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白朗中篇小说创作研究

中编 白朗创作研究

白朗是我国比较有名气的女作家，原名刘东兰，生于1912年，她曾经使用过刘莉、弋白等笔名为《文艺》《夜哨》等刊物撰稿。[25]白朗的小说数量较多，中篇小说主要有《老夫妻》《四年间》《为了幸福的明天》《战地日记》四部作品，收录在《白朗文集》中。对于白朗的研究在20世纪晚期才开始兴起，数量并不多，涵盖的方面不全，分布也十分零散，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谱系。最早在研究中提到白朗的是王纯平，但是王纯平是在东北作家群中以罗烽、白朗夫妇为叙述主体进行介绍，主要叙述了二人一生的创作经历，并没有对白朗的创作进行全面阐述和系统评价。刘为钦、罗怡平在《被解放的女性——重读白朗〈为了幸福的明天〉》中，对白朗的研究重点也是集中在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之中，主体上也是对主人公邵玉梅这一人物形象进行研究；刘爱华在《冲突着的女性世界——从白朗的小说创作谈起》中，根据白朗的《四年间》和其他作家的若干篇散文，从女性创作的角度对白朗的小说风格进行了分析。迄今为止对白朗的研究虽然数量逐渐增多，但是并不可观，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对白朗本人活动经历的追述考证，以及对于白朗个别作品和历史事件的简单分析，并不全面深入。白朗作为东北作家群中为数不多的女作家，其代表作品有着女性作家特有的视角和细腻的语言，最近被文坛关注。

一、女性视角下的爱国情怀与革命热情

“东北作家群”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流亡”群体，爱国是其创作主题之一。白朗作为东北作家群成员，以女性细腻的笔触对自己内心澎湃的爱国情感做了深刻的描摹。

（一）爱国思想的形成：《老夫妻》

白朗同许多东北作家群中的作家一样，是用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来进行创作的女性作家。她四部中篇小说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抗日战争时期对祖国命运的关心；解放战争时期投身祖国建设的热情；对改造国民性的迫切要求；强烈的斗争精神和女性的成长；等等。每一部中篇小说的主题思想都各不相同，但又互相渗透、掺杂在一起，在各自内部不相同的特点中又能够彼此协调有序地统一。无论白朗创作的主题如何多变，“爱国”这一主题却几乎始终渗透了白朗创作的方方面面。

白朗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家乡肥沃的黑土地和淳朴的人情人性是她创作灵感的源泉，她的文字体现了勃发的创作激情和斗争意识。白朗早期的作品通常反映东北人民生活的惨痛和斗争的壮烈，展示东北地区人民的勃勃生命力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并以此对祖国和人民进行热情洋溢的歌颂。这也是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主题之一，体现了东北的人情人性和文化特征。王纯平在《论三十年代东北文学的崛起》中概述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特点时对白朗评价道：“她的作品富有时代性的革命内容，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气息。”[26]

战争期间，白朗写出许多具有浓郁爱国气息的作品。在中篇小说《老夫妻》中，地主张老财的个性转变体现了当时很多国民的心理变化过程。在文章的开始，张老财是一个极度吝啬、古板守旧而又固执自负的地主。“他爱财如命，他绝不肯让别人占去自己的所有物。”[27]“金钱是他的灵魂，房产就是他的躯壳，除此之外，就是那时刻响在脑壳里的算盘。”张老财只是看重自己的物质利益，希望能够守住祖宗传下来的家产，对于“什么是革命”毫不关心。村子里的革命同志宣告日本军队来了，要村民赶快撤离，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被这险恶的浪潮波动他的心”，只是“悠闲地含着他的长烟袋，一个人坐在台边的大树根子上，像一个观众在看着这幕悲剧序幕的演出”。但是当所有人都撤走了，只有他一个人在村子里面对来犯的日本兵的时候，面对敌人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他的思想开始逐渐转变，由最初的冷漠麻木变成了决意向日本兵复仇。前来帮助他的革命战士孙老二和其他同志在他家与鬼子进行殊死搏斗，并利落地杀掉了住在他家里的鬼子，最开始，在面对这种惨烈的战斗情形，他的内心还是“抱着无限的恐怖与憎恶”，但是当战斗逐渐展开时，张老财的内心却“开始在胸腔内翻腾”，并且在亲眼见到孙老二打死了一个敌人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大喊出声：“孙老二，打得好，打得好呵……”战争使张老财的爱国思想真正得到了升华。张老财的思想转变也正是当时中国许多农民思想转变的写照。他们没有多少文化，只是关心自己能够得到的土地、财产等实实在在的利益，对于国家的命运走向和自己将来的目标漠不关心，这是农民阶级的局限之一。但是在面对侵略者的铁蹄和八路军的英勇抗争的时候，在与先进的阶级、人物进行接触的过程中，农民的思想会开始变化，这时他们的爱国之情就会涌现。对落后人物的转变进行表扬，对人们的爱国之情和斗争精神进行歌颂，是白朗作品重要的主题之一。

