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罗烽白朗创作小传

上编 创作与研究综述

一、靡不有初

（一）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罗烽创作经历

罗烽，原名傅乃琦，1909年12月13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郊区苏家屯。家中的生计最初是靠他的父母替人糊裱布钱包、洋火盒，给裁缝店缝皮子、锁扣眼……勉强维持。罗烽作为家中独子，很自然地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家务，他自己也曾说“小孩子的天职就是玩耍，但母亲绝对禁止我和街坊的孩子们胡闹，母亲训练我充当家庭的小勤务、打扫卫生、跑街，除了不挑水，什么活都帮母亲做”[1]。从小生活的环境使得罗烽对生存的苦难有了直观的认识，而家庭的束缚同时也催发出他内心隐藏着的反叛与浪漫的英雄情结。他有时会违背母亲的要求，去寻找一点小孩子的快乐。但是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厉的惩罚。

“碰上六姨在，不但不拉着，还会帮助母亲一起打。母亲是恨铁不成钢啊！”[2]尽管后来的罗烽能够明了母亲的良苦用心，但这给当时的他无疑更增添了想要摆脱束缚与压抑的渴望。这种感觉在罗烽六七岁进入私塾以后更加强烈。他不愿整天和一个糟老头读着老旧的四书五经，又不愿逃学，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囚禁绑缚。而此时的他所能想出的最好的宣泄方式莫过于参加征服“敌人”的“军队”。罗烽在孩子们的战争游戏中的表现极为英勇无畏，“他们的战场是在大西关和小南关交界处的风雨台。他们使用的武器是弹弓、袖箭、石块和棍棒等。在数次的鏖战中表现了他的勇敢善战，负伤流血在所不顾”[3]。在这种游戏里罗烽的叛逆得到了宣泄，同时又收获了玩伴的敬佩，但这是大人们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而罗烽本人在家庭环境改善，步入小学后也变得斯文而腼腆。

这一阶段的情感在罗烽1936年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次试验》中得到了反映。这篇作品讲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拾荒孩子阿龙在生活面前不断探寻出路的故事。他的脑袋里是“一座都市的仓库”，里面储藏着他美好的幻想。他与周围的同龄人始终格格不入，他想的是如何学好，有出息。虽然阿龙的尝试屡屡碰壁并最终转向认为钱才是真正重要的，且为此失去了性命，但罗烽依旧在小说中这样评价他：“这孩子是一个伤感家，他有热情。”[4]“他那个进取的精神，并不因屡次失败而至于心灰意馁。这孩子可以说是知情达理的创业家，不，冒险家，他不怎样怕失败，他怕的却是失败以后想不出新的计划。”[5]除却反映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外，在对主人公的描写中，罗烽可以说是倾注了年少时自己的内心情感和对某种性格品质的不懈追求，即浪漫的英雄主义，对改变现状的渴望以及不怕失败、勇于探索的精神。

1926年罗烽初中毕业，在初中的所见所闻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军阀的残暴不仁与官僚的腐败无为。由于家庭再次败落，无力支持其深造，罗烽不得不寻找谋生的道路。他本人十分抗拒担任讷河县县长幕僚的生活，于1928年年初只身前往哈尔滨。在呼海铁路传习所的学习中，罗烽结识了三位重要的朋友。其中中共地下党员胡起吸收他加入读书会，介绍他阅读《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苦闷的象征》，后又介绍他读蒋光慈的《鸭绿江上》《纪念碑》，鲁迅的杂文和柔石的《二月》等，影响了罗烽今后文学创作的方向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兼备的艺术风格的形成。

