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由于耽误了时间，所以只得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过夜了，村长的堆房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上。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留着长长的唇髭，他的姓是一个相当古怪的复姓，即奇姆沙—吉马莱斯基，他与这个姓一点儿也不相称[1]，所以全省的人只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也就是伊万·伊万内奇。伊万·伊万内奇一直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里，为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他才有了这次打猎行动。而猎人中的另一位，也就是中学教师布尔金，倒对这个地区特别熟悉，因为他每年夏天都来П姓伯爵家里做客。
两个猎人谁都没有睡觉，伊万·伊万内奇坐在门口，吸着烟斗看着外面，明亮的月光照在他身上。布尔金则躺在房间里的干草上，谁也看不见黑暗中的他。两个人讲起了故事，还说起了村长的妻子玛芙拉。玛芙拉是一个健康、聪明的女人，可是这个可怜的女人却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村子，也从没有看见过城市和火车，她只是十年如一日地守着炉灶，偶尔在夜间才出去走走。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布尔金说，“在这个世界上，性情内向、整天像蜗牛一样缩进自己的硬壳里的大有人在，也许这也有隔代遗传的原因吧，也许这也是人类的退化现象吧，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类中的一种性格类型吧，谁又明白呢？我又不是博物学家，也没有能力探讨这一类的问题。我只是认为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稀奇，你就看一看别里科夫吧，这可是一个想不到的例子！
“我的同事别里科夫是一位希腊语教师，两个多月以前就去世啦。他的名气可大啦，您可能也听说过他。他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在太阳高照的天气里也会穿上套鞋，带着雨伞出门，而且一定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一切物件都装在套子里，雨伞装在伞套子里，怀表装在麂皮套子里，就连削铅笔的那把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的。让人觉得好笑的是，他的脸也好像装在一个套子里，因为他的脸老是藏在竖起的高高的衣领里面。他常常戴着黑眼镜，穿着绒衣，耳朵还用棉花堵着，他坐出租马车时，也喜欢让马车夫把车篷支起来。总而言之，别里科夫总是想把自己包裹起来，好像要与世隔绝一样，他不影响外界，外界也别想影响他。现实的生活让他坐立不安，时时处处刺激着他，惊吓着他。他总是能为自己的做法找到理由，说现在的生活怎么怎么不好，老是称赞过去的事物，甚至称赞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别里科夫的种种行为也与他所教的古代语言不无关系，这也使他容易远离现实的生活。‘啊，希腊语是多么响亮，多么美妙啊！’他总是一副美滋滋的表情。为了证明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他也总是眯着眼睛，竖起一根手指头，念道：‘Anthropos！’[2]
“别里科夫总是极力把自己的思想藏在套子里，只要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写着禁止做什么事情，他就会记得一清二楚。如果有告示公布中学生晚上九点钟以后不许到街上去，或者一篇文章提倡禁止性爱，他的心里就会像明镜一样：这种事是被禁止的。而且每当官方批准或者允许什么事情时，他又总是觉得其中包含着某种隐隐约约、还没说透的成分，甚至包含着让人起疑的成分。每当政府批准在城里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一个茶馆，或者一个阅览室时，他又总是摇着头、叹着气说：‘这个主意好倒是好，只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虽然好多事看起来都与他毫不相干，他却总觉得违背了法令、脱离了常规、不合规矩，这使得他总是垂头丧气。还有如果一个同事参加祈祷仪式去迟了，或者听说一些顽皮的中学生闹事，再或者看见一个女校的女学监很晚了还在陪着军官玩，他也会觉得心慌意乱，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呀！’他在教务会议上的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套子式的论调，把我们压得都透不过气来。他总是数落青年人的种种恶劣的行径，说他们在教室里吵吵闹闹，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都是这样。哎呀，只求别把这种事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才好啊！