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般传遍了舍佩托夫卡城：沙皇被推翻了！

小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有一天，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缓缓驶进了车站。两个身穿军大衣、肩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佩戴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冲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陆军上校和当地驻军的指挥官，这一行动使城里的人相信：沙皇真的被推翻了。万人空巷，人们踏着皑皑白雪，穿过条条大街，来到了广场上。

人们贪婪地倾听着那些新鲜的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令人兴奋和喜悦的热闹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面红旗在市行政公署上空高高飘扬，把持这里的新主人已是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6]。人们仅从这面红旗看到了城里发生的变化，其他一切依然照旧。

到了冬季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由显赫的贵族组成的近卫骑兵团开到城里驻扎。每天早上，他们成队成队地骑着马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的逃兵。

那些近卫骑兵饱食终日，个个脑满肠肥、红光满面、身体魁伟。军官大都是伯爵和公爵，佩戴金色肩章，马裤镶着银色的饰边，这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模一样，仿佛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

一九一七年就这样匆匆而过。保尔、克里姆卡和谢辽沙的生活丝毫没有改变。他们各自的主人仍然是原来的那帮家伙。可是在阴雨连绵的十一月，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车站上许多陌生人行色匆匆，忙忙碌碌。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称号听起来雄壮有力，但究竟因何而得名，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近卫骑兵要想挡住进站的“逃兵”是难上加难了。车站上的窗户玻璃被子弹打得噼噼啪啪响。由前线拥来的士兵成群结队。谁想拦住他们，就得挨刺刀。到了十二月初，前线的士兵一列车一列车地被送来。

近卫骑兵封锁了车站，想阻止军列通过。那些跟死神打过交道的人一边用机枪嗒嗒嗒地扫射近卫骑兵，一边潮水般地拥下火车。

身穿灰色军服的前线将士把近卫骑兵赶回城里，然后又回到车站，于是满载前方将士的车辆一列一列地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春季的一天，三位好友在谢辽沙家里“厮杀”了一阵子“六十六点”纸牌后，跑了出来，顺路拐进柯察金家的园子里，躺在草地上休息。他们都觉得无聊，那些常玩的游戏都玩腻了。他们便开动脑筋，想想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消磨这一天。这时他们听到一阵嘚嘚嘚的马蹄声，来了一个骑马的人。那马一跃便跳过了公路和篱笆间的小沟。马背上的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里姆卡挥了一下马鞭，说道：

“喂，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里姆卡急忙站了起来，向篱笆跑去。那陌生人浑身是土。他那顶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草绿色制服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尘，紧束腰间的皮带上挂着一支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们，给我弄点儿水喝！”他请求道。当保尔跑回家去弄水的时候，骑马的人转向正在注视着自己的谢辽沙说：“告诉我，小伙子，这城里现在谁掌权？”

谢辽沙急忙把城里的种种消息都告诉来人：

“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当权了。这里只有本地的自卫队。老百姓每晚轮流守夜护城。您是哪方面的？”他也反问道。

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说：“啊，小孩子知道的事儿过了头，很快就会变成小老头。”

保尔双手捧着一大杯水从家里跑出来。

那骑马的人贪婪地一口气把水喝完，将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他拽了一下缰绳，朝松树林驰去。

“他是什么人呀？”保尔迷惑地问克里姆卡。

“我哪知道！”克里姆卡耸了耸肩膀，回答说。

可是谢辽沙却肯定而坚决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他说：“大概，本地政府又有新的变动，所以列申斯基一家人昨天都逃走了。只要有钱人一逃走，游击队肯定要进城来。”

他的结论令人信服，保尔和克里姆卡立刻都表示赞同。

孩子们还未谈论完这个话题，公路上又响起了嘚嘚嘚的马蹄声。他们三人应声向篱笆奔去。

树林里，在孩子们目光所及的林管局主任的房子后面，出现了许多人和车。就在附近的公路上，有十五六个骑兵，手里端着的枪都横放在马鞍上。领头的两人中一个是中年人，穿着草绿色制服，斜佩着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肩而行的就是孩子们刚才见到的那个陌生人。那中年人的制服上别着一个红花结。