1929年是罗烽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年，他于2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他结束传习所的学习进入实习阶段，在实习过程中同劳动者相处坚定了他的政治信仰。他开始利用诗的形式诅咒黑暗、赞美光明，并用象征的表现方法预见未来大同世界的喜悦。这些诗以“洛虹”为笔名发表在哈尔滨《晨光报》副刊《江边》上，“洛虹”的寓意有“乐红”之意，罗烽的精神信仰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指引与土壤，他的情感与理想也有了具体的归宿。入党后，罗烽担任中共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在哈尔滨沦陷前后，他一边掩护党的力量，帮助党团结进步力量，一边帮助爱国将领打击日本侵略者，发动文艺运动对抗南满汉奸文艺。他与妻子白朗，以及萧红、萧军、舒群和金剑啸等人一起开辟了《夜哨》《文艺》以及“星星剧团”等文艺阵地。在《夜哨》的创刊号上，罗烽以笔名“洛虹”发表讽刺独幕剧《两个阵营的对峙》，文中借铁路工人之口愤怒地喊出：“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罗烽还发表了小说和诗歌等。短篇小说《口供》，以沦陷后的哈尔滨为背景，在短短三千字中，揭露了日伪警察局局长以抓捕嫌疑犯为名，夜闯民宅，强行带走民女，深夜轮奸少妇的荒淫暴行。诗歌《从黑暗中鉴别你的路吧！》和《说什么胜似天堂》揭露了罪恶统治的本质，唤醒人民的斗争意识。“凭自己的力量，凭大家的力量，一定能把地狱变成天堂！”然而就在罗烽的反满抗日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日伪白色恐怖加剧的1934年6月，罗烽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酷刑遗留下来的身心创伤几乎伴随其一生。但令他无憾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清白并未因此受到损伤。

（二）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白朗的创作经历

白朗，原名刘东兰，1912年8月2日出生于沈阳。她与罗烽是姨表兄妹，他们的母亲是姐妹，白朗的母亲排行老三，罗烽的母亲排行老四。白朗的童年颇为不幸，父亲因病离世，母亲受不住打击而精神失常。生活的黑暗与扭曲以最触手可及的方式在年幼的白朗心中留下印痕，但也铸就了她坚韧不屈的性格。然而白朗同罗烽之间青梅竹马的童年时光构成了白朗许多天真欢乐的回忆。那时白朗像假小子，但颇为崇拜表哥，佩服表哥点子多，又精通一切玩技。只要表哥来，她便前后院子跟着。童年时的玩闹拌嘴成为二人甜蜜的回忆。后来白朗就读于黑龙江省立第一女子师范，被自己的母亲许给了表哥罗烽。这时白朗已经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个性，爽朗、外向、品学兼优，在数学方面尤为突出，常是班级考试中的第一名。缜密的逻辑思维使后来白朗报告文学与战地文学的创作拥有了不同于一般女性作家的大局观和条理性。

白朗于1929年秋与表哥罗烽结为伉俪。然而新婚的甜蜜尚未退去，白朗便发现自己丈夫的异样，在她的日记体报告文学《狱外集》中是这样描述的：“……最使我莫解的却是他那近乎古怪服装的更换。勃一向是不修边幅的，他经常递换穿着那两套不花钱的哔叽制服，即使参加什么宴会，他也不肯穿一件稍微讲究点的衣服，朋友们奚落他，他自己也不觉得寒酸……可是他却变了，每当晚间走出去的时候，总要换上一件衣服。制服、西装、便衣，轮流在身上穿上脱下。”[6]女性的自尊、女人的嫉妒都让白朗忍无可忍，她闹腾着要自立谋事，甚至要效仿娜拉一样出走。可是当她将丈夫偷偷藏起的“情书”抢过阅读时，“我兴奋，兴奋得完全像一个拾得珍宝的孩子，我用责备的口气问勃：‘这样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早给我看？’”[7]罗烽成为白朗思想蝶变的引路人。1931年“九一八”之后，经他介绍，白朗加入了“反日同盟会”，她如同凤凰涅槃一样获得了新生。

