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的理论框架与思路及方法

（一）理论框架

无论是危机应急问题还是社会动员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西方后现代理论等领域都有非常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包含两大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西方的社会动员理论。

1．历史唯物主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它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也是科学的社会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过完整、系统的社会动员理论，但是他们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这一理论对于党进行社会动员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社会基本矛盾主要涉及两大规律和三大因素：两大规律即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三大因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可以说，这一理论直至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正是依据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马克思才精辟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探究历史发展根源的钥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战略、方针、政策的重要客观依据，对指导党的社会动员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2．西方的社会动员理论

作为一个学术用语，学界普遍的观点是，社会动员理论是一种广义的现代化理论。

事实上，前述多伊奇的观点就倾向于从现代化的广义视角解读社会动员。除了这一视角之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从资源动员抑或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视角来阐释社会动员。资源动员理论最早源自于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 Olson）提出的搭便车悖论和选择性激励理论。奥尔森指出：“‘潜在集团’中的某一个体不能为任何集团努力作出多少贡献，而且由于如果他什么也不干的话，集团中也没有人会作出反应，因此他就不会受到激励去作贡献”。因此，“大集团或‘潜在’集团不会受到激励为获取集体物品而采取行动，因为不管集体物品对集团整体来说是多么珍贵，它不能给个体成员任何激励”，“只有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主流的社会学家通常将社会抗议视为非理性的偏差行为。其理由是欧美的自由民主体制容许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没有必要再采取体制以外的方式进行表达，诉诸抗争手段在丰富的组织生活成为可能的情形下更是不明智的选择。因此，社会学家将社会运动与恐慌、灾难和危机等现象联系在一起，称之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Behavior）。“集体行动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相对剥夺感、认知不协调、挫折、地位不一致、不满等”，在这一时期都被归为病态社会心理的范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欧洲的新左派运动不断兴起，而中国则处于空前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种时代境遇下，将集体行动看作非常规社会运动的观点越来越失去说服力。自70年代初开始，以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扎尔德（Mayer N. Zald）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开始以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新称呼来表述各类集体行动。到了80年代，这种新观点已经为主流教科书所普遍接受。大致而言，其基本观点是：“社会运动是理性的动员过程，在其中，社会运动组织拟订策略以从支持者那里累积资源，并且将这些资源与对手、权力精英进行交换，其最终目标在于实现某种集体利益”。这一基本观点主要涉及组织、动员、权力、资源、交换、策略和利益等关键词。

虽然资源动员理论自身存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一直以来批评的观点不断，但是这一理论对于研究社会动员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体现在：其一，理性选择理论推翻了以崩溃论等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心理学观念，从逻辑上否定了社会运动是反政治的和非理性的传统观点，在事实上修正了对不满、挫折、怨恨和抗争等心理因素的过度强调，使对集体行动的研究走上了理性的轨道。其二，资源动员理论借助于成本收益计算这一功利主义心理决策模型，实现了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真正常规化，特别在微观动员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其三，资源动员理论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策略范式，留下了价值观、意识形态、集体认同感等心理因素盲点，带动社会运动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整合诉求，并促成了社会建构理论的出现以及与资源动员理论的融构。

（二）基本思路

本书研究的历史阶段是1978—2011年的中国社会转型期，除了导论和结语以外，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理论资源。在厘清研究对象、确定研究范围的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以及西方学者等多重向度来挖掘和整理应急处置与动员的理论资源，这些丰富的理论资源为充分论证应急处置与动员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部分是历史考察。在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应急处置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基础上，通过对史料的采集、挖掘、筛选与整理，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社会转型期等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选取2—3个典型应急个案以专题形式展开剖析。通过对每一个历史时期典型个案的综合分析与研究，梳理和总结应急处置与动员的思想理论、模式机制和经验教训。

第三部分是转型变迁。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因应转型期全球化、世界风险社会的时代条件变迁和市场经济、后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环境变迁，中国政府在应急处置与社会动员的过程中，注重发动并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精神等资源和力量，在实践中形成了“党政主导、理念引领、各方参与、制度保障”的应急动员模式。这一模式既具有政治资源、经济基础、组织系统和精神力量等各方面的独特优势，也面临传统习惯思维、利益矛盾冲突、网络信息时代以及西方敌对势力等各方面的挑战和困境。

第四部分是比较检视。本书主要从改革开放前后、常态危态比较和中美比较借鉴这三个视角展开对风险社会视域下应急处置与动员的定位分析。对比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的应急动员尤其是灾害动员的模式焕然一新：在舆论动员方面不断进步并趋于透明，在动员机制建设上更加丰富且日益完善，在动员效果方面明显提高并广受好评，在国际动员问题上转向理性且愈加务实。对比常规状态下，应急状态下的社会动员是一种非程序化决策，应急动员行为也容易逾越适度性原则而处于高位运行状态。通过广州迎亚运和南方雪灾这两个案例的厘析可以发现，在危机状态下的应急动员更容易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对比美国，中国在制度化建设、公众支持系统以及民间组织的发育等方面处于劣势。因此，美国政府应急处置的社会动员经验，对中国政府改进与完善应急动员工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

第五部分是思路对策。通过对风险社会视域下应急处置与动员的发展方向分析，总结出改革与创新应急动员的思路对策。具体而言，新时期应急处置与动员更加趋向于发展民主政治、加强利益诱导、引导民间组织、提升执政能力以及防范生态风险等手段。要通过破除全能动员思维的路径依赖、实现应急动员的全面转型、探寻现代应急动员的根本出路等方面改革应急处置与动员体制。创新应急处置与动员路径则主要围绕增强执政公信力、重视预防式动员、扩大民间参与度等方面展开。只有建立起动员者与被动员者良性、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形成“现实的共同体”，才能实现对各种应急事件的有效应对。

上述基本思路的特点是：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转型期这个应急事件的多发期；研究的领域更多地关注新世纪以来发生的国内应急个案；研究的视角将中国政府应急处置与社会动员之历史变迁与党执政方式的变迁、整个中国社会的体制变迁全面紧密地结合起来；研究的落脚点是如何改革与创新中国的应急处置与社会动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