“瞧，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谢辽沙用胳膊肘搡了一下保尔说，“看见了吧，红花结。他们是游击队。准是游击队，要是我看错，就叫我瞎眼……”他高兴地叫了起来，像小鸟一样地飞过篱笆，向外面跑去。

两个好友也跟着跑了出去。三个人一起站在路边，注视着这些开到城里来的人。

不一会儿，那些骑马的人已走到跟前。刚才他们见过的那个人向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列申斯基的房子问道：

“这是谁家的房子？”

保尔大步流星地跟上那骑兵，边走边说：

“这是律师列申斯基的房子。他昨天就逃跑了。看样子他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呢？”那中年人微笑着说。

保尔指着那红色的花结，说道：

“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得出……”

全城居民蜂拥到街上，好奇地看着这一支新开到城里来的队伍。保尔他们三人也站在路边，注视着那些浑身尘土、神情疲倦的红军战士。

当队列里唯一的一门大炮在石子路上咕隆咕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在人们面前辚辚通过时，他们三人就跟着游击队行进。直到这支队伍停在小城的中心，分散到各家各户住下，他们三人才各回各家。

当天晚上，在游击队指挥部所在地列申斯基家的大厅里，一张桌腿刻着花纹的大桌旁坐着四个人：头发斑白的队长布尔加可夫和另三名指挥部成员。

布尔加可夫在桌子上打开一张本省的地图，用指甲在上面画出条痕迹，向坐在他对面一个颧骨很高、牙齿板实的人说：“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打一仗，我倒认为应该在明天早上撤退。最好今晚就撤走，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抢在德国人之前赶到喀查丁。以我们现有这点兵力，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名步兵和六十名骑兵，要抵抗德国人，那简直是鸡蛋挡石头……德国人像一股铁流，排山倒海般地冲来。我们只有和其他撤退的红军联合起来，才能和德国人作战。耶尔马琴科同志，我们还应当注意，除德军之外，沿途还有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退，随后把车站对过的那座小桥炸毁。德国人要重新把它修好，也得花两三天时间。这样一来，就可拖延他们沿铁路前进的时间。同志们，你们的意见是什么？我们来讨论讨论，做出决定吧。”他又对坐在桌旁的人说。

坐在布尔加可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咬着嘴唇看着地图，然后抬头看看布尔加可夫，终于很费劲地把哽在喉咙里的话吐了出来：

“我……我……赞……赞成布尔加可夫的意见。”

那个最年轻的穿着工人服的人也同意说：“布尔加可夫说得对。”

只有耶尔马琴科，那个白天跟保尔他们交谈过的人，仍然摇头反对。他说：

“那何苦组建这支队伍呢？为着对德国人一枪不放就撤退？依我说，我们应该和他们在这里干一仗。我讨厌不战就溜……要是我能说了算，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在这儿和他们打……”他猛地把椅子推开，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布尔加可夫不赞成地看了他一眼。

“打仗要理智，耶尔马琴科。明知道要吃败仗，偏叫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这种事我们不能干，否则会让人耻笑。我们背后的敌人是整整一个师团，装备有重炮和装甲车……耶尔马琴科同志，别耍孩子气……”接着他便转向其余两人，断然地说，“就这样决定了——明天早上撤退……第二个问题是联络问题。”布尔加可夫继续说，“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批撤退的，负有组织在敌后开展工作的任务。这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铁路枢纽站，这么一个小城市就有两个车站。我们应该物色一个可靠的同志在站上工作。现在就来决定，看留谁在这儿好。大家提名吧。”

耶尔马琴科走近桌子说：“我认为应该把水手茹赫来留在这儿。第一，他是本地人；第二，他是一个钳工，又会电工，可以在车站找到工作；第三，他并不在我们的队伍里，人们没有见过他，今天晚上他才能赶到这儿。他这个人机灵能干，这里的事情他一定能胜任，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可夫点头表示同意。他说：

“很对，耶尔马琴科，我赞成你的意见。”接着他转向另两位，问道，“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吗？没有？那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了。我们给他留一笔钱和工作委任状……同志们，现在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可夫继续说，“那就是关于处置城里的武器问题。城里有一个‘武器库’——有两万支步枪，是沙俄战争时遗留下来的。这些枪藏在一个农民的棚子里，被遗忘了。那棚子的主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想处理掉这些枪……当然，这个‘武器库’不能留给德国人，这是用不着说的了。我的意思是把这些枪烧掉，而且应该在黎明前办妥。不过这样做相当危险，因为这棚子是在城边上，周围住的都是穷人，恐怕火会烧掉老百姓的房子。”

