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下午，让人悲痛欲绝的哀乐震撼了中国。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传遍全世界：10亿中国人民的统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去世了。
刚刚高中毕业就失业，我来到远在中国西南边陲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东风农场的姐姐家，无所事事，听闻噩耗无比悲痛，顿感茫然，惶恐至极。悲痛之后，每天夜里我都躁动不安，站在姐姐的同事宿舍外的空地上，面对黑森森的原始森林倾诉内心无比的忧虑。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是什么？我的工作在哪里？我的希望在哪里？我的未来在哪里？没有答案。
毛泽东的追悼会上，广场聚集了整个东风农场的数千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地处热带雨林的西双版纳这天烈日当空、酷热难当，悲痛的情绪和高温炙烤，让很多人难以坚持，不时看见有人中暑晕倒被抬出去。我参加完追悼会悲痛欲绝，再也待不下去了，不顾姐姐的挽留，坚决要回到重庆。其实我也不知道回去干什么，但就是预感到一定有大事发生。
果然，在我乘汽车越过崇山峻岭，又从昆明通过成昆铁路赶回重庆的路途中，列车内异常紧张沉闷，每个人的表情紧张而恐慌，许多人在窃窃私语……
回到重庆的第二天是10月8日，正好是我19岁生日。我跟着人群走上街头，被巨大的游行队伍裹挟进去，跟着高呼“打倒四人帮”的口号。
依然无所事事的我，开始了打短工挣钱的日子。计划经济年代，所谓的打短工挣钱，不过就是守在我家附近的重庆家具五厂门口，偶尔有企事业单位买了家具后需要装车，我就可以和居住在附近的小伙伴一起，帮助他们把家具码上汽车，装一车的工钱大约15元，如果三个人就可以每人分到五元钱。那时单位都没有自主招聘临时工的权力，必须到街道去登记，由街道办事处根据待业青年的具体情况安排临时工作。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轮到我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一个农机厂的工程师问我是否愿意去他的工厂学习铣工技术，没有工资。我欣然答应，学习半年之后，我考上了技工学校。用当时的话说，我幸运地端上了铁饭碗。
1976年之后，历经最高权力的更替和思想观念的系统梳理，尤其是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中国终于在1978年迎来了国家命运的转折。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贫穷到了极点的中国决定要从“政治挂帅”转型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国家是要开始重新创业了。当一个国家走到山穷水尽、百业凋零时，怎么开始创业选择呢？今天回头去看，可以发现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场声势浩大的创业是从农村开始的。
40年来，从农村开始演进的这场创业大潮，推动了整个中国农业体制的变革，然后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公有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每一个变革都推动了巨大的创业浪潮，这些创业浪潮又在不同环境下呈现不同的特点。回想起来，无不惊心动魄、引人深思、催人奋发。
创业从解放土地开始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完全意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模式遭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所有人不得拥有个人财富，所有的收入只能是“按劳分配”得来，人的劳动收入连基本生活水平都满足不了，只有个人生存问题得到解决才能去谈其他。在那个时候，幸福就是能够填饱肚子。发展生产、满足生存需要成为首要任务。怎么才能让大家去发展生产呢？即使当时解放所有束缚，像今天一样自由创业，人们也会无所适从。
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还在继续蔓延。我所生活的重庆大多数人无所事事，大街上每天都是成群结队游荡的人群，制造着影响和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打架斗殴、偷盗抢劫是家常便饭，不要说创业，就业都已经是可遇不可求的奢侈。最多的工作机会就是在工厂打短工。劳动强度大的工作是抬石头，每块石头都在100公斤以上，两个壮汉光着膀子抬着上坡下坡。这是最苦的体力活，每天最高可以挣到1.83元。酷热难当的盛夏，最多能喝上一瓢酸梅汤或者吃上一根四分钱的冰棍。
因为口碑好，我经常被派出所民警找去帮他们做笔录，因为当时打架斗殴的人太多，派出所的民警忙不过来。尽管是志愿者，但能够被重视我已经很高兴。
后来我每天起早贪黑，步行40分钟去区农机厂学习铣工技术，唯一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可以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一片迷茫中，我突然感受到了一丝变化。安徽凤阳小岗村一个非常个性化的创举，像星星之火燃遍神州大地，所以，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创业群体应该是农民。
中国的农业发展问题被归纳为“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农业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农村是农民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农民是生活在农村、依靠农业生产而生存的居民。三者之间互相关联，农业发展不好，农村得不到很好的建设，农民没有先进的生产力和财力，农业也不可能发展。农村还是一个社会形态和生产组织，中国农村那时最基层的组织叫人民公社。它既是一个基层政权组织，又是一个政经合一的经济组织，整个农村的人、财、物都归这个组织管理。人民公社下面分为生产大队和小队，所有的农民被生产队组织在一起。农民从事生产活动的生产资料——土地、种子、化肥、农药，甚至包括粪便都是公家的。每家每户只有很少的自留地，这些自留地可以让农民在工余时间种一些蔬菜和水果自用，但是不能作为商品销售。当然还包括时间，你必须每天按时出勤给生产队打工，工作成果不是看你每天每月干出来什么，而是按照你的劳动力等级乘上你的出勤天数，最后到年终“交公粮、剩余粮”，获得粮食和少许的人民币。生产力水平低导致劳动效率极低，所有劳动成果分配到每个农民家庭和个人勉强能够吃饱，很多地方吃不饱。这种情况下，农村大多破破烂烂，从农民的住房就可以一眼看到他们的居住状况：大量住房是用茅草盖的屋顶，四围的墙都是用就近的泥土挖出来夯实为厚厚的土墙。农业也是低水平的，完全是靠天吃饭，千百年来人们重复着春种秋收的四季轮回。那个年代的农民没有胖子，也没什么存款，冬天有棉衣穿就不错了。那时中国的农业有一个典型，那就是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这个队的队长叫陈永贵。他带领大寨大队的农民在黄土高坡上挖梯田、开荒地，毛泽东知道了他们的英雄事迹，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全国都学习大寨大队挖梯田的模式，甚至有些地方生搬硬套，十分荒唐地把平原堆成山坡，像大寨一样挖成梯田。因为学大寨，陈永贵这个农民大队长破天荒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
在窘迫的生存状态下，安徽凤阳县小岗公社小岗大队的18个农民终于熬不过去了，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地私分了生产队的土地，拥有了耕种土地的自主权，自己决定种什么和什么时候种。由此“包产到户”浪潮开始席卷全国，最终形成“承包责任制”，农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耕种，一年下来，除了上交给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除此之外，农民还可以自由地养猪、养牛、养羊、养鸡鸭鹅，等等。这不仅带来了整个中国粮食和蔬菜、水果以及所有副食品产量的增长，还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大潮。土地承包责任制最终促使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解体，后来的乡人民政府以及村委会不再和农民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千千万万的农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加入中国浩浩荡荡的创业大军。所以，农民成为中国最早的创业者，土地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生产力大解放成为中国最早的声势浩大的创业图腾。同样，因为农民私分土地倒逼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国家也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分别在安徽和人口最多的四川省掀起了整个农村的变革大潮。把个体行为转变成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创新，并由此推动全国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的变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伟大之处。没有这项变革，很难想象中国这40年来的改革会是什么样子。
土地制度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也解放了农民的思想，让他们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里走出来。传统农业并不是他们的唯一生产方式。
今天著名的农业企业希望集团早期的四兄弟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美）、刘永好就是创业大潮中的创业者。1996年，我担任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时，和创始合伙人王巍到成都第一次和刘永好见面，动员他所担任总裁的希望集团上市，当时的刘永好完全不懂资本市场以及上市为何物。
我们应邀去拜访刘永好的时候，他正在给希望集团新员工做培训。虽然已经创业十多年了，但当时的希望集团总部还在著名的人民南路的简易平房里。我和王巍在他的办公室等待，他的秘书从柜子里翻出一大堆报道希望集团和刘永好本人的各种报刊。
没等多久，衣着朴实、身材健壮的刘永好来到会议室和我们讨论他的企业如何上市的问题。那个时候，刘永好正在困惑之中，他的职务是希望集团总裁，员工都不叫他刘总，直接称呼总裁。从最早养鹌鹑开始到饲料生产，希望集团十多年成功创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刘氏四兄弟赶上了中国从无到有的饲料产业工业化时代。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养殖业只有国营畜牧场，完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老百姓收入很低，也没有能力消费。一个家庭一个月不过只有几斤猪肉的限量供应，偶尔买一只鸡、鸭或者鹅，只能是逢年过节才能有的奢侈。农村改革之后，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里解放出来，有了更多时间从事小规模养殖业，带动了饲料工业的发展。养殖鹌鹑的刘氏兄弟发现生产饲料比养殖鹌鹑更加赚钱，于是转型做起了饲料加工。这个创业转型让他们尝到了甜头，市场旺盛的需求以及国家政策的扶持鼓励，让他们很快就做成了中国第一饲料企业，把早期进入中国的泰国正大集团逼得节节败退。刘家四兄弟成为中国先富起来的创业者的榜样，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依靠的是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家致富，这更是当时中国亟需树立的榜样，于是他们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刘永好作为总裁，主要负责公司外部事务以及公共关系，所以很多个人荣誉落到了他的身上，他甚至担任了中国工商联副主席。媒体传播的信息相当于希望集团就是刘永好，刘永好就是希望集团。巨大的成功和荣誉也造成了内部的不平衡，老二刘永行更是公开在媒体上和刘永好互相攻击。刘永行告诉媒体，希望集团创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在意股份大小，只是齐心协力要创业成功，没有想到创业成功之后会出现分歧甚至引发权力纷争，当时让刘永好担任总裁并不是因为他最能干、最有领导力，只是认为刘永好口才好，而把希望集团做成功的真正的领导人应该是他刘永行而不是刘永好。他们之间矛盾的公开化引起了四川省领导和全国工商联领导的高度重视，虽然在领导们的调解之下，争端得以平息，但是导致了兄弟分家和希望集团之后的解体。希望集团一分为三，原希望集团成为一个空壳，东方希望集团、南方希望集团、新希望集团等相继成立。
在我和王巍的帮助下，新希望集团聘请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财务顾问，完成了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工作，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化第一个民营上市公司。20年后，新希望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中国最大的农牧企业之一。刘永好证明了他的能力，并完成了向下一代的交接。30多年时间，从几百元人民币创业到最后完成接力棒交接，刘永好和他的新希望集团成为中国企业创业史上一个最完整的样本。
中国农村土地从人民公社制到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不仅解放了农村土地，也解放了被束缚在这片土地上的八亿农民，让他们不再仅靠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作生活，而开始把剩余时间用于养殖业及经济作物种植。他们简单的创业劳动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状况，人均年收入超过了当时的机关干部、工厂工人以及企业管理人员。到20世纪80年代初，很多农民掀掉了破烂简陋的茅草房，盖起了两三层的楼房。而当时工厂的普通工人即使结了婚也没有楼房可住，很多工人只能到农村租住农民的房子。