哈尔滨沦陷后，为了加强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杨靖宇指令罗烽出版“反日总会”会报《民众报》。已参加反日同盟会的白朗成为丈夫的得力帮手，她用娟秀工整的蝇头小楷刻蜡版。夫妻二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兴奋而紧张地翻印党内文件、传单和《民众报》。遇到经费接济不上的情况，夫妻二人会自己垫付。1933年《夜哨》创刊后，白朗开始正式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短篇小说《只是一条路》写一个未满十四岁的孩子王家栋为生活所迫给人当听差，在社会上受尽欺辱的故事。白朗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并随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增添丰富主题的内涵。这一时期通过描写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沦陷时期社会的黑暗，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紧随其后的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讲述了一个同情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愤而反抗自己封建腐朽家庭的男青年的故事。这也是白朗思想情感的生动反映，她接受了新的进步思想，致力于与一切封建的剥削的压迫的事物进行决裂、反抗，颇有五四精神的韵味，但同样未能给“娜拉出走之后应该如何”这一关键问题以回答。

为另外开辟宣传阵地，白朗在《国际协报》担任编辑时，将《家庭》和《妇女》两个周刊合并，创刊《文艺》，撰稿人几乎是《夜哨》的原班人马。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经常改换笔名。白朗的笔名有刘莉、弋白、莉、杜微等，罗烽的笔名有洛虹、彭勃、罗迅、克宁、kn等。她在《文艺》上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作品。其中短篇小说《惊悚的光圈》，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十年来的小说界——满洲新文学大系小说上卷导言》收获评价：“写作最勤快的是弋白，她的《惊悚的光圈》较比《夜哨》上的《叛逆的儿子》，无论在结构与技巧上都有相当的进步。”正当白朗在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时，生活再次挑战白朗的意志。罗烽因叛徒告密被捕，白朗除却要以金钱活动运作，承受报社同事一些不怀好意的言论，还要时刻担心罗烽的安危。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白朗依旧坚持出刊《文艺》到年底。这些足以证明白朗已经从一个天真的知识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革命战士。

二、邦之彦兮

（一）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期罗烽创作经历

1935年7月15日，罗烽与妻子白朗潜赴上海投奔萧军与萧红。由于生活窘迫，陷入了“一件毛衣常常典当几次”的境地。随后更为逼迫人的是，投出去的文章无人肯要，典当一空，借贷无门。但这并未使罗烽消沉下去，相反他积极联络组织关系，努力克服生活上的困难。事实上如果只为了维持生计，罗烽凭借铁路供职七年的履历以及东北流亡交通界的资格到南京政府交通部报到登记，即刻就可得到职业。这是国民党对沦陷区从事铁路、邮政的逃亡人员采取的特殊措施，并且还有东北铁路逃出的旧同寅在此担任重要职务。但罗烽认为这些出路都有碍于他的政治前途，所以一次次地拒绝、放弃。

天无绝人之路，1935年9月至10月，罗烽经人介绍认识了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周扬。经过一番程序于11月正式接上党的关系并加入左联。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使得罗烽的心情明亮起来。他这时的心情在11月写就的诗歌《他是贪婪地活着》中得到了表述，“还要将快乐造成不朽”，亦表达了罗烽高涨的革命热情与崇高的思想觉悟，“只要是有生命的原子，在动的社会里有用，在生的群众里有功，悄悄地死去也行”。而罗烽一生也真切地践行了诗中的语句。在同一时期，他与妻子白朗开始在进步文艺期刊《海燕》《夜莺》《作家》《光明》上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

罗烽的创作主张早在他替妻子为《文艺》副刊撰写的前言中可见一斑：“文学不能规定目的，因为有目的的文学，常是失却了文学的价值，但文学学者他不能只埋首在书斋里构思、设想，起码应当推开窗子、睁开他的睡眼，和现实亲切一下。那样，可以明了人类在广大的宇宙间怎样地生存着，更可以听见弱者的低吟是怎样在垃圾堆上和阴沟打滚呢！”[8]罗烽的文学创作是与他的革命斗争密不可分的，他是由革命走向文学。文学的灵感与动力根植于他信仰的精神土壤，而他的战斗意识又源于强烈的关注现实精神。在黑土地上独特的生活际遇使他较早地触摸到了中国社会伤痕累累的一面，所以他的作品中又带有深厚的人文关怀与温情意识。