斯特鲁日科夫身强力壮，满脸胡子好久没有刮过了，他身子微微动了一下，说道：

“干……干啥……要烧掉？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把这些武器分给居……居民。”

布尔加可夫身子立刻转向他，问道：“你是说，把这些枪分发出去？”

“对。说得很对！”耶尔马琴科称赞地叫道，“把这些枪分发给工人们和其他居民，谁要就给谁。当德国人把人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用这些枪狠狠地揍他们。德国人一来，就会残酷蹂躏乡亲们的。一旦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青年们就会拿起武器跟他们拼。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很对，把武器分发出去。要是能把武器弄一些到附近村里去，那就更好了。农民们会严实地藏起来的，等到德国人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的时候，这些宝贵的枪支就会派上很大的用场！”

布尔加可夫笑了：

“是啊，不过要是德国人命令交枪，他们就会都交出来的。”

耶尔马琴科反对说：

“不，不会全都交出来的。有的交，有的不会交。”

布尔加可夫的目光询问似的扫视了在座的每个人。

那年轻工人也赞同耶尔马琴科和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把枪发了吧，发了好。”

“好，我们就分发了吧。”布尔加可夫也同意了，“所有问题都解决完了。”他从桌旁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可以一直休息到明天早上。等茹赫来一到，就请他上我这儿来，我要和他谈谈。请你查查岗哨去吧，耶尔马琴科同志。”

只剩布尔加可夫一人时，他走进客厅旁边的卧室里，把军大衣铺在褥子上，便躺了下去。

天亮的时候，保尔下了班，从电厂往回走。他在厂里当锅炉工的下手已经一整年了。

今天城里气氛十分活跃，这一点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保尔沿路看见越来越多的人拿着步枪，有的一支，有的还拿着两三支。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便赶紧往家里跑。在列申斯基宅院的旁边，他看见昨天见过的那几个人正在上马，准备出发。

保尔跑回家，慌忙洗了脸，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回来，他就立刻跑去找住在小城另一头的谢辽沙。

保尔的朋友谢辽沙是位火车副司机的儿子。他的父亲有一所自己的小房子，家业也不大。谢辽沙不在家。他的母亲长得白白胖胖。她不高兴地瞪着保尔，说道：

“鬼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天刚一亮，他就像着了魔似的跑出去了。他说什么地方在发枪，他八成是在那里。你们这些鼻涕将军，一个个都该用藤条抽。实在是太胡闹了，真拿你们没办法。比便壶还高不了多少，就想跑去弄枪！你去告诉我家那个小痞子，要是他带一粒子弹回家来，我就拧掉他的脑袋。他把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往回拿，日后还得为他提心吊胆。你怎么，也想往那里窜？”

可保尔压根儿就不想听谢辽沙的母亲唠唠叨叨了，早已跑到外面去了。

在路上，他遇见一个人，两肩各背着一支枪。他飞快地跑上前去，问道：

“大叔，请问，在哪儿发枪？”

“在维尔霍维纳大街，还在发哩。”

保尔拔腿就拼命朝那人指的方向跑去。他跑了两条街，碰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一支沉甸甸的上着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道：

“枪从哪儿弄来的？”

“是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的，一支也没有了，大家都拿光了，发了一整夜，只剩些空箱子堆在那里。我这已是第二支了。”那小孩子得意地说道。

这个消息使保尔深感懊丧。

“真见鬼，早知道就该直奔那里，不该回家去！”他失望地想道，“我怎么把这样的好机会错过了呢？”

保尔突然灵机一动。他急速转过身来，飞快地追上了走掉的小男孩，猛地从他手里夺过步枪，用一种不容分说的腔调说：

“你有了一支——够了。这一支给我。”

这种光天化日下的拦路抢劫使小男孩气得要命，他向保尔扑了过去。保尔向后退了一步，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厉声喊道：

“走开，要不走就戳死你！”

那小孩难过地大哭起来，转身跑走了，他没法夺回枪，气得大骂。保尔满心高兴地跑回了家。他跳过篱笆，直向板棚跑去。他把枪藏到棚顶下面的木梁上，开心地吹着口哨走进了屋里。