哎呀，也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他还要求开除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后来其他的老师不得已之下，只得向他那唉声叹气、他那垂头丧气、他那苍白小脸蛋上的黑眼镜（他那张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让步，降低了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关了他们的禁闭，最后终于开除了他们。他还有一种古怪的习惯：常常访问我们的住处。他在同事的家里，坐下来之后就一声不响了，仿佛领导考察似的，有时他可以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小时，然后才走，还把这美其名曰‘保持良好的同事关系’。当然，这类呆坐着的拜访，对别里科夫来说是很难受的，但是他不得不来看我们，他认为这是他对同事们应尽的责任。我们学校里的同事都怕他，就连校长也怕得不行，您瞧，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头脑的、极其正统的人，而且还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然而这个老是穿着套鞋、拿着雨伞的别里科夫却整整辖制了中学足足十五年！
“可是，仅仅辖制中学还不算什么，令人震惊的是，全城的人都在他的辖制之下。我们城里的太太们在星期六也不敢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知道；到了斋期教士们也不敢吃荤、不敢打牌，也是因为怕他知道。在别里科夫之流的影响下，在最近十年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已经变得什么都怕了，他们不敢写信，不敢高声说话，不敢有亲密的朋友，不敢周济穷人，也不敢看书，不敢教人读书写字……”
听了布尔金的讲述，伊万·伊万内奇咳嗽了两声，似乎想说点什么，可是他却先点着了烟斗，然后又瞧了瞧月亮，接着才一板一眼地说道：“是啊，为什么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教育的正派人还会向他屈服，容忍他的种种做法……问题在哪儿呢？”
“我和别里科夫住在同一幢楼里，而且他还和我是对门邻居，所以我们常常碰面，我自然也就对他的生活习惯特别熟悉。”布尔金接着说：“他在家里也是如此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还有一整套名目繁多的禁条和忌讳，‘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更是挂在嘴边！他还认为吃素有害于健康，可又怕别人说自己吃荤不持斋，所以他就吃用奶油煎的鲈鱼，固然这东西不是素食，可也不能称得上是斋期禁忌的菜吧。他也不用女仆，因为怕人家说他打女仆的主意，于是就雇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做厨子。
“这个老头子名叫阿法纳西，从前做过勤务兵，好歹会烧一点菜，但却是一个酒鬼，老是醉醺醺的，神志也不清。他还经常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站在门口长叹一声，接着嘟哝那么一句话：‘现在啊，和他一样的人可真是不少啊！’
“别里科夫的卧室小得就像一口箱子，床上挂着一个帐子。只要他一上床，不管房间里多么闷热，炉子里多响，厨房里的叹息声多大……他都会用被子蒙上脑袋。躺在被子底下的别里科夫战战兢兢，生怕小偷溜进来，生怕阿法纳西来杀他，生怕会出什么事。睡着了的他也不得安生，通宵的噩梦纠缠着他，早晨醒来他还是闷闷不乐，脸色苍白，他满心地害怕和厌恶学校里的人。跟他这样一个性情孤僻的人并排走，显然也是一件痛苦的事。
“‘教室里怎么吵得这么凶？’他说，好像极力要找一个理由来摆脱自己的愁闷似的，‘简直太不像话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差一点还真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快速地回头瞟一眼堆房，说：“您真会开玩笑啊！”
“我没有开玩笑，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可是他的确差点就结了婚。我们学校新派来了一位的史地教师，他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原籍是乌克兰。他有着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手也挺大的，他的嗓音极好，是那种男低音，就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嘭，嘭，嘭……
“但是，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并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来了他的姐姐瓦连卡。瓦连卡三十岁上下，已经不算年轻了，可是她却长得高挑，身材匀称，弯弯的眉毛，红红的脸蛋，简直就是一枚蜜饯水果，处处招人喜爱。她的性格活泼，做事时谈笑风生，高兴时哈哈大笑，还喜欢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
“我记得那还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我们初次了解了科瓦连科姐弟，那些死气沉沉、不苟言笑，甚至把这次赴宴看作应付公差的教师和瓦连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就像从浪花里钻出来的阿佛洛狄忒[3]，双手叉着腰，来回走动，笑着唱着，翩翩起舞……她饱含感情地唱了一首《风在吹》，接着又唱了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她又唱了一支。当时的我们，就连别里科夫，都被她迷住了。别里科夫竟然还挨着她坐了下来，并且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说：‘这柔和清脆的小俄罗斯语使人想到了古希腊语言。’