他在1936年发表的《呼兰河边》《狱》较为鲜明地贯彻了他的理念。《呼兰河边》讲述了“我”在呼兰河桥防守所见证的一个手无寸铁的牧童的悲剧。敌军怀疑牧童是抗日义勇军将其逮捕，最后将牧童的小牛吃掉并残忍地杀害了他。他的尸骨与牛的骨头被抛在草丛中，而他的母亲亲眼看见了这一场景。“我”在文中时时流露出对牧童、小牛以及村妇的同情，那是人民苦难的缩影，不禁发出叹息：“中国人哪，中国人哪，受难的中国人哪！”这种同情隐隐地鼓励着受苦的人民进行反抗。当牧童的母亲求救无门时崩溃地诉说：“我没有炸弹，我没有手枪！”罗烽实际上已经指出了中国人民反抗的道路。而在《狱》中描写的是在狱中受到压迫和不公待遇的人民，这和罗烽1934年被捕后的狱中经历是关联的。文中同时又暗示着未来的爱国志士的不懈斗争。“……而且，在窗前伸出一丛摇曳着的丁香树梢，它，告诉我，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并没有死灭！虽然，那叶子已经半黄了。”

罗烽同年的短篇小说《第七个坑》承袭着揭露黑暗、鼓励反抗的主题，被译成英文在《国际文学》上转载，王瑶评价它是“发表后得到过好评的”[9]作品。小说主要讲述了皮鞋匠耿大被日本侵略者抓去挖坑活埋同胞。在一连挖了六个坑以后，敌人又逼着他活埋自己。耿大终于觉醒，反抗敌人，第七个坑派上了真正的用处。作品展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清醒洞察，即不反抗则死亡。周立波评价这篇小说：“……他在那篇上的成功不是他关于敌人的残忍的描写，而是他描写皮鞋匠耿大的恐怖心理的很少的几笔，和他反映‘九一八’以后的沈阳的乱离的情况。”[10]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打响。罗烽负责中国文艺家协会募捐办公室的工作，同时担任文艺家战时服务团的宣传部部长。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局势空前紧张，文艺界人士开始撤离。罗烽被迫离沪，计划由南京北赴山西战场。后大同失守，北上交通不通，罗烽毅然奔赴武汉。与沙汀失去联系使得罗烽失掉了党的关系。在武汉时期，罗烽与丽尼创办的刊物《哨岗》被封，他托柯仲平给周扬带口信，要求前往延安。后罗烽辗转于西安、临汾，最终回到武汉。其间两次试图与党取得联系均未能成功。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罗烽、白朗同为发起人之一，罗烽被选为理事。武汉战局吃紧，罗烽转移至重庆。在武汉的近一年中，罗烽创作了中篇小说集《莫云与韩尔谟少尉》，在《战地》连载长篇小说《满洲的囚徒》。抵渝后罗烽、白朗又同战地访问团奔赴前线，1940年罗烽担任《文学月报》主编。这一年罗烽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粮食》，发表近百首《战地诗草》，长诗集《碑》、杂文集《蒺藜集》在桂林出版，写完《满洲的囚徒》第一部。

罗烽的小说以反映时代的真实矛盾与残酷为主题，由此产生了广泛的题材选择和对人物多重复杂性的揭示。有丧失民族气节为伪警察厅打造脚镣的铁匠沈万清（《生意最好的时候》）；安分守己对时局漠不关心但最终被赶入殖民地屠宰场的左医生（《左医生之死》）；为了避免孙子沦为日本侵略者走狗而在给孙子的蛋糕中放入砒霜的爷爷（《三百零七个和一个》）。中篇小说《归来》中的知识青年黎典和同伴白骞共同加入抗日义勇军，然而臆想中的诗意并不存在。没有整齐划一的服装，威风先进的武器，他对这支队伍的战斗力产生了怀疑。同伴的牺牲更加深了他的孤独与惶恐，他试图逃回旧生活，等待他的却是一个生死难测的明天。这些人物与命运统统指向一个内涵，即必须反抗，唯有这样才能找到出路。