在乌克兰，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中心是市区，四郊是农村，夏天的夜晚美极了。

在夏天幽静的夜晚，男女青年全都走到室外。那些少男少女，有的坐在台阶上，有的漫步在花园里，有的来到大街上，一群群、一对对地坐在造房子用的木头垛上。笑声、歌声不绝于耳。

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花香。星星像数不尽的萤火虫，在幽远的天穹闪闪烁烁。人声喧嚷，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爱拉手风琴，他总是爱惜地把那架音色优美、维也纳出产的双排键手风琴放在膝盖上，灵活的手指在琴键上轻轻移动。琴声时抑时扬，琴键时而发出一串滑音；琴声或低沉叹息，或愉快清脆，撩人心弦……

手风琴在欢奏，怎能不叫人翩翩起舞？人们的双脚会不由自主地随琴声跳起来。手风琴声热烈、欢快，人世间的生活多么令人陶醉啊！

今天晚上特别畅快。一群爱说爱笑的年轻人坐在保尔家外面的木头垛上，开怀谈笑，而声音最响亮的是保尔的邻居加利娅。她是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一起跳舞、唱歌。她唱的是女中音，声音嘹亮而又圆润。

加利娅口齿伶俐，保尔一向就有点怕她。她今夜坐在木头垛上，身子挨着保尔，紧紧地搂着他，大声地说笑着：

“你人长得挺帅，琴又拉得棒，真可惜，长得太嫩了点，要不然做我的小丈夫该多好！我就爱拉手风琴，一听见琴声，我的心都要融化了。”

保尔羞得满脸通红，幸亏是在夜晚，谁也看不见。他想离这个淘气的女孩远一点儿，可加利娅却紧紧地搂住他，不让他离开。

“啊，亲爱的，你要到哪儿去？想躲开呀！啊，多么叫人心疼的心肝宝贝！”加利娅开玩笑地说。

保尔的肩膀触到了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这使他心慌意乱、躁动不安。周围的笑声回荡在静寂的街道上。

保尔用手推着她的肩膀，说：

“你妨碍我拉手风琴了，坐开一点儿吧。”

这又引起一阵笑声、逗趣声和玩笑声。

玛鲁霞插嘴说道：

“保尔，给我们拉一首忧伤一点儿、动人心弦的曲子吧。”

琴箱慢慢拉长了，保尔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地弹跳着。这是一首大家熟悉的乌克兰民歌。加利娅带头唱了起来，玛鲁霞和其他人也随声附和：

纤夫们离开了船，

一起回到了家园。

家里有亲情，

家里有爱恋，

大家唱出了心中的思念……

青年们的嘹亮歌声传进森林，传向远方。

“保尔！”

这是阿尔焦姆的声音。

保尔慌忙合起手风琴，扣好琴带。

“在叫我哩，我得走了。”

“不，再待一会儿，再玩一会儿，还早着哪。”玛鲁霞央求他。

“不，”保尔急忙说道，“明天我们再玩吧，现在该回家了。哥哥在叫我。”说完，他穿过马路，朝家里跑去。

他一推开门，就看见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坐在桌子旁边，屋里还有一个陌生人。

“你叫我？”保尔问。

阿尔焦姆朝保尔点点头，对那陌生人说：

“这就是我的弟弟。”

那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了一只青筋暴出的大手。

“是这么回事，保尔，”阿尔焦姆对他说，“你不是说你们厂有一个电工病倒了吗？明天你打听一下，看要不要雇一个内行人来代替他。要是雇人的话，你就回来告诉我。”

那陌生人插嘴说：

“啊，不，我跟他一道去，我亲自去和电厂的老板谈谈。”

“当然要雇人。就因为斯坦科维奇病倒了，今天电厂的机器都停转了。老板今天两次找人代替他，都没有找到，他不敢单靠我这个锅炉工来发电。我们的电工害的是伤寒。”

“要是这样，事情就好办了。”那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咱俩一块儿去。”