（二）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类似萧红在《生死场》中对国民性的批判，白朗在中篇小说中也以她独特的女性思维和细致的笔触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与刻画。萧红在《生死场》中批判封建迷信，比如有很多农民出门看到锄头就觉得不祥；白朗在《老夫妻》中塑造的张老财便是值得思考的人物典型。张老财自私冷漠、麻木吝啬，一个寡妇和她的母亲顾大娘被日本兵抓到他的庄上，在寡妇求张老财杀了自己的时候，面对鬼子的刺刀，他自私地选择了沉默；在看到寡妇被日本兵强暴致死的时候，张老财并未产生一丝的爱国之心和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之意，也没有觉得寡妇的遭遇值得同情，只是觉得“那寡妇未免有点愚蠢，叫骂了一阵，终究还是死，而死后还没有落得个清白之身……”这说明张老财本身的个性中也有冷漠麻木的成分。张老财的爱国热情不是主动产生的，是在鬼子糟蹋了他庄上的粮食和牲畜之后，并且在革命同志的劝导引领下才被动产生的。中国国民性中的吝啬和冷漠在张老财的身上也有体现。他的家产除了一片田园之外，还有六株柿子树。“他每天不厌其烦地数着柿子的数目，这是他没有事做的时候的唯一的消遣。”但是他又不想把这些果实送人。在他看来，这些果实“虽是一种烂贱的东西，但他总不愿白白地给人”。面对着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妻子和儿子，张老财觉得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对他们的评价是“一个‘铁扫帚’老婆，一个‘败家子’儿子”；他认为儿子的性格如此“败家”是因为接受了教育的缘故，所以不给孩子交学费，并且说服了村子附近所有的私塾不收自己的儿子当学生，想引诱儿子抽大烟，希望通过对鸦片的控制进而控制儿子的行动和思想。在被妻子发现之后，张老财把妻儿逐出家门，最后过继了族中安于享乐不求上进的年轻人作为自己家产的继承人。正因为他对自己的家人都如此吝啬与冷漠，所以他后来家庭破裂了。

（三）东北地域文化特色与安土重迁思想

东北文学与中原地区、南方地区的文学比起来具有一定程度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的根源在于东北特殊的地貌和自然景观。东北位于中高纬度，地广人稀，冬季酷寒，农作物生长周期较长。特殊的地貌要求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中原以及南方地区普遍实行的男耕女织不同，需要采用原始的渔猎方式；酷寒的气温要求人们拥有健壮的体格，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渔猎生产方式要求人们要有集体协作的能力，原始的基因导致了东北人民集体主义精神和尚武的特质，显现了积极进取、不屈不挠的价值观，这种人生态度显现在行文风格上就是粗犷豪迈而又晓畅明达，具有东北人民特有的乐观主义精神；作家与作品显现出明显的外倾性，与南部地区文学家细腻、温婉、含蓄的文风不同。