在艺术特色上，罗烽善于用对话以及人物情感的自然流露来推动情节发展。在刻画人物心理时善于将景语与情语两结合，环境成为外化的人物内心情感。罗烽运用诗化的语言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增强情感。这与他早年的诗歌创作是有关的，与白朗的创作手法也是有所区别的。很多篇目结尾处的处理手法颇有特色：或是结束于富有象征意味的景色描绘中，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白朗在这一点上颇受罗烽影响；或是用饶有意味的叙中藏议收束动情铺展的故事，给人思想上的启示；也常笔锋陡转，于出人意料处戛然而止，让读者在喟叹之余细致思索。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期白朗创作经历

1935年，罗烽、白朗在沪生活已经陷入窘迫，所幸白朗在《申报》谋得一份打字员的工作。但罗烽、白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只能共吃一份客饭，勉强度日。1935年年底，白朗产下一名男婴。孩子未满周岁时患脑膜炎，因无钱医治死亡，这已是白朗失去的第五个孩子。1936年，白朗的作品在进步文艺期刊上发表，包括短篇小说《伊瓦鲁河畔》《轮下》。这一时期白朗和罗烽的作品大多以反封建、反侵略、反投降为主。

《伊瓦鲁河畔》讲述的是日寇统治下伪满宣抚员在宣传所谓的“王道乐土”时与村民之间冲突的故事。主要人物贾德和村民对前来演讲的宣抚员的鬼话连篇并未相信，反而与之正面对抗。后来义勇军及时赶到拯救了村民。这个故事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日寇反伪满的主题。比如频繁在文中出现的歌谣：

“满洲国”旗黄又黄，

一年半载过不长，

东洋虎，

满洲狼，

一股脑儿见阎王。

在结尾处，象征投降主义的老村长投河自尽，没有人搭救，他发出怨言或叹息：“……在他们脉络里，在他们四周，只有一个单纯而不愿休息的而且也不能休息的兴奋激荡着……”贾德又唱起了开篇的歌谣，昭示着敢于反抗必将迎来出路。

《轮下》，一篇带有报告文学特点的纪实小说，在中国当代纪实文学的创作中具有别开生面的广度与深度。《轮下》以1932年秋哈尔滨大水灾为背景，表现了难民与日伪当局的斗争。揭示侵略者及其爪牙的残暴，以及人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惨烈反抗。其中有难民代表被押入囚车，他的老婆抱着孩子卧在囚车前被活活碾死的悲惨场面。同时这篇小说在艺术处理上颇具匠心，“后来有学者评价她的这篇作品说：‘笼罩着凄楚沉郁的悲剧气氛，描绘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场面，并且在描写时采用电影蒙太奇的结构手法，把人物对话、动作、心理刻画组合成一组组电影镜头，平行交叉，迭复剪辑在一起，使小说文简流畅，人物个性突出，情节跌宕，节奏明快。’”[11]。这也基本概括了白朗的创作特色。

七七事变后，怀孕六七个月的白朗依旧在战时服务团工作。8月13日日本飞机在上海“大世界”扔下炸弹，在正在募捐的白朗身边爆炸。9月5日，罗烽、白朗奉组织命令撤退内地。罗烽预备前往山西前线，于是待产的白朗同罗烽的母亲前往武昌投奔亲戚。上船时身怀六甲的白朗险些被蜂拥的人群挤下船，幸好被罗烽的母亲一把抓住。11月12日白朗产下儿子傅英，而在此之前白朗仍和罗烽紧密配合帮助爱国志士进行革命宣传。1938年3月，白朗与罗烽同是“文抗”发起人之一。后战火逼至武汉，白朗先行转移至重庆。在重庆，白朗克服了内心的种种情感，毅然参与了“文抗”组织的战地访问团奔赴前线。白朗内心的挣扎在作品《战地日记》中表露无遗：“‘到前方去！’我也曾几次私自下过决心，然而，那新生的孩子，我是怎样也不忍离弃的……”