“好。”保尔回答道。

保尔的视线和陌生人留神观察他的那对灰色而安详的眼睛碰在了一起。这坚定、凝视的目光使保尔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陌生人穿着一件灰上衣，上下的纽扣都扣着，衣服紧紧地绷住他那宽大而结实的肩膀，上衣显得太窄了。他的脖子短而粗壮，整个人就像一棵粗大的老橡树，结实、有劲。

陌生人临走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他说：

“好吧，再见了，茹赫来！明天你和我弟弟一块儿去，事情一定会办妥的。”

游击队撤退后三天，德军开进了城。冷清了三天的车站上火车的汽笛声又响了，它宣告了德军的到来。这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城。

“德国人来了。”

城里人就像被捣了窝的蚂蚁一般骚动起来了。虽然大家早就知道德国人迟早要来，但对这件事总是将信将疑。可是，现在可怕的德国人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已经开到城里来了。

居民们靠着篱笆或院墙门张望，没人敢到街上去。

德国人穿着墨绿色的军服，平端着上了宽边刺刀的步枪，头戴着沉重的钢盔，肩背着大行军袋。他们沿马路两旁鱼贯而行，石子路上无人行走，德国人像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带，由车站开进城来。他们个个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准备随时应付反抗，虽然并没有一个人打算反抗他们。

队伍前头走着两个手拿毛瑟枪的军官。担任翻译的是乌克兰的傀儡准尉，他穿着蓝色的乌克兰短上衣，戴着高高的乌克兰羊皮帽，走在马路的中间。

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德国军队排成了方阵，鼓手们敲起了号鼓。他们召集了一小群胆大的市民，穿着蓝色短上衣的乌克兰准尉军官走到一家药房的高高台阶上，大声宣读城防警备长官科尔夫少校所签发的命令。

命令如下：

第一条：全体市民应于二十四小时内交出一切火器及其他冷兵器，违者枪决。

第二条：本市宣布戒严，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此令

城防警备长官 科尔夫少校

从前的市参议会大楼革命后成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办公楼，现在又变成了德军警备部所在地。在门口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哨兵，他头上戴的不是钢盔，而是缀着帝国鹫徽的礼仪军帽。警备部的院子里有个做仓库用的地方，现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

整天不断有人来交武器，他们怕被枪毙。成年人没敢露面，交枪的大都是青年或是些小孩子。德国人没有扣留一个人。

一些不愿当面去交枪的人，趁黑夜偷偷地把枪丢到街上，第二天早上就由德国巡逻兵把这些枪支捡起来，装在军用马车上，运送到警备部去。

中午十二点多钟，交枪的限期到了，德国士兵清点了他们的“战利品”，共收缴步枪一万四千支，也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枪没有交。于是他们就挨家挨户地搜查，结果收效甚微。

第二天黎明，在城外犹太人的古墓旁边，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了，因为在他们的屋里搜出了藏匿的步枪。

阿尔焦姆听到了缴枪的命令，就慌忙跑回家。在院子里阿尔焦姆遇到了保尔，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小声但非常执拗地问：

“你从仓库里拿什么东西回家没有？”

保尔本打算把步枪的事瞒住，但他不愿对哥哥说谎，就把事情的经过和盘托出。

他们俩一块儿跑向板棚。阿尔焦姆把藏在木梁上的枪拿下来，抽出枪栓，卸下刺刀，抡起枪身，使出浑身的力气，朝篱笆柱子猛砸，枪托被砸了个粉碎。他把没被砸碎的枪身丢到了花园外面远远的荒草地里，把刺刀和枪栓扔进了粪坑中。

阿尔焦姆干净利落地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就转身对保尔说：

“好兄弟，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明白武器可不是好玩的。我严肃地给你说——往后可不许把这类玩意儿带回家来。你知道，如今会因此送命的。听着，今后不许瞒着我，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家，要是给查出来，第一个被抓去枪毙的就是我。你倒不会有事，你还是个毛孩子。现在可是豺狼当道，明白吗？”

保尔答应往后再也不带这类东西回家来。

当他们穿过院子往家里走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停在列申斯基家的大门口。律师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聂莉和维克多——正走下车来。阿尔焦姆愤恨地说：