白朗作为东北作家群成员，她的作品中或多或少掺杂着对东北文化、人民性格等方面的描摹，如同风俗画一般。作为东北作家群中创作较为活跃的一员，白朗的描写还充满了浓郁的地域特色。李春林在《抒写苦难，书写光明——论白朗的文学创作》中说道：“无论是语言还是具体情节，都满含着关东风情，苍茫旷远的大地，不幸而又不甘不幸的人民的命运交相融会，形成了苍凉、悲壮的美学风格。”[28]这一点从《老夫妻》中的景物描写可见一斑：“广场、草径、房院外的以及走向山里的大道上，都还遗留着牛马的粪便。麦粒，谷子，牲畜的草料，鸡鸭的羽毛……分散地，点点滴滴地，在到处飘零着。”[29]与山水田园派作家单纯的写景叙事不同，虽然在平淡的意象之中并未选用生动的形容词，仅仅是轻描淡写的描述，但是白朗却能够通过直白的描写不断蓄力，在视角的转移之中展示出东北地区辽远广阔的生存图景，有一种粗犷原始的力量之美，渲染了战争来临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迫感，是具有东北特色的“田园牧歌”。王心颖、陈永禄在《野性的抗争与奔放的激情——试论东北精神对白朗早期短篇小说创作的影响》中论述道：“作为进步作家，她把小说创作视野聚焦于东北广大民众生活，关注民族国家命运，以深沉的笔触展示东北沦陷区广大民众的痛苦生活和不屈抗争。”[30]

在《老夫妻》中，白朗细致地描绘了东北地区，甚至是北方地区人民固有的安土重迁思想，虽然没有直接批判，但是精妙的细节描写已经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一思想的态度。在听到需要通过搬家来躲避日本士兵时，一个寡妇绝望地想要留下来，让日本兵将自己杀死，只是因为除了孩子之外，其他东西全都无法带走。“我顶多抱起我的孩子，牵走我的牛，那些小米，那些破衣烂被和犁耙，我能拖得起吗？不带走，我怎么能活得了呢？”政治员刚刚安抚完这个寡妇，其他人又聒噪起来：“我不能走，再有十多天，我的麦子就要收割了，多么成实的米粒啊……”安土重迁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思想，表明了我们祖先的生活态度。因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口以农民为主，而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土地，所以对土地产生了原始的简单的崇拜之情。这就有了人们不愿离开故园的想法。在小说之中，人们在村庄里生活平静安逸，所以一旦有变故，之前平静单调的生活状态被打破，农民就会因为不适应生活突然转变而变得无所适从。有很多人是因为不愿离开居住已久产生感情的地方，但是更多的人是因为不肯放弃已经拥有的（甚至可能是不必要的）东西，这几乎是人们的通病。白朗通过对这一情节的设置，让我们窥见了纯朴的东北农民性格的一角，看到了他们性格之中的一点局限。

（四）落后人物性格的转变

人无完人，因为成长环境、教育程度、生活境遇不同，每个人的性格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可大可小，或许只有一小方面，或许趋于极端。白朗对落后人物的转变进行了细致而传神的刻画。张老财本是个吝啬麻木而又安土重迁的地主，非常吝啬自负，带有封建大家长式的独断专行的性格，但是在经历乡亲搬迁、日本兵侵入、寡妇母女惨死等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在革命同志的不断引导帮助和自己妻儿的鼓励影响下，张老财由吝啬麻木的封建地主形象成长为一个热爱祖国、毁家纾难的老人，主动烧掉自己的房子来帮助八路军战士消灭敌军，甚至最后为了掩护抗日同胞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临死时把自己仅剩的一些钱全部留给了八路军战士购买给养。白朗1949年后写的作品《为了幸福的明天》也是如此。邵玉梅本来是标准的农民阶级，在家中由于是女孩，被重男轻女的母亲虐待，大嫂嫁进来的时候觉得玉梅会吞自己的家产，也对玉梅指桑骂槐，冷嘲热讽；被母亲罚到外边捡柴的时候，玉梅被一起捡柴的伙伴欺负；在日本宪兵的农庄里做农工的时候，被日本兵欺凌虐待，还被扇过好几个耳光。玉梅的性格自卑内向，但是在两位哥哥的帮助下进入工厂之后，结识了优秀的党员、干部，在大家的帮助和鼓励之下，玉梅掌握了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最终变成了一名优秀的工人，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在对落后人物的转变进行描写时，白朗善于运用大量的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来细致地表现人物性格转变的过程，具有女性作家细腻的笔触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小见大。

