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局外人(1)

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去世。明日葬礼。敬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就是昨天。

养老院坐落在马伦戈,距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路程。我乘坐两点钟的长途汽车,这个下午就能抵达,也就赶得上夜间守灵,明天傍晚可以返回了。我跟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种缘由,他无法拒绝。看样子他不大高兴,我甚至对他说了一句:“这又不怪我。”他没有搭理。想来我不该对他这样讲话。不管怎样,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了孝,就一定会对我有所表示。眼下,权当妈妈还没有死。下葬之后就不一样了,那才算定案归档,整个事情就会披上更为正式的色彩。

我上了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天气很热。我一如往常,在塞莱斯特饭馆吃了午饭。所有人都非常为我难过,而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我走时,他们都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丢三落四,因为我还得上楼,去埃马努埃尔家借黑领带和黑纱。几个月前他伯父去世了。

怕误了班车,我是跑着去的。这样匆忙,跑得太急,再加上旅途颠簸和汽油味,以及道路和天空反光,恐怕是这些缘故,我才昏昏沉沉,差不多睡了一路。我醒来时,发觉靠到一名军人身上,而他朝我笑了笑,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嗯”了一声,免得说话了。

从村子到养老院,还有两公里路,我徒步前往。我想立即见妈妈一面。可是门房对我说,先得见见院长。而院长碰巧正有事儿,我只好等了一会儿。在等待这工夫,门房一直说着话,随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院长是个矮小的老者,身上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我,然后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该如何抽回来。他查了一份档案材料,对我说道:“默尔索太太三年前住进本院。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听他的话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就开始解释。不过,他打断了我的话:“您用不着解释什么,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负担不了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一个人看护。而您的薪水不高。总的说来,她在这里生活,更加称心如意些。”我附和道:“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补充说:“您也知道,她在这里有朋友,是同她的年岁相仿的人。她跟他们能有些共同兴趣,喜欢谈谈从前的时代。您还年轻,跟您在一起,她会感到烦闷的。”

这话不假。妈妈在家那时候,从早到晚默不作声,目光不离我的左右。她住进养老院的头些日子,还经常流泪。但那是不习惯。住了几个月之后,再把她接出养老院,她还会哭天抹泪,同样是不习惯了。这一年来,我没怎么去养老院探望,也多少是这个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去探望就得占用我的星期天——还不算赶长途汽车,买车票,以及步行两个小时。

院长还对我说了些话,但是我几乎充耳不闻了。最后他又对我说:“想必您要见见母亲吧。”我什么也没有讲,就站起身来,他引领我出了门,在楼梯上,他又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我们这儿的小小停尸间了,以免吓着其他人。养老院里每当有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都惶惶不安。这就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我们穿过一座院落,只见许多老人三五成群地在聊天。在我们经过时,他们就住了口,等我们走过去,他们又接着交谈。低沉的话语声,就好像鹦鹉在聒噪。到了一幢小房门前,院长就同我分了手:“失陪了,默尔索先生。有什么事儿到办公室去找我。原则上,葬礼定在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考虑到,这样您就能为亡母守灵了。最后再说一句:您母亲似乎常向伙伴们表示,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我已经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跟您说一声。”我向他表示感谢。妈妈这个人,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是生前从未顾及过宗教。

我走进去。堂屋非常明亮,墙壁刷了白灰,顶上覆盖着玻璃天棚。厅里摆放几把椅子和几个呈X形的支架。正中央两个支架上放着一口棺木,只见在漆成褐色的盖子上,几根插进去尚未拧紧的螺丝钉亮晶晶的,十分显眼。一个阿拉伯女护士守在棺木旁边,她身穿白大褂,头戴色彩艳丽的方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走到我身后。估计他是跑来的,说话还有点儿结巴:“棺木已经盖上了,但我得拧出螺丝,好让你看看她。”他走近棺木,却被我拉住了。他问我:“您不想见见?”我回答说:“不想。”他也就打住了,而我倒颇不自在了,觉得自己不该这么说。过了片刻,他瞧了瞧我,问道:“为什么呢?”但是并无责备之意,看来是想问一问。我说道:“我也不清楚。”于是,他捻着白胡子,眼睛也不看我,郑重说道:“我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眼睛很漂亮,脸色微微红润。他搬给我一把椅子,自己也稍微靠后一点儿坐下。女护士站起身,朝门口走起。这时,门房对我说:“她患了硬性下疳[1]。”我听不明白,便望了望女护士,看到她头部眼睛下方缠了一圈绷带,齐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脸,只能见到白绷带。

等护士出去之后,门房说道:“失陪了。”不知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就留下来,站在我身后。身后有人让我不自在。满室灿烂的夕照。两只大胡蜂嗡嗡作响,撞击着玻璃天棚。我感到上来了睡意。我没有回身,对门房说:“你到这儿做事很久了吧?”他接口答道:“五年了。”就好像他一直等我问这句话。

接着,他又絮叨了半天。当初若是有人对他说他最后的归宿就是在马伦戈养老院当门房,他准会万分惊诧。现在他六十四岁了,还是巴黎人呢。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哦,您不是本地人?”随即我就想起来,他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就对我说起过我妈妈。他曾对我说,务必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很热,这个地区气温尤其高。那时他就告诉了我,从前他在巴黎生活,难以忘怀。在巴黎,守在死者身边,有时能守上三四天。这里却刻不容缓,想想怎么也不习惯,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就得去追灵车了。当时他妻子还说他:“闭嘴,这种事情不该对先生讲。”老头子红了脸,连声道歉。我赶紧给解围,说道:“没什么,没什么。”我倒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也很有趣。

在小陈尸间里,他告诉我,由于贫困,他才进了养老院。他自觉身板硬朗,就主动请求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其实他也是养老院收容的人。他矢口否认。他说话的方式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了:他提起住在养老院的人,总是称为“他们”“其他人”,偶尔也称“那些老人”,而其中一些人年龄并不比他大。自不待言,这不是一码事儿。他是门房,在一定程度上,他有权管理他们。

这时,女护士进来了。天蓦地黑下来。在玻璃顶棚上面,夜色很快就浓了。门房打开灯,灯光突然明亮,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他请我去食堂吃晚饭。可是我不饿。于是他主动提出,可以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不大工夫,他就端来了托盘。我喝了咖啡,又想抽烟,但是不免犹豫,不知道在妈妈遗体旁边是否合适。我想了想,觉得这不算什么。我递给门房一支香烟,我们便抽起烟来。

过了片刻,他对我说:“要知道,您母亲的那些朋友,也要前来守灵。这是院里的常规。我还得去搬几把椅子来,煮些清咖啡。”我问他能否关掉一盏灯。强烈的灯光映在白墙上,容易让我困倦。他回答我说不可能。电灯就是这样安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于是,我就不怎么注意他了。他出出进进,摆好几把椅子,还在一把椅子上放好咖啡壶,周围套放着一圈杯子。继而,他隔着妈妈,坐到了我的对面。女护士则坐在里端,背对着我。看不见她在做什么,但是从她的手臂动作来判断,估计她在打毛线。厅堂里很温馨,我喝了咖啡,觉得身子暖暖的,从敞开的房门,飘进夜晚和花卉的清香。想必我打了一个盹儿。

我是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的。合上眼睛,我倒觉得房间白森森的,更加明亮了。面前没有一点阴影,每个物体、每个凸角、所有曲线,轮廓都那么分明,清晰得刺眼。恰好这时候,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共有十一二个人,他们在这种晃眼的灯光中,静静地移动,落座的时候,没有一把椅子发出咯吱的声响。我看任何人也没有像看他们这样,他们的面孔,或者他们的衣着,无一细节漏掉,全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且不怎么相信他们真实存在。几乎所有女人都系着围裙,扎着腰带,鼓鼓的肚腹更显凸出了。我还从未注意过,老妇人的肚腹能大到什么程度。老头子几乎个个精瘦,人人拄着拐杖。他们的脸上令我深感惊异的是,我看不见他们的眼睛,只在由皱纹构成的小巢里见到一点黯淡的光亮。他们坐下之后,大多数人瞧了瞧我,拘谨地点了点头,嘴唇都瘪进牙齿掉光的嘴里,让我闹不清他们是向我打招呼,还是面部肌肉抽搐一下。我情愿相信那是他们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觉,他们全坐到我对面,围了门房一圈儿,一个个摇晃着脑袋。一时间,我有一种可笑的感觉:他们坐在那里是要审判我。