“瞧，这群候鸟又飞回来了。好戏又要开场了。他娘的！”他说完就走进屋里去了。

保尔整天郁郁不乐，为他的步枪而难过。就在这时，他的好友谢辽沙正在一座荒废的棚子里用铁锹使劲地铲着墙根，终于掏好了一个大坑。他把发枪时弄到的三支新枪用破布包好埋了起来。他可不愿把枪交给德国人。他折腾了一个通宵，为的是不要失去这些好容易才弄到手的心爱东西。

他用泥土把坑填满，用力把土压平，然后又弄了些垃圾和破烂盖上。他审慎地查看了一番，觉得万无一失了，才摘下帽子揩去头上的汗珠。

“好吧，现在就让他们搜查好了，就是真的搜出来了，又有谁能知道这是哪家的棚子呢！”

茹赫来在电厂干了一个月。保尔不知不觉地和这个神情严肃的电工亲近起来了。

电工茹赫来给这个当锅炉工下手的保尔讲发电机的构造，教他发电这一行。

水手茹赫来很喜欢这个机灵的小伙子，一有空他就去阿尔焦姆家。这个深明事理、冷静严肃的水手，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讲家庭生活和日常琐事，当母亲唠叨保尔的种种恶作剧时，他更是耐心地听着。保尔的母亲痛苦地诉说家庭的不幸时，他总能使她平静，让她忘掉痛苦，快活起来。

有一天，在电厂的院子里，在柴垛中间，茹赫来拦住保尔微笑地说：

“你母亲告诉我，你喜欢打架。他说你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茹赫来笑了起来，好像蛮赞赏似的。接着他又说，“打架倒不是件坏事，可是得知道该打谁和为什么打。”

保尔不知道茹赫来是在开他的玩笑还是说的正经话，他回答说：

“我可不是平白无故地打架，我总是得理时才打。”

茹赫来出人意料地问道：

“你愿意我把正儿八经的打法教给你吗？”

保尔惊奇地注视着他：

“什么叫正儿八经的打法？”

“那好，你瞧着。”

于是保尔聆听了第一堂简要的英国式拳法课。

这套本领学起来并不轻松，保尔为了掌握它吃了不少苦头。有好几次，茹赫来的拳头使他倒栽葱地摔在地上，但这个徒弟一直很勤奋、顽强地跟着学。

有一次，天气炎热，保尔从克里姆卡家回来，在屋里来回地闲踱着，想不出该做什么事，就决定到他最喜爱的地方去——爬到屋后园子角落里的小木棚顶上。他穿过后院，走进小园子，到了木板棚跟前，沿着墙壁突出的地方爬到了棚顶。他钻过低垂在板棚上面的茂密的樱桃树枝，爬到棚顶中间，面朝和煦的阳光舒服地躺下。

这木板棚的一面正对着列申斯基家的花园，要是爬到棚顶的边上，便可看清整座花园和他们家房子的一面。保尔把头伸过棚脊，看见了院子的一角和停在那儿的四轮马车，他看见了那个住在列申斯基家里的德军中尉的勤务兵正在洗刷他长官的衣物。保尔时常在列申斯基家的大门口看见那个德军中尉。

那位中尉矮墩个子，脸色红润，蓄着剪得短短的小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和漆皮帽舌的军帽。保尔知道中尉住在厢房里。厢房的窗子朝着花园，里面的一切从棚顶上看得一清二楚。

这时中尉正坐在桌旁写着什么，然后拿着写好的东西走了出来。他把那封写好的信交给他的勤务兵，就沿着花园的小径向通往大街的栅栏门走去。当他走到螺旋状的亭子时，止住了脚步——看得出是在跟谁说话。列申斯基的女儿聂莉从亭子里走了出来，中尉挽着她的胳膊，两人就一同走出栅栏门，上大街去了。

这一切保尔全看在眼里。他本打算睡一小会儿，这时他又看见那勤务兵走进中尉的房间，把主人脱下的军服挂在衣架上，推开朝花园的窗子，将屋子收拾停当之后就走了出去，并随手把门关上。不大一会儿，保尔看见他已在拴着马匹的马厩旁。

保尔朝敞开的窗户望去，整个房间都看得清清楚楚，窗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副武装带和一件发亮的东西。

保尔被难耐的好奇心所驱使，就悄悄从棚顶溜下来，攀住樱桃树，跳到列申斯基家的花园里。他猫着身子，轻跳了几步，跑到了敞开的窗前，朝窗里窥视。他看见桌上放着一副带刀鞘和枪套的武装带，枪套里面装着一把漂亮的装十二发子弹的“曼利赫尔”自动手枪。