二、1949年之前女性视角与女性心理：《四年间》

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的命运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许多著名作家都写过一些作品，来表达自己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白朗也写出一些作品，其中《四年间》是最为典型的代表。

（一）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对女性的特别关注是白朗行文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白朗的小说中，对妇女的描写占有相当的比例。这和她女性作家的身份、个人的经历和对祖国人民的关心不无关系。白朗作为东北作家群中为数不多的女作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和对情感恰到好处的把控见长，写出了许多较为优秀的作品。刘爱华在《冲突着的女性世界——从白朗的小说创作谈起》中论述道：“白朗同其他一些女作家一样写了一些反映女性人生历程心灵自省和自我抒情的小说……这些小说可以说是她自身情感经历特别是她作为一个女性的人生经历的真实再现，其鲜明的性别特征以及情绪流动表现出了白朗对女性身份和命运的省察和思考。”[31]因为白朗的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传性质和抒情特质，她的中篇小说就在心理描写和情绪流转上有作为女性作家的独特特点。像《四年间》的女主人公黛珈，就是其中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白朗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女性关于“家庭”和“工作”的两难处境，在“生育——孩子夭折”的苦闷与工作时的快乐这两种不同处境中着重描摹了女性极度复杂的矛盾心理。环境描写、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塑造是她作品的又一重要特征。

《四年间》讲的是知识女性的出路问题。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风气不断开化，妇女地位不断提高，她们要求提高自身地位和获得合法权益。《四年间》中的黛珈就是如此。在文章的开始，她和矢野自由相恋，但是因为要完成学业，所以黛珈希望晚一些完婚，最终因为拗不过矢野，两人结合。黛珈原本希望在婚后立刻完成学业，却因为婆婆的极力反对而陷入僵局，最后又因为她的怀孕而没有实现。所以黛珈深感痛苦，觉得“一切从此完结，希望幻灭了，前途是无涯际的黑暗”，诅咒：“结婚是女人堕落的路，是女人的陷阱，是埋葬女人的坟墓！”孩子一出生，伟大的母爱使黛珈的生活重心倾向了可爱的女儿。但是女儿在一个多月的时候因为寒症夭折，黛珈的身体也变得愈加孱弱。黛珈多次怀孕，但是孩子都因为出生便患有寒症导致早夭。黛珈的生活就在孩子与学业之间不断地抉择，当她第三个孩子去世，所有人都劝慰她节哀顺变的时候，黛珈内心空洞，觉得自己最美好的四年时光都白白浪费掉了。

白朗作为东北作家群中的女作家，她内心的情感与小说中的黛珈一样复杂。作为爱国作家，她极为迫切地想要“到前方去”，但是因为孩子的降生和生活的琐碎繁杂而变得不坚定。“勃在牵引着我走向那条光明的路，而孩子拖着我留在黑暗的僻巷里。工作、孩子、孩子、工作，直到现在还不能自决。”“最难割断的是‘母子之情’，最难解决的是家庭的‘生活问题’。”再加上当时战争爆发，作为有为的爱国青年女作家，家里的老人却“胆小多虑，没有一点儿主意”。在两难的境地中，“正因为母子之情难以割舍，生活问题无法解决，虽然我的期待随时都有实现的机会，而我却永远也不敢向那机会握手”。这也是无数知识女性的写照。她们希望得到与男人一样的地位，拥有自由的灵魂，像黛珈一样，做一个“女性的懿范”[32]，可以通过工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这并不容易。当烦琐细碎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孩子的照料问题出现的时候，绝大多数女性又变得犹豫起来，在家庭和事业间难以抉择，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伦理道德观念又使得家庭生活的担子也大多压在她们身上，由此引发的就是她们难以在事业上有更多更长远的进步。所以女性要想真正取得与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度，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魏思佳在《暗夜里的抗争——论白朗的小说创作（1931—1945）》中写道：“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不仅要忍受传统和自然的挤压，还要承担阶级和民族的压迫，因此白朗绝不会让她笔下的女性走这两条路。”[33]《四年间》中运用了大量对比手法来证明婚姻对女性自由和自我能动性的束缚：在婚前，黛珈的身体状况是“拥有健美的体格”，但是婚后“黛珈的身体一天天地孱弱下去，精神也一天天萎靡下去，笑容很少在她的脸上出现”。当生下第一个女儿的时候，母爱的光辉使黛珈忘却了之前的不快，陷入未来对女儿的培育的憧憬之中；但是当女儿由于寒症身体开始变得衰弱时，黛珈又陷入对女儿身体的担心和对出去工作的期待的矛盾之中。女儿夭折之后，黛珈又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做一名自由的女性，却被“官僚式的校长和蝴蝶般的同事”弄得灰心失望。第二、第三个孩子接连早夭，黛珈的精力已经被牵扯殆尽，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也已经过去了。