“别里科夫的话让瓦连卡特别受用，于是，她就热情而恳切地向别里科夫讲起了她在加佳奇县的庄园，那里有她慈祥的妈妈，有蜜甜的甜瓜，有多汁的梨，还有那么好的卡巴克[4]！卡巴克就是乌克兰人对南瓜的称呼，他们还把酒馆叫作希诺克。瓦连卡突然想起了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就手舞足蹈地说：‘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大家听到瓦连卡的欢呼，忽然灵机一动，心有灵犀地生出了同一个想法。‘如果他们两个能结婚，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校长太太悄悄地对我说。
“不知为什么，这时的我们才想起来我们身边的别里科夫到现在还没有结婚。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奇怪的，他生活中这么大的一件事，为什么一直被我们完全忽略了呢？我们以前可是从没有关心过他对女人持什么态度啊！甚至我们还认为他这样一个整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睡觉还要挂上帐子的人是不会喜欢什么女人的。
“‘别里科夫也已经四十多岁了吧，瓦连卡呢，也有三十了……’校长太太企图表明自己的想法，‘我看他们能成。’
“我们内地的人，平时都闲得无聊，什么不必要的蠢事都是可以做出来的！而那些有必要去做的事，大家反而不去做了。就拿这个别里科夫来说吧，既然大家都不认为他是一个可以结婚的人，那我们又何必突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但是，学监太太啦，校长太太啦，以及我们中学里的所有太太，都变得活跃起来，甚至因此而变得好看多了，仿佛忽然找到了生活的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里订下了一个包厢，当然别里科夫和瓦连卡都被邀请来了，坐在包厢里面的瓦连卡扇着扇子，满脸红光，一副幸福的样子。她的身旁坐着别里科夫，他却显得身材矮小，拱起的背脊看上去就好像刚被一把钳子从家里夹来的一样。就连我在家里办了个小型的晚会，太太们也要求我一定要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连卡同时来参加。总之，所有的人都在撮合两个人，看起来瓦连卡也并不反对大家的好意。因为她在弟弟那儿生活得也并不快活，他们还会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吵架。
“比如说，有一次，又高又壮的科瓦连科顺着大街大踏步地走着，他上身穿着一件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了出来，盖住了他的额头。他左手提着一捆书，右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跟在他身后的姐姐瓦连卡也拿着书。
“‘可是你啊，米哈依里克[5]，你绝没有看过这本书！’她大声地争辩着，‘我敢跟你打赌：你根本就没有看过！’
“‘我告诉你，我绝对看过的！’科瓦连科叫喊着，手杖把人行道敲得咚咚直响。
“‘唉，上帝呀，米哈依里克！你发脾气有什么用啊？你要知道，我们谈的可是原则问题啊。’
“‘我说看过就是看过嘛！’科瓦连科大嚷着，声音更加响亮了。
“他们姐弟俩就是这样，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会一个劲地争吵。瓦连卡已经厌烦了这样的生活，急切地盼望着能有自己的一个小家。况且，她的年龄也不小了，已经没有挑来挑去的资本了，她认为现在跟什么样的人结婚都无所谓了，即使是希腊语教师别里科夫，她也能将就，因此，瓦连卡对我们的别里科夫表现出无比的热情。而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借机去拜访科瓦连科，但是，也跟他常来拜访我们一样：走到室内就坐下，一句话也不说。他一直沉默着，瓦连卡就给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双黑眼睛充满爱意地看着他，再不然就突然扬声大笑：‘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尤其是在婚姻方面，外人的怂恿有时会起到关键作用。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同事们以及他们的太太，都开始向别里科夫游说：你到了应该结婚的时候了，你的生活里已没有别的缺憾，只差结婚了。我们趁机向他道喜，还一本正经地列出了各种俗套，比如‘婚姻是终身大事’之类的话。‘况且，瓦连卡长得也挺漂亮，还蛮招人喜爱，她还是五等文官的女儿，家里拥有自己的田庄，尤为重要的是，她还是头一个待你这么诚恳而亲热的女人。’
“于是他被大家游说得昏了头，认为自己真的该结婚了。”
“哦，到了这种地步，他的套鞋和雨伞就应该拿掉了吧？”伊万·伊万内奇好奇地问。
“您仔细地想一想这种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虽然他的桌子上放着瓦连卡的照片，还不断地和我谈瓦连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这样的终身大事，他也常常到科瓦连科的家里去，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却一点也没有改变。甚至还有些相反，他决定了结婚之后，却像害了一场病一样，变得更瘦更白，好像比以前缩得更深了。
