，胡耀邦几乎熟读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列宁、斯大林的小册子和政治理论书籍，这奠定了他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哲学基础。他本人后来也常说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抱负是在延安定型的，而进步最大的，就是在“抗大”学习那段时间。

“抗大”二期学员学习了不到5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为适应抗日前线对干部的迫切需要，“抗大”二期提前毕业，学员们也都赶赴前方。可是毛泽东却将胡耀邦留下，与另外27名同志一起编成“抗大”高级研究班，继续学习，胡耀邦仍担任党支部书记。

8月，受到毛泽东的点拨，胡耀邦自己动手组稿、排版、刻蜡板、校对、油印，一个星期后就出版了第1期校报——《思想战线》。毛泽东看后不太满意，指出没有写出自己的东西。胡耀邦随即请毛泽东为校报写篇文章，毛泽东不仅痛快地答应了下来，而且很快就交了稿。9月7日，第2期《思想战线》上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就是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

领袖的支持，给了胡耀邦很大的鼓舞，他不仅挨着个儿地跑遍学员大队，分送这期校报，在随后《思想战线》改名为《抗大》的第3期校报上，他还撰写了读后感式的《论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一文。他结合学员的思想实际，论述了自由主义的危害和反自由主义的重要性。由于他兢兢业业，精雕细刻，刊物不但文章质量高，而且形式也清新爽目。这年10月，毛泽东亲自点名，要还不满22岁的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

自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陕甘宁边区各县国共双方互设机构。位于延安东50公里的绥德城，由国民党派遣的县长统治，是中国共产党支配下的陕西省北部地区国民党的重要据点。城外驻屯着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王震），并没有动用武力占领该城。绥德专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国民党安定县县长田杰生等都是搞“摩擦”的“专家”。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一支部队驻扎在绥德城外，这些人很不舒服。

1938年7月7日，国共双方在安定县联合召开大会，纪念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周年。国民党方面派600多名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员参加。双方负责人讲话中都竭力宣传各自在统一战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共产党方面参加1000多人，许多是由胡耀邦率领前来的不带武器的“抗大”学员。因国民党队伍里有人带头高喊：“中国国民党万岁！”双方情绪激烈，冲突一触即发。胡耀邦在主席台上大声叫道：“同志们，请大家冷静一下！请大家冷静一下！我领大家唱首抗日歌。”他挥动手臂带头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杀老百姓，不打自己人……勇敢杀敌人……”待双方平静，他接着说道：“现在请大家坐下，我来领着大家喊口号，‘国共合作万岁！’”双方人员跟着高呼“国共合作万岁”，冲突平息。

事后，面对这种“抗大”学生入驻绥德县城的情况，田杰生越发不舒服。于是制造谣言，说“‘抗大’不敢上前线打日本，跑到这里与民争利”，并且煽动群众不给“抗大”腾房子，不给学员生活用品，操纵流氓地痞夜间扔石头砸“抗大”宿舍、占领校舍，围攻、袭击独自外出的“抗大”人员，挑起一系列事件，终于干出非法逮捕中共方面安定县县长的暴行。

胡耀邦和苏振华在认真研究了国民党方面的实力和特点，以及当地的民情社情之后，召集全队人员开会，决定：一、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队人员都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向群众广泛开展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活动；二、将学员们的房东都请来，开座谈会，由胡耀邦向他们讲“抗大”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驻在这里，并且介绍抗战形势和八路军战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闹摩擦的真相；三、必要时由领导干部亲自出面，警告田杰生，同他作面对面的斗争。

一天，胡耀邦亲自去找田杰生面谈。他昂然走进国民党安定县政府，开门见山地对田杰生说，“抗大”到贵县以来，对民众秋毫无犯，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却说“抗大”来与民争利，这明明是挑拨我军民关系，破坏后方安定。还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袭击“抗大”人员，贵县不能对这些情况坐视不问。田杰生一方面撒谎说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一方面又说此地老百姓负担不起这样多的“抗大”人员，所以不欢迎。胡耀邦立即回答说：老百姓对“抗大”了解后，对我们是欢迎的，我们买卖公平，住房付租，并不增加老百姓负担。胡耀邦语气平和，但话含锋棱，他说：“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抗大’是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维护‘抗大’就是支援抗日，就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田县长认清形势，顾全大局。”经过这一场交锋后，田杰生收敛了许多。

1939年初，田杰生又制造事端。他骗中共子长县县长薛兰斌到县城去开会，却以征兵、职权方面的纠纷为借口，将其扣留。胡耀邦闻讯，立即紧急集合第一队学员，作好同田杰生交涉的准备，同时又与八路军留守兵团紧急联络，请他们戒备待命。胡耀邦只带一个警卫员去见田杰生，田杰生却布置一个排防守，个个荷枪实弹，虎视眈眈。胡耀邦把手枪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放，说，如果动武，我们早有准备，还是不要这样的好。他进一步向田杰生说明一致抗日的重要性，警告他不能胡作非为，并提出了解决纠纷的方案。田杰生自知理亏，不得不将薛县长交胡耀邦护送回去。

事后，毛泽东把胡耀邦找去，详细了解了这件事，说：“哦，你还演了一出单刀赴会呀！”胡耀邦这种“联合中斗争”的经验，后来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重要内容。“统战”佳话在中共干部中广为传播，其后影响至为深远。

30岁奔赴东北战场

1945年11月，胡耀邦受命离开延安奔赴东北战场，在他即将进入辽宁时，国民党军在美军的帮助下从葫芦岛登陆，抢先占领了平泉县城，以重兵扼守住了前往东北的通道，胡耀邦率领的东北先遣队只得原地待命。不久，中央任命胡耀邦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后来，胡耀邦任晋察冀4纵队政委、3纵队政委、18兵团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和进军大西南。

1946年7月，胡耀邦改任晋察冀军区下辖的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政委。胡耀邦同司令员陈正湘密切合作，成为很好的伙伴。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1月，第4纵队同各野战纵队逐步南移，连续发起了易（县）涞（水）、满城、保（定）南战役，共歼敌1.6万人，其中包括两个完整的美械化团。

胡耀邦行军中很少骑马，总是同战士们走在一起。战斗展开之后，他总是到旅、团指挥中心参加指挥，或者到前沿阵地为战士们鼓劲。在易县指挥战斗时，敌方呼啸而来的子弹将他的军帽打穿了一个洞，所幸他没有负伤。

