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八月，王阳明的门人薛侃刊刻《初刻传习录》于江西赣州。刊本内容包括正德七年（1512年）至正德十三年的王阳明语录，分“徐爱录”“陆澄录”和“薛侃录”。此初刻本正是今本之上卷。
《传习录》上卷是王阳明讲学的语录，由徐爱、陆澄和薛侃所辑并经王阳明本人审阅而成，主要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为物及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
徐爱（1488～1518），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姚人，王阳明的妹夫，也是王阳明的第一位学生。曾任南京工部郎中。王阳明痛惜其英年早逝，曾叹曰：“曰仁殁，吾道益孤，至望原静者（陆澄）不浅。”
1.徐爱引言
【原文】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1]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2]。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3]，处困养静，精一之功[4]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门人徐爱书
【注释】
[1]先儒：指程颢、程颐和朱熹。
[2]“断断乎”句：意为等到百代以后圣人出世也不会有疑惑。出自《礼记·中庸》。
[3]居夷三载：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上书抗辩，获罪下狱，后贬谪到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前后三年。龙场当时尚未开化，所以称“夷”。
[4]精一之功：为精纯的功夫的意思。出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译文】
王阳明对于《大学》当中“格物”等观点，全以郑玄作注、孔颖达作疏的《礼记·大学》为准，即朱熹等大儒们认为是误本的那一版本。开始听说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并且对先生的学说抱有怀疑。后来，我用尽心力，综合起来后进行参照对比，再向先生本人请教。最后我才明白先生的学说像水之寒冷，又像火之热烈。正如《中庸》中所说的，后世出现的圣人也不会怀疑它的正确。先生的睿智与生俱来，并且他为人和蔼、坦荡、平易近人、不修边幅。人们只知道先生年轻时豪迈不羁，曾经热衷于诗词文章的修习，受过佛、道两家学说的熏陶，乍一听到他的学说，都把它视为标新立异、荒诞不经的言论，不再深加探究。孰知先生在贬居贵州的三年当中，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环境，修身静虑，精纯的功夫已经超凡入圣，进入了绝妙的境界，归入中正之旨。
我日夜在先生门下修习，聆听他的教诲，认为先生的学说刚接触时会感觉浅易，而越是深入研究越觉得十分高深。表面粗疏，但认真探究就越发感到精妙。接近时好像浅近，但深造时就觉得无穷无尽。修习十几年来，我自己觉得还没能窥探到它的边缘。当下的学者，有的与先生仅仅有过一面之缘，从没有听过先生的学说，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怀着轻视、偏激的心理，还没有仔细交谈便根据传闻草率地妄加揣度，做下了臆断。这样怎么可能真正理解先生的学说呢？跟随先生的学生们，听了先生的教诲，也是大都遗漏的多而学到的少。就好比相马的时候，仅仅看到了马的性别、颜色等表面情况，却漏掉了识别千里马的关键特征。因此，我把先生平日里的教诲尽悉记录了下来，给同学们传阅，然后共同考核订正，以免辜负先生的谆谆教诲。
学生徐爱记
【解读】
此段为全文之开篇，首先介绍王阳明的概貌。王阳明乃古代先儒群体中之一员，也是代表性人物，创良知之说，开心学之河，打破了宋以来程朱理学一统儒学的局面。其形象、特性与先哲先贤们一样，既有其共性，亦有其个性。王阳明天资聪慧，是为共性，但却和悦坦诚、不修边幅，亦共性，亦个性，大凡先圣先哲们，其心地祥和，举止随和，处事顺其自然；王阳明年轻时豪迈不羁，又曾广博于诗文，深入研习佛教和道教的典籍，同样既共性，亦个性，孔子十岁即立志于学，王阳明年轻的豪迈亦是一种鸿鹄之志向……总之，王阳明是古代一位既有学术成就，又有君子之德的大儒、醇儒。
2.亲民与新民
【原文】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1]，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2]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3]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4]‘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5]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6]，‘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注释】
[1]“如云”之后所引之语皆出自《大学》。
[2]亲亲仁民：出自《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3]“舜使契”二句：舜，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契，商族的始祖，帝喾之子，曾助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为司徒，掌管教化之职。敷，布、施。五教，五种伦理道德，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4]“《尧典》”句：克明俊德，出自《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俊，通“峻”，高大。明明德，出自《大学》，意为弘扬善良的德行。
[5]“以亲”句：出自《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6]修己以安百姓：出自《论语·宪问》：“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译文】