那个时候，我正在重庆起重机厂当工人。工厂坐落在重庆西部郊区的中梁山地区，四周就是农田。刚进工厂条件很差，好几个青年职工挤在一间低矮的小平房里。但在农村改革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不少农民就盖起了两层楼的砖瓦房，工厂里大量刚结婚的夫妇就去租用农民的房子做婚房，农民的收入已经超过企业工人的收入。最典型的例子是有一位农民过去常年在工厂食堂收泔水，对厂里上上下下都很熟悉，突然有一天大家看不到他挑着担子来收泔水了，才知道他创办了一个简易的加工厂。利用和厂里的关系，他外包了一部分厂里不愿意干的零部件加工。只几年工夫，他的工厂就从加工零件发展到加工部件，从焊接件发展到机械加工，从加工部件发展到小型的起重机整机生产。由于成本低、效率高、机制灵活，我所在工厂的很多退休工人和技术人员纷纷被挖到这个乡镇企业去工作。短短几年时间，工人们完全看不上的挑泔水的农民一跃成为乡镇企业老板，这就反过来对铁板一块的国有企业造成很大的刺激和压力，由此带来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心理变化，对国企经营机制又起到机制倒逼的作用，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
安徽小岗村18位勇敢的农民石破天惊的创举，掀起了中国第一轮声势浩大的创业狂潮。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的农民成为创业主力军，不能不说是中国那个年代的一道风景线。
仅仅几年时间，农民不仅摆脱了人民公社的约束，依靠土地承包养活自己，同时也有了剩余时间从事种植业以外的创业行为。除了刘永好兄弟之外，江苏苏南一带的农民开始成群结队地通过手工劳动、小作坊的模式创办家庭企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道新的创业风景线，被称为“苏南模式”。今天江南一带的民营企业大多脱胎于那个时代的乡镇企业。
这个阶段政府还没有发展经济的经验，在理论上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尚处于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过渡阶段，对现代经济该怎么发展和布局的问题仍在探索中。这一点给后来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发展造成了很多被动。例如，1984年我第一次沿着长江顺江而下，远行到长三角的时候，看到各种小型乡镇企业在缺乏整体规划的情况下无序兴建各种行业的工厂，就深深担忧过美丽的江南水乡会被现代工业吞噬，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担忧已成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的江南水乡某种程度上已为现代化付出了代价。
从个体户到万元户
从1980年开始，中国不仅不再实行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政策，知识青年还掀起了巨大的返乡潮。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纷纷从农村、边疆等四面八方回到城里，政府也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安置这些待业青年，参军、高考、招工，国有企业指标不够，又让他们行使自主权，投资创办大集体，吸纳了大量待业青年就业。很多工厂动员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提前退休，允许一个适龄孩子顶替退休的父母。但是还有大量返城的知识青年和每年不断涌现的应届毕业生成为城市无业人员，给各地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打砸抢”之风还没有得到清除，1983年政府实行了“严打”。走投无路的待业青年、无业游民、劳改及刑满释放人员在改革春风的鼓励下，自食其力，自发开始了五花八门的个体创业活动。
“个体户”成为最早的城市创业者。有的工厂工人也利用下班时间赶夜市，到城市开阔的广场摆夜摊。我所在的工厂门口也有了第一个个体户，不知是哪个家庭的孩子，领了个体经营者的执照，在工厂门口搭了一个简易的竹棚，开起了火锅店。不错的示范效应之后，一个竹棚接一个竹棚搭建起来了，有的做小面，有的卖川菜，有的卖卤菜，工厂周边形成了一个靠1000多工人吃饭的小型创业生态。
从农村包产到户承包制尝到甜头的中国改革领导者，开始把“解放生产力”这一农村经验用在城市经济发展和改革之中，中国开始打破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再完全按计划供应，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给创业者创造了巨大的创业空间。普通的个体户主要创业方式是开餐馆、摆地摊、倒卖各种商品信息和做简单的商品贸易。地摊上的商品五花八门，中草药、小木器、旧图书、小电器、打火机、小五金、手织毛衣、电影歌曲胶片、小画片等不一而足。有关系、有背景、胆子大、脑筋活的商人则主要利用“双轨制”，倒买倒卖各种生产资料，包括钢材、水泥、玻璃、农药、化肥，再后来还有收音机、手表、自行车这些高档消费品。
随着对外开放，不少中国人也通过各种方式走出国门，到东京、到纽约、到莫斯科开启国际打工和创业之路。再后来，日本的旧服装、家用电器，中国香港的衣帽鞋袜、雨伞，都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涌入中国大陆，从境外到沿海，从沿海到内地，构建了庞大的境外消费品进入内地城乡的生产、加工、批发、转运、零售渠道，催生出中国第一批“万元户”：他们满手金戒指，脖子上挂着粗大的金项链，女的涂着重重的口红，男的夹着万宝路香烟吞云吐雾，卷发皮草，骑着铃木、雅马哈进口摩托车，腰里别着装满最大票面10元的钞票的黑色钱包。
北京到莫斯科成为中国个体户的国际大通道。他们从前苏联倒卖毛皮、欧洲日用品、钢材到福建石狮、广东广州，又从中国把大量茶叶、干果等食品卖到前苏联，北京—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见证了他们的心酸史和发家路。
在重庆，最流行的创业就是开火锅店。年轻漂亮、性格泼辣的女孩何永智选择离开一家生产童鞋的集体工厂，在渝中区八一路一个小小的铺面里支起了三张桌子，创办了她的重庆小天鹅火锅。八一路是重庆个体户最密集的摊区，人声鼎沸，拥挤不堪。何永智每天都要大声招呼络绎不绝的顾客，声嘶力竭的吆喝最终让她的嗓音嘶哑了，再也恢复不过来。她首创性地把九宫格火锅改为红汤和白汤的鸳鸯锅，后来又在鸳鸯锅的基础上发明了子母锅。她服务周到、热情大方、喜欢创新，很受顾客青睐，因此生意非常红火，小店规模不断扩大。
到1997年，小天鹅火锅已经从重庆发展到北京，成为重庆火锅的代表品牌。此时，何永智已经创业15年之久。当年，经重庆副市长程贻举的介绍，我认识了这位美女火锅老板。经过一系列尽职调查之后，我担任了小天鹅火锅的财务顾问，希望把投资银行领域的一系列东西带给这个企业，也为家乡作点贡献。
创业15年的小天鹅公司虽然有了多家店铺，名称上也叫“有限公司”，实际上还是一个扩大规模的个体户。对于何永智这样缺乏现代商业理念和系统工商管理知识的创业者而言，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商业直觉和简单的管理逻辑在经营着企业。我住在江北区的小天鹅宾馆好些天，几乎昼夜不停地写出厚厚的一叠方案，其实相当于管理咨询报告，给小天鹅火锅开出了一个系统的发展药方。方案内容包括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何实施公司改制，如何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组建董事会、建立有效的、职责清晰的组织架构、创建板块状火锅加盟模式，如何把好原材料关口，尤其是火锅的主要原材料辣椒、花椒一定要标准化，产地要一致，甚至需要通过订单种植来保证品质。
报告写出来还来不及打印，这位火急火燎、有着典型重庆女人性格的何老板就直接把手稿拿走了，说是要去万州出差，几天才回来。若干小时之后，她打来电话告诉我，在船上反反复复阅读了我的报告，没想到我这个火锅行业的局外人写出了这么专业的方案，回来就要和我签署合作协议。
通过小天鹅火锅这个案例，大家就会知道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创业环境。创业者其实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即便从三张桌子发展到了上亿营业额的规模，他们也不懂得按照现代公司的组织模式来科学地经营企业，更不用说资本运营了。多年之后，餐饮业已经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创业者才终于和资本对接了。某个著名的资本成为了小天鹅的股东，但产业和资本进行深情碰撞后，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无奈选择分手。小天鹅的创业者就没有前面提到从事大工业的新希望集团那么顺利和完美。何永智后来尝试了火锅以外的多元化投资和经营，最成功的投资是重庆的著名旅游景点洪崖洞。小天鹅后来也创办了企业集团，但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对于公司组织结构、治理结构设计上的局限性，以及把握先进技术、行业机遇上的局限性，还有资本运营方面的缺陷，导致他们终究没有走得太远，发展规模也没有太大。
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最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是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他不是个体户白手起家，而是属于“双轨制”下成功创业的典型，当年他从中科院旗下的计算所借来20万元，开始从事计算机的开发，最终抓住了历史机遇，成为全球最大的PC生产厂商。
那个年代最著名、最具争议的创业者，当属牟其中。这位几经生死的最早的个体户以贸易起家，行事极具创意和创造性，曾经创造了震惊中外的用轻工产品从前苏联换来四架图-154飞机的易货贸易事件。他所创建的南德集团不仅有实战经验，还有非常独特的商业理论体系，曾经提出的“99度+1度”理论被奉为商业宝典；他本人也是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提出了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部炸开一个缺口，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引进青藏高原的创想。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于2016年释放。那时已经75岁高龄的牟其中，依然雄心勃勃地要重招旧部，再次成为高龄创业的代表。
柳传志和牟其中是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代表。个体户、“万元户”年代的创业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40年代的精英几乎都上过大学，知识系统比较完整，后来经历了严酷的生活磨难，成为那个时代的创业精英，他们基本上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属于体制内的人。但更多的创业者还是从农村和边疆回来的知识青年，基本上就是无业游民，没有文凭，无法进入政府和国有企业，必须靠本事才能养活自己，属于被动创业者。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子大，创业没有禁区；他们创业没有愿景，没有伟大理想，没有战略，没有商业计划书，没有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也没有公司，没有资本，没有投资融资，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挣钱，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
由于年龄以及知识、经验上的局限，“万元户”已经渐渐远离我们今天的视线，在新世纪已经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些人从改革开放早期的低进入门槛行业，比如摆地摊、搞贸易、信息经纪、开饭馆、做汽车维修、建筑施工、开眼镜铺等传统行业起家，遇到竞争激烈就转型，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大浪淘沙，一轮又一轮。我的朋友当中有十来岁就背井离乡，胸前挂着一个配眼镜的盒子走遍全中国，最后落脚在十堰，展开其光怪陆离的人生的葛建飞。在东风汽车基地，葛建飞从验光配镜转行干起了汽车销售。基本上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他，以高度敏感的商业直觉、极高的情商抓住“双轨制”的寻租机会，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东风汽车公司最大的经销商。极好的现金流经常让庞大的东风汽车公司从葛建飞公司借钱。当资本市场机会来临时，葛建飞再次嗅到商机，开始炒股票、坐庄、并购上市公司，然而最后却因操纵股价锒铛入狱。
另一个同时代的创业典型在辽宁丹东这个紧邻朝鲜半岛的边陲城市。李进巅曾经年轻有为，担任过丹东市委宣传部部长，但因为政治原因，他的仕途被迫中断。他离开机关，干起了农用汽车修理，成为丹东最早那批“万元户”之一。挣钱之后，他从修理干到加工，从加工变成生产制造，他的公司最后成为中国最大的轻型车桥制造企业，2000年在A股上市，最后完成了对著名国有汽车企业黄海汽车的并购。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创业历程，最后将企业交给自己的儿子经营。
极少数成功者和李进巅一样，基本完成了财富的传承，有的交给了公司其他股东，如柳传志；有的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如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浙江台州的茅理翔；也有的还在兢兢业业地干着，如王健林。
没有公司法的公司
如果说“万元户”完全是在没有本钱、没有平台的状态下创业的话，进入20世纪80年代，状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破天荒地选择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对外开放，通过开放来推动改革，引进国外的技术、资金、管理和观念，倒逼改革。几乎完全不懂得现代商业、现代经营和管理的国有企业、早期成功的个体户和大学应届毕业生，在优惠政策和自由没有束缚的环境召唤下，纷纷涌向四大特区。尤其是稍后批准设立的最大经济特区海南省，更以力拔千钧之势，开启了大规模创业的滚滚潮流。
1988年，海南建省，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一夜之间竟然有超过十万人没有经过任何动员和安排，突然涌进这个岛。当时的海南岛，最高建筑不过五层楼高，没有一座像样的宾馆，根本没有接待十万人的能力。
和绝大多数赤手空拳、被时代潮流裹去海南的盲目人群不一样，离开东北后一直在佛山一带倒买倒卖的“万元户”范日旭嗅到了海南建立特区的商机，拎着十万人民币巨资非常阔绰地渡过琼州海峡，登上了几乎是不毛之地的海口。此时的老范，俨然已经是商场老手，虽然他身高不到1.7米，但财富却在登岛的十万人中鹤立鸡群。
老范很快租下办公场地，注册公司，招兵买马干了起来。和过去相比，个体户已经成为历史，他第一次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海南琼台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虽然叫有限公司，但他自己其实并不清楚什么是有限公司，只是知道是公司就有组织，就不再是个人单干，可以有规模地干，不会再让人看不起、被人嘲笑了。而那时的内地，也冒出来一大堆公司。为什么要创办公司，公司是什么，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搞清楚，也没有一部公司法规。20世纪80年代初允许银行给公司贷款之后，各种公司便铺天盖地成立起来，而且名头还越来越大，比如环球公司、宇宙公司。