过了片刻,一个老妇人开始哭泣。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面一个女伴挡住,我看不清楚。她小声号哭,很有节奏,让我觉得她永远也不会停止。其他人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们都很颓丧,神情黯然,默默无语。他们的目光注视棺木或者他们的拐杖,或者随便什么东西,而且目不转睛。那老妇人一直在哭泣。我很奇怪不认识她,真希望她不要再哭了,可是又不敢跟她说。门房俯近身去,对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摇了摇头,咕哝了两句话,又接着哭泣,还是原来的节奏。于是,门房过到我这边来,坐到我旁边。过了好半天,他才向我说明情况,但是并不正面看我:“她同您的母亲关系非常密切。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待了许久。那女人唏嘘哭泣之声间歇拉长,但是还抽噎得厉害,终于住了声。我不再困倦了,只是很疲惫,腰酸背痛。现在,所有这些都沉默了,而这种静默让我难以忍受。只是偶尔听到一种特别的声音,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时间一长,我终于猜测出来,有几个老人在咂吧口腔,发出这种奇怪的啧啧声响。他们本人并没有怎么觉察,全都陷入沉思了。我甚至有这种感觉,躺在他们中间的这位死者,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现在想来,那是一种错觉。

我们都喝了门房倒的咖啡。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一夜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一时间我睁开眼睛,看见所有老人都缩成一团在睡觉,只有一个例外:他下巴颏儿托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两眼直直地看着我,就好像单等我醒来似的。继而,我又睡着了。我醒来是因为腰越来越酸痛了。晨曦悄悄爬上玻璃顶棚。稍过一会儿,一位老人醒来,咳嗽了老半天。他往方格大手帕上吐痰,每吐一口,就好像硬往外掏似的。他把其他人都闹腾醒了,门房说他们该走了。他们都站起身。这样不舒服地守了一夜,他们都面如土灰。令我大大惊奇的是,他们走时,都挨个跟我握手——这一夜我们虽然没有交谈一句话,一起度过似乎促使我们亲近了。

我很疲倦。门房带我去他的住处,我得以稍微洗漱了一下,还喝了味道很好的牛奶咖啡。我从他那儿出来,天已大亮了。在马伦戈与大海之间的山丘上方,天空一片红霞。海风越过山丘,送来一股盐味。看来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我很久没有到乡间走走了,如果没有妈妈的丧事,我能去散散步会感到多么惬意。

可是,我却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等待。不过,我呼吸着泥土的清新气息便清除了困意。我想到办公室的同事们,此刻他们起了床,准备去上班:对我而言,这一刻总是最难受的。我还略微考虑了一下这些事儿,但是楼房里响起一阵钟声让我分了神。窗户里传出一阵忙乱的声响,随后又全肃静下来。太阳渐渐升高,开始晒热我的双脚了。门房穿过院子来对我说院长要见我。我走进院长办公室,他让我在好几份单据上签了字。我看到他穿着黑色礼服、长条纹裤子。他拿起电话,抽空询问我:“殡仪馆的人到了有一会儿了。我要请他们来合棺。合棺之前,您想不想再看您母亲最后一眼?”我说不必了。于是他压低声音,在电话里吩咐道:“费雅克,告诉那些人可以去做了。”

然后,他对我说要参加葬礼,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坐到办公桌后面,交叉起两条短腿。他事先向我打招呼,送葬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再加上出勤的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老人都不准参加葬礼,他只是让他们守灵。“这是个人的问题。”他强调说。不过这一次,他准许妈妈的一位老友——“托马·佩雷兹”去送葬。说到这里,院长微微一笑,对我说道:“您也理解,这种感情带点儿孩子气。他和您母亲还真的总相陪伴,不大离开。养老院里的人都开他们玩笑,对佩雷兹说:‘那是您的未婚妻。’他就呵呵笑起来。默尔索太太一去世,确实给他的打击很大。我认为不应该拒绝让他送一程。不过,按照保健医生的建议,昨晚我就不准他守灵了。”

我们待了许久没有说话。院长站起身,向办公室窗外张望。有一阵,他还观察到:“马伦戈的本堂神父已经到了。他提前来了。”他预先告诉我,教堂坐落在村子里,少说也要三刻钟才能走到。我们下楼去。本堂神父和唱诗班的两名儿童在楼前等待。一名儿童手上捧着香炉,而本堂神父俯下身,正给他调好银链的长度。我们一到,神父就直起身来,他管我叫“我的孩子”,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灵堂,我跟在身后。

我一眼就看到棺盖上的螺丝都拧下去了,厅堂里站着四个黑衣人。我听见院长对我说,灵车停在路上等候;同时又听到神父开始祈祷了。从这一时刻起,一切都进展得非常快。那四个人扯着柩单,朝棺木走去。神父及其随从,院长和我本人,都走出了厅堂。门外站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院长介绍:“默尔索先生”,但是那位女士的名字,我没有听见,只明白她是派来的护士。她那长脸瘦骨嶙峋,微微点一下头,没有一丝笑容。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抬着灵柩的人过去。我们跟在灵柩后面,走出了养老院。灵车停在大门外,呈长方形,漆得油亮,真像个文具盒。灵车旁边跟着两个人,一个是身形矮小、衣着滑稽可笑的殡葬司仪,另一个是举止做作的老者,我明白他便是佩雷兹先生了。他头戴圆顶宽檐软毡帽(灵柩抬出门时,他摘下帽子),身穿一套西服,裤子呈螺旋形卷在皮靴上面,领口肥大的白衬衣上,扎着一个小小的黑领结。他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而鼻子上布满黑斑点;白发细软,露出两只晃荡荡的奇特耳朵,耳轮极不规整,呈现血红的,与苍白面孔的反差,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殡葬司仪给我们安排各自的位置。本堂神父走在前头,随后是灵车,由四名黑衣人围护,院长和我跟在灵车后面,收尾的是委派护士和佩雷兹先生。

太阳当空,已经普照全宇,铺天盖地压下来,温度迅速升高。我实在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等待了这么长时间才出发。我穿着深色外装,觉得很热了。那个重又戴上帽子的矮个儿老者,帽子又摘下来了。我略微扭头瞧他。这时,院长向我谈起他,说我母亲和佩雷兹先生由一名女护士陪同,傍晚经常去散步,一直走到村子。我望了望四周的田野,只见成行的柏树延伸到天边的山丘上,柏树之间透露出这片红绿相间的土地、这些稀稀落落如画的房舍,于是我理解妈妈了。在这个地方,傍晚时分,该是放松心情而感伤的时刻。然而今天,太阳暴烈,晒得景物直战栗,显得毫无人性,大煞风景。

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我才发觉,佩雷兹走路稍有点儿瘸。灵车行驶渐渐加速,老人就慢慢落单了,围护灵车的人也有一个落后,现在与我并行了。太阳在天空飞升得如此迅疾,令我甚感诧异。我这才发现,田野里虫鸣和青草的咯咯声早已响成一片。汗水在我脸颊流淌。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名职员忽然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他说话的同时,用右手微微推起鸭舌帽檐,左手拿手帕擦了擦额头。我对他说:“什么?”他指了指天,重复道:“真烤人啊。”我说:“对。”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那里面是您母亲吧?”我还是说:“对。”“她老了吗?”我回答:“差不多吧。”只因我不知道她的确切年龄了。随后,他就住了声。我回头望去,只见佩雷兹老头落下有五十米远了;他急着往前赶,用力扇着毡帽。我也瞧了瞧院长。他走路十分庄重,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他的额头闪动着几滴汗珠,但他并不擦拭。

我觉得送葬的队伍行进得稍微快了些。我周围总是同样的田野,通明透亮,灌足了阳光。强烈的天光让人受不了。有一阵子,我们经过一段新翻修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路面鼓胀起来,一脚踩下去就陷进去,翻出亮晶晶的路浆。坐在灵车上面的车夫戴的那顶帽子,仿佛是用在这种泥浆里糅过的熟皮制作的。头上蓝天白云,下面色彩单调:翻出来的黏糊糊的柏油路浆呈黑色,衣服暗淡一抹黑,灵车漆成黑色,我置身这中间,不禁有点晕头转向。烈日、皮草味、马粪味、油漆味、焚香味,这一切再加上一夜未眠的疲倦,搞得我头昏眼花。我再次回过头去,觉得佩雷兹离得很远了,在熏蒸的热气中若隐若现,继而再也看不见了。我举目搜寻,看见他离开了大路,从田野斜插过来。我也看到,公路在前面拐弯了,从而明白佩雷兹熟悉当地,要抄近路赶上我们。他在拐弯处追上我们了。继而,我们又把他丢在后面,他又从田野抄近路追上来,如此反复数次。我感到太阳穴怦怦直跳。

接下来,事情确定而自然,进展得飞快,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个情况:到了村口,那个特派的女护士跟我说话了。说话的声音很奇特,同她那张脸极不相称,一种颤巍巍的、悠扬悦耳的声音。她对我说:“若是慢慢悠悠地走,就可能中暑。可是走得太快,浑身冒汗,进了教堂又会着凉,患热伤风了。”她说得对,真叫人无所适从。那天的情景,我还保留几点印象,例如:临近村口,佩雷兹最后一次追上我们时的那副面孔。他又焦灼又沉痛,大颗大颗泪珠流到面颊上,但因密布的皱纹阻碍而流不下去,便四下散布开,再聚集相连,他那张颓丧失态的脸上形成一片水光。还记得教堂和人行道上的村民,墓地坟头上天竺葵绽放的红花,佩雷兹晕倒了(活似散架的木偶),往妈妈的棺木上抛撒的血红色泥土,以及夹杂在泥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那些人、那种嘈杂声音、那座村庄、在一家咖啡馆门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隆隆声,还有长途汽车驶入阿尔及尔灯火通明的市中心时我那种喜悦,心想马上就能倒在床上,纳头睡上十二个钟头了。