“‘我倒是喜欢瓦连卡的，’他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苦笑说，‘人人都应该结婚，这我是知道的，可是……您应该清楚，这件事发生得真是有点突然……我总得好好考虑考虑吧。’‘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啊？’我说，‘一结完婚，什么事情都顺理成章了。’
“‘那可不行，毕竟婚姻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我总得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吧……万一以后再闹出什么乱子，那怎么收拾啊？况且现在我就有些六神无主了，夜里还老是失眠。我跟你说老实话，我感觉瓦连卡和她弟弟都是思想古怪的人，他们相处的方式都是古怪的，这你也是知道的。可瓦连卡的性情又很活泼，结婚倒是不怕的，就怕结婚后惹出什么麻烦来。’
“于是，别里科夫就一个劲地拖着，也没有要求婚的迹象，他的这种做法让校长太太和所有的太太都不耐烦了。别里科夫一直在估量着将来自己是否能担负起义务和责任，同时他又几乎天天跟瓦连卡出去散步，可能这就是他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吧。
“别里科夫常和我谈起家庭生活中的事，如果不是出现了一场KolossalischeScandal [6]的闹剧，他大概已经求婚了，从而也就促成了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他也会像我们这儿的其他人一样，因为闲得无聊、无事可做而结婚的，这里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先例了。
“在这里我应该补充一下：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科瓦连科就从骨子里痛恨他，无法接受他。‘我真不明白，’他常常耸着肩膀对我们说，‘真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够和这个喜欢告密的家伙相处得下去，看见他那副嘴脸就觉得恶心。唉！诸位先生，我真可怜你们啊，你们怎么能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呢？这里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简直是糟透了！你们仔细看一看，你们还能称得上是教师吗？这里还能被叫作学府吗？你们简直就是官僚，而这里也就可以被称作城市警察局，到处迷漫着警察岗亭中的那种酸臭气味。诸位老兄，我是不能长期待在这里的，否则我会发疯的，再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回到我的田庄去，我会在小河里捉捉虾，还可以教乌克兰的小孩子读读书。我是一定要走的，而你们呢，最好还是跟你们的犹大待在一起，和他一起遭了瘟才好！’
“有时候他也会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有时候他还会时而用男低音，时而用尖细的嗓音问我：‘你知道他为什么来我这里吗？他也没什么事，只是在这里呆坐着。’他甚至还给别里科夫起了一个叫作‘蜘蛛’的外号。
“当然，我们是绝对不谈他姐姐瓦连卡想嫁给‘蜘蛛’的事的。有一次，校长太太曾暗示他，说他的姐姐如果能嫁给像别里科夫这样一位稳重的、为大家所尊敬的人，倒是一件不错的事。听了这话的科瓦连科皱起眉头，嘟哝着说：‘这和我有关系吗？我是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的，哪怕她跟毒蛇结婚，这也是她的自由。’
“还有一件好笑的事，有一个促狭鬼画了一张关于别里科夫和瓦连卡的漫画，画中的别里科夫打着雨伞，卷起裤腿，穿着套鞋，瓦连卡被他挽着正在走路，画面的下方缀着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这位画家画得简直像极了，那神态、那动作，而且他一定画了不止一个晚上，因为所有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老师、宗教学校的老师、衙门里当官儿的，都收到了一份这样的漫画。当然，别里科夫也和其他人一样，也收到了一份这样的漫画，这让他觉得十分难堪。
“那天是五月一日，正好是一个星期日，大家约定当天在学校里集合，然后一起步行到城郊的一个小树林去郊游。我和别里科夫一起走出了楼房，当时他的脸色发青，就像乌云一样阴沉。他嘴唇发抖，恶狠狠地说：‘天下竟然有这么歹毒的坏人！’
“现在的我都有些可怜他了，一直陪着他走着。您猜怎么着，突然间，骑着自行车的科瓦连科过来了，他的身后是也骑着自行车的瓦连卡，她有些累，脸蛋红红的，可是却充满了活力，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两位好啊，我们先走一步啦！’她嚷道，‘天气真好啊！简直好得要命！’
“不一会儿，两人就没有了踪影。这时的别里科夫，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瞧着我……停了好长时间，他才问我：‘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难道中学教师和女人也能骑自行车吗？这成什么体统了啊！’
“‘这怎么就不成体统了？’我说，‘骑自行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啊！’
“‘这怎么能行啊？’他对我平静的心态感到很惊讶，大叫起来，‘您这是在说什么呀？’
“他对我所说的话大为震动，不愿再和我走下去了，独自一人回家去了。