直到现在，女性在“家庭生活的美满”与“个人价值的实现”之间的抉择仍旧是一大难题，在“女人与家”这个选择题之中，如何平衡以及如何选择，在今天依旧无解，也依旧有着探讨的价值。历史学家陈衡哲在《洛绮思的问题》以及冰心在《西风》之中，通过对洛绮思和何秋心两位女主人公为了事业放弃爱情的经历的描摹，表明了两位作家都认为作为女性，家庭和事业两者是完全对立、不可调和的。庐隐在《何处是归程》等作品中更是发现，即使是以爱情为基础产生的婚姻，它的实际面貌也与女性之前憧憬的有很大不同。人们对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尤其是对女性知识分子在家庭与事业两难之中的出路问题的思考，并不是从白朗开始的，也不会因为白朗的探讨而结束。白朗《四年间》这部中篇小说只是给人们提供了其中的一个角度，挖掘出婚姻、家庭、生育、社会以及传统守旧的思想等各种因素对于女性自我解放以及个体价值实现的压制，以及女性自我在对理想和家庭之中陷入两难境地难以抉择的矛盾心理，在今天仍旧有借鉴意义。无论是《四年间》中的黛珈还是《为了幸福的明天》的女主人公邵玉梅，都体现了白朗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对女性成长的期盼。白朗的中篇小说都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希望可以用她自己的成长经历来对广大人民，尤其是广大女性的人性解放进行鼓励。贾慧在《坚守与成长——白朗作品论》中说道：“在白朗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她本人的成长历程，也看到了无数革命者的成长，尤其是无数女性的成长。”[34]以白朗为代表的广大中国女性的成长史是在苦难和梦想中不断奋发前进的成长历程，在白朗本人以及一代人的成长足迹背后，隐藏着一股向上向善的动力，渗透着强烈的悲壮情怀。

（二）流亡精神与乡土情结

“东北作家群”并不是原本地域文学的“原住民”，而是出现在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壮烈牺牲的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中不断“流亡”的文学群体。东北作家群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所有原住在中国东北的左翼作家成员在躲避战乱的不断奔走流亡中形成的，流亡精神，可以说是东北作家群成员的一个共同特点。社会灾难可以养育文学，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和关内关外文学的不断交流带给东北文学以新的活力。为了躲避战乱和“白色恐怖”，东北作家群成员不断地远离家乡故土，奔走停留在陌生的土地上。在精神导师鲁迅先生逝世、政治见解与选择不同以及战争范围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东北作家群中的作家分别奔赴延安、香港等地，不间断的漂泊和奔走使他们了解到了他乡和故园不同的风土人情，见识到了人情冷暖，深化了对国家、人民和世情的认识，他们在分离聚合和生死离别之间对人生百态有了新的体悟。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展现东北地区人民生生不息的蓬勃生命力，展示自己“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结。白朗在她的作品中，对东北泼辣顽强的人情人性进行了细致阐述。在《四年间》中，黛珈身体由于多次生产变得病弱，孩子也由于体质差而接连夭折，但是在最后黛珈宁可不要奄奄一息的孩子，也要出去工作学习，虽然心痛，也要继续生活，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做一个真正的人，做“女性的懿范”。这一点与萧红《生死场》中妇人们看到孩子意外死亡，虽然觉得痛不欲生，但是仍要活下去有异曲同工之处，体现了女作家对生与死现象的独到思考。