我睡醒了才明白,我请两天假时,老板为什么显得不高兴:今天是星期六。当时我却把这茬儿给忘了,起床才想起来。我的老板自然而然会想到,好嘛,加上星期天,也就有了四天假期,这不可能让他开心。不过,一方面,妈妈昨天而不是今天下葬,这又不能怪我;而另一方面,不管怎样,星期六和星期天我总归休息。理儿当然是这个理儿,这并不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反应。

昨日累了一整天,起床感到很吃力。我刮脸的时候,心里还琢磨干点儿什么好,最后决定去洗海水浴。我上了有轨电车,前往港口海水浴场。到了地方,我便一头扎进泳道里。有许多年轻人来游泳。我在水里碰见玛丽•卡多纳,我的办公室从前的打字员,当时我对她还挺有意。现在想来,她也同样。但是,她没干多久就走人了,我们也就来不及发展关系。我帮她爬上一个浮标,趁扶她的时候,摸了一把她的乳房。我还在水里,她已经趴在浮标上了。她朝我转过身来,头发遮住眼睛,咯咯笑个不停。我也爬上浮标,躺在她身边。天气晴好,我权当开玩笑似的,脑袋往后一仰,就枕在她的肚子上了。她什么也没有说,我也就这样安心躺着。满眼无际的天空,蔚蓝而金光灿烂。我感到玛丽的肚子在我的脖颈儿下面微微跳动。我们半睡半醒,在浮标上待了许久。等太阳烤得太厉害时,她就扎进水里,我紧随其后。我追上去,搂住她的腰,我们便相携共游。她还一个劲儿地笑。上了码头,我们擦干身子时,玛丽对我说:“我晒得比你黑。”我问她晚上愿不愿意去看电影。她又笑了,对我说她想去看一部费尔南德尔[2]主演的片子。等我们穿好衣服,她看到我扎黑领带非常惊讶,就问我是否戴孝呢。我对她说妈妈死了。她又想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回答说:“昨天的事儿。”她略微后撤,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我倒很想对她说,这不能怪我,但是欲言又止,忽然想到这话我已经对老板讲过了。这样说毫无意义。归根结底,人总难免有点儿错。

到了晚上,玛丽已经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影片不时有滑稽可笑的场面,但实在很荒唐。她的腿偎着我的腿。我抚摸着她的乳房。电影快演完时,我亲吻了她,但是很不得劲。从影院出来,她一起到我家了。

我一觉醒来,玛丽已经走了。她早就有话在先,要去她姨妈家。我想到正逢星期天,心里就烦得慌:我不爱过星期天。于是,我在床上翻了个身,在枕头上细闻玛丽的头发留下的咸味,一直睡到十点钟。接着,我就吸烟,在床上一直躺倒中午。我不愿意像平时那样,去塞莱斯特饭馆用餐,因为那里的熟人肯定要问这问那,我可不喜欢对付那种局面。我自己煮了几个鸡蛋,直接在托盘上吃了,没吃面包,家里没有了,又不想下楼去买。

吃完了饭,我有点儿烦闷,就在房间里游荡。妈妈在这儿的时候,这套房子挺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显得太大了,只好把餐厅里的桌子移到卧室里。我只在这间屋里生活,家具只有几把有点儿塌陷的草垫椅子、一个镜子发黄的大衣柜、一张梳妆台和一张铜床。余下的房间都废弃不用了。过了一会儿,为了找点儿营生,我就拿起一份旧报读起来。克鲁申盐业公司发了一则广告,我就当作有趣的剪报,剪下来集中贴在一个旧笔记本上。我洗了洗手,最后来到阳台。

我的房间正对着城郊的主要大街。下午天气晴朗。不过,铺石路面湿滑,行人寥寥,而且脚步匆匆。先是看到上街散步的全家人,两个穿着水手衫的小男孩,短裤长过膝盖,全身笔挺,举止有点儿拘板了;还有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粉红色大蝴蝶结,脚下穿一双锃亮的黑皮鞋。母亲跟在孩子的后面,她身体肥大,穿着栗色丝绸连衣裙。而父亲身材矮小,又相当瘦弱,看着眼熟,他头戴扁平狭檐草帽,领口扎着蝴蝶结,拿着手杖。看着他同妻子一起散步,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个街区,有人说他很有风度。过了半晌,城郊青年陆续走过,他们油头粉面,打着大红领带,上衣紧箍身子,绣了花,脚穿方头大皮鞋。估计他们是去市中心,因此,他们早早动身,嘻嘻哈哈笑着,急忙赶有轨电车。

年轻人过去之后,街上行人就眼见稀少了。想必各种演出都已经开始。街面上只剩下店铺老板和猫了。天空无云,但是阳光透过街道两旁的榕树,并不那么强烈。街对面一家烟铺老板搬出一把椅子,放在店门前的人行道上,跨坐在上面,两条手臂撑着椅背。刚才有轨电车还人满为患,现在几乎空驶了。挨着烟铺的小咖啡馆——“皮埃罗之家”,小伙计正用锯末子擦拭空荡荡的餐厅。好一派星期天的景象。

我掉转椅子,像烟铺老板那样骑上,觉得那种坐姿更舒服些。我抽了两支香烟,又进屋拿了一块巧克力,回到窗口吃起来。不久,天空阴沉了,恐怕要来一场夏季暴雨,然而又渐渐放晴了。不过,乌云飘过时,街道更加昏暗,仿佛预示下雨一般。我久久观望风云变幻。

到了五点钟,几辆电车隆隆驶来,从郊区体育场拉回大批观众:他们有的站在踏板上,有的扶着栏杆。随后驶来的几辆电车,则运回运动员,从他们的小手提箱我就能看出他们的身份。他们大吼大叫,扯着嗓子唱歌,赞颂他们的俱乐部长盛不衰。好几名运动员向我招手,其中一个甚至冲我嚷了一声:“战胜他们啦!”我应声“对”,同时点了点头。从这时候起,小汽车蜂拥驶来。

天色又略微向晚。房顶上的天空转为淡红色,随着渐渐黄昏,街道也都热闹起来。那些散步者又渐渐回来了。我从人群中,认出来那位有风度的先生。孩子们有的哭哭咧咧,有的让大人拖着。本街区的几家电影院,也随即往街上倾泻观众的洪流。观众中间的青年人,比比画画的动作比平时更为坚决,想必他们是看了一部惊险片。从城里电影院回来的人,稍晚一点才到达。他们的神态似乎更凝重。他们还是说笑,但不时显得倦怠,若有所思。他们滞留在街上,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来回踱步。这个街区的姑娘们都不戴帽子,彼此挽着手臂。小伙子们故意迎面走去,同她们交错而过,抛出打趣的话,她们就扭过头去咯咯地笑。好几位姑娘我都认得,她们跟我打招呼。

这工夫,路灯一下子全亮了,初跃夜空的星星因而黯然失色。总盯着灯光强烈的人行道上的人流,我感到很累眼睛。灯光映得潮湿路面明晃晃的,而间隔时间均匀驶过的电车,车灯映现油亮的头发、一张笑脸,或者一只银手镯子。过了不久,电车渐渐稀少了,在树木和路灯的上方,夜色弥漫,已经漆黑一片了。不知不觉中,已经人去街空了,以致出现第一只猫,慢慢腾腾穿过重又空旷的街道。于是我想到该吃晚饭了。我俯在椅背上坐了太久,脖子有点儿酸痛。我下楼去买了面包和果酱,自己做了点儿菜,就站着吃饭了。我想到窗口抽支香烟,但是夜晚凉了,我觉得有点儿冷。我关上所有窗户,返身回来,在衣镜里瞧见桌子的一角,桌上并排放着酒精灯和几片面包。我不免想道:又过了一个绷得很紧的星期天,妈妈现已入土为安,我又要去上班,总而言之,生活毫无变化。

今天上班,我努力工作。老板也和蔼可亲,问我是否太累了,还想知道妈妈的享年。我说“六十来岁”,以免出错。不知道为什么,看样子他松了一口气,似乎认为总算了结了一件事。