1947年3月，晋察冀中央局在安国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会议精神，4月间，晋察冀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正太战役。这次战役的目标是首先扫清石家庄外围的正定、获鹿、元氏、赞皇、栾城等地国民党军据点，孤立石家庄，同时吸引北面之敌来援，在其运动中歼灭之；如敌不来，则主力西转，向正太路沿线进击。根据这个部署，胡耀邦与陈正湘率领第4纵队开赴石家庄以南，2纵队、3纵队指向石家庄以北。

4月8日，石家庄外围作战打响。10日，在冀中军区部队配合下，第4纵队拿下了栾城，稍后2纵队、3纵队攻克了正定，两县附近据点90多处也随之解放，共歼敌1.5万余人。4月16日、18日，第4纵队两度攻打元氏，但因城坚未克。从此石家庄守敌龟缩城中，不敢出战。

正太战役之后，晋察冀部队进行了整编，胡耀邦任3纵队政委，司令员是郑维山。此时3纵队下辖3个旅，计有3万多人。不久，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决定乘有利时机，利用围城打援战术，组织战役再歼国民党一两个师。根据当时形势，野司（野战军司令部）看到大清河北是双方必争之地。这个地区位于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决定发起大清河北战役。

9月2日夜，胡耀邦、郑维山率3纵队70里急行军奔袭保定、徐水段，但除了攻克少数小碉堡外，没有找到大股敌人。这一仗没有打成，于是他们部署两个旅攻涞水城，一个旅在定兴西北打援。9月6日夜，战斗打响，打援的一个旅连克敌据点，涿县南的铁路桥也按计划破坏掉了。但涞水县城敌军的防御十分坚固，激战到8日黄昏，仍未能攻下。双方伤亡都很大，于是不得不撤出战斗。

第3纵队撤出涞水战场之后，在胡耀邦、郑维山率领下，开到房山、良乡、涿县一带又打了几仗，但因为部队疲劳，时间仓促，也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正在此时，野司命令他们向冀中腹地河间地区转移。

10月，胡耀邦、郑维山受命率领部队参加了清风店战役，大获全胜。从此，晋察冀野战军完全控制了战局的主动权。10月2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贺电说：“你们领导野战军在保定以南歼灭敌第三军主力，俘虏军长罗历戎，创晋察冀歼灭战新记录，极为欣慰，特向你们及全军指战员致庆贺之忱。”在这场战役中，胡耀邦率7旅牢牢守在保定与方顺桥之间，作好迎击从保定出援之敌准备，使国民党孙连仲部队始终没有能够南进。

蒋介石在丢了石家庄以后，走马换将，撤掉了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任命以善战闻名的傅作义为“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作战区包括冀热察绥四省及晋北。此时已进入解放战争最关键的年份——1948年，第3纵队在郑维山和胡耀邦的率领下用“牵着笨牛的鼻子跑”的战术，有力钳制了傅作义部。

37岁进京，成为“耀邦同志”

1952年秋，党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让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的胡耀邦来京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不久，胡耀邦就来到了设在团中央院内的中国青年报社。那时团中央没有礼堂，青年报社的领导想请他在饭厅和大家见面并作报告。胡耀邦笑着说：“不要作报告，还是请同志们提问题吧！”于是，一张又一张字条递到胡耀邦的手里。他看得很仔细，回答得也很直率、诚恳，他说：“一个人做工作，难免犯错误。我来团中央工作，也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有一条我不会犯，就是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的错误。”

胡耀邦又说：“我认为，生气勃勃地在前进中犯了错误的人，比那些实际上躺着不动的人要高出一百倍。因为前一种人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说明他正在成长，正在成熟，正在那里发掘和发现某种程度上的真理，而后一种人，实际上却是阻碍着社会的前进，拖住大家不动。”

从这天以后，团中央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可以在食堂看到胡耀邦，他从不吃小灶，到了饭点便和其他同志一起过来排队买饭，在队列里边等边和大家聊天，看到给他开车的司机也会笑着招呼一声：“大老刘！”

不仅是平易近人，胡耀邦还直接立下了一条规矩，那就是在团中央不准称官衔，见面一律称同志。从此，大家都开始叫他“耀邦同志”，即使是多年后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也不例外。而且，这条规矩在团中央一直保持至今。

胡耀邦的工作习惯很特别，他不爱管日常行政事务，对团的思想政治却抓得很紧。他的时间大致是这样分配的：一部分用于阅读书报文件，一部分是找人来汇报、商量工作；一部分则深入基层或参加社会活动。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团校等宣传教育单位，是他去得最勤的地方。中国青年报社的每个干部和编辑，由此也都认识了胡耀邦。

在团中央开展反右派运动期间，胡耀邦正率团出国访问。1957年秋末，胡耀邦从国外回到乌鲁木齐时，打电话询问团中央机关反右派的情况，当得知报社有17位同志被打成右派时，他沉痛地说：“损失惨重啊！”回机关后，胡耀邦尽可能地保护着干部和知识分子，但在那种大环境下，他也往往是力不从心。

“文革”一开始，中央直属机关第一个受冲击的就是共青团中央，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把胡耀邦一次又一次地揪出来，由红卫兵押着他，硬拽到批斗台上去，让他坐“喷气式”，接受所谓“大批判”，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1969年5月，按照林彪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2000多人被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同志们照顾胡耀邦，开始只分配他在场院劳动，推谷晒场或用风车扬谷。可是，胡耀邦不愿接受这种“照顾”，他主动要求干些重活，连里只能派他去搞基建，他先是和泥、上房顶、当小工，后来他又去插秧、锄草、掏粪，什么苦活脏活都干过。每逢天气乍变，即将下雨的时候，他便和大家一起抢收，用他瘦弱的肩膀扛起100多斤重的麻袋，一袋一袋地往仓库送。

在“文革”的最后五年中，胡耀邦顶住了重重压力，没有在任何审查报告上签字。在他给黑龙江兵团某战士写的一封很长复信的最后几段说：

我很幸运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变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60岁组织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1975年，当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打响“全面整顿”这场战役时，胡耀邦受命出任中国科学院主要负责人。他在科技战线坚决贯彻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指示，为纠正“文革”的混乱，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被誉为邓小平的“四员干将”之首。