战地访问团的行程在艰险与欢快交相编织中度过。这段生活在1940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我们十四个》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遗憾的是，白朗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完成前线之行。1940年秋冬两季，是大后方进步文艺期刊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年里白朗在《大公报》《抗战文艺》《东北论坛》等发表大量报告文学、散文和评论等。出版中篇小说集《老夫妻》（1940年4月）、散文集《西行散记》（1940年初版、1941年再版）等。同这一时期的罗烽一样，白朗作品的中心内容以暴露日寇侵占东北的残酷罪行和人民的英勇反抗为主，鼓励人民投身于抗战，赞美大后方人民抗日的高昂热情，与党每个阶段的政治任务紧密相连。

白朗的作品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给予极大关注。这一主题贯穿白朗的创作，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由展示被压迫者的苦难生活，揭示日寇、伪满的残暴统治，赞美劳动人民的英勇反抗，到后来热情讴歌凭借自身努力为国家做出贡献、实现自我价值的劳动人民典型。白朗的创作也可以说是一部女性精神成长的自传。《逃亡日记》以日记体写一位女青年，反抗旧家庭独自出走，可她一踏入社会就被“贫困的苦痛和彷徨的迷茫包围了”；《四年间》的主人公黛珈蔑视旧礼教，一心求学上进，却困顿于旧式婚姻，她怀着希望去学校任教，而学校的污浊风气让她难以忍受，四年间希望与幻灭周而复始；而在《生与死》中传统了一辈子的老祖母成功踏出了反抗旧社会反抗压迫的一步；《老夫妻》也是一位以夫为天的传统女性抗争成功的故事。再到1949年后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突出女性的刻画，如《为了幸福的明天》，这些创作也反映了白朗本人思想的不断进步。

白朗的小说善于以场景的切换来推动情节发展，这与罗烽是有所区别的。通过场景的变换与场景中人物的活动与对话来展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使得文章节奏清晰，文笔简练。在进行群体刻画时，白朗运用电影化表现手法，既省笔墨又有较突出的形象特征。然而白朗的一些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稍显单薄，叙述多于描写，结构显得线条较粗。这既是受到白朗本人为了配合斗争未能精细打磨的影响，白朗说“我写了半辈子东西，全是‘急就章’”（见白莹《白朗小传》），也有缺乏此类生活实践的深入体验之故。

白朗的景物描写主要是服务对比手法的一部分，越是激越的场景前越要铺陈一种宁静的环境氛围，然而这种宁静之中又压抑着躁动。对比手法在白朗的人物塑造中是较常出现的，主要用于人物转变中。《老夫妻》里吝啬的老地主在经历了和义勇军一同对抗侵略者以后，临终前将其悄悄藏起的钞票全数给了义勇军。另外，白朗的小说作品，受其散文创作的影响，常将叙述、议论、抒情融为一体。散文化也表现于抒情化，在写景状物或指事造形中都伴随着情感上的抒发。在作品结尾的处理上，白朗颇受罗烽的影响，常于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景中结束（如《伊瓦鲁河畔》《一个奇怪的吻》），或于情节的关键处戛然而止（如《生与死》《轮下》）。