我的办公桌上堆了一大摞提货单,要由我一一检验。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之前,我洗了手。中午,我很喜欢这一刻,傍晚下班,我就不大喜欢了,只因转动的公用毛巾,用了一天完全湿了。有一天,我还提醒老板这件事。他回答说,这情况实在遗憾,但这毕竟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我出去晚了一点儿,十二点半了,同发货部的埃马努埃尔一起走走。办公室朝向大海,在骄阳似火的港口,我们观望了一会儿停泊的货轮。这时,一辆卡车开来,挟裹着哗啦啦的铁链声响和轰隆隆的马达爆声。埃马努埃尔问我:“搭车去好不好?”于是我跑起来。卡车驶过去了,我们就拼命追赶。我被嘈杂声和尘土给淹没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感到奔跑的这股不协调的冲劲儿,周围闪过绞车、机器,以及远海上跳动的桅杆和一路经过的船体。我头一个抓住车帮,飞身上去,再把埃马努埃尔拉上车,坐了下来。我们都气喘吁吁。卡车在高低不平的码头铺石路上颠簸,笼罩着尘土和阳光。埃马努埃尔笑得喘不上来气了。

我们到达塞莱斯特饭馆,浑身都湿透了。塞莱斯特大腹便便,系着围裙,蓄着白胡子,总在那里迎候。他问我“事情还算顺利吧”,我回答说对,并且说我真饿了。我吃得很快,又喝了咖啡。然后,我回到家里,因为酒喝得太多,小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又特别想抽烟。但是时间晚了,我跑着去赶一辆电车。我工作了一下午。办公室里非常热,傍晚下班出来,便徒步回家,沿着码头慢慢走去,觉得特别惬意。天空一片绿色,我感到欣然自得。不过,我还是直接回家,想要吃煮土豆。

我登上黑暗的楼梯,碰到我同楼的邻居,萨拉马诺老头。他牵着他的狗。看着人和狗相伴,已有八年。这只长毛猎犬患了皮肤病,我认为是原虫性肠炎和肝炎,结果狗毛几乎掉光,皮肤上布满棕色结痂和粗糙的硬皮。萨拉马诺老头跟狗一起生活,长期同居一个小房间,久而久之就相像了:他脸上黄毛稀疏,有许多块淡红色的痂皮;而狗也形成主人的姿态,弓腰驼背,伸长脖子,嘴巴往前探。看样子,他们俩同属一个种类,却相互憎恶。老头子每天遛两次狗,上午十一点和傍晚六点。八年来,他遛狗就没有改变过路线。可以看到人和狗沿着里昂街往前走,狗拖着人,直到萨拉马诺老头绊了一跤。于是,老头子就打狗,狠骂一通。狗吓得匍匐在地,接着让人拖着走。在这种时候,就是老头子牵着狗走了。过了一阵,狗就忘记了,再次跑到前面拖着主人,结果再次挨打挨骂。这样,人与狗就停在人行道上,相互对视,狗吓得要命,人恨得要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狗要撒尿时,老头子偏不容它撒完,又硬拉它走,狗尿就滴了一长溜儿。狗若是偶尔把尿撒在屋里,又得挨一顿痛打。这种情况延续了八载。塞莱斯特总说:“真够不幸的。”可是归根结底,谁也没法弄清楚。我在楼梯上碰见的时候,萨拉马诺正骂狗呢。他对狗说:“混账东西!下流胚!”而狗连声哀吟。我道了声“晚安”,而老头子还一个劲儿地骂狗。于是我就问他,狗怎么惹着他了。他仍旧不应声,只顾骂道:“混账东西!下流胚!”看他俯身向狗,我就猜出他要给狗调整一下脖套。我说话提高了嗓门儿,于是,他强忍着怒火,也不转身就回答我说:“它在那儿就是不动窝儿。”接着,他就硬拖着走,狗哀吟着,就被拉着四脚往前滑动。

恰巧这时,我的同楼层的第二位邻居进楼了。街区里传说他吃女人那碗饭。不过,若是有人问起他的职业,他就回答:“仓库管理员。”总体来说,不大有人喜欢他。但是,他经常跟我说话,有时还到我家来坐坐,只因我肯倾听,也觉得他讲的事情挺有趣。况且,也没有任何理由不理睬他。他名叫雷蒙·辛泰斯,个头儿相当矮小,肩膀很宽,鼻子塌下去。他的穿戴总是那么讲究。他提起萨拉马诺时,也对我这样说:“这还算不上不幸!”他问我那种样子,是不是让我很厌恶,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一同上楼,正要分手时,他对我说道:“我那儿有香肠、有葡萄酒,您愿意跟我一起吃点儿吗?……”我想到这样就省得我做饭了,于是接受了邀请。他也只有一个房间,外带没有窗户的厨房。他的床铺上方摆着一尊白色和粉红色仿大理石的天使雕像,挂着几幅体育冠军照片,以及两三张裸女画片。房间又脏又乱,床铺也没有整理。他先点着煤油灯,再从口袋里掏出一卷不干不净的纱布,将右手包扎起来。我问他怎么弄的,他说跟一个找他麻烦的家伙干了一架。

“您能理解,默尔索先生,”他对我说道,“并不是因为我凶狠,只是脾气太暴。那个家伙对我说:‘你若是个男子汉,就从电车上下去。’我对他说:‘好了,消停点儿吧。’他又对我说,我不是个男人。于是我下了车,对他说道:‘行了,见好就收吧,不然我就打你个鼻青脸肿。’他回我一句:‘你敢怎么着?’我一拳打过去,一下子就把他击倒了。我正要上前扶起他,他却从地上踹我几脚。于是我用膝盖一顶,扇了他两个大嘴巴,打得他满脸挂花,问他够不够。他回答说够了。”辛泰斯讲述的工夫,包扎他的手。我坐在床上。讲完了他对我说:“您瞧,不是我招惹他,而是他冒犯了我。”这我承认,的确如此。于是他郑重地对我说,他正想就此事向我请教,他看我是条汉子,见过世面,能帮上他的忙。事后他就成为我的哥们儿了。我什么也没说,他又问我是否愿意做他的哥们儿。我说做不做都一样,他便显得高兴起来。他拿出香肠,在炉子上煎好,然后摆上酒杯、盘子、刀叉,还拿上两瓶红葡萄酒。整个过程保持沉默。然后我们就座,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开始讲述他的事了,起初还颇为犹豫:“我认识一位女士……也可以说是我的情妇。”跟他打架的那个男人,就是那女人的兄弟。他对我说,那女人是他包养的。我没有应声,他就紧接着补充道,他了解这个街区的传言,但是他问心无愧。他就是仓库保管员。

“还是扯回我的事上来,”他对我说道,“我发现这里面有骗局。”他供给那女人足够的生活费用,他亲自给她付房钱,每天给二十法郎饭费。“房钱三百法郎,饭费六百法郎,时而还给她买双袜子,算下来就是一千法郎。而女士闲着不工作,总对我说抠得太死,我给她的钱不够花。然而,我对她说过:‘你为什么不干活,出去打半天工呢?那样的话,所有这些小花销,你就不用我来负担了。这个月我还给你买了一套衣服,每天我给你二十法郎,房费也给你付了,而你呢,下午请一帮女友喝咖啡,用咖啡和白糖招待她们。可我呢,照样给你钱。我对得起你,你却以怨报德。’她就是不工作,总说钱不够花,正因为如此,我才发觉这里面有假。”

于是,他告诉我,他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张彩票,女人无法向他解释是怎么买来的。过了不久,他又在女人那里发现一张当票,表明她当了两只手镯,而他从来不知道她还有两只镯子。“我算明白了,这里面有骗局。于是,我跟她分了手。不过,我先揍了她一顿,然后才戳穿她那套把戏。我对她说,她的全部愿望,就是享乐。您应当明白,默尔索先生,正如我对她说的:‘你看不到大家多么羡慕我提供给你的幸福。以后你就能明白你有过的幸福。’”

他一直把女人打得出了血。从前没有真打过她。“原先,我只是拍打拍打她,可以说手轻起轻落。她也叫喊两声。我就关上百叶窗。每次都是这样收场。现在这次,真下了狠手。而且我觉得,给她的惩罚还不够。”

于是,他向我解释,这是为这事儿,他需要有人给他出出主意。说着他停下来,调了调烧焦的灯芯。我一直听他讲述,喝下去将近一公升葡萄酒,只觉得太阳穴热乎乎的。我的烟抽完了,就抽雷蒙的香烟。最后几趟电车驶过去,带走的喧闹声远离了城郊。雷蒙还继续讲述,他烦恼的是,他对他那个姘头还有点儿感情。可是,他想要惩罚她。先是想到带她去一家旅馆,再叫来“风化警察”,制造一起丑闻,让她作为妓女在警察局登记入册。后来,他又找黑道上的几个朋友商议。他们没有想出什么好主意。雷蒙顺便还向我指出,参加黑道完全值得。他向黑道的朋友说了这件事,他们就建议给那女人的脸上“留个记号”。但是他不愿意那么干,还得考虑考虑。行动之前,他要向我讨教。而且,在向我讨主意之前,他想了解我如何看待这场风波。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想法,只觉得有趣。他又问我是否认为这其中有欺骗行为,照我看,的确有欺骗行为;至于我是否认为应该惩罚她,换了我会怎么做,我就对他说,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他要惩罚她,我可以理解。我又喝了点儿葡萄酒。他点着一根香烟,并向我透露他的打算。他想要给她写一封信,用话语“踢她几脚,同时说些事情引得她后悔”。这之后,等她回来,就跟她上床。“就在做完爱的时候”,他要朝她的脸啐上一口,将她赶出门去。我觉得用这种办法,确实让她受到了惩罚。可是,雷蒙对我说,他笔头不行,觉得写不了这样一封信,于是想到请我代笔。他见我一言不发,就问我当即草拟一封是不是有难处,我回答说没有。