在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大召开后，邓小平已复出工作并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清扫“文革”积污的斗争首先表现在坚持“两个凡是”和反对“两个凡是”上。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势力即坚持过去10年错误方针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另一些人头脑中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正统”观念。在很多人看来，这场斗争的结局实在难以预料。因此，观望待机或脚踩两只船者，大有人在，让这场斗争变得愈加曲折艰难。

例如，当时重要的拨乱反正言论多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借以避开稿件送审这一关。胡耀邦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党校工作，他以党校一隅之力，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小刊物，10日一期，大胆冲击各个禁区。这个刊物迅速在全党产生很大的影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先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刊登，然后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这是一场有历史意义的大讨论——即一场伟大的新启蒙运动或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两文发表后，立即激起了轩然大波，并随之在全党内展开讨论。第一篇文章由光明日报社提供，《光明日报》编辑部花了大量精力反复修改这篇重要稿件，然后再由中央党校协助修改，最后经胡耀邦审阅定稿。而第二篇文章，则是专为反驳对第一篇文章的种种责难而作。这种责难来自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把问题提得异常严重，因此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自然要冒更大的风险。迫于当时形势，第二篇文章已不可能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甚至也不可能在《理论动态》上刊登，不得以只好求助于军队报纸《解放军报》，首先由《解放军报》刊登，然后各报纸转载。

1981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讲到这件事时说：“第一篇文章改了好多次。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直接参与，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定稿，罗瑞卿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6次电话。”第二篇文章的发表终于使这场讨论得以在全党全国公开深入地进行。

必须指出，这场讨论之所以未被压垮而能最终获得好结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予以高度评价，主要得力于邓小平的直接过问。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肯定评价和坚决支持，这场讨论难免夭折。然而，三中全会的评价也并未使这场讨论最后了结。因此，又有了后来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中央决定由胡耀邦具体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开始，前后历时两个多月。这是集合党内众多理论工作者在一个新旧观念激烈冲突的特殊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会议。

会议主要为了彻底澄清关于“两个凡是”的是非，鉴于过去错误处理党内分歧的历史教训，这次胡耀邦特意强调“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原则。他在会议引言中提出两点：“一是对待干部，绝不能轻易打倒；二是每个干部都难免有这种缺点、那种错误，所以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忌武断，切忌匆匆忙忙地下结论。”事实证明，胡耀邦这种对待党内分歧的坦荡胸怀、开明公正、宽厚性格、民主作风，特别适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

邓小平也在会议结束时作了重要讲话，除了肯定会议的成绩，重申“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统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以外，特别着重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次讲话也正是会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的由来。

务虚会结束不久，社会上、党内外出现了一股“回潮”，其特点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真理标准讨论、同解放思想等对立起来，以前者压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务虚会后“两个凡是”的思潮又一度猖獗而真理标准讨论反而突然停顿下来的原因。

邓小平及时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79年7月29日一次重要讲话中这样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接着邓小平郑重地提出警告：“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也提出要“补课”。

胡耀邦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推动这场“补课”的责任。这次“补课”主要解决各级、各部门的领导思想问题。因为领导思想通了，就可一通百通；领导思想不通，或脚踏两只船，一切都还会是原样。

为此，胡耀邦准备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后又亲自写讲稿，作报告，用活生生的事实大胆地进行宣讲，这对于澄清当时的模糊认识，帮助党的干部端正思想路线，增强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起了很好的作用。

大家反映胡耀邦的讲话，善于联系实际，对错误思想分析得深透，讲得实在，听了使人开窍、信服。同志们都喜欢听他的报告，感到他说理透彻，思想犀利，旁征博引，针对性、逻辑性都很强，有自己的风格。当时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如八、九月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等），胡耀邦都派人去介绍“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请他们认真补上这一课。

从1978年5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到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局势已开始明朗化，真理标准讨论才告一段落（说告一段落，是因为这种斗争实际上仍以各种形式持续了一段时期），前后共历时一年零9个月。从那之后，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

“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组织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胡耀邦冲破“思想枷锁”的重要步骤，也是他的“第一策”；1977年12月他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要冲破“组织枷锁”，实现“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的“第二策”。

1977年春，胡耀邦考虑如何发动思想解放运动的同时，又殚精竭虑如何为“文革”和以前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10月7日，胡耀邦支持中央党校杨逢春《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要敢于冲破各种阻力，推翻“四人帮”一伙对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所做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这就为平反昭雪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

同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正式上班两天之后，“老干部接待组”成立，他明确指示：打开大门，撤掉楼内岗哨，对来访者礼貌相迎，把中组部恢复为“党员之家”“干部之家”。“老干部接待组”由副部长陈野萍负责。接着又成立“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由陶铸夫人曾志（中组部副部长）任组长，负责安排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名待分配干部的分配、安置工作；还成立了由杨士杰（中组部副部长）任组长的“右派工作改正组”。各个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认真贯彻执行胡耀邦的指示，夜以继日地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各项工作。胡耀邦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竭尽全力为蒙冤受屈的同志排忧解难。

1978年1月，也就是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后的第一个月，每日都有数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一个月的来信多达6麻袋。他每天平均批办30多件群众来信，经他亲自批办的群众来信多达2000多件。他尽职尽责，忘我工作，连吃饭、午休的时间都找人谈话，批阅文件。无论是在机关上班，还是在家休息，他都满腔热情地接待每一位来访者。他深情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组织部既然是党员、干部之家，就要让每位求助的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上访人群。胡耀邦早对门卫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后，又相继为党、国家、军队的一些领导人，为一些民主人士和个人平反。1979年1月起至198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就先后为彭真、萧劲光、陆定一、谭震林、罗瑞卿、肖华、黄克诚、李德生、瞿秋白、杨尚昆、李维汉、以及“杨、余、傅事件”“习仲勋反党集团”等公开平反昭雪。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平反。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1981年6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第十二届一中全会，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改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胡耀邦担任。

与胡耀邦相处了10年之久的吴江，在他著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说：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中国共产党内人才可谓多矣。胡耀邦之所以能够在反“左”与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敢作敢为，全凭他抱有共产党人的一颗赤子之心……