三、雨雪其雱

（一）20世纪40年代初期到80年代罗烽的经历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罗烽、白朗相继迁至延安。在重庆期间罗烽除小说、戏剧、长短诗外还发表了五十多篇针砭时弊的杂文，如《便衣汉奸》《论客之类》《盛意可感》。这些杂文不仅批判国民党的动摇性和失败情绪，还暴露了国民党政治态度的逆转。可以说罗烽无论身在何处，他的作品都是为革命战争而服务的，每一天都未曾忘记自己的革命职责，时时注意维护自身的政治纯洁性。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虔诚的革命战士却遭受了他最不应承受的折辱。

在1958年关于“右派分子”罗烽的政治结论中，所谓的反党罪行无外乎是：反右以后积极向丁玲献策，提示丁玲在发言时注意策略，并劝丁玲赶写反右派的文章；反对刘芝明，反对周扬，反领导即为反党；撰写文章诽谤党和革命。事实上这些罪状皆属于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断章取义的产物。

关于丁玲一事，丁玲申诉自己对1955年处理的意见，而罗烽作为作家支部书记出于组织角度和丁玲谈了几次话。在1957年第一次党组扩大会召开前，罗烽曾对丁玲做思想工作，劝告她在会上冷静地听取大家的批评，不要有情绪，不要给别人戴帽子。接着开展反右派斗争，罗烽再次劝告丁玲，抛开个人恩怨，站在党的立场维护党的利益，积极写文章投入反右派斗争。这便是第一条罪行的由来。

关于刘芝明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刘芝明的领导作风及其落实毛主席文艺方针提出的意见。1953年3月初，按照东北局宣传部的“认真总结东北三年来的文学工作的指示，东北文学工作者协会的全体同志即着手讨论”[12]。作协全体分工进行《三年来东北文学创作工作总结》报告的撰写，在讨论的过程中关于刘芝明的作风、干部使用问题，作协全体又整理出了一份附件，供东宣部和刘芝明参考。所有的材料都是民主讨论、共同定稿、公开上报，并且工作总结中关于刘芝明领导东北文艺工作犯有政策性错误的意见来自蔡天心而非罗烽、白朗、舒群，但后来却被作为罪证强加于三人。1949年罗烽为了弥补刘芝明“总报告”初稿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强调不够的情况，在东北文代会上的开幕词中着重强调了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针。但东北作协执行主席草明在宣读时随意发表了极为不负责任的言论，当晚文协同志对其进行指责，却被演绎为舒、罗、白的秘密反党会议。

关于周扬的问题在于，罗、舒、白等五人署名写文章反对周扬。1941年7月17、18、19日三天，延安《解放日报》副刊连载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的文章，萧军认为此文章是针对党外作家的，罗烽、艾青、白朗则是对周扬文章中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影射攻讦的语调有不同意见。8月1日，白朗、舒群、艾青、罗烽、萧军五人署名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在《文艺月报》上连载。发表后周扬本人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人说这是反对周扬、反对党。周扬的文章不过是“漫谈”而已，并非党中央红头文件，五人所做的也不过是以漫谈的形式对其漫谈进行补充，后来却被认为是反党、反周扬。

至于撰写反动文章，所谓的反党文章《太阳的黑点》是从五人署名的文章中的第三个小标题中杜撰而来。由于篇幅所限不将有关部分原文进行展示，而在这一部分中主要论述的却是如何对“黑点”进行有效的处置，同时表示“黑点”不会影响人们对光明的信仰，光明也将更为纯粹。罗烽的另一“反党”文章《还是杂文的时代》，是罗烽1942年针对延安某些人私下鼓吹的鲁迅杂文的文体形式可以在延安废除了的论调撰写的。是从文体之用的角度出发的，认为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将长期存在，“经年阴湿的角落还是会找到，而且从那里发现些垃圾之类的宝物”。

因为这些所谓的罪证，罗烽与白朗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不公对待。然而晚年的罗烽虽身心已饱受摧折，但仍记挂着当年同自己一道被捕入狱的同志是否洗清冤屈。罗烽一生的追求在于真理，在于无愧于心。这也是支撑其创作的风骨。