范日旭的琼台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很快就招来了低薪的大学生员工。“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时候，我在四川大巴山巫山县扶贫，通过和同学的书信知道了此次壮举。彼时我在偏僻的大山里激动万分，但很遗憾没有和他们一样拥有这样的机会。我的同学朱江就是这样被范日旭招聘进去的。
范日旭终于不是赤手空拳创业了，他以大老板的姿态找到了小渔村滨海新村，和每家每户的渔民谈判，要为他们免费投资重建破破烂烂的小平房，不要渔民出钱，只需要他们搬走几个月，房子盖好再搬回来，一楼由渔民居住，二楼以上由公司经营，六年后全部还给渔民。渔民当然求之不得。不出钱能住楼房，几年之后还有一栋楼房，听上去像做梦一样，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琼台公司签下协议之后，马上就去打房屋出租广告，租客先付订金，三个月之内就可以住进来。当时很多内地企业也来海南办公司，还不知道做什么，就先派人去把公司注册下来，再找业务。当时整个海口也找不到那么多办公室，它们一看琼台公司有房子出租，就纷纷交了订金。这时范日旭再把客户交的订金拿去支付给建筑公司，让他们收到订金开始干活，其余的钱验收后再支付。老范带来的十万元钱，只是租办公室、发工资，可以说完全是空手套白狼地把房子盖起来的。说是来投资，实际上他还是用个体户的思维演绎了一个精彩的创业故事——虽然手法是个体户手法，但是此刻如果没有公司，你就没有信用，渔民、租户和建筑公司都不会相信你。公司成为取代个体户的新的创业和商业力量。
20世纪80年代的创业者当中，60年代出生的人居多。他们已经和40年代、50年代的创业者有着很大的区别：创业者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很多人不再是从零开始创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之后，土地承包模式像燎原的大火，很快燃遍全国，几年之内，人民公社就被乡镇政府取代。农民生存问题、基层政权问题解决之后，政府终于把国有企业改革列入议事日程。首先是让承包模式进入国企，全国掀起厂长经理承包经营浪潮，给了很多企业家、创业者自由度，充分发挥厂长经理的积极性；其次是很多农民企业家通过承包乡镇企业涌现出来；最后是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大规模涌向几大经济特区，创办各类企业。
1964年出生的唐万新是这个年龄段创业者的典型。1986年，唐万新在新疆创业，当时22岁。他多次和我聊过他的创业动机和方式。他非常聪明，但是很不喜欢大学的学习方式，第一次高考上了华东石油学院，还没有毕业就退学回到新疆，后来又上了新疆石油学院，但读书期间却对地球的起源和自然辩证法产生了浓厚兴趣，读了很多这方面的学术著作，也写了不少这个领域的专业文章，一直希望在这个领域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然而研究需要钱，他需要挣钱来支持研究工作，于是，靠借来的400元人民币，唐万新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朋友”彩扩社。用彩色胶卷拍照片在20世纪80年代还属于年轻人的时尚奢侈品，他们利用新疆和广州的利润差，在新疆收取胶卷，到广州洗出照片来赚取价差。没想到从此之后，唐万新再也没有机会继续他的自然辩证法抑或理论物理学术研究了。唐万新的创业史从400元起家的个体户模式开始，承包过国有企业旗下的经营部，也把自己的企业挂靠在政府或者国有机构旗下过，更从事过制造业、种植业、商品贸易、加工业、服务业、技术研发、实业投资、资本运营、金融业，甚至国际投资融资、海外并购，等等。他多次创业，多次失败，经历了许多次创意实施和许多个创造性故事，创造了中国早期创业者许许多多的经典和传奇。他首创民营企业大规模开垦土地、从事农业产业化；第一个买进航空母舰“明斯克号”，改造为军事主题公园；第一个创办战略投资公司，把国际上先进的战略投资、战略并购、战略整合带进中国市场；他开创民营企业大规模海外并购的先例；第一个创办金融混业经营平台……从尝试各种商业行为到创办新疆德隆，再到几乎家喻户晓的“德隆系”，30年的商海沉浮、几起几落，他几乎经历了这个时代创业精英们所经历的所有行业、商业模式以及创业模式。
“60后”与“40后”“50后”比较，有了很好的创业条件。首先，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大多通过了1977年、1978年开始恢复的大学教育和高考，走向社会的时候，又遇上20世纪80年代那个充满激情的火热年代。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引进了大量发达国家关于工业文明的思潮和市场经济的理念，让中国从发达国家身上看到了差距，认清自己落后的现实，才有了发愤图强、振兴国家的理想；其次，“60后”创业之后很快遇上中国发展资本市场，赶上了利用资本市场来发展企业的机会；最后，新世纪以来，中欧商学院、长江商学院、北大、清华都开办了高水平、国际化的工商管理班，这些本来就好学、综合素质很高的创业者再次获得了系统学习西方工商管理知识的机会，从而懂得如何通过掌握发达国家现代管理理念和方法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因此，“60后”已经不是简简单单地为了生存而创业、为了生活而挣钱，中国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给了他们很多创业机会。
虽然有了各种创业平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环境还没有形成。创业者素质虽然提高了很多，很多人是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学历，但由于还没有构建系统的以工商管理学科为核心的知识体系，还是以赚钱为基本目的，也不懂什么愿景、公司战略、公司治理等，所以这个阶段的创业行为还处于初级阶段，以产品为中心，以贸易为盈利模式，生产制造简单的初级产品，以满足中国经济巨大的短缺需求为创业手段。
“60后”创业者受到创业环境的限制，创业地点主要集中在五个经济特区以及沿海一带，甚至大量的产业集中于和开放相关的加工业。广东一带创业者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当地100年前下南洋的强大的华侨资源，给他们带回信息和商业机会，开拓商业视野，提高商业技巧。大量海外华人及资本在中国大陆成立了合资公司，让中国大陆的亲戚朋友成为股东兼职业经理人。
创业从资本开始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创业潮真正风起云涌，最重要的动力来自1992年年初的“邓小平南方谈话”。
在经历激情荡漾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国际国内多方面原因，出现了许多争议和分歧，大众的创业激情也受到较大的打压。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将近90岁高龄时再次勇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潮头，以大无畏的气魄到南方视察上海、广东等地，掀起改革开放的浪潮。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在1990年已经创立，但由于面临诸多方向上的争议，并没有真正活跃起来。邓小平视察南方期间，专门视察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针对股票市场发表了“坚决试”的观点，从而推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发展。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第一个高速增长的十年。60年代出生的创业者获得了更好的创业时机和不一样的创业方法。当时最大的经济事件是发展资本市场，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
首先，一部分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制，建立了现代公司制度，懂得了运用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经济组织形式来开展商业运行，懂得了用好资本市场来重新配置社会资源，让企业经营者知道，原来市场经济的好处不仅是可以自由从事商品生产和贸易，还有一种非常有利于商品经营的公司组织模式，另外还有更加神秘莫测的资本运营。
以万通为例，1991年冯仑聚集“万通六君子”创办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时，他们没有干过一天的农业和高科技，炒了几块地皮之后，就在北京的郊县怀柔买了3000亩（200公顷）地，成立了北京万通。海南利用“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的第一拨股份制浪潮，并没有让以冯仑为首的“万通六君子”嗅到里面的巨大商机。他们和海南负责股份制改革的管理者其实非常熟悉，冯仑和当时主管股份制审批的海南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迟福林都是改革这个圈子的，如果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商业机会，就不会到北京去创办万通。海南一夜之间冒出了上百个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创造了募集巨额资本的奇迹，等冯仑他们明白过来时，已经有点晚了。好在他们很快反应过来，海南的机会错过了，但内地的股份制改革速度没有海南这么快，于是他们把眼光瞄向北京，迅速在北京布局资本、运营平台，将在怀柔投资购买的一块还没有缴完土地出让金的地块评估作价，创办了北京万通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本来想一下注册八亿元，创办一个高起点的股份公司，但是到1993年的时候，海南、成都、武汉、沈阳一些地方的股份制大跃进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财富的聚集已经不是用企业利润的积累形成创造内生性发展，而是通过梦幻一样的故事和“运作”就可以达到创业的目的。于是，他们马上调整策略，把八亿元改成三亿元，迅速完成募集之后，很快把公司运营起来。可以说，资本的魔力严重地伤害了基本的创业原理。我亲身经历和参与的海南顺丰也是在这个时期利用资本市场的经典案例。
前面提过，范日旭早年在长春从缝纫机厂离职后开过饭馆，搞过游戏厅，开过录像厅，后来到南方中山、顺德一带倒卖化肥、冰箱等产品的配额。1988年，他带着十万元“巨资”登上海南岛。虽然一直都通过滨海新村房地产项目、各种贸易、创建出租汽车公司做着空手套白狼的业务，但真正让他在短时期内聚集巨额财富的却是资本市场。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开放了广东和海南作为股份制试点，我代表范日旭创办的海口顺风出租车公司，通过短短半年时间的腾挪，就几乎用变戏法的方式成功创办了海南顺丰股份有限公司，使范日旭成为1.48亿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当我们发现资本运作可以快速挣钱、聚集财富的时候，靠一点一滴积累赚钱的方式就被老范彻底抛弃了。当时公司的一位创始人完全看不明白这一套让人眼花缭乱的戏法，愤然离去。随后，我们就凭借自己在中国率先掌握的这套技巧，南征北战，先后投资于湖南、湖北、长春、北京、厦门等地，到1995年，三年时间控制了三个半上市公司，如果按当年的市值来算，一定是当年中国首富，只不过那时胡润还没有来到中国，中国还没有开始财富排行。这三年时间积聚的财富，超过了范日旭十多年间从个体户到万元户积聚的财富的百倍、千倍。
由于财富集聚速度太快，从1992年到1993年短短一年的时间，海南创办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总股本超过100亿。由于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批准了一批试点期间设立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海南的几只股票新能源、琼珠江、琼港澳、琼化纤、琼民原都从一元的原始股炒到几十元，新型财富增长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财富内生增长原理。由于这样的财富效应，当时只要是海南发行的股票，全国各地的钱都会蜂拥而至，竞相购买，一抢而光。由于我和范日旭是海南顺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最重要的两个当事人，很多人找我和老范私下买顺丰的股票，我们俩不得不跑到位于海甸岛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躲起来，避免和外界联系。
但到后来，由于工作草率，投机性很强，加之环境变化太快，大量募集来的资金都投入到海南房地产泡沫里去了。很快，由于政府宏观调控，银行信贷资金被强制性抽回，这些股份公司募集来的资金几乎全军覆没，淹没在浩浩荡荡的房地产市场，变成成片的烂尾楼。
早期的资本创业模式一开始就来了一次潮涨潮落的热烈和残酷。海南所有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只有一个企业创造了奇迹。那就是大名鼎鼎、20多年来一直顶着各方争议艰难发展到今天的海航集团。
海航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运用资本创业模式非常成功的杰出企业之一，2017年在《财富》世界500强中排名第170位。虽然海南省航空公司创办于1989年，但一没资金，二没专业人才。1990年，新上任的海南省委书记和省长到北京要人才，挖来了六员大将，创建了海南世界银行办公室和兴南集团。这些人才里包括原中农信副总裁王刚（总裁为王岐山）、江西省委副秘书长王洪昌、国家民航总局的陈锋、北京雪花电冰箱厂的王为民等。兴南集团创办之后，出资1000万作为创办海航的基石资金，但是这些资金连一个飞机翅膀都买不了。按当时的历史沿革，海南航空还不如海南顺丰，海航的历史业绩完全不可能支持他们成为一家符合条件的定向募集公司，但在海南，任何不可能都能成为可能。海航在制作招股说明书时，我们也在制作招股说明书，当他们的招股说明书做好之后还发到我手上，问我们是否愿意投资，成为创始股东，但老范当时完全没有看在眼里。
就是这么一家和我们同时获得批准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完全靠资本运营创业，很快成为上市公司，又迅速抓住机会在境外发行B股，成为AB股同时发行的上市公司。有了资本助力，他们没有目光短浅地把钱投资于房地产，而是真正用在了创办航空公司和购买、租赁飞机上。很快海航又获得了国际投资大鳄索罗斯的投资，这也是世界著名投资方第一次投资中国企业。
从1992年创办股份有限公司至今，海航从一家地方航空公司快速发展成为一家集航空、物流、科技、旅游、金融、投资等产业为一体的大型国际化集团企业。海航拥有数千亿资产规模，跻身世界500强，不仅开创了通过资本创业的奇迹，20多年来也一直在国内国际资本市场长袖善舞，通过娴熟的投融资动作、国际国内并购等资本运营技巧，成为非常特别的成功范例。