1989年，胡耀邦病逝于北京。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特别提到：“197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参考资料：《从战士到领导》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胡耀邦三任组织部长》人民网2015年10月21日、《批判张国焘，向主席约稿，“抗大”改变胡耀邦一生》人民网2014年4月15日、《解放战争：胡耀邦激战华北对决傅作义、孙连仲》2011年11月18日等；作者：潘望、陈利明、水新营、李绍潭、周斌、王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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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家风：要特殊化，走后门，没有！要马列，要真理，有！

2015年11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自己和家人，胡耀邦同志的要求格外严格，他说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习近平用“格外严格”一词，代表官方充分肯定了胡耀邦的好家风。

1951年，胡耀邦去四川南充工作。他感谢哥哥在艰苦的岁月里支撑家庭，赡养父母。他表示，现在解放了，工作稳定了，以后，就轮到他把父母接到川北照顾。哥哥家里小孩多，条件又困难，他承诺可以帮忙抚养一个，胡耀福就把16岁的女儿胡素贞交给胡耀邦。胡素贞随胡耀邦去了川北，又去了北京，胡耀邦一直供她读了高中和大学，后来她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工作。比起其他亲人，她已跳出了农村，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后来有一次，北京市教育局要把胡素贞调到教育局的工会，胡素贞有些犹豫，去找叔叔拿主意。胡耀邦不在家，夫人李昭听说后，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北京那么多老师，为什么不调别人偏偏要你去呢？还不是因为你是胡耀邦的侄女！”最后，胡素贞还是留在了中学。

1961年，胡耀邦的家乡浏阳县文家市公社修水库，需要解决发电机。大队党支部请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前去北京求助胡耀邦。胡耀邦认为这是造福百姓的好事，答应帮忙。但是，对他们用公款作路费还送土特产很不高兴。他当即给公社党支部书记龚光繁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请求你们一定要坚决劝阻我的一切亲属来找我，因为：第一，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没有帮我这么办。在这里，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要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法！

胡耀邦的家规极严。1982年，担任总书记的前夜，他把家人召集在一起，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什么‘天恩祖德’，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不会讲情面。”这就是胡耀邦的家规、家训、家风。

胡耀邦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无数次出入家门，却从来不准子女搭乘他的“顺风车”。有一年，胡耀邦女儿参加高考，他的儿子关心妹妹考大学，半开玩笑式地跟他说了句，想请他“关照”一下。胡耀邦勃然大怒，严厉批评这是“腐朽的世界观”。

有一句话常挂在胡耀邦的嘴边：“要特殊化，走后门，没有！要马列，要真理，有！”

1983年，一位领导到浏阳做调查时，了解到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竟然还是一位乡下农民，家庭条件非常艰苦。他便把胡耀福的儿子胡德资安排到县物资局下属的化工厂工作。胡耀邦得知此事，打电话给有关领导批评道：“你们招工用人出了问题，歪风都刮到我们家了！”于是侄儿被退了回去。为此，胡耀福上北京找胡耀邦大吵了一架，两人不欢而散。过后，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不正之风的表现之一，就是“亲属关系超过了革命关系，无原则的照顾”。他说：“昨天，我家发生了一场风波，我哥哥要我安排他儿子的工作，我说，你毁坏我的名誉，你对我不起。其实不是对我不起，是对革命不起，要是所有人都这样，这个国家还搞得好吗？”

1992年，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胡耀福去世。当地的乡亲为他敬献了一副挽联：“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虽然这是群众送给胡耀福老人的挽联，实际上也是对胡耀邦廉洁家风的颂扬。

（责编：汪梦芬；参考资料：《胡耀邦家风故事》《汕头日报》2018年10月29日；作者：严淑）

康克清：15岁当区妇协宣传委员 最高职务：全国政协副主席

15岁时，康桂秀当选为区妇协宣传委员。1928年万安暴动失败后，养父怕康桂秀被敌人捉去杀头，不许她参加革命，盘算着把她嫁出去，当听说井冈山的红军要到罗塘湾来，就把她关在房子里。当康桂秀从窗户里看见灰军帽上绣着红五角星的士兵经过时，心不由得剧烈跳动起来，这不是日盼夜想的红军吗？康桂秀走上井冈山，改名康克清。康克清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的一生会和这位伟人写到一起。红军从吉安出发至新余一带，转战赣南宁都、黄防等地，每天跋山涉水，长途行军七八十里，不少小伙子都吃不消了。康克清和战士们一样，自己背着军毯和雨伞，斜挎着干粮袋，腰间还挎着手枪和子弹，紧跟司令部后卫队，从不掉队。朱德知道后，既为她骄傲又为她担心。

责任编辑/陈毓婧

17岁的童养媳康桂秀当上了女红军

1911年9月7日，康克清出生于江西赣江沿岸的一座普通小镇万安县罗塘湾，出生时，父母给她取名康桂秀。由于家境贫寒，无奈之下，出生才40天的康桂秀被送到一户叫罗奇圭的人家当童养媳。

康桂秀被送到罗奇圭家时，罗家的男孩刚夭折不久。按当地的风俗，康桂秀叫作“望郎媳”，就是要讨个吉利，等待第二个男孩出生。遗憾的是养母再没有生育。于是，康桂秀实际上成了罗家的养女。

养母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善良、勤劳、俭朴。在她的影响下，康桂秀小小年纪就能干懂事。康桂秀13岁那年，夏天久旱不雨，稻田裂开一道道口子，禾苗也晒蔫了，乡亲们都想方设法洒水浇田，想保住禾苗。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养父偏巧外出不在家。眼看稻子没收成，明年全家人就要挨饿，养母急得哭了。康桂秀跑到邻村借来一架水车，母女俩一起上阵，不顾天热劳累，昼夜车水，终于把稻田都灌满了，禾苗又都抬起了头。慢慢地，村里人都知道罗奇圭家有个聪明能干的媳妇，附近一带没有哪一家的童养媳能比得上。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康桂秀无形中成了村里童养媳中的“头头”，偶尔她们发生了争吵，或是打起架来，康桂秀都耐心劝解她们。只要康桂秀一说话，她们都能听。于是，乡亲们把康桂秀称作“媳妇王”。

一天，康桂秀从外面干活回来，刚进家门，就见奶奶手里拿着一套裹脚用的东西，正在等她。

康桂秀大声对奶奶说：“我不裹脚！现在革命了，不兴裹脚。好好的一双脚，裹了怎么能劳动，怎么好走路？”