保尔的心狂跳不止，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心里剧烈地斗争了一会儿，终于鼓足了勇气，不顾死活地探进身子，抓住枪套，抽出了那把崭新的乌黑手枪，连忙又跳回花园。保尔环顾周围，小心翼翼地把手枪装进衣袋，跑到花园里的樱桃树边，像猴子一般攀着樱桃树爬到了棚顶。这时他又回头看了看，见那勤务兵正安闲地跟马夫在聊天。花园里依然静悄悄的。保尔溜下板棚，跑回家去。

保尔的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没有注意到他。

保尔抓起箱子后面的一块破布，藏进衣袋，趁人不注意就一声不响地溜出房门，穿过园子，越过篱笆，沿着通向森林的大路奔去。他用一只手握住那沉沉地碰着他大腿的手枪，飞一般地向着那座倒塌的砖窑拼命跑去。

他的双脚像腾了空似的奔跑，风在他耳畔呼啸。

旧砖场上寂静无声。木板房顶有几处已经坍塌下来，堆积如山的碎砖和毁掉的砖窑令人感到凄凉。这儿野兔出没，荒草丛生，只有他们三个好友有时会聚到这里来玩耍。保尔知道，在这儿有许多既安全又秘密的地方可以藏他偷来的宝贝。

保尔从一个豁口钻进砖窑里，随后又伸出头来，小心地环视四周，路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松树飒飒地低诉，微风扬起了路畔的尘土，空气中充溢着浓烈的松脂气味儿。

保尔把那把用破布包好的手枪放到窑底的角落里，再用一堆旧砖块将它盖住。他钻出窑来，用砖堵死旧炉门，留了个记号，然后回到路上，慢慢地朝回走。

他的双膝一路上微微地颤抖。

“这件事的后果会怎么样？”想到这里，保尔感到惶恐不安，他的心不禁瑟瑟发抖。

为了早点儿离开家，还不到上班时间保尔就到厂里去了。他从门卫那里拿了钥匙，打开了宽阔的大门，走进了机房。无论是在擦风箱时、往锅炉里抽水时，还是在生火时，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

“列申斯基家里现在闹成什么样子了？”

已经很晚了，大概快到深夜十一点的时候，茹赫来跑来找保尔，把他叫到院子里，小声地问道：

“今天为什么有人到你们家里去搜查？”

保尔吃惊地颤抖了一下：

“结果怎么样？”

茹赫来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

“嗯，情况不太妙。你真的不知道他们在搜查什么吗？”

自然，保尔很清楚德国人要搜查什么，但他没敢把偷枪的事告诉茹赫来。他非常担心，浑身发抖，问道：

“哥哥被逮捕了吗？”

“谁也没有被捕，可是你们家被翻了个底朝天！”

听到没有人被捕，保尔感到轻松了些，但心里仍然忐忑不安。有好几分钟他们两人各想各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担心事情的后果，心里非常害怕；另一个却由于不知道原因，因而提心吊胆。

“天知道，也许他们暗中探听到我的一点儿风声了？连阿尔焦姆也一点儿不知道我的情况，可为什么去他家搜查呢？往后行动得格外小心。”茹赫来心里想道。

他们俩心事重重，默默地去干各自的事情。

的确，今天列申斯基家里闹得地覆天翻。

那位德军中尉回来，发现手枪不见了，便把勤务兵喊来。弄清手枪确实是丢了，这位平时看来持重得体、彬彬有礼的德军中尉抡起胳膊狠狠地抽了勤务兵一个耳光。勤务兵身子晃了晃，然后又挺直身子站在那儿，自觉罪过地眨着眼睛，恭顺地等候发落。

律师列申斯基被叫来。问明了情况，他为在自己家里发生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感到十分愧疚，向中尉深深道歉。

这时维克多也在场，他对父亲说，手枪可能是被邻居偷去的，尤其是小流氓保尔嫌疑更大。他父亲连忙把儿子的想法告诉了中尉，于是中尉立刻下令搜查。

搜查毫无结果。这次德国军官丢失手枪的事件使保尔深信，即使像这样有生命危险的事有时也可以平安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