徐爱问：“《大学》中‘在亲民’一词，朱熹认为应当写作‘新民’，并且后面的文章有‘作新民’的词句，可以作为他的凭证。先生却认为应当依照旧本作‘亲民’，您这样认为也有什么依据吗？”
先生说：“‘作新民’的‘新’，意思是自新之民，自我更新，与‘在新民’中的‘新’含义不尽相同，怎么能用这作为依据呢？‘作’和‘亲’相对应，但不是‘亲’的意思。下面所讲的‘治国’‘平天下’等地方，都没有对‘新’字发表阐述。比如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这些都有‘亲’的意思。‘亲民’就像《孟子》中的‘亲亲仁民’所说，‘亲之’也就是‘仁之’，对他们‘亲’也就是对他们‘仁’。百姓缺少亲情，舜命契担任司徒，‘敬敷五教’，教化百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他们相互亲近。《尧典》中说的‘克明峻德’就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又比如孔子所说‘修己以安百姓’一句，‘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说‘亲民’就兼有教化和养育两个意思，朱熹说成‘新民’，意思就显得偏僻而狭窄了。”
【解读】
《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把“亲民”的“亲”改作“新”。王阳明认为应该遵从《大学》古本，“亲”字不能改。孔子的仁学与孟子的仁政，其核心都是“爱人”“亲民”。新民与亲民，可视作儒者对精英与平民关系的两种模式的想象。新民取自上而下之姿态，偏于教化，启蒙，改造民众，鲁迅鞭笞国民性之呐喊就是如此；亲民反之，自下而上，顺从共同体既有之历史文化传统和一般民众的需求与愿景。王阳明的见解显然更合于孔、孟首倡“仁”爱之心曲，辨朱熹之“新”，正先圣之“亲”，功益于后生。
3.寻找至善的两个歧途
【原文】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1]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2]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3]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4]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注释】
[1]知止而后有定：出自《大学》。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这是朱熹对“知止而后有定”的解释，出自朱熹《大学·或问》：“能知所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
[2]义外：出自《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反对告子义在心外的观点，认为仁和义都在人心之中。
[3]本注：即朱熹《大学章句》第一章注，“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4]心即理：王阳明学说的核心命题。
【译文】
徐爱问：“《大学》中的‘知止而后有定’，朱熹认为是说事物都有特定的道理，这好像和您的学说有抵触。”
先生说：“要在具体的万事万物上寻求至善，就是把‘义’当作外在的东西了。至善是心的本体，只需‘明明德’达到了精一的程度，那便是至善了。显然这并没有脱离客观事物。那种像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所说的穷尽天理，而心中没有丝毫私欲的人，就能够达到这种至善的境界。”
徐爱问：“世上有万事万物的道理，而只在心里去追求至善的境界，恐怕难以去探究完吧？”
先生说：“心就是理，难道天下有什么事物和道理是在人心之外的吗？”
【解读】
王阳明教人处事待物，必先明其理，顺其道，善其德，正其心，心正则事公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王阳明始终困惑在朱子学说的思辨中，在他三十七岁那年，终于有所开悟，开创出超越朱学的阳明心学。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即“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即是指心方是“理”的主宰，舍此心外，没有“理”之存在。换言之，无论如何“格物”，其重点都应摆在心上，而不在事事物物上。
4.此心纯乎天理之极
【原文】
郑朝朔[1]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2]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爱于是日又有省。
【注释】
[1]郑朝朔：名一初，广东揭阳人，官至监察御史。王阳明任吏部主事时，朝朔为御史，曾向阳明问学。
[2]学问思辨：出自《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译文】
郑朝朔问：“至善也需要从具体的事物上探求吗？”
先生说：“只要使自己的心达到纯然天理的状态，那就是至善，在事物上怎么探求呢？你暂且举几个例子出来谈一谈。”
朝朔说：“以孝顺父母为例，怎样合理地进行防寒降暑适度，怎样做到得当地侍奉，都必须处理得恰到好处，找一个合适的标准才算是至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了一个学习、询问、思考、辨别的功夫。”
先生说：“如果只是防寒降暑、奉养适宜的问题，一两天就可以学习完，根本无须什么学问思辨的功夫。在这些问题上，只要讲求自己的心达到至纯天理的境界。要做到自己的心至纯天理，就必须有学问思辨的功夫了，否则将难免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即便是圣人，仍要有‘精一’的规范。如果只讲求把那些礼节琐事完成适当，就认为是至善，那现在的演员在台上，他们恰当表演了许多对父母奉养得当的礼节，那他们也可以看作至善了。”
这一天，徐爱又明白了许多。
【解读】
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本体即根本。至善是心的根本。求至善，一定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讲究的是内心的修为，如果只是像戏子那样在仪节上求得适当，就不能叫作至善。己心纯则天理伸，天理伸则至善。善与美，忠与孝皆莫向外求，唯从心纯中来。