“第二天，别里科夫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老是搓着手，还有些哆嗦，他的脸色说明他极不舒服，不到放学的时间他就走了，这可是他生平第一回早退啊！回去以后，他连午饭也没有吃。虽然当时已经是夏天了，天气也非常暖和，可是他却穿着很厚的衣服。傍晚时分，他慢腾腾地来到科瓦连科的家里，当时瓦连卡不在家，他只见到了科瓦连科。
“‘你请坐吧，’科瓦连科的脸上带着一副睡意，他皱着眉头冷冷地说。这时的科瓦连科刚刚醒来，他习惯在饭后打个盹儿，所以情绪也并不怎么高。
“别里科夫默默地坐了大约十分钟，这才开口说：‘我现在的心里沉重得很，沉重得很哪。我到你这儿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我的心理负担。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不怀好意的家伙送给了我一张漫画，漫画里的人物是我和一个跟你与我关系密切的人，漫画十分可笑。但是我要向你保证这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为什么该让他这样讥诮呢？我一向认为我在各方面的举动都称得上是正人君子的。’
“科瓦连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坐在那里生闷气。看到科瓦连科不说话，别里科夫就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说道：‘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毕竟你才刚开始工作，而我已经教书多年了。作为一名比你年纪大的同事，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你提出这个忠告：你作为一名青年的教育工作者，骑自行车这件事是完全不成体统的。’
“‘这怎么见得？愿听高见！’科瓦连科用男低音问道。
“‘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事情还用我来解释吗？难道你觉得你所做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吗？要是连教师都骑自行车，那你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呢？难道让他们都头朝下，拿大顶走路吗？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允许做这种事的通告，那我们就做不得。昨天你们姐弟俩真把我吓了一大跳！一看见你的姐姐，我的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姑娘竟然在大街上骑自行车，这简直太可怕了！’
“‘说实在的，别里科夫，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忠告正是我所要做的，米哈伊尔·萨维奇，你还年轻，将会有远大的前途，你的一举一动都得十分小心才行啊，你不该马马虎虎生活的。你以前就穿着绣花衬衫出门，还经常拿着些书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现在又骑什么自行车，这一切都是不合传统的。你和你姐姐骑自行车的事总有一天会传到校长甚至督学的耳朵里的……这样你还会有什么好下场呢？’
“‘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是我们自己的事，这又关其他人什么事呢？’科瓦连科满脸通红地说：‘谁爱管我的私事，我就叫谁滚蛋！’
“听到这里，别里科夫的脸色苍白，然后他站起身说：‘如果你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但是，我请求你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永远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话，因为你应当尊敬当局才对。’
“‘难道我不尊敬当局了吗？难道我说当局的什么坏话了吗？’科瓦连科接连逼问，‘请您躲开我，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也不喜欢告密的人，更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
“别里科夫一阵心慌意乱，他匆忙穿上大衣，脸上一副恐怖的表情，这可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这么不客气的话。他已经走出了前堂，来到了楼梯口，又转过身说：‘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只是得先跟你声明一下：也许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话，所以为了避免别人误解我们的谈话，以致闹出什么乱子，我必须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向校长先生报告……我要解释一下，我必须这样去做。’
“‘什么，你还要向校长报告？那你就去吧，报告去吧！’
“科瓦连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猛地一推，别里科夫滚下了楼，发出一阵乒乒乓乓的声响。虽然楼梯又高又陡，不过滚到楼下的别里科夫却丝毫没有受伤。他站起身来，摸摸鼻子上的眼镜，看它碎了没有。可是，在他滚下楼的时候，正好瓦连卡回来了，她还带着两位太太。站在楼下的她们呆呆地瞧着这一幕。这简直是太可怕了，对别里科夫而言，他宁愿自己摔断了脖子，或者是摔断了两条腿，也不愿让人看到他的惨相，更不愿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一定会听说这件事的，还可能会传到校长的耳朵里，传到督学的耳朵里，哎呀，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呀！别人可能又会画一张漫画，到头来自己就只能奉命辞职了……