创业，不一定都从零开始
绝大多数创业都是从零开始的：有一个想法或者创意得到别人认可，或者一个科学实验、一个技术成果得到资金支持，于是开始落地实验。但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很多创业不是这样，而是借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东风，在巨大的存量资产和既有企业的基础上，通过企业产权制度改制，从完全的公有制彻底改制为股份制，从而实现创业。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释放信用、拉动投资的行动，结果很快造成产能严重过剩，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宏观调控来阻止通货膨胀的蔓延。中央政府从1997年开始，对所有国企的改造以“抓大放小”的方式，把大量中小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层层下放，同时采用“关、停、并、转”的方式进行收缩。这个过程实际上蕴含了巨大的商业机会，那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主流媒体一般不会这样表述，我们比较忌讳私有化这个词，但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所有关于这些产权制度改革的模式，基本上都有外国资本或者咨询机构、金融机构参与，他们在任何场合的谈判都涉及私有化。这些国有企业都有以下共性：
1．规模普遍偏小，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
2．负债率普遍偏高，一般都在70%以上，很多高达100%；
3．产品单一、技术落后，已经没有市场竞争力。
对于这些企业，如果再用原来的体制管理，除了继续从财力上投入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麻烦需要政府去处理。对于这样明知不可为还得为之的事情，政府已经不堪重负了。
那么对这些企业如何处置呢？实在不行的，实行关闭，其他有的合并，有的停产，有的转制。政府方面制定了很多处置政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几乎穷尽了当时可以采用的一切市场化和非市场化手段，最终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优质企业和优秀企业家。这同样是在当时环境下的创业行为。
当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类：
1．职工全员持股。为了公平起见，所有的股份全部由企业员工买断，企业内部根据在企业担任职务的高低和岗位的重要程度确定内部分配比例。这种模式在山东最普遍，也最成功。
2．少数企业高管通过外部融资获得企业控制权。这种模式透明度不高，有很多内幕。
3．所有企业员工根据实际能力出资买断企业股权。这种模式导致很多员工因为企业操作不当或者后期经营不善，不仅没有获得资产带来的收益，反而把多年辛苦的积蓄搭了进去。
4．所有企业员工承担企业债务，实现对企业的控制。这种模式关键取决于对企业的估值和政府债务核销的力度，总的来说，政府是让利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消除负担。
5．企业内部高管和外部企业联手，里应外合，由外部资本控制企业，企业高管获得部分股权。这种模式出现的问题最多。企业经营者最清楚企业的情况，往往会在政府面前诉苦，利用政府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让经营者以较小的风险和代价获得利益。
6．企业员工或高管通过企业破产清算，重新买断清算后的资产，再次恢复经营。这种模式在发达国家比较普遍。发达国家中，只要债权人认为企业存在债务风险就可以申请破产，即使企业还在正常经营着也不例外，而中国有些国企即使早就该破产，政府和银行也还在不断输血维持其生存，实在撑不下去，才会进入破产程序。
如此多的方式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资本运营的手段，也是那个时期最具特点的创业模式。它让一大堆濒临破产、具有大量不稳定因素的企业获得新生，在改制后焕发了活力。今天深圳、上海的一大批上市公司都是那个阶段改制的成果，包括如今在电子显示器件领域的龙头企业京东方，也是在那个关键的年代通过职工持股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才把这个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拯救了下来。
中国的特色就是走了另外一条路。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在2003年戛然而止，各级政府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停止了中国国有企业改制或者私有化进程。因为到了1998年至2002年，全国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国有企业和资产并购浪潮，已经渐渐超越了“抓大放小”的设定范畴。“国退民进”转化为“有进有退”。
前苏联伴随政治制度的变革，实施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中国却在政治上守住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底线，同时停止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成为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为一体的国家。而在此期间完成国有企业转制的幸运儿成为了制度转型过程中成功的创业者，但也有许多人在操作上没有把握好一些环节，成了国有资产的侵吞者。
这方面有一个已经渐渐被遗忘的人，就是仰融和他的华晨集团。1992年，突然有一个公司在美国上市，国内一片愕然，那就是华晨中国汽车。当时整个中国连《公司法》都还没有，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股份公司为何物，因此国人感到非常吃惊。我以为自己已经是股份制方面的专家，对华晨在美国突然上市也居然完全不知，也自觉惭愧。这一年，中国才开始推动九家国企到香港上市，有一家美中咨询机构也刚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的研讨会，怎么突然就有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国成功上市了呢？
此后十年，仰融在中国产业和资本市场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他们的金杯汽车挽救了国有汽车品牌，他们自主开发的中华牌汽车，被认为是自主知识品牌的成功典范，此外，他们居然又成功引进了宝马品牌，合资生产世界名牌汽车，让业界出乎意料。但后来仰融却因为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被逮捕，这位通过资本手段实现成功的创业者，终止了再创造奇迹的道路。若干年后，他希望再度出山，兴师动众地派人到天津宣传他的汽车梦想，最后成为一纸空谈，烟消云散。仰融没有成为利用资本手段创业的最终成功者，反而成为了反面典型。
如果任由20世纪后期中国开展的那场由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而实现的私有化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制度也许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从2008年成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开始，中国的企业改革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在这之前，以德隆系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营企业开始大规模收购国有企业，不算金融机构，仅仅一个德隆，就并购了新疆屯河、天山水泥、重庆綦江齿轮、重庆红岩汽车、陕西重汽、陕西齿轮、南京二机床等。除此以外，陕西鼓风机、徐工集团、中国重汽等一大批优质国有企业也已经在德隆系的并购清单里。
从创业投资到创业融资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了一个新物种，叫创业投资或风险投资。我对这方面最早的认知是在1996年。我的老朋友王树当时在广州，告诉我他离开南方基金，到了广州太平洋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IDG在广州的风险投资公司。当时风险投资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王树来北京出差后，才告诉我风险投资到底是什么。那时我在北京担任万盟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主要是从事并购咨询业务，也就没有深入研究风险投资。当时王树把熊晓鸽介绍给我和王巍，熊晓鸽专程到万盟来拜访，但王巍对此不感兴趣。后来王巍把他的美国朋友刘曼红介绍给我认识的时候，我们才对风险投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刘曼红于1997年左右从哈佛大学回到国内，在中国人民大学专业从事中国风险投资研究和推动工作，被称为中国风险投资研究第一人。
这个时期，美国纳斯达克股票指数一路上涨，直到5000点，成为资本市场的神话。同时，互联网刚刚传到中国，一股新的创业浪潮在中国兴起，同时也开创了中国“70后”创业的时代。
通过IDG的示范和刘曼红等人的传播，中国著名民主党派领袖、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成思危在全面理解了美国科技创新、科技投资以及纳斯达克市场机制之后，给“两会”建言，建议创办中国风险投资体系，第一次系统地把科研、创业、投资三者结合起来，在中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香港准备创办创业板，也有效推动了中国创办第二版股票市场的积极性。
我和万盟的同事们也成为香港创业板和中国创业板市场的积极推动者。我们集体创作了一本书，叫《第二版市场：新兴企业的创业良机》。我也在1999年第一个把风险投资的概念带到云南，在云南省政府批准下创办了云南第一个风险投资公司——云南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2000年，我自己独立撰写的第一本专业书籍《中国的纳斯达克》出版了。
虽然由于2000年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中国创业板没有创建起来，但是创业和投资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投资融资市场体系进入了中国，使中国结束了原始的、传统的创业模式，创业投资公司、创业投资基金也相继发展起来。在创业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创业者的水平和创业项目的质量与之前的创业行为相比有了质的进步。但由于仍然没有建立起科技、研发、风险投资、资本退出渠道这样的完整生态，中国的创业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以我在云南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为例，风险投资基金从创立到投资以及后续的整个过程都反映出那个阶段的幼稚。
第一，创业投资基金的设立不符合规律，必须要打上中国国情的烙印。
创业投资基金应当由具有创业投资基金发起设立和管理经验的基金经理人来设立。1999年，我已经有了八年的投资融资和资本市场经验，但是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认证我的能力、专业知识以及管理经验，因此我没有合法资质。当时整个中国也没有一个有资质的创业投资基金经理。我们这个基金不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设立的，必须由政府来审批，于是云南省政府由一个副秘书长牵头，组织银行、大学教授、经委、工商局等机构的学者和官员一起来审议我们的可行性报告。来评审的人实际上也没有一个真正懂得什么叫风险投资，走了一圈程序之后，省长就在副秘书长呈送的报告上签字同意了。有关部门知道省长批准之后，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募集资金的机会，几个抄袭我们方案的报告也递了上去，省长一看，怎么会有这么多热衷于有“风险的投资”呢？不行，赶紧刹车，所以批准了两家后就不再批准。因此，这种风险投资基金从一开始设立就不科学，注定不可能成功。但对我来说，明明知道这种方式是错的，但是用正确的方式能设立吗？不可以。市场化的机制在非市场化的体制下，被扭曲的只有市场。
第二，基金的募集和投资也不是市场化的行为。
省长批准之后基金就获得了“准生证”。但是钱在哪里呢？合格的风险投资基金的LP（有限合伙人）在哪里呢？严格地说，一个也没有。作为一个合格的风险资本投资人，他的资金来源首先应该是因为没有好的投资而取出的闲置资金，也就是来自今天所说的高净值人群。那个时候，中国的高净值人群还不多，用于投资的资金不会是负债资金。但在实际募集的时候，国有企业的资金来了，银行的钱来了，没有一笔投资符合风险投资基金LP出资人的角色。
第三，基金的治理结构。
私募股权基金的核心是信用，是代理制。风险投资基金概莫能外，是出资人把资金委托给有基金管理经验的基金经理，由基金经理全权承担基金信托责任，把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管理权分开的一种治理模式。基金经理以少量出资、承担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的形式来行使基金管理权。但我们在设立基金的时候，基金投资人没有一个讲这个道理。投资人认为，钱是我出的，我当然要管理，不然我就不出钱。于是，基金就被颠覆成了普通的投资公司。我这个唯一有投资融资和资本运营经验的人当然就被边缘化了。
一开始就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后续过程以及结果，必然以失败告终。
从1999年到今天，快20年了，中国已经有数万亿私募股权基金，但至今也没有几个完全符合基金的设立标准。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成熟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
创业投资不成熟的同时，科研机制和科研成果的孵化和转换也不成熟。中国科研体系从立项、科研经费、评审、小试中试、专利申请到市场化应用，在那个年代同样受制于非市场因素，更加不成熟。有多少项目具备投资价值呢？当初在设立和筹备云南风险投资基金的时候，我们在云南考察了一大批项目，20年过去了，除了一个叫绿A的螺旋藻项目还存在之外，最好的项目就是后来被卖掉的云南滇虹药业，其余的没有一个活着。
就算基金成功设立了，也找到了不错的项目，成功地投了资，被投资的企业也上了市，但在那个时候，创业板还没有设立，主板市场还没有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你的投资依然无法按照市场价格退出。所以，早期吃螃蟹者很多都是被莫名其妙地毒死的。