5.知行合一
【原文】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1]、惟贤[2]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3]。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注释】
[1]宗贤：黄绾（1477～1551），字宗贤，号久庵，浙江黄岩人。官至礼部尚书，王阳明的学生。
[2]惟贤：顾应祥（1483～1565），字惟贤，号箬溪，浙江长兴人。官至兵部侍郎，王阳明的学生。
[3]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出自《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
【译文】
徐爱因为还没有领会先生知行合一的教导，和宗贤、惟贤反复争辩后，仍旧不能了然于胸，于是请教先生。
先生说：“举个例子说说你的看法。”
徐爱说：“现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人人都明白，但事实上却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由此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事。”
先生说：“这并不是知行的本来面目，因为私欲已经隔断了这种人的知行。没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是因为没有真知。圣贤们教育人们知行，并不是简单地教人们如何认识、如何实践，其目的是要恢复知行的本体。因此，《大学》举出了一个真正知行的例子，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意即喜爱美色，厌恶腐臭。懂得美色是知，喜欢美色是行。人们在看见美色的时候就自然喜欢上了，并不是看见美色之后才立马生个心去喜欢；闻到腐臭是知，厌恶腐臭是行，人也是一闻到腐臭就自然厌恶了，并非闻到之后而又另生出个心去讨厌它。如果那个人鼻子不通，那就算是看到腐臭的东西摆在面前，他的鼻子闻不到，也不会太厌恶，因为根本没有认识到臭。再比如，我们说某人知道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一定是这个人已经做了一些孝顺、尊敬的行为，才可以说他知道孝顺、尊敬的道理。难不成，只因为他会说些孝顺、尊敬的话，我们就认为他孝顺、尊敬吗？再如，一个人知道痛，一定是自己已经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痛，才知道痛；知寒、知饥，一定是已经经历了寒冷和饥饿。由此可见，知行如何能够分得开？这些例子就是知与行的本体，还不曾被私欲隔开的。圣人一定是这样教育学生，才能算作知。不然就并非真知，可见这是多么紧要切实的功夫呀！现在硬要将知行分开算作两件事情，有什么意思呢？而我要把知行看作一个整体，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这番话的宗旨都不知道，只管在这里争论知与行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又有什么用处呢？”
【解读】
“知行合一”正是阳明心学的哲学命题之一。此段中先生为解学生之疑惑，举出两例：“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王守仁（即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这里说明了“知”唯其一，“行”有善恶之别，君子欲修其德，必须“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
6.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原文】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译文】
徐爱说：“古人把知行分成两回事，也只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有一个分别，好弄明白。一边对知下功夫，一边对实践下功夫，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到实处。”
先生说：“但是，这样说反而丢失了古人的本意了。我曾经说过，知是行的宗旨，行是知的实践；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如果领会了这一点，就应该明白，只说一个知，已经自然有行存在；只说一个行，知也自然存在了，知行一同存在。古人之所以将行与知分开，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是因为社会上有一种人，他们完全不会认真思考观察，只是懵懵懂懂地随意做事情，一个劲胡行妄作，因此必须跟他讲‘知’的道理，他才能够清醒地做事。还有一种人，不切实际，漫天空想，又完全不愿意有所行动，只是靠主观猜测、捕风捉影，因此必须教他‘行’的道理，这样他才能正确地知。古人为了补偏救弊不得已才将知行分开说的，如果真正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只要一个知或行就够了。今人非要将知行分开，以为必须要先认识才能实践。自己先去讨论如何做到知，等到真正知了才去做行的功夫，最后终身无法实践，也终身一无所知。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不再是一个小毛病。现在我提出知行合一，就是对症下药。而且这并非我凭空杜撰，知行的本体原本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知行合一的宗旨掌握了，即使将知行分开说，两者仍然是一回事，是一个整体；如果没领会知行合一的宗旨，即便说二者是一回事，那又何济于事呢？不过是说些无用的话而已。”
【解读】
在这段对话里，王阳明将“知”与“行”表述为在空间上共居、在时间上并存的矛盾统一体中不可须臾分离的两个方面，将“知”“行”关系从本体与功夫相统一的角度作了解读。王阳明提出：知是行的开端，行则为知的完成，二者互为始末，因此行一件事之前，必先有知，行者必以知为前提。事同此理，没有亲身的经历，也无法体悟其中顺、逆的切实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