这时,他喝完一杯酒,便站起身,一把推开餐盘和我们吃剩的少许冷香肠,再仔细擦干净餐桌上的漆布。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张方格纸、一个黄信封、一支红木杆的蘸水笔和一个方形紫墨水瓶。等他一告诉我那女人的姓名,我就明白她是摩尔人[3]。我动笔写信,写得有点儿随意,但是我也尽力让雷蒙满意,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信写出来,我高声念给他听。他边吸烟边听我念信,连连点头,还请求我再念一遍。他十分满意,对我说道:“我就知道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开始我还没有发觉,他跟我说话用“你”相称了。直到他明确向我表示:“现在,你是我真正的哥们儿了。”这才让我惊觉。这句话他又讲了一遍,我便应了一声:“是啊。”跟他做不做哥们儿,这对我无可无不可,而看他那神态,还真有这种渴望。他把信封上,我们把酒喝干。然后,我们抽了一会儿烟,没有再说什么。街上一片平静了,我们听见一辆驶过的汽车,轮子滑过路面的声音。我说道:“时候不早了。”雷蒙也是这样认为。他还注意到时间过得很快,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如此。我昏昏欲睡,却又懒得起身。我的样子一定显得很疲惫,雷蒙才对我说千万别灰心。乍一听我还没闹明白。他便向我解释道,他得知我妈妈死了,但是这种事早晚有一天要发生。这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

我站起身来,雷蒙跟我握手非常用力,还对我说了一句,男人之间,总能够心照不宣。我走出他的房间,随手把门带上,在漆黑的楼梯平台上停留片刻。楼房上下寂静无声,一股阴暗而潮湿的气息,从楼梯井深底飘上来。我只听见我的血液汩汩流淌,在我的耳鼓里嗡嗡作响。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从萨拉马诺老头的房间里,隐隐传出那条狗的哀鸣。

整个一周,我努力工作。雷蒙来过,告诉我信已寄出。我同埃马努埃尔去看了两场电影,而银幕上发生的事情,他并不能看得懂,就得让我给他解释。昨日星期六,玛丽按我们约定地来了。她身穿红白条纹的漂亮的连衣裙,脚穿一双皮凉鞋,我一见到她就对她产生强烈的欲望。可以猜得出她那坚挺的乳房,而她那张脸被太阳晒成了一朵花。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驶出阿尔及尔几公里,来到一处海滩,周围岩石环抱,岸边芦苇丛丛。午后四点钟的太阳不太灼热,而海水又很温暖,微微轻浪拖得很长,懒洋洋的。玛丽教我一种游戏。游的时候,迎着浪尖喝口水,将浪花飞沫全含在嘴里,再仰泳朝天喷出去,形成一条泡沫花带,消失在半空,或者如暖雨落在脸上。可是嬉戏一会儿之后,我的嘴就被苦咸的海水烧痛了。玛丽又同我会合,在水里紧贴着我,她的嘴也贴到我的嘴上,用舌头舔我嘴唇,给我清凉之感,我们就这样搂抱着,在水中翻滚了一阵子。

我们上了海滩,穿好衣服,玛丽眼睛发亮,注视着我。我拥抱吻了她。从这一刻起,我们就不再说话了。我紧紧搂着她,急忙赶上一辆公共汽车,回城到我家里,扑到床上。屋里的窗户大敞四开,让夏夜的气息擦着我们棕色的肌肤流动,这种感觉舒服极了。

今天早晨,玛丽留下来没走,我对她说共进午餐。我下楼去铺子买了肉,回来上楼时,听见雷蒙的房间有女人的说话声。过了一会儿,萨拉马诺老头又开始骂狗了,我们听到鞋底和爪子踏木楼梯的声响,接着是“混账东西,下流胚”的骂声,人和狗出门上街了。我给玛丽讲了老头子的故事,她听了咯咯大笑。我穿上我的一身睡衣,袖子挽了起来。看她那笑态,我又上来了欲望。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回答说这种问题毫无意义,但是我觉得不爱。看她那样子挺伤心的。不过,在做午饭时,她又无缘无故咯咯笑起来,引得我又上前拥抱吻她。正是这工夫,雷蒙的房间里爆发了争吵声。

先是听见女人的尖嗓门,接着雷蒙说道:“你冒犯了我,你冒犯了我。我要让你尝尝,冒犯我会有什么果子吃。”几下钝声的击打,女人号叫,而且叫得那么凄厉,立刻引来人,挤满了楼梯平台。玛丽和我也出去瞧了瞧。那女人仍在惨叫,雷蒙仍打个不停。玛丽对我说,这太可怕了,我没有应声。她要我去叫警察,我回答说我不喜欢警察。然而,还是来了一个警察,是由住在三楼的白铁匠带来的。警察敲门,屋里就一点动静也没有了。警察敲得更响,女人哭起来,雷蒙打开房门。他嘴上叼着一支香烟,一副虚头巴脑的样子。那女人冲出房门,向警察诉苦,说雷蒙打了她。“叫什么名字?”警察问她。雷蒙替她回答。“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嘴上的香烟拿掉。”警察说道。雷蒙不免犹豫,瞧了我一眼,又吸了一口烟。警察当即抡起手臂,扇了他一个大耳光,又狠又重,打个正着。香烟给扇出去几米远。雷蒙脸色大变,没有立时讲什么,继而,他以谦恭的声调问道,他可不可以拾起自己的烟头,警察说可以,随即又补充一句:“下次你就知道,警察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工夫,那女人一直在哭,反反复复说:“他打了我,他是个拉皮条的。”——“警察先生,”于是雷蒙问道,“说一个男人是拉皮条的,这从法律上讲得通吗?”然而警察却命令他“闭上他的嘴”。雷蒙于是转向那女人,对她说道:“等着瞧吧,小妞儿,总有再见面的时候。”警察又叫他闭嘴,并且说女的必须离开,而他得在家里等待警察局传讯。他还说,雷蒙浑身发抖,醉成那个样子,应该感到羞耻。雷蒙马上向他解释:“我没有醉,警察先生,只因为我在您面前才发抖,就是控制不住。”说罢,雷蒙关上房门,围观的人也都散去。玛丽和我终于做好了午饭。不过,她不饿,几乎全让我给吃掉了。她一点钟走了,我就睡了一个小觉。

将近三点钟,有人敲门,是雷蒙来了。我仍旧躺在床上,他就坐到我的床边。他坐了半晌,没有开口说话,我便问他是怎么闹出事儿了。他向我讲述,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不料那女人打了他一个耳光,于是他就揍了她一顿。后来的情况,我都当场看到了。我便对他说,我认为那女人现在已经受到了惩罚,他总该满意了。这也正是他的看法,他还指出,叫来警察也是白费劲,丝毫也不能减轻她挨打的疼痛。他还补充说,他十分了解警察,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紧接着又问我,是否期待他回敬那警察打的耳光。我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期待,况且我就不喜欢警察。看样子雷蒙非常满意。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出去。我下了床,开始拢头发。他对我说,我一定得为他做证。我表示怎么都行,只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依照雷蒙的意思,只要声明那女人冒犯了他就够了。我答应为他做证。

我们出了门,雷蒙请我喝了一杯白兰地。继而,他想要打一局台球,我差一点儿就赢了。然后,他又想去逛窑子。我说不去,不喜欢那种地方。于是,我们慢慢悠悠往回走。他对我说他太高兴了,总算惩罚了他的情妇。我觉得他对我非常热情,心想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远远我就望见,萨拉马诺老头站在楼门口,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等我们走近了,我才发现狗不在他身边。他四面张望,在原地打转儿,力图洞透黑魆魆的走廊,嘴里嘟嘟囔囔,说话断断续续,瞪圆了他那对小小的红眼睛,又开始搜索街道。雷蒙问他出了什么事儿了,他没有立即应声。我隐隐约约听见他咕哝着骂道:“混账东西,下流胚。”他还继续瞎折腾。我问他狗在哪儿呢。他呛了我一句,说狗跑掉了。接着,他又突然讲起来,滔滔不绝:“我还像往常那样,牵着狗去演习场。那里人很多,围着集市的木棚转悠。我停下来观看《越狱大王》,回头要走的时候,身边的狗不见了。不用说,我早就想给它买一副小一点儿的脖套。可是,我万万想不到,这个下流胚会悄悄溜走了。”