由于有了创业投资的驱动，这一轮创业者的创业行为才真正被定义为创业。这一轮的创业大潮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和传统的创业行为大多属于被动创业不一样，这一轮创业普遍是主动创业。
在深圳、海南这样的经济特区，许多年轻创业者获得了企业经营的经验，也在资本市场积累了创业的资本。房地产行业成为这个时期主要的创业领域。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收入提升，房地产行业的市场需求大增。同时，由于早期房地产市场全国性统一的开发模式没有建立起来，开发商可以直接从国有企业、政府部门通过土地协议获得可开发土地，同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就可以启动房地产项目，通过商业银行的开发贷款、建筑施工企业的工程垫资、建筑材料的支付拖欠提供启动支撑，房子还没有盖好就可以预售，从而获得预售收入，因此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创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房地产行业的创业模式里还有个特点，就是经常有大型房地产企业的高管做到一定阶段，掌握了行业的创业规律后，很快就自立门户。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曾经非常著名的万通集团。万通创业于海南，早期也是什么赚钱做什么，但真正发展起来是他们在1993年海南房地产调控之前转战北京，创办了万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西二环的万通新世界广场在1996年的北京房地产市场卖出了天价。然而，万通集团当年创业的六君子很快分道扬镳。潘石屹离开万通，在中国华诚集团的支持下创办了红石房地产公司，后来改名SOHO（中国），开始高管创业生涯；后来易小迪离开万通，也创办了房地产企业。
第二，过去的创业更多是基于商业机会的发现和把握，创业者要么有资金，要么有经验，要么有特殊的资源，而这一轮的创业者主要是拥有技术或者创意。
1997年的宏观调控主要是压缩过剩产能，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朱镕基总理掀起的机构改革。政府机构的压缩使大量的公务员选择下海，很多公务员选择到大型民营企业担任高管，也有不少掌握着不错的市场资源、政府资源的技术人才选择直接下海创业。
第三，过去的创业者一定要干到一定规模和一定程度之后才考虑找投资人，同样，投资人也要看到创业者做出什么之后才可能考虑投资，而这一轮创业行为凭着一份商业计划书，什么都没有干就可能获得投资。
当时没有今天的风口之说，涉网就是最大的风口。很多上市公司都想参与互联网，只要哪个上市公司宣布投资互联网，股票就一定大涨。很多人不懂互联网，但是都懂得互联网的原理，可以想象互联网的未来，都可以编出一个互联网的商业故事。只要是从美国回来、专业是计算机的留学生，写出一个商业计划书，就有可能获得上市公司的投资。
一个我曾经帮忙出过主意的荒唐故事足可见那个年代投资的疯狂。有个记者出身的朋友获得了在澳门创办电视台的权力，但他完全没有资金，于是利用记者，尤其是财经记者妙笔生花的写作技巧和故事编造能力，模仿凤凰卫视的成功模式，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商业计划书，制作了在那个年代非常精美的PPT。他们把商业逻辑讲给我听之后，我差一点也动了心。其中的内容包括他们如何设计这个电视台的节目内容，如何成为中国电视媒体内容走出去的窗口，如何取得中国广告客户的信任，如何超越凤凰卫视，在中国有更大的卫星电视落地的范围，未来会有多少用户，每个用户的关注度可以创造的广告价值是多少，每年的活动收入有多少，甚至这个公司每年的业务收入、利润收益都算得清清楚楚。
我告诉他们，这个阶段的商业计划是找不到正规的投资人的，最好的投资人就是那些没有多少文化但赚了很多钱、发了横财的土豪。他们居然就靠我的这个建议，在四川找到了这样的投资者。因为这类投资者难以获得上电视的机会，也难有和杨澜、曾子墨这些气质美女打交道的机会，如果能够成为美女主持人的老板，想想都美妙。投资几千万，不仅美好，还能赚钱。结果美女还没有看见，钱也没有赚到，几千万投资就进入参与筹备。这帮段子手拿到钱之后，租了很豪华的办公室，装修得大气磅礴，给人的感觉就是第二个凤凰卫视即将横空出世。架势摆开的同时，融资还在继续。居然有一个见惯了国际大场面的著名投资基金被忽悠了进来，但是很快，创始人就消失了，卷了多少钱、跑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第二个凤凰卫视至今也没有看见。
第四，这一轮创业行为最多的是来自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相关的产业，实际上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创业大潮。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互联网门户网站获得巨大投资而成功崛起，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各种专业网站也成为创业热门。但是几乎所有测试过可以通过互联网提供业务信息、实现业务交易，然后在互联网上进行结算而获利的商业模式没有一个成立。今天能够活下来的行业网站基本上只能靠会员费支撑网站的日常运营和维护。
第五，由于互联网盈利模式还不成熟，创业的成功率大大低于失败率，创业投资也损失惨重，由此也催生出中国第一次互联网泡沫。
从1997年到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受美国互联网文化的影响，中国每天都在传播着互联网神话。国内最早的互联网创业者中，盈海威公司就是其中闪烁的明星，创始人张树新成了炙手可热的互联网领袖。可是很快，没有找到持续盈利模式的盈海威就消失了，巨大的投资打了水漂。互联网企业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现象，让大家感受到了高科技的残酷。
后来大家发现互联网门户网站不好干了，又去投资创办互联网应用公司，结果互联网应用尚无盈利的商业模式。但是大家又发现到处都在创建互联网的基础平台，发现创建这一平台的系统集成公司很赚钱，结果一哄而上去创建系统集成公司，没过多久，系统集成公司基本上和基建行业的包工头一样，谁都可以干，利润率下降得非常厉害，没有软件开发能力的系统集成公司也活不下去了。
总之，以计算机为操作终端的互联网生态从硬件到软件，再到系统建设以及应用，成为这个时期最大的创业场景。几年拼下来，绝大多数创业者成为了陪葬品。
创业的激情、冲动和盲目
公元1999年走完最后一天，世界进入了一个新千年，中国的创业也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和世纪更替一样，创业被赋予更新的意义。
一个新的年代观向我们走来，“80后”创业者进入我们的视野。2000年，1980年出生的孩子20岁了。“80后”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承载了众多人口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于是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来控制暴增的人口。“独生子女”成为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人群的时代烙印。
“80后”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呢？
第一，他们的父母大约出生于1955年至1965年，几乎是中国最不幸的一代父母。他们经历了贫穷、上山下乡，没有机会受教育、深受“文化大革命”毒害，他们的婚礼就是请一帮亲朋好友吃一顿，闹一场；婚房不是和父母挤在一起，就是单独的一间出租房，养活自己都有些困难，必须时常“啃老”。
第二，形成了“1+2+4”的家庭结构。一个孩子，两个父母，四个爷爷辈。父母忙于生计，拼命挣钱养家，更多是让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承担带孩子的义务。四个老人呵护一个孩子，于是溺爱、骄纵、任性让“80后”从小被称为“小皇帝”。
第三，“80后”长大后，他们的父母终于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解决了温饱问题，有的创业成功了，即使没有当老板，也有了不少的收入。于是他们节衣缩食，把自己失去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80后”走出国门，奔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留学。这一代留学生几乎不会像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者那样，要去餐馆刷盘子、打小工。
我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80后”的父亲。我们自己最青春、最应该学习知识的年华被“文化大革命”彻底耽误了，我为了生计而拼命学习、工作，挣钱养家，老一辈除了结婚时简单的家当，几乎什么也没有给，自己必须从零开始。结婚、生孩子、闯荡江湖，我总想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完全不能体会当父亲的乐趣，也完全没有时间来陪伴孩子，只有眼看着孩子长大了，才用自己奋斗挣来的钱让她能够来北京上贵族学校，到国外留学时可以安安心心读书。我只能尽一个父亲的职责，而不能建立父亲和孩子之间的情感关怀和深切的爱的连结。
虽然很多“80后”比父母幸运，能够上大学，就业环境也今非昔比，创业机会和选择也非常丰富，但是“80后”孩子的生长环境是特殊的，这个年龄段有叛逆心理的比较多。当然，“80后”里还分“85前”和“85后”，相对于“85前”，“85后”要幸运得多。
第四，中国经济大发展带来的巨大增长和对劳动力的需求，带来了不错的工作机会。这一代人读书、就业、创业都可以非常从容。
第五，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孤独也独立；他们受政治影响甚少，父母不了解什么传统中国文化，仅仅受爷爷这一辈的耳濡目染，所以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传统文化涉及不深，也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和情怀；对外开放与走出国门，让他们被西方思潮浸淫，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交叉感染者”。
我的女儿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她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大众传播专业毕业回国，我很希望她能够在中国蒸蒸日上的影视传媒行业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天地，但是她已经严重不适应国内这种嘈杂、紧张、浮躁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无论如何也要远走他乡，移民新西兰。她已经融入了新西兰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生态良好、与世无争、平淡安静的生活环境。
“80后”创业已经进入新千年，他们创业的时代也非常适合这一代人的个性。这个时代中国传统产业的创业机会不多了，制造业、加工业、传统贸易都不是“80后”的机会。新千年是世界经济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向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转换的时代，“80后”的创业机会最多的就是新时代、新经济带来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文化传媒、创意产业、金融投资、游戏制作、电子商务这些领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创业机会。和父辈的创业领域不同，这些行业几乎都被称为知识经济，创业者的文化知识和素质成为这个年代创业必须具备的条件。
当然，“80后”这一代人的创业比他们的前辈有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2000年，美国的科技泡沫破灭，代表科技领域最重要的晴雨表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多点的高位跌至2000点以下，但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却掀起了创业投资的高潮。在全国政协副主席成思危先生的倡议下，国家决定建立以中国创业板市场为核心的创业投资生态，通过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大力发展风险投资，让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金融人才投资于科技创新领域，同时，创办创业板资本上市融资交易市场，形成完善的创业资本投资、孵化、退出机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创业板市场没有及时推出，但是创业投资基金却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建立起来。再加上新浪、搜狐、网易等一批互联网门户网站创办并上市的成功示范，以及IDG、红杉资本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风险投资基金的标杆作用，“80后”创业者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我的小老乡、“80后”创业者张天是典型的独生子女，重庆名校巴蜀中学的学霸，作为高考状元考进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北大读书期间，他成为北大模拟联合国秘书长。模拟联合国诞生于美国，现已风靡全世界，以哈佛大学全美模拟联合国大会最为著名。很多大学有类似社团组织，它们通过这个组织活动，开创了大学生参与更多社会实践，尤其是国际事务社会实践的模型，非常有效地加强了全世界大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毕业之后，参与过模联，成为大学生们求职简历的亮点。
张天毕业后没有让模联成为他的过去，他居然把公益的社会活动改造成为商业模式，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把模联当成创业平台的“80后”。几年时间里，他和几个20岁出头的创业伙伴把这个活动搞得风生水起。2006年，我以他的创业导师身份在北京中信国安城观摩了他们的活动。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么远的酒店，他说北京市区内的酒店装不下10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合国代表”。
进入学生们的“联合国大会”，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们齐聚一堂，“参政议政”，共同讨论世界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秩序建设等议题，场面蔚为壮观。整个会场除了我这个不速之客，再找不出一个30岁以上的人。
凭着每年寒假暑假国内国外的几场活动，张天的公司收入数千万元。这位年轻的董事长所表现出来的自信、聪明、超强的组织能力以及国际经验，让人耳目一新。