“养个大脚妹子，将来怎好出嫁？丢死人啦！”奶奶气得浑身发抖。

康桂秀还没见过奶奶气成这个样子，她担心会把奶奶气病，但又不能顺从这个安排。突然，她灵机一动，想了个好主意：“那好，要裹脚，从今以后，家里的水我不挑、柴我也不砍了。”

养母也帮康桂秀说话，因为她自己也是一双大脚。奶奶没办法，只好同意了康桂秀不裹脚的要求。

康桂秀高兴极了，她把自己反抗裹脚的办法告诉了小姐妹们，鼓励她们和父母作斗争，坚决不裹脚。姐妹们都照康桂秀的办法，用不挑水、不砍柴向父母抗议，家长们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孩子们的要求。

1925年9月，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沿赣江北上，一路势如破竹，把旧军阀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随着北伐军的不断胜利，罗塘湾的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发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迅速在罗塘湾全面展开了。康桂秀在革命的洪流中接受了新思想，很快成长起来。

1926年初夏，聪明能干的康桂秀参加了村里共青团组织办的妇女训练班，不久，由团支部书记罗诗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她除了干好家里的农活，空闲时间都用来开会、唱歌、演戏，她成了村里的“小忙人”。经过妇女训练班的学习，康桂秀被选为罗塘湾乡妇女协会的常任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妇联主任）。她一面开展本乡的妇女工作，一面参加县里组织的巡视团，到各处去演讲宣传。

不久，康桂秀当选为区妇协宣传委员，她和男同志一样，不管酷暑寒冬，不管晴天雨天，戴着斗笠，率领妇女宣传队在罗塘湾一带发动积极分子，动员妇女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同时宣传禁止虐待妇女，禁止虐待童养媳，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宣传禁烟（鸦片烟）、禁赌，动员妇女放脚、剪发。

1928年万安暴动失败后，罗塘湾到处是白匪军和挨户团，他们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简直杀红了眼。养父罗奇圭怕康桂秀被敌人捉去杀头，便不许她参加革命，并盘算着把她嫁出去。农历七月底，养父听到消息说井冈山的红军要到罗塘湾来，怕康桂秀知道，就叫养母把她关在房子里，这反而引起了康桂秀的猜疑。当康桂秀从窗户里看见灰军帽上绣着红五角星的士兵经过时，心不由得剧烈跳动起来，这不是日盼夜想的红军吗？于是，她故意把鸡轰出门外，自己乘机上了街。

康桂秀一出去就遇见了本地共产党员柴苟，柴苟对她说：“赶快找妇女协会会员帮红军筹粮食做饭。”第二天，当地工农运动委员会领导刘光万通知康桂秀参加红军召集的本地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大会由何长工主持，陈毅讲话，当场发出号召：“老表乡亲们！欢迎大家参加红军，扩大我们工农红军！打倒蒋介石和地主老财，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然后指指身旁的刘光万和游必安说，谁要当红军都可以找他们两人报名。康桂秀找到刘光万，和6个小姐妹一起加入了红军万安游击队。

跟随队伍上了井冈山后不久，康桂秀加入了妇女组，她认识了曾志、贺子珍、伍若兰和吴仲廉等同志。妇女组的任务是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筹粮、筹款，有时还帮助毛泽东去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每到一处，妇女组一住下来，就找群众谈话，了解当地的情况，还经常张贴朱德、毛泽东发布的布告，写大标语。康桂秀一边做这些工作，一边从布告上和大标语中学认生字，同时领会一些革命道理。

每天行军、工作都十分紧张，生活虽苦，却使康桂秀感到精神充实。不过，康桂秀对家里给起的这个名字，总感到太女孩子气，一直想改，却找不到合适的人商量。不久她又在吉安遇到刘光万，他听了康桂秀的想法，表示赞成，想了一下说：“你看叫康克勤怎么样？”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纸写在上面，递给她看。康桂秀觉得他起的这个名字不错，也好听，只是勤字笔画多，写起来比较费事，又觉得一个人光是勤快还不够，还应当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就说：“把勤字改作清字吧，这样我写起来比较省事，而且还表示我要沿着一条清清楚楚的正确道路前进，你觉得怎样？”刘光万连连点头说：“好好好，以后你就改名叫康克清吧！”

18岁的她，不但是朱德的夫人，更是一名红军战士

康克清走上井冈山时，朱德的名字早已和毛泽东连在一起了。康克清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的一生会和这位伟人写到一起。

康克清第一次见到朱德是在离开家乡向井冈山进发时。到达遂川，陈毅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待命。几十名刚参军的万安年轻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充满喜悦。过了不久，前面的人突然一排接着一排地站了起来，同时有人大声喊道：“朱德军长来了！”康克清起先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那不就是传说中朱毛红军的革命领袖吗？她挤到前面，真的看见了和战士们走在一起的朱德，魁梧的体格，浓密的胡须，敞开的衣领，脚上穿着草鞋，身上满是风尘，显出长途跋涉的辛劳，全然没有想象中的神奇色彩，完全是个普通战士的形象。

这时，朱德走到万安农军前停了下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周，把举起的双手向下按了按，示意人们安静。然后，朱德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话了：“你们万安的同志吃了苦，受了国民党的压迫，死了好多人。我们这次来，救出了一部分同志，今后还要救出更多的同志来……”康克清和同志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朱军长对万安人民的关怀。

康克清随红军上井冈山后不久，国民党就集中了湘、粤、赣三省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4个月的战火纷飞，敌人始终没能得手。1929年1月，红军前委决定：留下彭德怀一部，红4军其余主力下山到敌人后方开辟革命根据地。就在红军下山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朱德的夫人——伍若兰同志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了。朱德忍受着巨大的悲痛，日夜操劳，指挥红军同敌人展开英勇战斗。

战事告一段落后，朱德身边的战友惦记着要给他再找个伴侣。当时，曾志、康克清等十几名女战士同在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做民运工作，任务是随主力部队开进，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在当地做群众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参军筹粮。她们是军部直属队，行军作战常和军部一同行动。有时在行军途中，朱德还会到她们这里来鼓励女战士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渐渐地，朱德也就认识了这些女兵。

