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先生，难道毫无作用吗？
它会导致傻瓜的尊敬、孩子的惊讶莫名、
富人的羡慕、哲人的蔑视。
——巴尔纳弗[14]
德·雷纳尔先生是行政官员，对他的声誉来说，确实需要一堵巨大的挡土墙。挡土墙离杜河水面一百来尺高，沿着小山蜿蜒而去，用作公共散步场所。由于位置得天独厚，这里能眺望到法国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之一。但每年春天，散步大道上雨水纵横流淌，冲刷出坑洼，使人无法行走。人人感到的不便，却给德·雷纳尔先生提供了机会。他想垒一堵二十尺高、三四十图瓦兹[15]长的墙，让他的政绩名垂青史。
为了垒这堵墙的胸墙，德·雷纳尔先生不得不跑了三次巴黎，因为前一任内政大臣宣称，他是建造维里耶尔散步大道的死敌。眼下，这堵墙的胸墙离地面有四尺高，而且仿佛是无视当今和从前的所有大臣似的，此时正在用方石板加以装饰。
我在回忆昨天晚上的巴黎舞会，胸脯靠在灰中转蓝、悦目的大块石头上，有多少次我的目光投向杜河的幽谷！在那边的左岸上，有五六个河谷逶迤而去，肉眼可以在谷底清晰地分辨出一条条小溪。只见这些小溪穿过一个个瀑布，注入杜河。大山中烈日炎炎。每当杲日当空，旅行者可以在这个平台蔚为壮观的梧桐树的遮掩下坠入遐思。梧桐树生长迅速，浓密的树叶绿得发蓝，这全仗市长先生派人运来、倒在巨大的挡土墙后面的泥土，因为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将散步大道拓宽了六尺多（即便他是极端保王党人，我是自由党人，我还是要为此褒奖他）。因此，照他和一帆风顺的维里耶尔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看来，这个平台堪与圣日耳曼—昂—莱平台[16]相媲美。
至于我呢，我感到这条“忠诚大道”只有一件事该受指责；这个正式的名称可以在第十五至二十处大理石碑上看到，这些碑已为德·雷纳尔先生增添了一枚十字勋章；我要指责的是，在这条“忠诚大道”上，当局下令将这些长势旺盛的梧桐树大伤元气地野蛮修剪。梧桐树非但不必像最普通的蔬菜那样，树冠修剪得又低又圆又扁，它们反而渴望具有在英国随处可见的挺拔。可是，市长先生是专横跋扈的，一年两次，所有属于市政府的树木都要经过无情地修剪。当地的自由党人认为（不过他们是夸大其词了）：自从副本堂神父马斯隆先生养成习惯，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攫为己有以后，公家雇用的园丁就更加不肯手下留情了。
这个年轻教士是几年前从贝桑松[17]派来的，为的是监视谢朗神父和附近的几个本堂神父。有一个曾在驻防意大利的军队中当外科医生的老军医，后来隐居在维里耶尔，据市长先生说，他生前是个雅各宾党人，又是波拿巴分子[18]。有一天，他居然向市长先生抱怨，不应定期损毁这些漂亮的树木。
“我喜欢树荫，”德·雷纳尔先生回答，带着一种微妙的高傲口气；对一个外科医生、荣誉勋位获得者说话，这种口气是得体的，“我喜欢树荫，我派人修剪我的树，为的是给人阴凉，我想象不出，种一棵树还能派上别的用场，如果它不能像有用的胡桃树那样提供收益的话。”
在维里耶尔决定一切的，正是这个举足轻重的词——“提供收益”。单单这个词，就代表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习以为常的想法。
在这个您觉得风光旖旎的小城里，一切取决于提供收益。初来乍到的异乡人，迷醉于那些清凉、幽深的山谷呈现的美景，起初，会以为当地居民对美十分敏感，三句不离家乡的美。不能否认他们对美十分看重，但这是因为美能吸引一些异乡人，他们的钱充实了旅店老板的腰包。通过入市税的征收，给城市提供了收益。
一个晴朗的秋日，德·雷纳尔先生由他的妻子挽着手臂，在“忠诚大道”上散步。德·雷纳尔夫人一边听着丈夫侃侃而谈，一边惴惴不安地望着三个小男孩的一举一动。最大的孩子大约十一岁，一再走近胸墙，显出要爬上去的样子。这时，一个温柔的嗓音喊出阿道夫这个名字，孩子放弃了大胆的想法。德·雷纳尔夫人看来有三十岁，风韵犹存。
“那个从巴黎来的漂亮先生，一定会后悔不迭的，”德·雷纳尔先生带着受到冒犯的神态说，面颊比平日还要苍白，“我在城堡[19]里也不是没有朋友……”
即使我想用两百页跟您谈谈外省，我依然不会粗俗不堪，要让您忍受外省对话的冗长和拐弯抹角。
维里耶尔市长深恶痛绝的、那位从巴黎来的漂亮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仅想方设法地进入了维里耶尔监狱和乞丐收容所，还闯入了市长和当地最重要的产业主无偿管理的医院。
“可是，”德·雷纳尔夫人胆怯地说，“既然您管理穷人财产是廉洁奉公的，那位从巴黎来的先生又怎样能加害于您呢？”
“他就是为了大放厥词才来的，然后他会在自由派的报纸上发表文章。”
“您从来不看那些报纸，我的朋友。”
“不过有人向我们谈起这些雅各宾观点的文章。这一切使我们分心，妨碍我们做善事。至于我，我绝不会原谅那个本堂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