但是他们身上“80后”不成熟、有些小傲慢、桀骜不驯的性格特点很快就导致了合伙人之间价值观、思维模式、团结协同方面的分歧，一旦这些分歧出现的时候，他们缺乏包容和谅解的态度就暴露无遗。内部分裂、合伙人自立门户令张天的创业激情和创办国际著名教育集团的梦想受到挫折，上市计划也被迫放弃，草草作价数千万元，把公司卖给了著名的上市教育集团，变现之后，自己成为一名职业投资人。
张天的创业历程不算失败，但也不算成功。创业者的激情遭遇一次挫折之后就失去了坚持，从企业家转型投资人，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放在“60后”“70后”身上，可能会吸取创业过程中的教训，继续耐心经营，或者把公司出售之后重新选择一个创业机会，再次开始。以他的经验和聪明，以及已有的一次创业经历，再创业应该不困难。我觉得不到30岁就成为职业投资人，已经不再愿意从事实业经营，是这一代人的特质，难怪中国的金融从业者、资本运营者普遍低龄化。
“80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标签是“富二代”，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创业者到了新千年后渐渐退出第一线，很多“40后”“50后”企业家开始把企业传承给他们的第二代，这一代人被称为“富二代”。从“90后”开始，“富二代”比例越来越大，成为一个社会现象。多次获得中国首富称号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他的儿子王思聪，就是一个受关注度极高的“富二代”。
对于“40后”“50后”这一代企业家来说，他们几乎都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经历了非常贫困、艰难的人生，他们的创业经历都是一部辛酸史。他们大多只有一个孩子，当年结婚生子的时候也是创业最繁忙的时候，往往很难有时间去照顾孩子，更无法体会孩子带来的乐趣。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拼命挣钱让孩子过上好日子，不再贫穷、不再受苦。所以，富裕的“80后”“90后”和他们的父母相比，几乎都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到上大学时，也几乎都会选择去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留学，次之也会选择俄罗斯、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80后”“90后”学习的专业和接受的知识与他们的父辈有着天壤之别，父辈从事的产业多为房地产、制造业、加工业、建筑装饰这些传统行业，而“80后”“90后”走向世界、走向社会的时候，接触的都是互联网、高科技、环境保护、医疗健康、文化教育、高端制造、金融投资这样的领域，资产形态、公司形态、商业模式、盈利模式都不一样。所以，一些富二代选择接班，更多富二代则选择创业。当然，由于荒废学业、父母溺爱或者教育无方，非常不争气、成为纨绔子弟的富二代也不在少数，他们既不能接班又不能创业，无所事事。这个社会现象引发的关注和争议越来越大，主要围绕以下问题：
第一，富二代到底应该选择接班还是创业？
第二代接班传为佳话的有浙江的茅氏父子——方太厨具的茅理翔和茅忠群。茅理翔是典型的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他从前店后厂开始，从生产打火机到燃气灶点火器，后来转型做方太抽油烟机。他的独生子茅忠群毕业后就到父亲创办的企业工作，并逐渐接手父亲的事业。方太品牌在创业者儿子的经营下，从抽油烟机到厨房用品，越做越大，既没有大规模从事资本运营，也没有展开投资多元化，始终围绕着家用电器领域的生产制造，成为中国厨房用品领域的著名企业。
我和方太家族有过短暂的交往。1999年，我们和茅理翔谈好，担任方太的财务顾问，帮助他们股票发行上市。我到宁波去的时候，茅忠群刚刚接班，一二代传承正在进行。父亲还在企业，母亲负责公司财务，茅忠群负责日常经营。白白净净的茅忠群当时还显得非常青涩，但是看得出来，这个外柔内刚的接班人非常有主见。本来我们以为，上市这么重大的事情父亲决定就可以了，我们和他们的顾问协商，父亲也同意了，但是儿子认为他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上市，采取了软抵制的方式，并没有和我们签署顾问合同。后来我观察到，方太集团直到今天也没有上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近20年来，茅忠群领导下的方太在产品生产、服务、创新的环节做到今天这个规模，已经非常不错，既没有偏离原有的业务路线，也没有因为一定要走资本经营的道路而片面追求企业资本规模，成为中国富二代选择家族传承做得最好的典型之一。
山西海鑫钢铁集团曾经是山西钢铁行业的著名民营企业，由于一个意外，父亲李海仓被刺杀，年仅22岁的儿子李兆会临危受命，临时退学回国接替父亲担任董事长，在亲戚和老员工辅佐下经营企业，不到十年，企业破产，成为接班失败的典型。最近有消息传出，已经把企业卖给建龙钢铁的李兆会因为两亿多债务到期未偿还，被警方限制出境。李兆会的失败首先是接班太突然，临危受命，完全没有准备和过渡，他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适合接班；其次，他身边确实也没有一个能够帮助他客观理性分析的智囊团队提供科学的咨询。
一正一反两个案例，说明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富二代到底该选择接班还是自主创业，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既不取决于儿女，也不取决于父母。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家族传承问题，关键要看这个家族是希望产业传承还是财富传承，如果是产业传承，父母们就应培养孩子对产业的兴趣和管理能力；如果是财富传承，就应该想办法让职业经理人来经营家族企业，或者把家族企业发展成为上市公司，成为公众企业。当然还要看富二代到底能否胜任这个传承的角色。总体来说，两代人之间的分歧是很大的。
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相关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然而大家都把着眼点放在富二代身上，对于整个家族的经营严重缺乏理解。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专门经营家族的公司，我们称之为家族办公室，但普遍不是由高水平的职业金融家在经营。因为中国现代金融创立的时间太短，还没有形成高水平的资深金融家群体，目前的家族办公室几乎都由“80后”中的一些优秀人士创办，还难以达到经营一个家族的能力标准。
我认为，中国已经是时候创建家族管理平台，把一个家族的前世今生发掘出来，以家族为基本单元来设计和创立家族未来的整体发展战略了。只有把一个家族作为一个基本单元进行整体设计，同时设计好家族从精神到文化再到财产的创建和传承模式，这个家族才能健康地发展。一个没有庞大的富裕阶层群体支撑的国家，文明程度很难提高，而富裕阶层群体的建设一定是以家和家族为单位而展开的。
第二，富二代到底应该怎样创业？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不希望接班的富二代大多数还是喜欢创业的，既然选择创业，富二代创业一定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这个群体首先是非常有个性，对父辈创下的产业要么看不上，要么不想被父母约束；其次，毕竟时代不一样了，父辈创业的时候可选择的领域太狭窄，如今创业的行业视野非常开阔；最后，当年的创业者大多是被动创业，一点一点干起来，一辈子没写过一份商业计划书。如今的创业什么都没开始，就可能因为一份商业计划书拿到创业资金。
对于富二代来说，创业的压力没有那么大，资金有父辈出，创业不成功可以再来。他们可以从事和父辈相关的产业，比如父辈是做房地产的，他们就可以做房地产销售公司或者装修公司、景观设计和施工，近水楼台先得月。
还有一部分富二代的考虑也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父母已经用他们的创业经历证明了他们的成功，作为第二代，如果躺在父母的成功平台上去接班，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愿意选择自己去创业，如果创业成功，可以继续干下去，甚至和家族企业整合，同时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即使接班也心安理得、从容不迫；如果自己创业不成功，也不会因为自己能力不佳而给家族企业带来损失。
第三，第一代创业者的企业和财富到底该不该传承给第二代？
传承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富不过三代”是中国人的古训，但是在农耕社会，所谓的富不过就是多有几亩田而已。今天来讨论这个话题，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才真正具有意义。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才有了资产性收入和财富。
作为一个家族企业或者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组织，每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资产顺利传承给下一代，甚至希望下一代把自己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
问题的解决已经越来越迫在眉睫。传承这个话题对于中国来说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需要传承的人群基数和资产基数越来越大，市场刚刚开始关于“传承”两个字的传播。由于来得突然，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系统的机制来应对这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如何理解“传承”二字，家族掌门人要面对家族企业与资本的各种问题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如何传承家族企业和家族资产，大家普遍缺乏理解，关键是中国没有一套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化、法治化的传承模式。
首先是“传”，这是家族财富原始创立者的使命和责任。应该建立科学的“传”的思维。企业或者家族财富应该怎样传给下一代，传什么东西呢？
其次，所传的东西是企业、资本、银行存款、固定资产、技术工艺秘诀，还是艺术品？
最后，传给下一代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他们继续发扬光大，还是让他们有优渥的生活，对于财富的再传承没有什么寄托？
把“传”的思路理清楚之后，就要理解“承”。承，既是承载，也包括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父辈是这个时代的承载者，也是下一代的传送人。承载者要知道自己有没有承载能力，会不会把上一代传给你的东西弄丢了，同样需要科学的思维和体系。
目前国家对家族传承问题还没有考虑，还没有一套法律和政策体系，仅仅依靠市场还是不够的。对于这个系统性、科学性的问题，我在本书后面有关章节里还会专题讨论。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我觉得需要把传承当成是一件大事情，创业者在创业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而不是已经创业成功，成为有产者之后再来安排和计划。
我的观点是，不仅需要传承，而且需要及早地制订传承方案和法律体系；要清楚传承的财富内容，还要清楚传承的目的；要针对传承目的和承载对象，设计科学的传承方案。很巧的是，“创业”“传递”“承载”三个词在汉语拼音里面都是“C”开头的，可以研究创立一个“3C”系统，非常必要。
时间过得很快，“80后”作为话题的一代还没有结束，又一代新人成为热点话题，那就是出生于1990年以后的一代人，被称为“90后”。到2018年，中国的“00后”也已经成年了，前不久已经有“00后”创业者把“80后”都称为“老前辈”了。大多数“90后”在2012年大学毕业，正好在这时，党召开了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了著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被称为“双创”。于是，大量的“90后”刚刚毕业就被卷入滚滚的创业大潮。正好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产业生态提供了巨大的创业空间，一时间，中国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由各级地方政府推动的创业浪潮。各省、市、自治区一直到县政府，都把推动落实“双创”作为政府的日常工作，制定针对性政策，提供各种资金支持来形成“双创”氛围。由政府提供物业、财政提供资金、市场参与运营的各种孵化器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推动“双创”以来，光孵化器就已达到7900多家，投资总额更是难以计算。
为什么会出现“双创”，到底如何评价“双创”？很快就有不同的市场声音出现。中国经济经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GDP增幅降到了7%以内，这个增幅给新一届政府带来不小的压力，于是，政府提出了客观看待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为了应对“新常态”，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以及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政府鼓励大家创业，这也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此期间，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在美国成功上市，马云一次又一次激情四射的演讲，激发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创业梦想。阿里巴巴平台上成千上万的网店成为一个又一个创业单元，网店从中国开到世界，网购也从中国买到世界各地，跨境电商开阔了电子商务的市场视野，也成就了一个个创业故事，成为改革开放40周年到来前夕中国经济最为壮观的风景线。阿里巴巴的所在地杭州甚至几乎成为中国新一代创业者的“延安”，围绕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产业生态的各种创造和创业业态纷纷涌向杭州，使杭州这个南宋都城，风光秀丽的西湖之滨、波涛滚滚的钱塘江畔、温文尔雅的人文之地，迅速上升为中国最具创业创新氛围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变成“北上广深杭”。
我个人是不太主张大跃进搞“双创”，尤其不主张应届毕业生大规模创业。这几年大规模创业失败的案例增长速度非常迅速，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创业本身，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和投资规模，都必须具备产品、市场、公司、资本四个条件。