曾志是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长，同朱德等首长们比较熟悉。她一直在暗中观察周围的姑娘，想为朱德选个好伴侣。在曾志的介绍下，朱德与康克清渐渐互生好感。

到了3月初，红军在大柏地消灭了敌人一个团，随后进入东固休整。这天下午，村边的稻场上传来战士们嘹亮的歌声。曾志带着康克清和其他几名女战士来到朱德的住处。她们先和朱德聊了一会儿，在曾志的暗示下先后都退了出去，只留下康克清和朱德两个人。于是，他们俩坐到了一起，热情地谈起话来。

“当我初次和他接触时，并没有立刻浪漫地对他钟情。不过因为他跟战士一样，又做着士兵的工作，所以非常喜欢他。当时所有的人全都敬爱这位革命领袖。我们两人是最要好的同志。但过了这个过渡时期后，我已不能不承认我大概对他产生了爱情。”这是1937年康克清接受一名美国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虽然没有任何浪漫色彩、引人入胜的插曲，但它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康克清和朱德的爱情经过。

3月下旬，红军进入闽南，在长汀县消灭了敌人一个旅，击毙旅长郭凤鸣，建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长汀县是闽、粤、赣三省的边陲要冲，也是闽西最繁华的县城，在这里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胜利的喜庆中，康克清和朱德在长汀县城“辛耕别墅”——一间8平方米的房子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婚礼，大家纷纷举杯祝贺他们两人喜结良缘。

从这以后，不论是战争年代枪林弹雨的艰苦岁月，也不论是和平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康克清始终伴随着朱德，他们相敬相爱，共同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对于自己的选择，康克清曾坦率地说：“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

康克清同朱德结婚后，战友们都为她高兴。可也有一些人觉得她地位变了，相处时客客气气不像过去那样亲热了。这种评价，使康克清感到特别苦恼。她忘不了朱德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是红军的普通一员。”她决心以此自勉，用行动证明自己不但是朱德的夫人，更是一名红军战士。

结婚后，康克清本来可以和朱德生活在一起，受到应有的照顾。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像过去那样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同大家生活在一起，生活上没有半点特殊。她身上的一套军装穿得补丁缝补丁，大伙儿都劝她去总供给部领一套新的穿。她严肃地说：“不，大家现在不都只有一套军装吗？这衣服补好了，还能穿个一年半载的。”

按照当时的制度，她和别人一样，只有到了周末和节假日，才回到朱德那边去。她从不叫朱德为丈夫，总是以同志相称。有些好奇的姑娘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们虽然是夫妻，但又都是红军战士，叫同志好。”

有一次，部队到达吉安，晚上朱德突然发起高烧。康克清得知后立即赶到朱德身边，熬药、用湿毛巾冷敷，一直忙了大半夜，朱德的高温才降了下来。第二天，她按时返回部队照常工作。到了晚上，战友们都非常关心朱德的身体，一个劲儿劝她在朱德身边多待几天，几个手脚麻利的姐妹还捆好了康克清的行李。大家都认为她这几天不会再来了，可天一亮，康克清的身影又出现在操场上，同志们都打心眼里敬佩她。

大家称她“官兵平等的模范”，朱德既为她骄傲又为她担心

1930年6月19日，红一军团在福建长汀成立。不久，党中央又做出决定：将一、三军团联合起来，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而康克清被调到方面军总部特务3连任指导员。在特务3连当指导员不同于在司令部机关，对康克清来说是个全新的工作。这里的战士都经过一番挑选，不少是粗通文化的高小学生。当时红军里上过学的人很少，一般把高小学生也看作知识分子。比起他们，康克清是个没有上过一天学校的农民干部。战士的年龄又都同她差不多，工作中的困难自然更多。

康克清分析自己的有利条件：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比他们长，革命道理比他们懂得多，政治觉悟比他们高，具备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自己已有了做指导员工作的初步经验，懂得了管理教育的基本方法，也已经能看懂一般的书报了。所以，康克清有足够的信心做好工作。她给自己规定了四条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给战士们做岀好榜样；严格要求战士，不论政治思想、军事训练，都要严格要求；关心每一个战士，针对每个人的思想实际，帮助他们；搞好全连的生活，一定要把伙食搞好。

到特务连的头一天，战士们见指导员是个女的，都在一边窃窃私语，连长也对康克清投来疑问目光。康克清不多说话，只是按自己订的四条原则行事。经过她认真地工作，严格要求，大家同她很快地亲密起来，她成了连队大家庭里的一员。没有人对她另眼相看了，她的工作也一天比一天忙起来。

红军从吉安出发至新余一带，转战赣南宁都、黄防等地，每天跋山涉水，长途行军七八十里，不少小伙子都吃不消了，直皱眉头。康克清和战士们一样，自己背着军毯和雨伞，斜挎着干粮袋，腰间还挎着手枪和子弹，紧跟司令部后卫队，从不掉队。看见旁边有的战士脚步慢下来，康克清主动上前关心地询问：“是不是饿了？”“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往往不等人家回答，她就抢过枪支、弹药帮他们背。

有时，战士们见她背的东西太多了，就劝她把东西给骡子驮或民夫挑，她说什么也不肯，还温和地笑笑说：“骡马不会说话，如果累死了，公家还要花钱去买。民夫规定挑公物40斤，再加重就是一种剥削行为了。”

战士们看劝不动她，就悄悄报告给了朱德。朱德知道后，既为她骄傲又为她担心。考虑到她每个月有几天行动不方便，朱德想把自己的牲口让给康克清骑一程。她却说：“你是指挥官，指挥官不骑马能行吗？快骑走吧！我不累，保证不掉队。”事后，康克清找到那几个“打小报告”的战士，还“剋”了他们一顿。

1930年12月的头几天，呼啸的西北风夹着雪片往脖子里钻，缺衣少食的战士们冻得直打冷战，一些战士还冻伤了手脚。白天行军还好过些，到了夜晚宿营就更困难了，能找到一处避风的地方睡觉，成了部队的头等大事。有一天晚上9时多，司令部的两名副官有事来找康克清。他们先到宿营的村里比较像样的房子找，没有找到她。问了几个战士，说她到村东头去了。他们找到村东头，才在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用来放农具的小茅屋里找到康克清。