（三）女性心理和女性视角的变化

白朗的作品中有很多女性形象，她们的情感、态度等不断变化是白朗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如《老夫妻》中塑造的张老太太性格善良，具有正义感，由于丈夫思想与性格的转变，她对丈夫张老财的态度由最开始的伤心、无奈、气愤转变为后来的理解、爱重；《四年间》中黛珈由一开始刚刚怀孕时的新奇激动，到对新生儿的关怀呵护，再到对孩子夭折的悲伤绝望，之后怀的孩子接连夭折使黛珈开始变得麻木，到最后甚至期盼孩子早日去世以便自己外出工作；《为了幸福的明天》中不仅仅成功塑造了邵玉梅这一先进的女性工人形象，更是塑造了极为丰富的女性形象群体。邵玉梅在工厂工作，有很多女性工友与她吃住在一处，比如后进厂的小于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傅金玲，她们的个性、优点与局限均是用邵玉梅的视角来描写的。小于文化程度不高，比较自卑，由于后进厂，对一些高危产品的操作感到害怕；傅金玲因为文化程度高，对人比较傲慢，觉得其他人都不如自己，并且对自己的工作并不细心；先进的女性党员王英等人对邵玉梅的帮助和关心也描写得十分出色。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白朗都将个人性格的成因描写得十分准确真实。白朗本身就是一位女作家，她的中篇小说中又有许多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她们对于同一件事物的不同反应、不同情感使得文章的层次更加丰富，也有利于读者的理解更加多样化。以《战地日记》为代表的散文和日记体报告文学则以白朗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作为行文的线索贯穿始终，具有强烈的抒情特色和真实性。这类文章因为具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作者将“自己沿途的见闻感受”这一小情感与“对祖国人民的命运的关心与歌颂”这一大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又使得作者的文章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

三、1949年之后作品的变化：《为了幸福的明天》

1949年开始，中国的工业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了配合政治宣传，许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运动的作品应运而生。白朗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的笔致、深婉的感情、质朴的风格、强烈的现实感和鲜明的战斗性，不仅吸引和打动了广大的中国读者，而且她的力作《为了幸福的明天》还传播到国外。《为了幸福的明天》就是白朗在此时期创作的作品。

（一）对祖国和人民的歌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艺术实行“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国内的文学与艺术创作欣欣向荣，这一时期作家学者创作热情高涨，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白朗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对新中国进行了热情讴歌，对如火如荼的工业建设进行了热烈的赞扬。爱国主义作为白朗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始终贯彻在白朗的文学作品之中。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便是其中之一，作为白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业题材小说的代表作，标志着白朗现实主义笔法的一个新高度。文章着力塑造了从小农阶层成长为优秀工人的邵玉梅这一形象。她舍己为人，大公无私，对别人乐于帮助，多次保护公共财产，即使受伤也在所不惜。小说对邵玉梅的悲惨身世和成长经历写得脉络清晰，对她成长的典型环境与先进人物对她的帮助也描画得细致入微。文章中涉及许多人物，无论他们有多少优点或者缺点，总体来说他们都是爱国的，希望能够给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并且在邵玉梅的帮助与人格感召下突破了自身的局限，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灵魂的升华。虽然部分情节过渡稍显僵硬，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白朗对祖国和人民的歌颂。

（二）女性改造与女性解放的可能

游有基在《女性文学的嬗变与发展》中论述道：“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表明，妇女的真正解放必须同整个社会的解放紧密联系起来，妇女解放运动必须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35]白朗在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中对邵玉梅这一人物的塑造，就很好地呼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大潮。《为了幸福的明天》中，大部分女性都进行了成功的改造，虽然有些过于绝对并且显得乐观，但是这使得我们看到了女性改造与女性解放的可能。主人公邵玉梅，是一个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女孩子，母亲对她不好，她也没什么文化。但是在二哥和张英等一系列优秀人物的关爱和影响下，玉梅最后成为一位热爱岗位、有文化，并且专业技术过硬的女工，最后她为了保护单位的公共财产光荣负伤，赢得了人们的认可和赞扬。小说不仅仅塑造了邵玉梅这一个人物形象，白朗的高明之处在于成功塑造了一个女性形象群。小于、傅金玲等女性也在邵玉梅的影响和带领下，逐步改正了自身的缺点，突破了一些农民阶级和小知识分子的固有局限，成为党和人民的好工人。