不管谁创业，首先必须要有产品，不管是实物产品还是虚拟产品，初创者必须要有产品设计能力。即使卖商业模式，商业模式也是产品。
产品必须要有市场，不论什么产品，没有市场就不能成为商品。产品不等于商品，如果没有卖出去，没有交换价值，产品描述得再好，生产制作得再精美，也没有意义。
只做好产品也不是成功的创业者，还必须有从事产品生产经营销售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公司。不管人多人少、规模大小，公司经营得不好，产品也很难经营好。很多人善于设计制造产品，但却不善于经营公司。
公司也有载体，就是资本，资本不论大小都需要经营。有人善于经营公司而不善于经营资本，也有的人善于经营资本而不善于经营公司。
因此，产品、市场、公司、资本四个要素是最基本的创业要素，应届毕业生是很难同时处理、平衡好这四个要素的。
第二，创业者需要评价自身是否具备成为企业家的条件。
企业家是天生的！成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只是他们身上成功创业者和企业家的潜力被自己或者这个市场发掘了出来。
“双创”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市场、政策和环境氛围，有利于很多具备创业和成为企业家条件的人获得机会，最终成为成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但同时，“双创”也诱惑大量不具备这个条件和能力的人进入创业误区，最后害了自己，也害了投资人，导致很多创业者成为创业“啃老族”，把父母或爷爷奶奶的钱作为风险资本、天使资本扔进了水里。怎么才能让创业者进行精准的定位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作为创业者和企业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条件，但这往往是一种说教。如果鼓励大家站在高高的岩石上前仆后继地往创业的大海里跳，用大量人的淹死来换取极少数人创业的成功，是否代价太大？
我更主张所有创业者都要从打工开始。你可以想当将军、当元帅，但是大家都要从当士兵开始。当好了士兵才会知道自己适合当什么样的士兵，即使当士兵也有不一样的兵种。创业也是这样的，在一个创业的主体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无数的创业行业、环境、大小规模和不同的阶段都有不一样的要求和岗位，千差万别的创业者就需要进行精准的定位。
以我几十年的从业经历，尤其是投资银行将近30年的经历，见过了无数成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基本上也可以总结出作为成功的创业者以及企业家所需要的素质到底有哪些。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思维模式。如果把人的思维模式作为一项考核标准来分析和评价是否可以成长为成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见过的所有成功的企业家不外乎都有这样一些特质：
1．情商很高
情商比智商重要。要能适应各种环境，善于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高情商就是你在任何场所和情境下出现的时候，都是让人最舒服的状态。我不是研究心理学的，但我知道情商属于心理学范畴。情商高的企业家我见过很多，我认为情商高是基因决定的，后天虽然可以训练，但是不管怎么训练，也不及天生的情商来得那么自然。
我的第一个老板范日旭就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企业家，我和他在一起时，随时都可以看到他淋漓尽致地展现高情商的表现。他从来都不会板着一张脸示人，总是充满笑容。不管任何时候，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因为我是老板、我是亿万富翁而居高临下。
唐万新也是高情商。他有极其严肃、霸气外露的一面，但是他的情商往往不是自然流露，而是一种精心安排。我永远不会忘记2006年1月在武汉高级人民法院的那一场审判，我在现场最期待的就是唐万新会如何在法庭上进行陈述。他当时没有念稿子，而是怀着极大的坦诚，配合无辜的表情，让人不接受都不可能，一点不失尊严的表达让在场所有人无不折服。他没有吴晓辉在法庭上那种假装无知的状态，或者孙政才那样拿着稿子念的城府。
2．善于表达
每个企业家都爱说、能说。虽然很多企业家不善言辞也可以成为优秀的企业家，但为什么不能成为能言善辩的企业家呢？
善于表达不一定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很多人能说会道，但不是在吹捧自己，就是在贬低别人。多数口若悬河的人都不会给别人留下什么好印象，所以有“言多必失”的古训。会说的人首先要抓住适合表达的最佳时机，该表达的时候错过了最佳时机，再充分的理由也许都变成了废话。所有需要表达的内容一定要逻辑严密，经常有人长篇大论，听得我不知所措。你会发现他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不当表达，但没有任何收敛的意思，直到酣畅淋漓地讲完，把事情搞砸还不罢休。可以说，善于表达是创业成功非常重要的法宝。
3．执行力强
不管是自己做还是安排人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底；遇到任何事情和困难，积极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放弃要做的事情；执行中要勇于担当。
创业的过程就是不断出现问题和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去想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按照方法不停地去落地，这个路子走不通就走下一个，这种方法不行就用另一种。千万不能还没做就对自己说这个方法不行。
解决问题最多的是和人打交道，不是创业者自己和人打交道，就是需要安排创业伙伴去打交道，这个人不行就要找那个人，一直找到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找投资人也是这样，虽然投资有同样的规则，每个投资人在讲投资的时候都是书上那一套，但是在市场里，资金形态和投资者的心态都不一样，决策机制也不一样。作为创业者，千万不能认为投资者都是一样的，只要认定你的创业项目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就要把投资人的门槛踏遍，不找到资金绝不停止。
4．良好的心理素质
创业也好，管理企业也好，需要有很好的心理素质。面对内外各种各样复杂的局面和突发性事件，要能沉着、冷静面对。
心理素质是天生的，也是煎熬出来的。遇事不多的人，遇到一点小事就会非常紧张，心里总有针挑一样的感觉，惶惶不可终日。创业者，尤其是初创者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进行自我心理纾解，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的心理状况，也没有人知道你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个时候你自己一定要有底线，有心理准备，即使什么都做不成，只要活着，一切都可以重来。
当然，创业成功光有这些素质是不够的，但却必不可少。这些素质其实在三岁的时候基本上就能看得出，从三岁到成人的整个年龄段都可以作为考核测评的基础，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后天最重要的工作是根据人的素质以及对事物的兴趣和爱好，进行精准的定位和配对。
第三，对创业者本身也需要准确的定义。
传统的创业行为就是当老板的观念，一个创业主体就是一个资本或者控制性资本，其他人都是打工的，或者是职业经理人；家族企业里，家族以内的都是老板，家族以外的都是打工的。但这些观点这些年已经被重新定义，尤其是本世纪开始，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经济业态大量出现，资本与创业者经常是组合模式。创业者本身并没有资金资本，不是自己掏钱创业，而是与创业资本进行对接的模式越来越普遍，尤其是拥有技术、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人进行创业的时候更是如此。创业者、创业企业、创业资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当跨行业、跨学科的创业行为出现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参与，有人拥有专业技术，有人拥有市场资源，有人拥有另一个技术背景，有人拥有资本市场经验，多种学科、多种资源才能够支撑一个成功的创业行为。这已经不是单靠一个创业者就可以开创一个成功的事业，而是需要团队来共同创业，这就改变了创业的定义。于是，由若干个合伙人共同创业，都是老板，就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宝塔式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被平行式资本结构与扁平化治理结构颠覆。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服务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轻资产，不需要太多的投资。货币资本在创业行为中所占的分量是不高的，创业者人人都是老板的可能性很高。
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改革开放40年之后，中国的创业还会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同时也呈现出非常有特色的创业形式：
第一，传统行业领域的创业行为大大减少，主要集中在餐饮、食品、农业和服务领域。
第二，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推动的创业生态带来巨大的创业机会。
中国正在加大IPv6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的构建，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有容量更大、速度更快的特点，加上5G的通信技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会构架出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功能生态以及更加成倍增长的应用场景。大资本、大企业会不断扩大它们的市场份额和投资空间，同时新的应用机会对传统技术、传统商业模式、传统盈利模式的颠覆性创新，又会创造更加丰富的创业机会。创业形态、创业生态还会被继续颠覆，因此也导致单打独斗的创业行为很难存活，单一软件和单一硬件的创业机会几乎没有，大量创业机会都是从一个个互联网产业生态延伸出来的。例如，在IPv6时代，万物互联构成的物联网将会普及，万物互联的基础生态不可能是小型创业者做的，在软件和硬件上都会产生大量的产品需求，创业者就可以大规模寄生在这些产业生态上，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从而取得成功。
创业平台
创业平台是什么？企业。要么是公司制企业，要么是合伙制企业。很多人在创业环节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公司的设立。我们有很多技术专家、行业专家、产品专家，尤其是行业大爆发和创业大爆发的时代，什么行业的人都在创业，包括影视明星、科学家、离职公务员、退伍军人、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等等。我经常发现很多人是不同行业领域的专家，但不是合适的企业家和商人。他们可能有资源、有创意、有专利技术、有商业模式，但没有公司经营经验、公司设计经验、投资融资经验和企业管理运营经验。我在和发达国家若干大大小小的企业家打交道时，发现发达国家创业者和中国创业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创业者不太懂或者不太关心创业平台、创业载体以及平台的设计、经营和管理，而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和经营者在这方面的综合水平与能力普遍高于中国创业者。
第一，所有的创业行为都需要平台。
创业平台或者创业载体是每一个创业者的必备要素。要么是公司制企业，要么是合伙制企业。除了基金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这样纯服务、纯管理型的企业采用有限合伙制之外，一般都采用公司制。很多创业者认为，公司不过就是我们创业者从事合法经营的一个营业执照而已，只是注册一个执照来开展创业经营行为，结果闹出很多笑话。创办企业一定不能等同于只领一个执照，一定需要深刻理解公司的所有要素，这些要素都是科学。
第二，所有创业行为都需要投资人。
投资和投资人就是创业和创办公司最重要的要素。创业者有自己出资的，也有自己不出资的，也有自己出一部分，其余由投资人来出的。
那么什么情况下自己全部出资？什么情况下自己部分出资？什么情况下自己完全不出资呢？
不久前，一个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来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的朋友创业，她发现中国少年儿童学习艺术、表演和戏剧的热情很高，市场很大，因此通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决定利用她的经验、专业和资源，自己投资创办一所少儿艺术幼儿园。师资准备好了，课件准备好了，市场调查也做完了，也有很多朋友支持她，表示愿意把孩子送来学习。很快幼儿园注册完成，找到场所装修之后开业了。生意不错，小朋友、家长们反映也很好，但是，由于在开业之前没有好好做商业计划书，也没有好好测算到底需要多少投资，投资到什么时候可以达到盈亏平衡，她自己出了一部分资金，找了一位大公司出来的朋友做投资人，这位投资人出了很少的钱，占了30%的股份，但是原始出资根本不够支撑到现金流为正。于是，这位创业者只好自己不断往里面投资，后续投资到底算作股东借款还是增资扩股，他们都不太清楚。除此之外，这个艺术幼儿园经营不到一年，投资不到1000万人民币时，已经开始有盈利了，现金流为正了，同时也开始有专业的投资人对这个幼儿园兴趣，希望投资参股。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接受投资？需要接受什么样的人投资？到底需要多少投资，这些投资进来怎么估值，占多少股份比例呢？又是一大堆问题接踵而至。
总体而言，中国初创创业者基本都缺乏创业的系统商业知识，许多不成功的创业不是没有产品或者产品不好，不是没有技术，也不是没有市场，很多人输在创业初期不懂系统的商业和公司常识的起跑线上。
第三，所有创业行为都需要设计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