（二）20世纪40年代初期到80年代白朗的创作经历

抵达延安后，白朗先后于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并担任《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编辑，1945年在中央党校入党，1946年任党报《东北日报》副刊部部长、东北文艺协会出版部副部长和《东北文艺》副主编。此时期，白朗小说作品取材于土改斗争和人民军队的战地生活，描绘革命斗争的历史场景，歌颂战斗英雄与农民翻身运动。风格明快、平易。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牛四的故事》、短篇小说《不朽的英雄》《死角》等。

1949年后白朗进入创作的黄金时期。她以工厂和战争生活为题材，满腔热情地赞颂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涌现的英雄人物和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礼赞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同时塑造了成长型女主人公邵玉梅的形象，她由受尽封建思想压迫和日本侵略者欺凌的无助者慢慢转变为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富有觉悟的女性形象（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还有长篇小说《在轨道上前进》。白朗的创作风格逐渐趋于热烈、洒脱。

同时期白朗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她代表蔡畅、邓颖超赴索非亚参加国际妇联执委会工作。1951年参加国际妇联组织的“对美李匪军在朝鲜的罪行调查团”，目睹骇人听闻的“美李”暴行，并执笔起草《告全世界人民书》散发世界各地。1952年2月她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战地访问，归国不久又随“赴朝慰问团”去朝鲜。9月，奉周总理之命陪英国工党议员费尔顿夫人再赴朝鲜。1952年冬，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1953年6月，去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妇女大会，会后应芬兰邀请到赫尔辛基参加芬兰妇女文化日。7月参加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仪式。1956年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亚非作家代表大会。

然而正当白朗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时候，从天而降的污水让今后的愿景统统化为泡影。1958年，白朗的“反党罪状”中，在与丁玲的关系上，认为白朗在邓颖超同志面前做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申诉，为丁玲的“反党罪行”辩护。事实上，8月白朗应全国妇联建议在北戴河写《何香凝传》。由于听不懂广东话，恰逢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也在此地，白朗便前去拜访了解有关何先生的情况。谈话间，邓颖超主动问起关于丁玲的情况，白朗表示丁玲反党的可能性并不大，同时不同意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就是反党。

在反对刘芝明反周扬即反党的问题上，据当年参加撰写总结报告的人说：“当时东北作协的整个气氛——对刘芝明的文艺思想和领导作风的不满是一致的。”[13]白朗自己也说：“会议结束以后，不但没人指出我有反党错误和小圈子情绪，作协党内反而根据东宣部的意见把我选为副支书。当我调离东北时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鉴定。”[14]关于周扬的情况在介绍罗烽时已经讲过，此处不再赘述。

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罗烽与白朗被清除出党，划为右派，撤销一切荣誉与职务，下放到阜新矿区劳动改造。对于党的最高处分，夫妻二人在思想上是难以接受的，而矿区的劳作也极大地摧残了两个人的身体。1959年7月、1960年3月中旬、1961年7月的汇报中白朗敞开心扉，请求组织的指导与监督，争取尽快回到党的怀抱。1961年初冬二人摘去了右派帽子。为了弥补失掉的时间，他们在短时间内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白朗创作了短篇小说《少织了一朵大红花》《温泉》《警钟》等，罗烽与青年学者杨烜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列车在前进》，还写了短篇小说《雪天》《第九盏红灯》以及四幕话剧《春风得意》等等。

随后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文革”再度使二人陷入雪上加霜的境地。1968年，罗烽、白朗被送至辽西盘锦五七干校。在盘锦，白朗的精神崩溃了，她摔碎钢笔，发誓从此不写一个字！而她于1970年7月在精神极度错乱下写了长达一万五千字的《退休（职）申请书》。这封浸透了白朗血泪的万言书才是她真正的绝笔。

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罗烽与白朗在极度困苦不公的境地里不离不弃。一如曾经经受的诸多磨难未能将二人击倒一样，1979年二人最终迎来了平反与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