（三）政治话语及其功利色彩

白朗作为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她的小说深受革命时代大潮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启蒙者的角色。然而出于快速改造国民性的目的，过度模式化的创作使得她的小说呈现功利性。白朗作为东北作家群中比较杰出的女作家，善于使用细腻的心理描写来进行准确生动的人物塑造，使人物有血有肉，十分丰满。但是也不能够忽视白朗的小说作品在艺术手法的使用功力上并不是很均衡，有的时候对事件的描写淹没了人物的个性，有的时候过于繁杂的心理描写使得故事情节或单薄或拖沓，可能是为了配合斗争需要，时间短促，并没有进行深度加工润色的缘故。白朗运用具有鲜明时代性的话语将个人经历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我们呈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和如火如荼的工业建设图景。但是白朗在1949年之后有许多作品含有大量政治话语，大力鼓吹革命运动，具有“急就章”的特质。贾慧在《坚守与成长——白朗作品论》中评论道：“过于强调时代感与目的性的创作心理，势必会增强文本创作的功利色彩，从而影响到小说创作中语言的表达与人物形象的塑造。”[36]白朗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增强作品的教育性与时代性，进而快速提高国民素质，但是这种对主流话语的过度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造成作品形象的单一性，并且容易造成故事情节简单化，忽视作家个人情感的充分表达外露，使她的作品质量受到了一些影响。

在《为了幸福的明天》一文中，白朗为了应和时代需要，使用了不少当时的政治性话语，来对当时中国如火如荼的工业建设和工人形象进行讴歌。这表明白朗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有一些稍显刻意。比如邵玉梅负伤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她快要死了，否则她怎么可能做到在剧痛中一声不吭呢？邵玉梅自己心里想的是：自己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应该发挥带头作用，如果因为熬不过疼痛而哼出来了，就对不起自己光荣的党员身份。这种想法和做法就有一些过度。并且，当所有人希望她能够写一封说明光荣负伤前因后果的信时，在她写出来的信中不断被提到的也是“祖国”“人民”和“党”，但是对自己所做的努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描述。这体现了白朗1949年后的中篇小说写作的功利性，是为了鼓吹政治运动而写作的。吴璇在《“东北女作家中的拓荒者”：白朗在伪满洲国——以〈大同报〉〈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为中心》中说：“《国际协报》时期是白朗的文学生命力和创作个性发展得最自由、最旺盛的阶段，从这以后，白朗作品的风格个性便开始逐渐削弱。”[37]

四、独特的艺术手法

白朗作为东北作家群中为数不多的女作家，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的笔法见长，但是她又不拘泥于这种创作手法，她的许多作品又有男性的粗犷豪迈掺杂其中。

（一）细腻的心理描写

白朗与萧红一样，善于运用大量的心理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情感等的转变，注重人物内心诉求，并把心理描写作为刻画人物的主要手段之一。如《老夫妻》中张老财经历村民搬迁、日寇入侵、妇女惨死、战士营救、负伤去世等一系列不同的事件时，均会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来让我们看出他的心理变化和思想历程，进而看出他人物性格的变化。《四年间》《为了幸福的明天》则更是因为对女性心理细致入微的刻画而取胜。在《老夫妻》中，张老财最初对要搬离村庄的做法表示不屑，认为就是在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对待儿子和妻子也是极为吝啬冷漠。在小说中间部分，面对八路军战士与日军殊死搏斗，表现出了极大的崇敬与热情，最后甘愿毁家纾难帮助战士进行抗日运动。这一系列举动变化很大，但是白朗的心理描写十分出众，所以使人感觉剧情转变并不突兀。