很多人认为，公司治理和公司组织结构在初创的时候不重要，这些更多的是成熟企业的事情。但我一定不会这么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公司在创业和存续期间规范投资者、决策者、经营者之间关系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再小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也一样重要。小公司、初创公司有可能是一个人的独资公司，也有可能是多个投资人的公司，也有可能是这些年比较时髦的通过众筹组建的公司。但不管是什么公司，首先要理清投资人和经营者的关系。自己投资、自己经营、只有一个股东的情况，虽然不存在股东会，但需要根据公司规模的大小、人员的数量来考虑是否设立董事会。虽然是一个人投资的公司，但是如果设立了一个董事会，制定了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在治理结构上把投资者的角色和董事会的角色分开，投资人在董事会里只承担董事的职责，董事会的角色就有可能超越股东和投资人的角色，这样在决策的时候，就有可能因为集体决策机制避免投资经营的失误。
东西方企业在经营中最大的区别就是治理结构，随着工业化几百年的历史沉淀，除了家族控制、家族管理的企业，西方的治理结构都是非常成熟的。而中国虽然在1993年颁布了第一部《公司法》，但是20多年来在公司治理方面始终没有引起企业足够的重视，甚至包括上市公司。许多上市公司虽然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独立董事制度以及监事会等，但是经常形同虚设。
第四，不是上市公司也有资本运营。
资本是一个神秘也很神奇的东西。马克思的《资本论》虽已把资本论述得淋漓尽致，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从早期工业革命时期的生存状态到今天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资本的认识、理解，也不能停留在马克思论述资本的时代，需要对现代资本的定义、规律、作用、意义以及资本市场、资本主义有新的认识，对资本这个已经生存了几百年，且规模越来越大、古灵精怪的事物，赋予新的意义。
但中国的创业者大多数对资本没有客观、科学的认识，不是基本不懂，就是过度解读和过度理解。其实一个创业行为从公司注册开始，就已经进入到资本运营阶段了，任何一个公司创业都有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一旦有了实收资本，就代表已经把你投到公司的钱资本化了。中国创业者对于资本的认识大部分没有到这个阶段。人民币虽然还是人民币，但这时已经成为公司资本的表达形式，在财务报表上体现为实收资本，是公司这个经营载体的实际内容。没有实收资本，或者实收资本是负数，公司就基本失去了意义。
实收资本当然不仅仅是货币。货币会和技术、专利、知识产权以及团队这些无形资产共同构成公司资本。
公司经营什么，需要多大的资本规模、资产规模，资本的构成中货币资本占多少、无形资产构成的资本占多少，都是非常细节也非常致命的问题，很多人不会把握这些规律。
在传统行业，投资建一个新项目相对容易测算。《资本论》成书的时候，也是传统产业刚刚起步发展的时候。建一座纺织厂，首先要考虑棉花从哪里来，采购棉花的成本是多少，能够有多大的棉花供应量。然后是需要投资多少钱买土地、盖房子，需要多少台纺织机；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谁，价格是多少；需要多少技术工人、工程师、辅助人员，每人每年工资总额是多少。根据产品生产能力和价格算出产值和收入，扣除产品生产成本，可以计算利润，计算现金流，计算流动资金周转、货物周转，最后算出来需要投资多少钱，这些钱中需要多少资本金，多少贷款。这些相对好测算。资本在这些传统行业里的运行轨迹也非常简单，资本家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剥削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来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和劳动者形成简单的雇佣关系、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关系。在传统行业里，不管是种植业、养殖业、生产加工业还是服务业，基本上都是循着这个规律在发展，资本运营也是这种简单的运作规律。但是到了工业革命相对比较发达的阶段，单一的资本开始向着多元化资本发展，资本的社会化倾向越来越突出，一些非货币经营要素发展成为无形资本和有形资本，共同构成资本和公司价值，并且由于公开资本市场的出现，资本从私人资本、家族资本发展到社会资本，资本形态丰富多彩，资本运行轨迹日益复杂，资本运营的手段与金融工具结合后更加灵活多样，以资本为核心，创建出体系完整、法律健全的资本市场体系，资本运营本身成为一门科学。另外，产业经济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也在发生一次又一次颠覆式变化，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广泛应用，让计算机这样一个复杂的技术成果成为每一个大众都可以使用的工具，互联网创造了一个虚拟的社会、一个虚拟的时代、一个虚拟的产业。
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互联网颠覆了传统工业革命的产业生态，这个产业生态和传统的工业革命时代的产业生态相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互联网的产品是虚拟的，甚至看不见、摸不着，比如软件。在互联网时代，软件已经无所不在，但是没有实体感；其次，互联网企业都是轻资产，没有工厂、没有厂房，对物质原料的消耗可忽略不计；再次，互联网产业很难用简单的原料、生产、加工、销售去解构，和传统产业的产业链关系完全不一样；最后，互联网进一步发展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与移动终端的所有人未来还会与所有的物互联，不仅在不断构建互联网时代的全新产业生态，还在不断改变工业革命带来的所有产业形态，已经不是在传统产业体系内的转型升级，而是在互联网系统下的改造和重构。这些变化，让传统产业下的创业模式、公司结构、资本结构、治理结构都会发生巨大变革。所以，创业者往往很难综合地、科学地理解和掌握资本市场这个科学体系以及基本常识。创业者不重视或者过度重视都是不对的。
目前创业者在创业阶段，对资本这个领域的常见误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公司还没有成立就想着什么时候上市。
这是对资本市场的过度反应，被资本市场玷污了创业的价值观。不管是什么样的项目，最后有可能走到多远，是中国的独角兽还是世界的独角兽，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资本的投入把企业做好和发展，让自己满意，让投资者放心。从创业到成功走向正常经营已经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充满艰辛和风险，至于上市不上市，什么时候上市，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不是早早就规划出来。
2．不知道和什么资本打交道。
资本有很多类型，按阶段来分有天使、创业资本、PE阶段的资本，还有并购阶段的资本。此外还有偏重不同行业的资本，有的投资传统行业，有的投资高科技，有的只投资细分行业。另外投资机构还分基金类投资机构、纯粹的投资公司、产业投资者和从实业发展出来的投资人。投资者和创业者跟谈恋爱一样，也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创业者一定要学会选择什么样的资本。如果是相对成熟的创业行为，对投资者很容易讲得很清楚的创业项目，一定不要去找天使资本，可以去找相对成熟的资本；技术性很强的创业者一定不要找非行业投资基金，因为不能在技术上达到很专业的认知的话，大家很难找到共鸣。
3．过高估计创业的项目价值。
创业项目最困难的事情是给项目定价，尤其是初始定价。客观地说，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个给创业项目定价的标准，不管是传统行业、互联网行业还是服务业，关键是创业者的心态。从我的观察来看，我遇到的创业者绝大多数都高估了自己的创业价值。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说，每个创业者都热爱自己的创业项目和创业使命，因此高估自己创业项目的价值完全可以理解。但我的观点是不要太追求首次融资的价值评估，关键是把握资本使用的规模和融资节奏。第一阶段需要多少资金就谈多少融资，要清楚这个阶段资金需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些资本进来会获得多少股份。
4．不懂得选择什么样的资本作为创业者的合作伙伴。
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创业就像初婚或者初恋，人生经历很浅，生活阅历不够，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还没有明白，就不太懂得找什么样的伴侣作为婚恋对象。草草结婚生子的话，离婚率很高。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全民创业时代，创业机会爆发，创业者的信心也暴涨，各种创业形式层出不穷，创业资本也是五花八门，但这一点必须注意。
创业是从零开始，这个阶段真正的资本只有两类，一类是天使基金，一类是创业投资基金，也称之为风险投资基金。但是我们的创业者往往不是在创业之初找天使基金或者风险投资基金，很多创业者的资本来源五花八门，有向父母要的，有向亲戚朋友借的，也有找男女朋友投资的，当然也有很多人第一笔钱来自自己打工的收入。我认为这个阶段的创业，最好的投资者一定是专业机构，应该把自己的创业意图制作成一个非常详细的商业计划书，首先要说服自己，这个商业计划书是真实可信的，然后拿去和专业的天使基金以及风险投资基金交流，听听他们的专业创业意见。如果他们投资当然好，如果没有投资，也听他们讲讲不投资的理由，根据这个理由来判断自己的创业计划是不是有缺陷。
5．除了创业资本之外，也需要行业判断。
创投基金和天使基金不是神仙，他们也不是什么都懂。这就要看你的创业处在什么样的行业，根据行业属性来找符合、熟悉这个行业的投资者。当前这个时代是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互联网行业的创业行为和创业项目非常踊跃，同样，这个行业的创业投资基金也非常多。而且，这个行业的一些巨头，除了在业务上发展之外，外延空间很大，行业关联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如果分析出哪个公司和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这些互联网巨头有很强的业务关联，这些公司往往就会成为互联网巨头投资的对象。
6．如何看待夫妻档创业资本。
夫妻创业近来不少，但是引起的纠纷很多，不论创业成功或失败都有纠纷，因为夫妻创业时，往往没有分清财产关系。不论妻子创业还是丈夫创业，或者共同创业，都要搞清楚创业公司的共同资本问题。
我遇到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一对夫妻，丈夫的事业曾经非常红火，很看不起自己的妻子。后来妻子独立创业，双方共同出资，但是女方出资比例多，是大股东，而且公司经营主要依靠女方的专业和资源，公司很快发展了起来。当妻子的公司快速发展的同时，丈夫的工作却出现了危机。这个时候，丈夫提出要对妻子的公司增资，要当大股东，同时甜言蜜语地让妻子不要太劳累，多花时间陪孩子。女方认为丈夫很关心她，为她着想，就答应了。公司增资了，丈夫当了董事长，很快两人开始闹分歧，最后不得不离婚。离婚之后，妻子成了小股东，经营权被丈夫控制，一场官司打下来，妻子只拿到很少的财产。
不管这个纠纷是丈夫布局还是纯粹巧合，家族资本出资创业虽然和社会资本不同，但只要是创业，只要是投资，都要理性地对待所有投资人。不要因为血缘、情感扭曲了投资者关系，最后导致资本和血缘、情感都受到伤害。
7．分析创业项目和资本的关系。
创业项目五花八门，但是每一个创业项目都会和资本打交道，小到开一个商铺、一个报亭、一个饭馆，大到创建大型工厂以及大型互联网项目，即使自己出钱，也要和自己的资本打交道。但一个大型项目，尤其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这类的高科技、医药、创意和新经济项目，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不知道需要多少钱能够把项目做成功。
我参与过一个最典型的项目。经朋友介绍，我在三年前认识了北大数学天才张明盛，他16岁就考上了北大数学系，大学还没毕业，就靠自己的才华挣到了上亿的财富。这时张明盛觉得挣钱已经没有意义，于是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大数据研究上。历时20余年，他通过语意关联对963个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创算法，完全具有了人工智能处理行业数据的挖掘、搜索能力，具有非常大的市场价值。他的技术成果六七年前就已经完成，获得了中国网络信息领域最高权威的高度评价。于是他创办了北京万库标杆科技有限公司，要把这项技术成果转化为应用，某大型民营企业投资数亿人民币，成为张明盛的创业投资人。
我花了不少时间和张明盛多次讨论，终于理解了这个项目。2015年“两会”期间，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带着重庆市主要负责人到张明盛公司整整听了半天，这位号称“电脑”的市长当即决定要把这个项目引进到重庆，随后很快签署了一个合作意向书。重庆市政府拟投资100亿人民币，占改名后的万库标杆项目25%的股份，这也就意味着万库标杆估值已达400亿人民币，因为2014年中国出现大数据这个行业热点的时候，张明盛已经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了17年了。但是，重庆市和张明盛之间的合作一直到黄奇帆离任也没有落地，最终不了了之。我后来多次参与万库和重庆的落地对接，觉得关键是相互之间都没有找到各自需要的东西。张明盛讲不清楚这个项目落地之后能给重庆带来什么，重庆也没有搞清楚万库标杆落地重庆的应用场景和应用价值。
我在德隆组织设计过以混业经营为基础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深知要为客户提供专业、精准的综合金融服务，必须依靠大量的行业研究。所以德隆创办了中企东方这样一个行业大数据研究平台，差不多100人的规模，每年投入数千万元的行业研究费用，不然就要找麦肯锡、科尼尔、罗兰贝格这样的世界级管理咨询机构提供价值昂贵的行业报告。由于我深谙行业大数据的价值，所以对万库标杆的价值高度认同。但是问题来了，万库标杆要规模化、市场化地服务于市场客户，就必须要上线，让所有人都能够在互联网上应用行业数据。而张明盛始终没有搞清楚万库这个项目到底需要多少资本，什么样的资本投入才能够赚钱并达到他的创业目的，从而实现这个有巨大价值的人工智能项目的应用。
通过多次交流，我发现万库的应用价值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两个，一个是对机构客户（B），一个是对个人客户（C）。如果要让万库实现成果转化，必须上线才能拥有广大的客户。而大数据搜索平台上线首先需要建立大数据中心，投资大量的数据云存储系统、大量的运算服务器，再接入应用终端。这需要巨大的投资，如果投资者看不懂应用价值，就很难去投；但如果没有上线，依靠人工加智能，应用成本太高，就难以找到客户，无法形成盈利。所以项目和资本之间至今没有找到对接的频点。
一个耗时20多年、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伟大项目，至今还在艰难地生存着，尚未找到使其成功的资本和落地的方法，堪称史上最奇特的创业行为了。张明盛出生于1969年，长期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这样一个创业项目上，经常熬夜、消耗极大，令他看上去远远超过实际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