只见康克清睡在临时搭的一块门板上，身盖一床单毯子，上面压着一件棉衣。四面透风的屋子像个冰窖。两位副官看到总司令的夫人竟睡在这样差的屋子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要给康克清重新换个好一点的房子休息。康克清裹着棉袄摆了摆手说：“战土们都是这样睡的，我是战士，应该在这儿睡。”

时间长了，战士们看见康克清不仅不摆架子，还真诚地关心和帮助战士，都称赞她是“官兵平等的模范”。

王稼祥称赞23岁的康克清：“真想不到你这个女同志，也能这么沉着老练地指挥战士打退敌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抢渡湘江时，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去一多半，只剩下3万余人。为了避开敌人的飞机，红军大多在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这个时候，康克清主动承担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司令部的后面做收容工作。为了不让一名战士掉队，她跑前跑后，指挥战士把因伤或因病走不动的战友集中起来，由担架队负责抬着走。“大家跟上，不要掉队。”黑暗中，不时传来康克清急促的声音。

每逢到达宿营地，大家都歇息安顿下来，康克清仍有干不完的工作，查点人员是否到齐、看望伤病员、对驻地周围的情况进行调查，还要考虑明天的行军计划。

行军途中休息时，她还常帮助朱德抄写命令、起草通知。战士们经常看见他们的指导员坐在行李上，把背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抄写着总部下达的命令。不少人都知道，7年前康克清参加红军时还是一个文盲，经过这几年勤奋学习，在同志们和朱德的帮助下，她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但，她肩上的担子也更加重了。

当时，中央机关首脑跟在红军总部后边，康克清常常能遇见一些中央首长。

毛泽东这时在中央还不负什么责任，常常带着几个警卫员徒步行军，很少骑马或是坐担架，显得十分轻松。每当他那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收容队战士面前，总会出现一些热闹的场面。有几次，身体健壮的康克清身背两三支枪，背包上又摞着个背包走在队伍里。毛泽东见了便打招呼：“你这个指导员真是个大忙人哟，有那么多的东西要你背，行吗？”“没问题。”康克清爽快地回答。毛泽东常向她问起部队的情况和战士们的情绪，康克清一一回答，他们边走边谈，不时发出一阵开心的笑声。四周的战士看见他们那么高兴，那么轻松，也受到感染，脚下的步子似乎轻快了许多。

有时敌人尾随得很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战斗，所以康克清在行军中还要及时了解敌情，事先准备好几套方案，应付突发事件。一天，部队行进在半山腰的一段羊肠小路上，一面是很高的山崖，一面是密密麻麻的荆棘，走起来很困难。突然，后面传来一阵枪炮声，顿时部队有些乱。康克清立即命令一名干部把收容队收拢一下，加快行军步伐，同时做好战斗准备。她紧跑几步，来到中央首长的队伍里：“首长们快些走，后面的敌人追上来了。”“怕啥子哟！”毛泽东停下脚步，又侧耳听了听，觉得枪声还很远，便微微一笑说：“敌人不会那么快追上来，放枪是吓唬人呢，再说后面还有红军。你着急，你们就先走嘛！”说完，他朝康克清摆摆手，就朝前走去。

看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都那么镇定自若，康克清也放下心来。虽然这次只是虚惊一场，但她的责任心还是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

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康克清被临时派到担架队负责，这可不是一般的担架队，抬的伤病员都是红军团以上干部，其中好几位还是党中央的领导人，王稼祥就是其中的一位。

虽说担架队前面有红军开路，后边有部队殿后，但在绵延起伏的群山中长途行军，首尾相差几十里，要保护好几十名受伤的团以上干部和中央领导，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是可想而知的，康克清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一天中午，担架队与中央机关的队伍相遇。康克清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领导同志，立即叫担架队停下来，让开道路叫中央机关先行。周恩来笑着摆手说：“你们不必让了，我们就跟在你们后边，也省得再去另找向导带路了。”康克清一听有道理，便带着担架队先走了。但没想到居然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敌人。康克清沉着冷静，指挥战士们英勇还击，不一会总部增援的部队到了，一阵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立刻倒下十几个人，其余的敌人像野兔子似的惊慌失措地跑回山上。

步兵班的战士高兴地跳起来要上山去追击敌人，康克清立即制止说：“我们的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和担架队的安全，不是消灭敌人。”很快，特务排的同志们也撤了回来，他们还捡回敌人丢掉的两条枪，只有两人受了点轻伤。

从后面上来的中央机关的同志听了情况介绍后，都称赞康克清指挥有方，很好地保护了中央领导的安全。王稼祥从担架上伸出手竖起大拇指说：“打得好啊！真想不到你这个女同志，也能这么沉着老练地指挥战士打退敌人。”

永远的“康妈妈”

新中国成立后，康克清专注于全国妇女解放运动工作，她处事待人和蔼可亲、质朴大方，被大家崇敬而亲昵地称为“康大姐”“康妈妈”。

在长期的妇女工作领导岗位上，康克清一贯坚持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她重视妇女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强调妇女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她十分关心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1979年亲自主持了《婚姻法》的修改工作，她特别关心基层和贫困地区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求各级妇联干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强调把妇女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为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康克清还为增进我国与各国妇女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曾代表我国出席过“国际保卫儿童会议”和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会议，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康克清重视儿童工作。她曾发起建立延安第二保育院，为战区难童和革命者后代的成长呕心沥血。新中国成立后，她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兴办各种儿童福利事业，有力地促进了儿童健康成长。

在康克清的亲自帮助下，盲人作家徐白伦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盲童刊物——《中国盲童文学》，康克清还亲笔为刊物题名。这份刊物一诞生，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卷起一个又一个爱的旋涡。

1986年7月14日，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个民族的58名优秀盲童代表齐聚北京——全国第一届盲童夏令营开幕了。他们抚摸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亲吻着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红旗，聆听着天坛回音壁的奇妙回声，攀登上了世界闻名的长城。他们，用心灵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此时此刻，身在外地的康克清仍然在惦记着这些盲童。她写来了一封祝贺信，并委托秘书在开幕式上宣读：“亲爱的孩子们，得知第一届盲童夏令营开幕了，我非常高兴，并向你们表示祝贺。我现在虽然身在外地，但与你们的心紧紧相连……”