“好不容易别里科夫才站了起来，这时瓦连卡才认出了他。瓦连卡瞧着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套鞋，还有他那滑稽的脸，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于是就忍不住哈哈大笑，她的笑声回响在整个房子里：‘哈哈哈！’
“这一串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大笑声从此就结束了一切：结束了别里科夫和瓦连卡的婚事，更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有看见瓦连卡做了什么，也没有听见瓦连卡说了什么，他径直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撤去了桌子上瓦连卡的照片，然后躺在了床上，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
“大约三天以后，阿法纳西来对我说他的主人不大对头，是否要派人去请医生。我来到别里科夫的房间，他正躺在帐子里，身上盖着被子，一句话也不说。在我的逼问下，他也只是回答一声‘是’或者‘不’，然后就一声不响了。阿法纳西满脸愁容地在他的旁边走来走去，深深叹出来的气就像酒馆里冒出的白酒的气味。
“一个月以后，别里科夫离开了人世。我们都参加了他的送葬仪式，两个中学和宗教学校的教师也都去了。这时候的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安详，甚至还有一丝的喜悦，好像暗自庆幸终于被装进了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真的，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老天爷也仿佛不愿他离去一样，他出殡的那天，天空一片阴沉，下着毛毛细雨。我们大家都穿上了套鞋，打着雨伞。瓦连卡也来送葬了，棺材下到墓穴的时候，她还痛哭了好大一阵。由此我也发现乌克兰的女人不是笑就是哭，不哭不笑的时候是没有的。
“说句实在话，埋葬别里科夫这样的人，对大家来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当我们从墓园回来时，大家都露出忧郁谦虚的表情，其实大家的内心都是快活的。就像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碰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就会到花园里去跑上一两个钟头。这就是自由的时刻！啊，自由啊，自由！
“从墓园回来后，我们的心情好极了。可是，一个礼拜还没过完，生活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和先前一样无聊、杂乱、严峻，局面并没有一点的好转。虽然别里科夫被我们埋葬了，可是，像他这样活在套中的人还有千千万万，不知道将来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呢！”
“是啊，问题就在这里。”伊万·伊万内奇说着点上了自己的烟斗。
“像别里科夫这样的人，不知道将来还会有多少呢！”布尔金又重复了一遍。
这个头顶已经全秃了的又矮又胖的中学教师走出了堆房，他留着一把黑胡子，几乎和腰一样齐了。跟他一块出来的还有两条狗。布尔金抬起头，由衷地赞美道：“多美的月色，多美的月色啊！”
已经是午夜了，右边的村子里有一条长街，它远远地延伸了出去，大约有五俄里长。一切事物都已经沉浸在深沉而静寂的梦乡里了，没有丝毫的动静，大自然怎么能这么静呢？月夜里宽阔的街道、茅屋、干草垛和杨柳，都让人感觉一片恬静。这时的村子被夜色包得严严实实，没有了劳动，没有了烦恼和忧愁，只是安心休息，这让大地显得那么温和，那么美丽，一切坏人坏事都消失了，一切都让人满意。左边村子的尽头处便是田野，田野好像要一直伸展到天边似的，这片田野被朦胧的月光笼罩着。
“是啊，问题就在这里。”伊万·伊万内奇又重复了一遍，“我们住在空气污浊的城市里，交通十分拥挤，拼凑些无聊的文章，难道这一切不就像套子一样吗？我们的一生都消磨在懒汉、无所事事的蠢女人和爱打官司的人身上，说着各种各样言不由衷的话，难道这不就是生活在套子中吗？嗯，如果您还乐意听，那我就再给您讲一个很有意义的故事。”
“不要讲啦，时间不早了，也该睡觉了，”布尔金说，“还是留到明天再讲吧。”
两个人走进堆房，盖好被子，睡在干草上。他俩刚要睡着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好像有人在堆房附近来回地徘徊着，走一会儿停一会儿，过了一分钟，又是一阵吧嗒，吧嗒……村里的狗大叫起来。布尔金说：“这肯定是玛芙拉。”
脚步声渐渐远了，最后听不见了。
“你看这个世道，人们睁着眼睛做假，支棱着耳朵说假话。”伊万·伊万内奇翻了个身说，“如果你大度地包容了他们的虚伪，他们就会骂你傻瓜。你忍受委屈和侮辱，却不敢公开说一些正直的话，还不得不微笑着敷衍着别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能混一口饭，住一个角落，做个不值钱的小官儿罢了。不行，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算了吧，您，您还是别乱扯了，伊万·伊万内奇，”布尔金说，“还是让我们早点睡吧！”十分钟后，布尔金已经睡着了，可是伊万·伊万内奇还在不停地翻身、叹气，后来他干脆起来走出堆房，坐在门边，吸起了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