于是,雷蒙向他解释,狗可能迷了路,总还会跑回来的。他还列举一些事例,说狗能从几十公里之外找到自己的主人。老头子听不进这种劝说,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了。“其实,你们心里也明白,他们肯定要把狗抓走。若是有人收养就好了,但那是不可能的。它一身癞皮,谁见了都讨厌。警察会把它抓走的,准会是这样。”我就接口对他说,可以去招领处看看,花点儿钱就能领回来。他又问花钱多不多。这我可不知道。于是他就发起火来:“就为这个下流胚,还得花钱!哼!就让它死去吧!”接着他就又开骂了。雷蒙大笑着走进楼里。我紧随其后,到了我们这层平台便分了手。没过多大工夫,我听见老头子的脚步声,他来敲我的房门。我开了门,他一直站在门口,停了好一会儿才对我说道:“请您原谅,请您原谅。”我请他进屋,他又不肯,目光只好盯着自己的鞋尖,两只布满痂皮的手在颤抖。他没有面对我,向我询问:“您说说看,默尔索先生,他们不会从我手里把狗夺走吧。他们会还给我吧。不然的话,我可该怎么活呢?”我告诉他,招领处将失散的狗为主人保留三天,过期就由警察局自行处理了。他沉默不语,只是看着我,然后向我道了声“晚安”。他关上自家房门,我听见他在房中走来走去。他的床铺咯吱响了几下。一种细微而奇怪的声音从隔壁透出来,听得出他哭了,不知为什么我想到妈妈。可是,明天我还得早起,觉得不饿,不吃晚饭我就睡下了。

雷蒙的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来,说他的一个朋友(他曾向那位朋友提起过我)邀请我,去他在阿尔及尔附近的海滨木屋过个星期天。我回答说很想去,但是我已经有约在身,星期天陪女友度过。雷蒙当即表明,他的朋友也邀请我的女友,那位朋友的妻子会非常高兴,免得在一伙男人中间感到孤单了。

我本想马上挂了电话,只因我知道老板不喜欢有人从城里给我们打电话。怎奈雷蒙要我等一等,说他本可以到晚上再向我转达那位朋友的邀请,但是他另有事情要提前跟我说一声。这一整天都有一伙阿拉伯人跟踪他,其中就有他那原先情妇的兄弟。“今晚你回家时,如果瞧见他在我们楼附近转悠,就告诉我一声。”我说那好办。

过了一会儿,老板派人来叫我,当即我就烦了,心想他又要对我说少打电话,好好工作。根本不是那码事儿。他明确说,要跟我谈一项还很模糊的计划,只想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有意在巴黎设立办事处,就地处理业务,直接同各大公司打交道,因此他想了解我是否愿意去那里工作。如果去的话,我就能在巴黎生活,每年还有时间出差旅行。“您年纪轻轻,我觉得您应该喜欢那种生活。”我说是啊,不过从内心深处,这对我无所谓。于是他就问我,我对改变生活是不是不感兴趣。我就回答说,人永远也谈不上改变生活,不管怎么说,什么生活都半斤八两,我在这里的生活,一点儿也不让我反感。老板的脸色不悦,他说我总是答非所问,还说我胸无大志,这样做生意准砸锅。说完话,我又回去工作了。我实在不想拂他的意,但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改变自己的生活。仔细想想,我很快就憬悟了,这一切并无实际意义。

晚上,玛丽找我来,问我是否愿意同她结婚。我说这对我无所谓,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结婚。于是她想要知道我是否爱她。我已经回答过一次,还是那个话:这毫无意义,但是我肯定不爱她。“那为什么还要娶我?”她问道。我向她解释这无关紧要,如果她渴望结婚,我们就结婚好了。况且,是她提出要结婚,我仅仅说了声“行啊”。她便指出,结婚是一件人生大事。我反驳说:“不是。”她半晌没讲话,默默地注视我。继而,她又开口了,说她只想知道,如果换了另外一位女人,跟我有同样亲密的关系,也提出同样建议,我是否会接受。我说:“当然会接受了。”于是她心里琢磨起来,她是否爱我,而她怎么想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她再次沉默片刻,然后喃喃说道,我是个怪人,无疑正因为这一点,她才爱我,但是有朝一日,也许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又会让她讨厌了。看看我沉默无语,不再说什么,她就微微笑着挽住我的手臂,声称她愿意跟我结婚。我回应说,她什么时候愿意,我们就什么时候结婚。我又顺便提起老板的建议,玛丽就对我说,她真希望去见识见识巴黎。我就告诉她,我在巴黎生活了一段时间,她当即问我怎么样。我就对她说:“很脏,有许多鸽子、黑乎乎的院子。居民都是白皮肤。”

接着,我们就出去散步,沿着大街穿越城区。街上的女人很漂亮。我问玛丽注意到了没有。她说注意到了,也能够理解我。我们一时不再说话了。然而,我想让她留下来陪我,对她说我们可以去塞莱斯特饭馆一起吃晚饭。她倒很想去,但是有事儿。我们走到我的住所附近,我对她说再见。她瞧着我,问道:“你就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挺想知道,但是没有想到问她,这让她流露出责怪我的神情。她见我的样子颇为尴尬,又咯咯笑起来,整个身子一靠近,给我送上亲吻。

我到塞莱斯特饭馆吃晚饭,已经开始吃上了,我见进来一个怪怪的矮小女人,她问我可否坐在我这餐桌。她当然可以坐下。她那张小圆脸跟苹果似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她的动作急促而不连贯,脱下收腰上衣,一坐下就急匆匆翻看菜谱。她叫来塞莱斯特,立刻点了她所要的菜,声音既清亮又急促。她等冷盘的工夫,打开手提包,取出一小张纸和一支铅笔,饭钱先算好,接着从小钱包里如数拿出钱来,再加上小费,全摆到她面前。这时,冷盘给她端上来了,她三口并作两口,快速吞下去。趁着等下一道菜的工夫,她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支蓝铅笔、一本预报节目的周刊,十分仔细地阅读,几乎所有节目都一一做了记号。周刊有十来页,她用餐的全过程,一直细心地做这件事。我已经吃完饭了,她仍旧在认真地做记号。最后她站起身,动作还是那样机械而准确,又穿上收腰上衣走了。我无事可干,也离开饭馆,在她身后跟了一阵。她走在人行道的边缘,步子极快而又极其平稳,头也不回,径直往前赶路。我终于失去她的目标,又原路走回来,心想她那个人真怪,但是很快就把她置于脑后了。

我走到家门口,碰见萨拉马诺老头。我请他进屋,从他的口中得知他的狗丢失了,因为不在招领处。那里的职员对他说,狗也许被车给轧死了。当时他还问,挨个警察分局去找,是否能打听到,人家回答说,这种事儿天天发生,不会记录在案。我就对萨拉马诺老头说,何不再养一条狗,但是他提醒我注意,这条狗他已经带习惯了,他这么讲也在理。

我就蹲在床铺上,萨拉马诺则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他面对着我,两只手抚着双膝,头上还戴着那顶旧毡帽,发黄的小胡子下面的口中,咕哝出不成语句的话。我听着有点儿烦了,但我无事可干,还一点儿不困。我就找话说,问他狗的事儿。他对我说,妻子死了之后,他就养起这条狗。他结婚相当晚,年轻时一心想搞戏剧:他在部队上,总参加军队歌舞团的演出。最终,他进了铁路部门,而且并不后悔,现在他拿一小笔退休金。他跟妻子一起生活并不幸福,但总体来说,跟她过日子也很习惯了。妻子一死,他感到非常孤单,于是跟同车间的伙伴要了一条狗。当时还是一条小狗崽儿,要用奶瓶喂食。由于狗比人的寿命短,它就跟主人一起老了。萨拉马诺对我说:“这条狗脾气很坏,他和狗时常吵起来。不过,它还算一条好狗。”我说它是一条良种犬,萨拉马诺听了面露喜色。“而且,你还未见过它患病之前的样子呢,”他补充道,“那时,它的皮毛漂亮极了。”自从这条狗患上了皮肤病,每天早晚两次,萨拉马诺都给它涂药膏。可是据他说,狗的真正疾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无药可医的。

这时,我打了个呵欠,老头子就说他要撤了。我对他说可以再待一会儿,反正他的狗出了事,闹得我的心里也挺难受的。他向我表示感谢。他还对我说,我妈妈就很喜爱他的狗。提到妈妈时,他称为“您那可怜的母亲”。他推测妈妈死后,我一定非常痛苦,我没有应声。于是他有点尴尬,话说得很快,告诉我本街区的人,对我把妈妈送进养老院看法很不好,但是他了解我,知道我很爱妈妈。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会那样回答,说我此前根本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别人对我看法那么坏,而我认为送养老院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我雇不起人照顾妈妈。我还补充道:“况且,她早就跟我没什么话可说了,独身一人整天很烦闷。”“对呀,”萨拉马诺接口说,“到了养老院,至少还能找到些伴儿。”然后,他起身告辞,想要回去睡觉。现在,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动,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自从我认识他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把手伸给我,动作畏畏缩缩,我感到了他手上的痂皮。他挤出点儿微笑,临走还对我说道:“但愿今天夜晚,狗都别叫唤,我听见总以为那是我的狗。”