1978年至1992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康克清为加强人民政协建设、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2年2月28日，81岁的康克清住进了医院，病因是感冒、发烧。之前她坚持不住院，因为她心里惦记着许多工作：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在医生的劝说下，她终于答应只住两天就出院，然而病魔无情，没料到这一住就再没能回来。

3月初，一些领导同志去看她，她还特别提起即将召开的政协常委会和大会，大家劝她静心养病，可她仍旧挂念着工作。

康克清病重住院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想来看她，她对秘书说：“我是个闲人，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可她心里却总是装着别人。1991年，康克清到广州住了4个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大夫张碧梧一直陪着她。后来，康克清送给她一床被套。这次住院，康克清得知张大夫有两个儿子，又特意请人买来一床被套带到广州，并捎话：“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两个儿子。现在补上一床，请收下。”康克清对身边的同志说：“张大夫是个好人，该做的工作她都做了，不该她做的她也去做了，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

4月初，清明节快到了，病榻上的康克清更加思念她的亲密战友和伴侣朱德。从1976年朱德病逝以来，每个清明节，她都带领儿孙到八宝山去祭扫，即使在外地也要赶回来。这次她实在去不了了，儿孙们带着她的嘱托和对朱德的一片深情来到了八宝山，朱德逝世16年来，她未能亲自去扫墓，这是第一次，也成了最后一次。

不久，康克清病情加重，她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医生努力进行了抢救。康克清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她把孩子们都叫到了床前，断断续续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地过日子，不要贪污，不要犯错误……我什么都不要，一切后事听从组织上安排……”泪水盈满了康克清的眼眶，她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已经没有力气说下去了。孙子们问她：“让我们把您与爷爷放在一起，是吗？”康克清无力地点了点头。

1992年4月22日12时零4分，这位昔日的贫苦“望郎媳”、如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烈火中炼出的金凤凰康克清，终于平静地闭上了双眼，走完了她不平凡的人生之旅。

（参考资料：《从战士到领导》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红军女司令康克清》《党史纵览》2014年第4期等；作者：潘望等、李新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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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家风：革命到底

1975年3月6日，朱德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康克清说：“这四个大字，既是对他自己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的总结，也是对我们全家的期望。”

在朱德的遗物中，有一条补了又补的衬裤，上面有17处补丁，无数个小孔。还有一张白麻纱贴花床罩，一边已朽烂，罩面上有6处补丁，这张床罩陪伴朱德度过了晚年生活。后来，康克清又一直用到1992年去世。这张床罩总是破了又缝，缝了又补。这些补丁还是朱德的儿媳妇赵力平缝补的。由此可见，他们传承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物品，更是体现出良好家风。

在领导干部子女用车问题上，朱德从不破格，真正做到公私分明。朱德对家里的所有人都严格要求，一律不准乘坐公家的汽车上学，无一例外，就连康克清都是乘公共汽车去上班。

康克清十分喜爱孩子，但她却终身未生育。朱家的数十个孩子和一大批烈士遗孤，从小到大都是康克清辛勤抚养，她严格的家教，对后代们影响深刻。

这是朱德和康克清在1943年10月28日写给女儿朱敏的一封信，当时朱敏正在苏联国际儿童医院学习，他们便写信勉励她好好学习，全面发展，为建设祖国做准备。

朱敏女儿：

我们身体都好。朱琦已在做事。高洁（贺高洁，朱敏的表姐）还在科学院。兹送来今年上半年的像（相）片两张。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

——朱德 康克清

1983年“严打”期间，朱德最小的孙子因触犯法律，在天津被处以极刑。有关部门向康克清通报情况，她的态度很明确：“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康克清从未介入此事，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凡事依靠组织，这是她一贯的思想。

康克清曾对跟随她多年的老秘书叶梅娟说：“朱德同志生前有过嘱咐：‘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子孙不争气，你可以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传说和流言，康克清未予理睬，她说：“当务之急是要做好他母亲的思想工作，使她能认清现实，尊重法律，并从中吸取教训。”

就在朱德的小孙子被执行死刑的次日，康克清外出参加重要活动。行车途中，她平静地对司机刘国和说：“刘师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孙子犯了罪，昨天给枪毙了。”“我也听说了，但没敢问您。”稍后，刘国和又谨慎地问：“听专车司机们说，您在判决书上签过字？”康克清略显激动地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还用签字吗？”

此后，康克清有时会在饭桌上教育孩子：“你们出了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是在折腾你爷爷！爷爷有话在先，你们如果不争气，做了违法的事，要我登报声明，与你们断绝关系！”

自新中国成立，康克清一直致力于妇女儿童工作，为全世界的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奔走呼号，直至逝世。如今，康克清纪念馆不仅是“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被评为了“江西省首批家风家教示范基地”。

（责编：袁栋梁；参考资料《康克清一生革命的“红军女司令”》《井冈山报》2018年2月7日；作者：刘欣、周玉莲、杨笑文）

“决战新时代”精准扶贫报告文学大赛

以文学记录历史奇迹

“70年来，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耶当惊世界殊爷的发展成就，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的铿锵话语，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中共十八大以来，累计减贫人数将逾9000万。2020年，中国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就要历史性地得到解决。中国的减贫奇迹让世界惊叹！

报告文学被誉为“文艺轻骑兵”，是记录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文学形式。用笔把这个创造奇迹的、英雄辈出的历史阶段书写下来，既是一种文学责任，也是一种历史使命。

“决战新时代”精准扶贫报告文学征文大赛面向全国征集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记录脱贫攻坚战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现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追求幸福生活的决心与力量，展现我国在消除贫困事业上的担当精神及对世界的贡献。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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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设置

窑特等奖1名，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5000元；一等奖3名，颁发获奖证书和价值500元奖品；二等奖7名，颁发获奖证书和价值200元奖品；三等奖11名，颁发获奖证书和价值100元奖品；优秀奖30名，颁发获奖证书。

窑作品原型参与评选“中国榜样窑我身边的榜样人物”。

窑以上所有奖项，将在今古传奇2020年文艺大典现场颁奖，千人同庆，见证殊荣。窑优秀作品列入重点出版项目，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

征文要求

作品要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记录扶贫攻坚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好看、感人、接地气。体裁为报告文学或通讯，字数10万字内，优秀作品可适当放宽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