（二）独特的人物形象塑造

落后人物的转变是白朗擅长写作的典型，她通过人物性格的转变来展现人物思想的转变。在《老夫妻》中，张老财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白朗使用大量的关于钞票的细节描写表现张老财的吝啬，还使用了大段的心理描写来展示他内心的转变。在张老财临终咽气的一幕中，他要求妻子将自己想尽办法藏下的钱拿出来交给八路军战士时微微抬起的手指和咧开嘴角的笑容与《儒林外史》之中严监生临死的细节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前者是褒义，表明了张老财思想和性格上的转变，并且更有新鲜的意味。《四年间》中白朗对黛珈情绪和心理的描写也是十分细致到位的，对家庭的渴望与作为知识分子对事业的热情是其性格转变最主要的原因，也作为线索在文中反复强调。孩子的出生与夭折是黛珈情绪变化的诱因，烦琐的家庭生活和对孩子的照料是她坚定的求学与工作道路上的绊脚石，而丈夫的懦弱、婆婆的不理解和社会的歧视则是催化剂。在小说的最后，黛珈在女儿的葬礼上感叹自己四年的大好时光就这样消逝了，并没有为自己的工作与家庭想出一个可以平衡的办法。通过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黛珈性格的懦弱与矛盾之处。这就比高大全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加贴近生活。

（三）大量线索的使用

白朗在行文中运用了大量线索，使文章跌宕起伏，更加丰富，也更易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如《老夫妻》中反复提到的张老财手中紧握的钞票，一直都是藏在他的口袋里，从不示人，养子询问的时候也表示不会给他，要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心；日本兵用武力威胁张老财的时候，张老财也未将钱财交出，只是推说家里真的没有钱。但是他在临终的时候却吩咐老伴将这些钞票用在伤员的治疗和八路军同志的革命事业上，表明了张老财通过诸多事件的历练，已经完成了自我人格的觉醒，并且使文章的感情得到了升华。《四年间》中黛珈一共生育三次，每次都是以孩子得寒症夭亡告终。多次的生产与孩子的夭折是导致女主人公黛珈错失学业、身体变弱的直接原因，在黛珈“工作—归家”的反复之中显得尤为重要。在《为了幸福的明天》中，白朗写作的主线索固然是按照时间的推进进行顺叙，但是邵玉梅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则是文章的一条线索。最开始邵玉梅进入工厂感到自卑，认为自己没有文化，比不上同一车间的傅金玲，后来积极学习知识与技术，因为她觉得自己在一个好的时代，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报效祖国。面对组长的讽刺与挖苦也毫不气馁，认为自己应当做合格的工人，老老实实做事，不要说话伤人；取得成绩得到大家尊重之后也从不盛气凌人，在给哥哥写信的时候也是心潮澎湃，感谢党的培养。若干心理描写片段串联起来，使行文脉络十分清晰，结构也十分完整。作者对其他人物的刻画都是从邵玉梅的视角展开，文中的女性形象群之中，无论每个人有什么样的缺点，白朗都会写道：“在玉梅看来……”通过玉梅对每个人的评价，表明了她们的进步性与局限性，这样的写法别有新意。

人们对白朗的研究从20世纪晚期开始，其间经历了大概三十年的时间。白朗作为具有良知和民族责任感的左翼作家，一生坎坷，受尽磨难，但是始终秉承“五四”精神，尤其是重视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的事业，在革命时期左翼作家现实主义思潮内部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传统，承担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梁山丁曾将她与萧红并称为“东北女作家中的拓荒者”。王心颖、陈永禄在《野性的抗争与奔放的激情——试论东北精神对白朗早期短篇小说创作的影响》中说道：“她的作品深深地打上了东北精神的烙印，表现了东北人带有原始野性的生命活力和充满浪漫色彩的英雄主义情怀。”[38]随着近年来人们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逐渐增多，白朗的创作也日渐受到关注。相信在学界的努力下，一个真实、完整的白朗将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对白朗的研究也将逐渐系统化、全面化，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将是一个全面而真实的白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