星期天,我怎么也睡不醒,还得玛丽叫我,摇醒我。我们没有吃饭,就是想赶早去游泳。我感到脑子一片空白,头也有点儿疼,连抽支香烟都觉得味儿苦。玛丽还笑话我,说我是“一副吊丧的嘴脸”。她身穿一件白布连衣裙,头发披散开。我就对她说,她真漂亮,她欢喜得咯咯笑起来。

临下楼时,我们过去敲了敲雷蒙的房门。他应声说马上下去。来到街上,我由于疲惫,也因为我们睡觉没有打开百叶窗,一到已经充满阳光的户外,强光袭来,如同打了我一记耳光。玛丽高兴得欢跳起来,不住嘴地说天气真好。我感觉好受了一些,这才发觉是肚子饿了的缘故。这话我跟玛丽说了,她就指给我看她的漆布提包,她在里面装了我俩的游泳衣和一条浴巾。我只好等待了,我们听见雷蒙关门的声响。他穿了一条蓝裤子、一件短袖白衬衫;不过,他戴的那顶扁平狭边草帽,引得玛丽笑起来。他的两条小臂肌肤很白,布满了浓黑的汗毛,我见了有点儿厌恶。他下楼时还吹着口哨,那神情很高兴。他对我说“你好,老弟”,称呼玛丽为“小姐”。

昨天,我们去了警察局,我做证说那女人“冒犯”了雷蒙。雷蒙只受了一次警告,就算完事了。警察没有进一步核实我的证词。在楼门口,我们跟雷蒙谈起了这件事,紧接着我们决定去乘公共汽车。海滩不算太远,但是乘车去更快些。雷蒙认为我们早早到达他那位朋友会很高兴。我们刚要走,雷蒙却突然打了个手势,让我瞧马路对面。我看见一伙阿拉伯人背靠着烟铺的橱窗,站在那里默默注视我们,不过是以他们特有的方式,不多不少就当我们是石头或枯树。雷蒙告诉我,从左数第二个人就是那家伙,他随即面露忧郁的神色,但他又补充一句:这件麻烦事,按说已经了结了。玛丽听不大明白,就问我们是怎么回事儿。我告诉她,那伙阿拉伯人恨雷蒙。她就要我们赶紧离开。雷蒙挺了挺胸,笑着说是该快点儿走了。

离车站还挺远,我们走过去。雷蒙告诉我,那伙阿拉伯人没有跟上来。我回头望了望,他们果然原地未动,仍然若无其事地看着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我们上了公共汽车。看来雷蒙完全放松了,他不断地跟玛丽开玩笑。我能觉得出来,他喜欢玛丽,而玛丽却不怎么搭理他,只是不时地笑着瞧他一眼。

我们在阿尔及尔郊区下车,离海滩不远了,但是必须爬过一小块俯临大海、斜坡倾向海滩的高地。高地由已经蓝得晃眼的天空衬托,布满发黄的石头,开满雪白的阿福花。玛丽兴致勃勃,抡起漆布提包,扫得花瓣纷纷飘落。我们走在一排排别墅之间,两侧的栏杆漆成绿色或白色,有几幢连同阳台隐没在柳丛中,另一些则裸露在乱石中间。还未走到高地边缘,就已经望见波平浪静的大海了,还能望见远处躺在清澈水中打瞌睡的一个巨大岬角。在静谧的空气中,一阵轻微的马达声一直传到我们耳畔。眺望波光粼粼的远海,只见一艘小小的拖网渔船,缓慢得难以觉察是在行驶。玛丽采撷几朵鸢尾花。我们下坡走向海边,看到已经有几个人下海游泳了。

雷蒙的朋友所住的小木屋坐落在海滩的尽头。木屋背靠石崖,屋前打的支撑木桩已经浸在海水中了。雷蒙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朋友。那人名叫马松,长得身材魁伟,膀阔腰圆。他妻子个头儿却很矮,身子圆滚滚的,那样子和蔼可亲,说话带巴黎口音。马松立刻让我们随便些,说他这天早晨钓了一些鱼,已经过油炸好了。我对他说,觉得他的房子漂亮极了。他告诉我,每逢星期六、星期天,以及所有节假日,他都来这里度过。他还补充了一句:“你们同我妻子会合得来的。”果不其然,他妻子已经同玛丽有说有笑了。这时,我还真萌生了要结婚的念头,这也许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

马松要下水了,但是他妻子和雷蒙还不想跟来。我们三人走下海滩,玛丽立刻扑进水里。马松和我,我们又略等了一会儿。他讲话慢吞吞的,我发现他有句口头禅,无论说什么,总要补上一句“我甚至还要说”,即使他补充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例如关于玛丽,他对我说:“她可真出众,我甚至还要说,非常迷人。”过了一阵儿,我就不再注意他这句口头禅了,只顾感受晒着阳光有多么舒服。沙子开始烫脚了。我又忍耐一会儿下水的渴望,终于对马松说:“下水好吗?”我一猛子扎进水中。他一点点往水里走,直到站立不稳才扑进去。他游蛙泳,技术相当差,我只好丢下他,去同玛丽会合。海水清凉,我游得很开心。我和玛丽越游越远,我们动作协调一致,共享畅游的乐趣。

游到宽阔的海面,我们便仰浮在水上,我面向天空,而阳光拨开在我嘴边流动的最后几片水帘。我们望见马松回到海滩,躺着晒太阳了。远远望去,真是个庞然大物。玛丽想和我连体游泳。我就到她身后,抱住她的腰,她甩动手臂奋力往前游,而我则协助用双脚击水。轻轻的击水声,伴随我们一上午,直到我觉得累了。于是,我放开玛丽,往回游去,恢复正常姿势,呼吸也就顺畅了。上了海滩,我俯卧在马松的身边,脸埋在沙中。我对他说“真舒服”,他也有同感。不大工夫,玛丽也来了。我侧过身去,注视她走过来。她浑身黏附着海水,长发抛在身后。她靠着我并排躺下,而我,笼罩在她的身体和太阳这两种热气中,幽幽睡了一会儿。

玛丽摇醒我。说马松回屋了,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立刻站起身,只因我确实饿了;可是,玛丽却对我说,从早上起到现在,我还没有拥抱亲吻她呢。的确如此,其实我一直想吻她。“来吧,下水。”她对我说道。我们跑过去,扑进刚涌来的细浪中,蛙泳了几下,她就贴到我身上。我感到她的两条腿缠住了我的腿,当即对她产生了欲望。

我们赶回来的时候,马松已经喊我们了。我说我饿极了,他就立刻向他妻子表明,他喜欢我这样。面包很好吃。我狼吞虎咽,吃掉我那份炸鱼。接下来还有肉和炸土豆条。吃饭时大家谁也没有说话。马松频频喝葡萄酒,还不断地给我斟。到了喝咖啡的时候,我的头有点儿昏沉,就一连抽了好几支烟。马松、雷蒙和我,我们打算共同出钱,八月份就在海滩一起度过。玛丽突然对我们说道:“你们知道现在几点钟了吗?十一点半。”我们所有人都感到诧异,不过马松却说,饭吃得很早,这也很自然,肚子饿了,就是吃饭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话引得玛丽笑起来。现在想来,她那是酒有点儿喝多了。马松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海滩散步:“午饭后,我妻子总要睡一觉。我呢,不喜欢睡午觉。我得出去走走。我总跟她说,饭后活动活动有益于健康。不过,这毕竟是她的权利。”玛丽明确表示要留下,帮助马松太太收拾餐具。矮个儿巴黎女人便说,照这样,就必须把男人赶出去。于是,我们三个男人就都出来了。

烈日当空,几乎直射沙滩,海面上强烈的反光十分晃眼。海滩上空无一人了。从布列在俯临大海的高地周边一间间木屋里,传出一阵阵杯盘刀叉的声响。从地面熏蒸而起的石头热气,逼得人呼吸困难。开头,雷蒙和马松聊些人和事,都是我不了解的,从而我明白,他们俩相识已久,甚至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们朝海走去,沿着水边散步。有时,一道细浪冲得远些,打湿了我们的布鞋。我什么也不考虑,只因我光着脑袋,让太阳晒得昏昏欲睡。

这时,雷蒙对马松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不过,与此同时,我看见在海滩的另一头,离我们很远,有两个身穿司炉蓝工装服的阿拉伯人,朝我们方向走来。我瞧了瞧雷蒙,他就对我说:“正是他。”我们继续散步。马松问他们怎么一直跟踪到这儿来了。我想他们一定是看见我们拎着海滩用品提包上了车,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

那两个阿拉伯人缓步往前走,离我们已经相当近了。我们没有改变步伐,但是雷蒙交代我们:“万一动起手来,你,马松,你去对付第二个家伙。我呢,就收拾我那个对头。你呢,默尔索,如果再来一个,就交给你了。”我说:“好吧。”马松两手插进裤兜里。沙子灼热,现在我就觉得跟烧红了似的。我们步伐沉稳,走向阿拉伯人。我们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等双方只差几步远了,阿拉伯人停下脚步。马松和我,脚步也放慢了。雷蒙径直走向他的对头。我听不清楚他对那人说了什么,那人抬手照雷蒙的头要给一拳,雷蒙却抢先下手,并且立即招呼马松。马松冲向指定给他的那个人,使足了劲儿,两个重拳打出去,那个阿拉伯人便倒在水中,脸朝下待了几秒钟,冒到水面的气泡在他脑袋周围破灭。这工夫,雷蒙也大打出手,打得对手满脸出血。雷蒙回身对我说了一句:“瞧着他会拿出什么家伙。”我冲他喊道:“当心,他拿了把刀!”还未等雷蒙有所反应,他的胳臂就给划开了,嘴巴也给划破了。

马松一个箭步冲上去,不料另一个阿拉伯人已经爬起来,躲到手持凶器的人身后。我们不敢动弹。他们慢慢后撤,眼睛始终盯住我们,用刀威慑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看看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便转身飞快逃掉;而我们仍然定在太阳地儿上,雷蒙紧紧握住还在滴血的手臂。

马松立刻说道,正巧有一位大夫,每星期天都来这里度过,就住在高地上。雷蒙想马上去见大夫,可是他开口说话,伤口就流血,弄得满嘴血沫。我们搀扶着他,先尽快回到木屋。到了屋里,雷蒙说他的伤口很浅,能够去看大夫。马松陪他去了,我留下来向两位女士解释所发生的事情。马松太太流下眼泪,玛丽也脸色煞白。向她们解释这事,我也挺烦的,结果干脆沉默不语,望着大海抽烟。

约莫一点半钟,雷蒙同马松回来了,他手臂包扎了绷带,嘴角贴上橡皮膏。大夫告诉他轻伤没什么,但是雷蒙脸色很难看。马松还试图逗他乐,可他就是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他说下去到海滩走走,我问他去哪儿,他回答说只想出去透透气。马松和我都表示要陪他出去。他一听就火了,不干不净地骂了我们。马松直言千万别违拗他。然而,我还是跟着他出去了。

我们在海滩上走了很久。现在烈日炎炎,照在沙滩和海面上,碎成无数闪亮的金块。我感觉雷蒙知道他要去哪儿,不过,这恐怕是错误的印象。一直走到海滩尽头,绕过一大块岩石,终于来到岩石后面在沙地流淌的一小股泉水。我们就在那儿找见了那两个阿拉伯人。他们穿着油污斑斑的司炉蓝工装服,躺在地上,那神态完全平静下来了,甚至带几分喜色。我们的出现,丝毫没有改变那种局面。用刀伤了雷蒙的那个家伙一声不吭,眼睛盯住雷蒙。另一个家伙则用眼角余光瞟着我们,同时不停地吹着一个小芦苇哨子,反反复复只发三个音。

这段时间自始至终,只有阳光和这种寂静,以及泉水淙淙和芦苇哨子的三个音。继而,雷蒙伸手插进放手枪的兜里,但对方还是一动不动,他们一直四目对视。我注意到吹芦苇哨子的那个小子脚趾劈得特别开。这时,雷蒙目光没有离开对方,问了我一句:“我撂了他吗?”我心里合计,我若是说不,他反而不听那一套,一发火准会开枪。我只是对他说:“他连话还没对你说,这样就开枪,会显得有点儿卑劣。”在这寂静和炎热的中心,还能听见淙淙的水声和芦苇的哨音。“那好,我就辱骂他,等他一回嘴,我就把他撂倒。”我回答说:“就要这样。不过,他要是不拔出刀来,你也不能开枪。”雷蒙开始有点儿恼火了。另一个小子一直吹芦苇哨,两个人都注意观察雷蒙的一举一动。“不行,”我对雷蒙说道,“你还是得跟他单挑,把你的手枪给我。如果另一个上手,或者这个拔出刀来,我就把他一枪撂倒。”

雷蒙把手枪给我的时候,阳光在枪上晃了一下。然而,双方仍然待在原地不动,就仿佛我们周围的一切封闭起来了似的。我们相互对视,谁也不肯垂下眼睛,这里一切全停顿下来,停在大海、沙滩和阳光之间,停在芦苇哨和泉水的双重寂静之间。此刻我想到,可以开枪,也可以不开枪。这时,两个阿拉伯人猛然往后退,一下子溜到大岩石后面去了。于是,雷蒙和我原路返回。他的情绪显得好些了,还提起回城的公共汽车。

我陪伴他一直走到木屋,在他上木阶梯时,我却停在最下面的台阶上,脑袋让太阳晒得嗡嗡作响,看着眼前要吃力登上的木阶梯,上去还要吃力应付两位女士,就不免气馁了。可是酷热难耐,刺眼的阳光雨注一般从天而降,站在原地不动同样难受。待在原地还是走开,反正是一码事儿。迟疑片刻,我又掉头走向海滩。

海滩也是红彤彤的,阳光耀眼。大海气喘吁吁,呼吸急促,细浪爬上沙滩。我缓步走向岩石,顶着太阳,只觉得脑门儿发胀。全部暑热都扑向我,阻止我往前走。每次感到热风扑面而来,我就咬紧牙关,握紧插在裤兜里的拳头,我全身绷紧,以便战胜太阳,战胜太阳倾注给我的这种参不透的醉意。从沙砾上,从变白的贝壳上,从碎玻璃上,每投出一把光剑来,我的牙关都不由得紧咬一下。我就这样走了许久。

我远远望见岩石下有一小片幽暗之地,周围由阳光和海上尘雾所形成的耀眼光晕笼罩。我想到岩石后面清凉的泉水,渴望再次聆听淙淙的流水,渴望逃避太阳,逃避费神以及女人的哭泣,渴望再次找到阴凉与休息。可是,我走近时却看到雷蒙的对头又回来了。

他独自一人,双手放在脖颈儿下面,躺在那里休息,额头置于岩石的阴影里,而全身晒着太阳。他那身司炉蓝工装服冒着热气。我颇感意外。对我而言,这件麻烦事已经了结,我连想也没有想就来到这里。

他一看见我,就微微欠起身,手插进兜里。而我呢,放在外衣口袋里的手,也自然而然握紧雷蒙的手枪。这时,他又仰身倒下,但是手没有从兜里抽出来。我离他比较远,约有十来米。我不时猜测他半眯缝着的眼神。不过,他那副形象,更经常在我眼前火焰空气中舞动。海浪的声音,比起中午来,更加懒散,更加平稳了。在这里依旧延伸的沙滩上,太阳依旧,光焰依旧。白昼已经有两个小时不再进展,两个小时抛了锚,固定在一片沸腾着的金属海洋中。远远驶过一艘小轮船,我是从我的视觉余光的小黑点推测的,因为我正眼一直紧盯着那个阿拉伯人。

我心中暗想,只要我掉过头去,就万事大吉了。然而,一整片在烈日下颤动的海滩,从我身后涌来。我朝泉水走了几步。那个阿拉伯人没有动弹。不管怎么说,相距还挺远。我感到汗滴聚在我的眉眼上。还是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还像那天一样,我的额头特别难受,肌肤下的脉管都一齐跳动。正是由于我忍耐不了的灼热,我又朝前动了动,我知道这种动作很愚蠢,挪动一步也躲避不了太阳。然而,我就是跨进一步,仅仅一步。这回,那个阿拉伯人虽未起身,却抽出了刀,在阳光中对我晃了晃。钢刀反射的阳光,犹如闪亮的长刃刺中我的脑门儿。与此同时,聚在眉头的汗水一下子流到眼皮上,形成一道厚厚而温暖的水帘,遮住了我的双眼。在这道泪水和盐的帘幕后面,我的眼睛完全花了,只觉得太阳好似铙钹一般扣到我的头顶,那把刀射出的闪光利刃,影影绰绰,一直在我面前晃动。这把灼热的利剑损坏我的睫毛,刺入我的疼痛的双眼。恰巧这时,天地万物都摇晃起来。海洋呼出一股厚重而滚烫的气息。天穹也好像整个儿裂开,降落下来天火。我的周身绷紧了,手紧紧抓住那把枪。不觉扳机扣动了,我触碰到了枪柄上光滑的扳机圆洞,正是触碰那儿,在震耳欲聋的一声脆响声中,一切都开始了。我一下子抖掉汗水和阳光。我明白自己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了,打破了海滩异乎寻常的寂静,打破了我曾觉得幸福的平衡和寂静。接着,我对着那不动的躯体又连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而没有穿出来。这正如我在厄运之门上急促地敲了四下。